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两件事谈话”真伪考

【公孙明按：毛主席闲谈中的确说过自己一生中办过两件事：打到蒋介石建立人民共和国跟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此两件事，毛主席是正面地看待自己的。

但一生倒毛的周恩来手下大将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正式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引用的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吴德、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传抄）），则包藏祸心，是在毛主席说过的这两件事的基础上造假，移花接木，以假乱真，目的是：一以正当化76年十月的那场所谓“粉碎四人帮“的非法政变，二是以此来丑化毛主席。

叶剑英的谈话的内容是伙同后来为了保存自己而叛变的王海容及唐闻生共同编造的。下边项观奇这篇““毛主席关于两件事谈话”真伪考”，采用了第一手资料，有比较可信和说服力的描述，是不可多得之作】

项观奇

到底有没有最早由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正式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引用的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不是一件小事。道理再简单不过，这至少一是涉及毛主席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二是由此还涉及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问题，这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有责任，趁现在还具备一定的条件，把这个问题尽快搞清楚。

本来，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很久以来，这个所谓的“谈话”所涉及的听者都还健在，如果党中央关心此事，派人向他们做一个调查，是很容易搞清楚的。但是，中央领导始终没有这样做，特别是那几位懂得应该怎样做的秀才们也没有这样做。这让人不可思议，这至少反映了他们对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思想的态度。

当年为一个到底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就可以列为“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罪行”。现在，涉及这样重要的毛主席的“谈话”，竟然不去落实清楚，留给我们一个不算小的难题，这究竟为什么，值得人们深思。

我是一直很关心这件事的，一直在为核实有无此谈话作努力。最近，毛远新同志在电话中很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我就此事向他所做的咨询，打开了我的思路，我再次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考证，重新回顾了以往大家对此问题所做的有益探索，终于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

简单说就是，毛主席认为自己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的想法是有的，并且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给身边的不同同志讲过。但是，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所正式传出、而且在1976年已经流传过的所谓的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那个特定“谈话”是编造的。

我过去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局限，主要就是没有将这二者区分开来。

一

毛主席有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的想法是不难理解的，也是讲得通的，证据也是可靠的。

最可靠的证据是《毛泽东传（1949—1976）》所引用的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谈话。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他（指毛主席）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作的两件大事之一。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

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到：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访问吴旭君谈话纪录，2002年1月18日。）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

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的后记所写，《毛泽东传（1949—1976）》的这一部份的主编和通稿人是金冲及教授。金冲及教授是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授业老师。毕业后的几十年间，不断受教于金冲及老师。我为此事，在2013年2月3日，专门咨询过金冲及老师，并立即做了纪录。纪录如下：

今天给金冲及老师拜年，除向老师问候，谈点家常外，也向老师汇报了最近关于毛主席是否有“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的讨论。我告诉老师，讨论是李海文的文章引起的，也告诉老师，我把我在1976年得到的这个谈话的传抄稿放在了网上，也向老师说明，我这个版本和叶剑英的版本有个别字句的区别。等等。

老师告我，他和李海文很熟。对于此事，老师的意见，有这样几点；1、老师认为毛主席的这个想法、讲法肯定会有。老师并两次强调这一点。2、老师强调他是亲耳分别听吴旭君、张玉凤讲过毛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的。而且，这两个人是分别听毛主席讲的。只是准确的时间，哪个月，哪一天，记不清楚了。3、老师认为，这两个人是毛主席身边的近人，正因为这样，毛主席才有可能对他们讲这样的话，而且可靠。4、老师认为虽说吴、张没有纪录，但是，是可靠的。不能说没有纪录就都是不可靠的。例如，毛主席76年的重要指示，毛远新有纪录；和邓小平接见外宾后的谈话有纪录，这些都是很可靠的。毛主席和身边近人的谈话，自然一般不会纪录，但是，不能说就不可靠。这要具体分析。就这个“两件事”的谈话而言，是可靠的。老师最后再次表示，我一点也不怀疑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我相信是真的。

项观奇 2013年2月3日13时37分 。 电话后立即整理。

《毛泽东传（1949—1976）》有关主席晚年这一部分是金冲及老师主编的。“两件事”的说法在这一部分之中。金老师说他丝毫也不怀疑毛主席有“一生办了两件事”这个说法，是认真的、严肃的、有道理的。吴、张二位同志是忠诚的共产党人，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会随意编造主席的讲话，其回忆完全可信。特别是吴旭君的回忆，有和毛主席的对话，自然也印象深刻，向主席提的问题，更是合情合理，因而更具可信性。

还有一点，现在看来也很重要，就是谈话的时间。二人不约而同地都回忆在1972年或1973年，而不是1976年，这一点也很重要。联系当时内政外交的诸多政治背景，都涉及对主席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这不能不引发毛主席对自己一生评价的思考，提出“做了两件事”的思想， 是很自然的，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感而发的。

主席不止一次对自己的一生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有所评价，对身边的警卫员也说过有写一本自传的愿望，现在对吴、张有“两件事”的说法，亦很自然。

《毛泽东传（1949—1976）》的另一位主编，也是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同志，也有类似的看法。我曾于2015年5月23日中国时间16点（德国时间10点，夏时制）从德国打电话给逄先知同志询问此事，并立即对电话内容作了纪录。纪录如下：

“电话中，我向逄先知同志询问关于毛主席是否有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逄先知同志立即回答说，毛主席肯定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说法。他说，我们访问过汪东兴、吴旭君、张玉凤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都说听毛主席说过他一生办了两件事这个话。原话不好回忆，但是这个意思是明确的。”

此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海文研究员在2013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书中也曾提到：“据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多次向他讲过这个话，不知确否，尚待进一步求证、研究。”

这些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异口同声都说毛主席有两件事的说法，我想，只能做一种解释，毛主席是有这个想法、说法的，而且是一个成熟的想法、说法。

考证有没有两件事的想法、说法，还要看这个说法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思想。这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对毛泽东主义究竟应该怎样认识。

我个人认为，这个“两件事”的说法是符合主席的想法的。前一件事，无疑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一件事，无疑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毛主席一生主要就是领导了这两个历史阶段的革命，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说话，从来不讲套话、官话，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但又寓意深刻，高屋见瓴。“两件事”的说法正是这样的话语。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毛主席为什么特别提出文化大革命，以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所做的第二件事呢，毛主席不是在建国后还有许多创造吗？这样说，真的会是毛主席的想法吗？

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也是这次革命失败40周年的今天，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毛泽东传（1949—1976）》说毛主席“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作的两件大事之一”。是的。毛主席自己是在1968年10月说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而且，也是在1968年3月，还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但是，毛主席是不是仅仅从这个中国发生的具体问题的角度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所作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呢？我觉得还值得研究。

我个人认为，毛主席的这一说法还有更深刻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涉及毛主席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涉及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内容，具体说就是涉及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实际，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有可能会出修正主义，共产党有可能会变成修正主义党，社会主义有可能会变成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下的官僚专制垄断特权资本主义社会。从国际上看，苏东在走资派主导下，已经变修；从国内看，在党内也出现了走资派，也发生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也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无疑，这些，自然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据，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在更深刻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上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此看问题。

这实际是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是要改造所有制，建立公有制，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有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就是这一切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当今这个历史时代在全世界范围里必然存在的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不仅是中国的，不仅是苏东的，是全世界的，而且是尖锐的、严峻的。

这个历史课题需要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毛主席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这从他老人家1965年前后对党内领导人、兄弟党领导人反复谈论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亲自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也是想通过“这次认真的演习”，回答这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完整提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更是想从理论上科学回答这个问题。

毛主席基本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或称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是毛主席一生的两大伟大贡献。这两个伟大贡献，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____毛泽东主义的阶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问题，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一生所作的第二件事，是准确的，既是符合实际的，也是符合主席的想法的。

我曾在《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中，表达过我的这个意见。

“这不是一件小事。毛主席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重要。更况，一旦涉及到，到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主义），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包括文革演习）到底该怎么看，毛主席是一个贡献，还是两个贡献，这个问题，就更严肃、更大了。自毛主席去世后，我们和邓小平修正主义斗了这几十年，中心问题，焦点问题，要害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第二件事。

从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看，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文革____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演习____在他一生中的地位的。这是有道理的。毛主席身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对他总结、发现的这个理论有一种迫切感、使命感、责任感。面对1966年、1967年全国掀起的波澜状阔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要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在当时不止一次对中央文革的笔杆子们说，要写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文章，甚至说，“我写了民主主义论，你们要写文化大革命论”，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我作为一个认真的文革的经历者，在当时就对主席的这个想法，有强烈的认同感，并跟着主席的思想走，直到1975年写出《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我们应该看到，主席不无道理地甚至把他做的第二件事看得比第一件事还重要。因为这是全新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毛主席虽然自己没有写大块文章，但是，思想都是他出的，他一直走在最前面。从1967年叫中央文革写文章，到1975年公布“理论指示”，到1976年以中央文件名义下达“重要指示”，都是围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主题进行的理论探讨。只要了解这个历史过程，了解主席思想的这个发展过程，有那个谈话，是很自然的。

就算没有这个谈话，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也假不了。我的老师金冲及同志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大家，我曾亲口问过他关于此书的写作，他说，此书的最大的价值就是留下了一批大家一般不知道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老师说得对。例如，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资料就是非常宝贵的，是主席思想的最直接的佐证。

可以证明毛主席对文革理论重视的还有更多旁证。例如，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就证明，1967年毛主席曾对戚本禹同志说过，“我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要你们写了”。为了证实确有此事，我于2010年6月10日打电话给戚本禹同志，核实此事，戚本禹同志的原话是：“毛主席当然有这个话了。而且不只一次对我们说， 你们要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文化大革命论，继续革命论，是不只一次说过的”。为了再次落实此事，2010年11月8日我又去上海拜会了戚本禹同志，并带夏成德同志陪同作证。戚本禹同志再次证实了毛主席确有这个说法，是不止一次说过的。

近日，我在《红旗网》上又看到张春桥同志1967年3月4日（据我核对可能是2月24日，上网可查到。）在上海的讲话，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我已核对，是的），这是一次电视转播的讲话。我亲耳听过。据《红旗网》提供的片段，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最近，毛主席又要中央文革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就和吴法宪、戚本禹同志的回忆统一起来了，而且是当时的文字纪录，绝对可靠。

可见，毛主席对文革、文革理论的重视是一贯的。毛主席很明白文革演习、特别是文革原则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因此，有所谓“两件事”的说法，就是很自然的，完全是主席的思想。”

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个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心和主席是相通的。

二

既然毛主席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那么，叶剑英公布的那个“毛主席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是不是就是真的呢？

不。不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如果研究不够，人们很容易被误导，误以为是真的。我就曾陷在这种局限之中。

现在看来，这份所谓的“谈话”是假的，是蓄意编造的。

最有力的证据是毛远新同志2015年9月15日在电话中给我所做的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

2015年9月12日，我将我1976年6、7月份得到、然后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的这份所谓的“谈话”的影印件，在上海转交给了远新同志。并附上一份短信。

“远新同志：你好！这是我在1976年抄在笔记本上的材料。这个谈话，有没有，有争论。我最近电话询问逄先知同志，他说汪东兴说有。而华对另外一个人（记不起名子）说没有。就是这位同志写文章质疑此谈话。我问我的老师金冲及同志（他和逄是毛泽东传记主编），金老师说，这个想法肯定有，因为毛传里面引了张玉凤和吴旭君同志的回忆，而且是金老师亲自在不同的时间分别采访的。这个谈话是叶剑英首先在中央会议上正式讲的。一般如他说是在六月二十三日。我想，这段时间，你在主席身旁。你应该知道有没有。方便的话，请核对一下。这毕竟是大事。祝你们中秋快乐。一定保重。健康。观奇2015。9。12上海。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接见。三十九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主席的教导和希望。观奇又及。”

我所附“谈话”稿是这样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吴德、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传抄）

人过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做‘盖棺定论’，我是未盖棺，也快了，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进了北京，总算进了北京城，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疑义的不多，虽有那么几个人在耳边叽叽咕咕，无非是让我早把那个海岛子收回来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两件事都未做定。这份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移交，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远新同志收到后，于2015年9月15日晚打电话给我，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我当即做了纪录。

“毛远新来电纪录

9月15日晚23点22分，李实同志（远新自称）来电话。

对我9月信中询问到底有没有所谓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毛遠新同志給予了極為有說服力的可靠的答覆。

毛远新同志明确地不止一遍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到主席这样说过。

毛远新同志对我信中所附的传抄稿，提出了他的看法。毛远新同志说，主席从来不说“我”做了什么，而是说党做了什么。就毛远新同志听到的，一个是说过，我们党替国民党领导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再一个是说过，我们党领导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远新同志解释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只是民主革命任务中的一个部份。同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从合作化，到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步步做的，从经济领域的改造，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造，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于传抄稿中写的是一月，但是，有华国锋在，这不对，那时，他还没在这个位置上。有王海容在，也不对，因为这时主席已经请他们（和唐闻生）走了，把我叫了来。如果是6月，也不可能，因为这时主席说话已经很不清晰。像这样的谈话，例如“古来稀”等用语，是不可能听清楚的，必须有手写稿。但这不是手写稿。

因此，毛远新同志最后强调，他没有听主席说过，如果说有，一定要有手稿。不然不能以此为据。

远新同志多次问我懂了他讲的意思了吗？我表示明白了。谈话至11点48分结束。我立即打下这个谈话。留作档案。2016年9月16日0点30分”

毛远新同志的看法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证词，也很有说服力。

为了核实“谈话”，我还寻访过其它一些同志。

例如：

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同志还健在。我于2015年9月，在上海，访问了萧木同志。我询问他当年有没有听王洪文说过这个“谈话”，萧木同志肯定地说，没有听王洪文说过。当然，萧木同志也说，这不能简单等同王洪文没有听过这个“谈话”，因为王洪文并不是每次见到主席后都会把谈话内容告诉他。

我也曾于2015年9月，在上海，当面问过我的老师朱永嘉同志，是否在当时听说过主席有这个“谈话”。他明确说没有，是后来很晚才听说的。以当时他的重要地位和与北京高层的密切关系，这也可供参考。

主要根据毛远新同志的说明，结合我们已有的其它资料，我看，关于有没有1976年的所谓“两件事的谈话”的问题，有几点是清楚的。

1、不管是说“谈话”发生在1月或6月，王海容都不可能参加。因为这时，这位已经“跳船的小耗子”已不可能接近主席（2016年2月7日，毛远新在电话中再次强调这一点），这样重要的谈话更不会特意请她参加。正像有的同志说的，写上王海容参加，是一处造假的硬伤。

2、说1月13日有华国锋参加，而且排在第一位，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华还没在这个位置上。说6月，毛主席身边的多位同志，如毛远新、张玉凤、逄先知等，都一致说那时主席的身体状况决定了已经没有讲这样一大段话的可能。因此，华国锋对李海文同志针对电视剧引用这个所谓“谈话”特别认真地说，没有听主席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说这样引用“是错的”，华国锋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3、据郭建波《画龙点睛的自我总结：对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考证——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一文，说华国锋和毛远新都曾给中央写过材料，说明没有这个谈话。文章是这样引述的：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李慎明写了《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永不变质思想探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慎明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

这篇文章后来出了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发行后，看到这本小册子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于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给李慎明发来这样一个邮件： ‘慎明同志：我拜读了你写的《忧患百姓忧患党》。有一件事要商量一下。第17页上讲，毛泽东说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这个材料，我们在统《国史稿》（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笔者注)时也遇到过。当代所的同志说，这个材料还不能落实。华国锋给中央写的材料，说他没有听毛主席说过；毛远新给中央写材料，也说毛主席没有说过这段话。我们最后把这段话删去了。’

李慎明在收到周新城的邮件后，非常重视，为了落实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相关问题，于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又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逄先知说：‘早在197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泽东主席已经失去正常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人必要的交流往往是张玉凤同志根据他 的口型或他用纸笔与人进行交流。1976年6月13日，已经没有可能与人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

这说明，华国锋和毛远新早就否定了这个“谈话”的存在，并且是有据可查的，现在还可以进一步核实。

4、如果有这个“谈话”，这是毛主席很重要的意见，形同政治遗嘱。但是，当时既没有传达，更没有公布。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任何文字依据。特别是，以中共中央4号文件名义下发的毛主席这一时期的《重要指示》，并没有包括这个“谈话”。如果真有这样的“谈话”，这是不可思议的，是很不正常的。这只能证明一个可能，就是不存在这个“谈话”。

5、最重要的一条自然是毛远新同志对这个“谈话”存在的否定意见。毛远新同志强调，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从来没有听到过毛主席有这个谈话。远新同志是从1975年10月开始到主席身边工作的，一直到主席去世。这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谈话，不管是发生在1月，还是6月，毛远新那时正在主席身边，而且担负着重要的传达主席指示的任务，发生这样重要的谈话，毛远新一是不可能不在场，二是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毛远新证实在他在主席身边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主席没有作这样的谈话。

有了这些证伪的材料，特别是有了毛远新否定谈话存在的意见，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谈话”是否符合主席这一时期的其它讲话，特别是是否符合1976年中央4号文件正式公布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揭示这个“谈话”的造假漏洞，正像有的同志已经做过的那样。

1976年，正是毛主席以无人可比的革命勇气和革命决心，临终前亲自发动和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时期。从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央4号文件所公布的毛主席在这段时间所作的“重要指示”看，毛主席对文化大革的看法和所谓的“谈话”中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毛主席并没有任何消极的悲观的观点，而是进一步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理论观点，并且，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坚持用马列毛主义观点，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观点，坚持“一万年以后也要革命”的“斗争哲学”，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胡乔木、胡绳他们所谓的“失去了信心”和悲观。这些思想观点、思想倾向，和“谈话”在涉及文革评论问题上使用的话语，完全不一样。造假者可以从语言形式上造，但是，限于他们的立场、思路、水平，精神实质是无法造出来的。

谈到语言形式，顺便说一句，要正确解释主席晚年的精神状态，特别是涉及主席读的那些大字本的古诗词，例如枯树赋等，还是要结合1976年的《重要指示》去解读。虽说主席有“当今惜无孙仲谋”的遗憾，但是与其说主席悲观，不如说主席还是决心要最后一搏。批邓就是最后一搏，就是“三打祝家庄”。这是我的浅见。

另外，我还想再次提及，这个所谓的“谈话”流传出来的时间也是值得注意的。我是在当时得到了这个传抄稿的，是油印的，我又抄在了我的笔记本上，我已将笔记本上的抄写稿的照相版发在了网上，《红色中国》网曾经刊登。油印件当时被一位中学生借去，没有归还我。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回忆，我的这个传抄稿大约是在1976年6、7月间得到的（参见我的《〈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这个流传的时间值得注意。这正是“四五事件”后谣言四起的时候，随后，中央也曾下令追查政治谣言。这个背景很重要，它告诉我们，炮制“谈话”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动作。“谈话”为什么会有多种版本，也值得研究。记得《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在1966年8月25日左右传遍全国的，没有不同版本，记得只是多了一个字，就是多了个“第”字，“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其它内容和后来正式发表的没有任何不同。那时，大家把主席的指示看得很神圣，不会抄错。谈话有多种版本，何故？是出自一人之手还是多人之手？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理解“谈话”中使用的一些话语会有所帮助。

日后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的过硬的材料证明这个1976年的所谓两件事的“谈话”是假的。但是，仅从我们现在已知的材料看，这个问题已经可以下结论了。“谈话”是假的，造假者很可能是为了在歪曲毛主席思想、形象的基础上，为他们要搞“血雨腥风”作舆论准备。这也许正是随后发动政变的那位叶帅从1976年8月15日就热心传播这个“谈话”的原因所在。联系到1935年那份至今依然查不清其存在的 “密电”，以及那位胆大包天、胡作非为的公主，他们会干什么，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如果说，“谈话”是编造的，那么，人们自然要问，其中所表述的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是不是主席的思想？如果是，那又怎么能说“谈话”是编造的呢？

事情的复杂和奥秘也许就在这里。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没有1976年的这个谈话，不等于简单否定主席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从正面说就是，主席是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想法，但是，没有现在流传的1976年的这个“谈话”。这是可以讲得通的。

人们会问，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想法、说法，并没有公布，一份造假的“谈话”，何以能准确地造出主席真有的“两件事”的想法、说法呢？而且，其说法，和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竟然不约而同。

只有一个可能，编造“谈话”的人，曾经听到过这个说法，而且，在高层纪律严格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能是听毛主席本人说过，而不是听的传播。这就是说，编造者是接触过毛主席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接触，是能够和主席谈上话的人。

这样的人，是不多的，是屈指可数的。

是谁？我们暂且不表。我们先看看主席是在什么时间最有可能说过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

根据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是在会见尼克松后的那段时间，也就是1972、1973年左右。前面说了，这个时间的内外政治背景有可能促成毛主席对自己一生所作的事情有所评价。仅只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建交，美国人也好，其它外国人也好，都在评论毛主席，毛主席自己能没有想法、说法吗？更况林彪事件后，国内高层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右倾向再度抬头，斗争异常尖锐而复杂，毛主席能不有所考虑、有个说法吗？

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否定、批评了周总理等人关于批判林彪要批判极左的意见。书中写道：“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指王若水的信），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传（1949—1976》》对此评论说：“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证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是的。主席是不同意否定文革的。也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1973年）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参见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纪录，1973年5月26日）有纪录档案为证，这是真正的这一时期的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和最后的1976年的《重要指示》中捍卫文化大革命，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编造的“谈话”恰恰歪曲了这一点。

《毛泽东传（1949—1976）》还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毛主席此时还搞了八大司令对调，并且在1973年12月21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四十三（一说46人）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强调部队的同志要学文，讲了“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的历史典故，要许世友学周勃；讲了“《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讲了“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也是在此时的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了周总理等人在对美外交上的错误，并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总理。事后，主席对总理说，“现在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参见《毛泽东传》1663页）

研究1973年左右的复杂政治背景，研究毛主席此时的战略思想，是理解“两件事”想法、讲法的一把锁钥。这也可以从此时毛主席的讲话中，找到那个所谓的1976年的“谈话”的造假的材料来源。

例如，和“谈话”同时流传的还有“高祖将崩，吕后问政”那段话。

“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显然，这些都是以此时毛主席的谈话为基础而搞出来的。

总之，编造的1976年的两件事的“谈话”，包涵了毛主席是有的“两件事”的想法，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只能证明，编造“谈话”的人是知道毛主席在这一时期说过这样的话，也大体知道这一时期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的一些讲话，而时间正是1972年、特别是1973年。

那么，编造者可能是谁呢？我们没有第一手资料，只能作些推测。

一个是“谈话”给出了王海容这个人。此人当时是经常出入在主席身边的，有可能听到主席关于两件事的说法。例如，前面所讲的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对军委同志作重要讲话时，据参加会见的同志回忆，她就站在主席左面，充当把主席方言翻译成普通话的“翻译”。正是在这个会议上谈到“安刘氏者必勃也”那些话。（参见李林、毅军《毛泽东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位小姐，曾对周总理大不恭敬、肆无忌惮地大批周总理，毛主席说她“不好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毛主席后来说她是“跳船的小耗子”，那是指其见风使舵，也不会冤枉她，可见其人品和立场。到了不得意的1976年，会做什么，可想而知。

再一个，则是另一位小姐唐闻生。近日，我在网上看到出现于2012年的《唐闻生录下了毛泽东在人生的最后关头的某些讲话》一文（是不是有更早得版本，我不清楚），不能不使我有点联想，是不是这位“小耗子”，也有作假的可能呢？

那时，两位小姐是经常接触毛主席的。《毛泽东传》中有纪录：“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参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页。）其实，何止外事，连前述军委的会都能参加，又担当那样重要的角色，经常会听到毛主席的谈话，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我不敢冤枉这两位闻名一时的小姐，但是，希望她们自己出来说话。金冲及老师告诉我，王海容对找他调查的同志是拒绝回答问题的。我也曾试图通过国务院的同志向她询问有没有“两件事的谈话”，只回答“有还是没有”即可，但是，至今也没有回音。为什么？只有她自己明白。

现在看来，《毛泽东文稿》把此二人揭发江青同志时，提供的所谓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正式列为毛主席的文稿，是完全错误的，不仅违背了此书自己所立的编辑条例，而且，没有考虑到这两个人当年的不光彩的特殊政治表现。

最后，我要说，可以肯定，1976年流传的所谓毛主席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是伪造的。即使不是伪造的，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正式纪录作依据的情况下，也不应该算做毛主席的著作、文稿。《毛泽东文稿》应该严守编辑条例，把这个“谈话”删除。同样，那些不伦不类的“揭发”，更应在删除之列，不要因此歪曲、丑化了毛主席。

2016年3月23日 于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