有关卞仲耘的一些事情

卞仲耘（1916年－1966年8月5日），女，安徽省无为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長。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的女学生们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生平

据卞仲耘生前所写的一份自传，她父亲出生贫寒，先在钱庄做学徒，而後自己开了间小型钱庄，后来又当上了该县商会会长。1937年，21岁的卞仲耘高中毕业时未能考上大学，当了3个月的小学教师，一边补习中、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她随芜湖女子中学迁移长沙。倾向进步的卞仲耘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请求，当场填写了表格，她很快来到了武汉投身抗日宣传，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热忱给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党组织将她作为培养对象， 经历武汉会战后，卞仲耘所在战地服务团进入国民党第31师进行宣传，逐渐转至大别山区。战地服务团中有许多中共党员，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卞仲耘。

进入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1941年，她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長。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1966年夏，被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学生）打死時，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遇害经过

背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学讀书。毛泽东的兩個女兒李敏、李讷革前都從這所中学毕业；文革開始時，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兒邓榕正在該校就读。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

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國第一張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除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报，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署名的學生为“刘进、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取代了原校領導，开始掌管学校。6月6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成立，教师代表二人：李松文（数学老师）、陈大文（生物老师），学生代表五人：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高三学生）任主席，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記宋任穷之女，高三学生）、耿丽兰（高三学生）、尹斐（高二学生）任副主席等。此后，师大女附中形成了工作组－革命师生代表会－各班核心小组三级领导体制。

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对象。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駡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卞仲耘的“罪状”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第一條“罪狀”是參與彭真领导下的前中共北京市委 “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由這麼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讓一個中學副校長知道。在当时，沒有人敢質疑，没有人能辯解。

第二条“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爲學生的安全，學校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裏挂的毛主席像帶出來，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許多，例如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义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繫、低級趣味等等。

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的大字报写道：

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死亡“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皆參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受难

不久，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批评，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红卫兵組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的人员一时成了“保守派”。由于最高领导机构工作组的消失，校内秩序发生混乱。

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一些学生發起了“斗黑帮”行動，其他學生紛紛湧來。因是學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学生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穢物。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学生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

當時丈夫王晶垚買了一部相機，為她拍攝血跡斑斑的遺照。30多年后，王晶垚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

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当时还有所顾忌——半月后，暴力猛然膨胀，打死人不但不须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的本钱。

王晶垚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了卞仲耘的死亡证明书上，但在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王晶垚最终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当时也是该校女学生的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更在電視清淡節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親在文革受到的對待而鳴冤。据王晶垚接受澳大利亚ＳＢＳ电视台记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参与行兇。有两个敢于作证的目击者，女附中退休教师林莽（陈洪涛）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师在案发当天用左手给王晶垚先生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证明卞校长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难40周年之际，林莽先生挺身而出，在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详述卞氏遇难过程，虽然没有指出具体人名，但描绘了一个个红卫兵的行为，比如，“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 还有那个红卫兵命令卞仲耘干什么，命令他干什么，哪个红卫兵对卞仲耘施加了哪种暴行，等等。林莽先生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据其生前挚友透露，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

讨还公道

1971年，林彪死後，文革領導人開始緩和對被整的幹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1976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平反過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爲她“昭雪”。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裏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

同时，王晶垚也開始設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并控告一個曾因私怨而在鬥爭卞仲耘大會上製造僞證的校外人員袁淑娥（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师大女附中英语教师丁某的前妻），后者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声称卞仲耘和其前夫有男女關係問題，还在卞仲耘生前带领师大女附中学生上卞仲耘家贴大字报。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理由是“追訴時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应予维持”。

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後，面對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王晶垚的申冤之路似乎已經走到了头。

立像

2009年，一些原师大女附中学生为其建造了一座铜像，原拟题写“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后因前红卫兵们反对，最后只写上“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201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举行了铜像揭幕仪式。

邓楠邓榕和国安恐吓

据姚监复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邓小平女儿邓楠、邓榕找到王晶垚家，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几十年后安全部门亦正式通知胡杰，影片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