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方俚语都有:”小时候偷拔菜，长大偷牵牛””小时候顺手牵羊，长大后变江洋大盗”….等醒世名言。

在海外先进民主国家，论文抄袭是很严重的事，被查到名誉扫地，并有一连串学术上的惩罚，如是官员还要马上下台，诚信、道德有瑕疵的人，怎能继续领导、管里国家、人民。

习近平以前当红卫兵，不学无术，博士论文等著作，只能靠抄袭过关，反正大家都抄。但是习近平当了总书记，这就成了一大硬伤，总不能承认中国第一人是一假博士、文抄公、学术骗子，只好硬ㄠ，并装胡涂，讲骗话。

久了，大家也习惯了。中国骗子掌国，全国全党都在骗，毫无信用可言，还妄想称霸世界、世界第一，这种骗来的第一，能长久才是天下第一奇事。骗子的下场，只有孤独的监牢等他了。

以下转贴余杰文章:”愚民是暴君之母--钟祖康《拷问中国——兼论习近平论文剽窃事证》”

钟祖康是我最喜欢的海外评论家之一。我欣赏他在思想和表达上的彻底性，他可以归入李贽、黄宗羲、鲁迅、柏杨、刘晓波这类「世人皆曰杀，吾人独怜才」的、「数典忘祖」的知识分子的行列。学者徐友渔曾在一篇评论刘晓波的文章中指出，早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刘晓波以黑马的姿态横空出世：「我当时就认为，他并不仅仅是靠『语不惊人死不休』爆得大名，他的特点不仅是出语惊人，更重要的是思想彻底。……晓波冒头是他比其他人彻底，他受到欢迎说明人们思想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段评语，也可以用在钟祖康身上。

很多中国国内开明派公知、海外民运人士、香港泛民群体以及台湾的大中华主义者，批判共产党的暴政毫不含糊，但在涉及中国这个「巨无霸」的观念和实际存在时，却与共产党一样「舍命捍卫」。他们共通的叙事策略是：反共不反中、反共不反华。他们认为，中共不能代表中国，只要驱除中共，就能光复中华。对于这种苦心积虑、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钟祖康用《来生不做中国人》、《中国比小说更离奇》、《向中国低文明说不》等几本着作全盘颠覆之：中共能在中国长期掌权，是中国人骨子里自私、怯懦、愚昧的结果；同样是共产极权制度，惟有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化圈内的北韩人和柬埔寨人）能将其演绎到最残暴、最阴毒、最疯狂的地步，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就存在与外来马列邪教一拍即合、并产生化学反应的致命毒素。

在新作《拷问中国》一书中，钟祖康更无比锐利地指出：「如果雾霾能迫使中国人认识到这是因为中国独裁统治所致，并由此努力铲除中国的独裁统治，雾霾就是中国人的苦口良药。」然而，即便我们像鲁迅那样「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中国的人心」，仍然无法料到此种情形的出现：雾霾笼罩的帝都，土豪们开始追逐时尚、豪华、甚至镶嵌钻石的防霾面具。那个名叫Diddo Velema的设计大师，感谢帝都的雾霾为他提供灵感，也感谢中国的土豪为他提供市场，他为Gucci、LV等奢侈品设计出时尚版的防霾面具，每款价值数十万，成为帝都最热销的奢侈品，即便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也不能制止其流行。

香港从文明回归不文明
钟祖康生于香港农家，一九七九年邓小平镇压西单民主墙运动，他隔江观察中国的恐怖政治，对宛如悲惨世界的彼岸有了研究兴趣。此后，他在香港从事教育、新闻、网络等多方面的工作，看到北方红祸日渐侵蚀香港，不禁起而抗争。在参与香港民主抗争活动的过程中，他更痛感中国人受中国奴才文化毒害太深，与民主政治距离太远，故转而从中国文化寻找病源。随着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社会环境日益恶化，钟祖康与家人移居挪威，以在西方世界生活的切身体验透视中西文明之差异。

对于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这几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钟祖康有如此之观察和评论：「在新加坡，你会有彷如香港真豪宅那样的组屋，但无自由，做肥猪；在香港，你要住劏房，但有自由，做饿狼；在台湾，你住屋条件在新加坡和香港之间，而自由是三国之首，做太平狗；在中国，就甭提啦。这样下去，恐怕台湾有陆沉之忧。我也不敢多说了。」居住在这四个地方的有自我反省能力的华人，读到这段话，大约都会「心有戚戚焉」。在此意义上，香港回归中国，乃是香港悲剧的开端，如同当年蒙古人灭亡南宋一样，是不文明对文明的毁灭。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各项社会指标节节退步。近日，香港十五岁少女黄钰沛（小云）跳楼自杀，痛言「但愿来生不要做香港人或中国人」。这名少女未必读过钟祖康的《来生不做中国人》，却从自己苦痛的生活中得出与钟祖康一模一样的结论。钟祖康发出「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一声叹息，如同昔日发表《丑陋的中国人》的柏杨一样，随即遭到口是心非的「爱国贼」们的诟骂和攻击。但是，这个香港少女不惜用生命验证此结论。钟祖康在脸书上评论说：「任何真正了解香港和中国的人，对这少女这遭遇是不难理解的，也多多少少看到自己的影子。」

《拷问中国》的主体部分，是钟祖康近年来所写的时事札记，短则两三句话，长则数百字，大概是他在脸书、推特上发表的文字的精选和汇集。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均采用这种体裁写作。再往更远处探寻，苏格拉底和孔子也是由弟子留下片断式的言行录才得以垂范后世。我在网络时代来临前夕出版的处女作《火与冰》，其主体部分也是类似的札记随想。不过，钟祖康的这批札记，主题更为集中，基本以讨论香港议题为主。当然，他不是就香港论香港，而是通过探讨香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挖掘香港社会和香港人身上的中国陋习、中国专制思维，进而为香港的明天寻求出路。

钟祖康点名批判香港媚共政商集团，其魁首为具有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特首梁振英。钟祖康观察细致入微，分析鞭辟入里，文字嬉笑怒骂，没有丝毫的学究腔和头巾气。同时，他深入研究西方文明，有了明亮的镜鉴，其议论有理有据、让人信服。比如，钟祖康在脸书上根据习近平召见梁振英的坐姿，对两人之主奴关系有精妙的论述：「习近平，正如许多传统华人政治领导人那样，都会以其坐姿来显示对对方的重视或敬重的程度。习近平一般的做法是，两胯张开的弧度越小，即表示越重视对方，反之亦然。因此，当我看到最近习近平会见正襟危坐的梁振英时，竟然把两胯尽张到有点不雅的地步，我开始怀疑习近平对梁振英死缠烂打要连任感到烦厌。或起码是，习近平不把梁振英放在眼里，遂随意羞辱之。」梁振英不是民选特首，习近平当然像对待娼妓一样对待他。

在中国，剽窃者可以当皇帝
政治人物有权有钱，还缺什么呢？缺博士学位。各国政治人物因爱慕虚荣，抄袭论文或购买假博士文凭的事件时有发生。仅以德国为例，二零一二年三月，国防部长古腾贝格被揭发博士论文中存有严重抄袭。古腾贝格最初全盘否认，之后部分承认，宣布辞职。当时，与之属于同一党派的教育部长夏凡女士第一个公开对其表达愤慨，受到舆论好评。仅一年之后，夏凡本人被揭露博士论文中存在没有标出引注的许多段落。其母校杜塞道夫大学组成十五人的博士论文委员会调查，认为该文有大量未标示出处的原文挪用，宣布取消其博士头衔。夏凡随即宣布辞职。德国还有多名议员因博士论文造而假声名扫地：自民党前欧盟议员默林和卡吉斯因论文抄袭被取消博士头衔，从而失去议席。北威州议员亚斯珀因涉嫌花钱买博士头衔，被处以五千欧元罚款；政客舒尔霍尔特竞选市长时给自己添上博士头衔，当时其博士论文并未完成，遂因滥用学术头衔被处以七千五百欧元罚款。在德国这样的重视公共人物乃至普通民众诚信的国家，政客一旦出现此类丑闻，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

与之相比，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抄袭者被揭露之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即便被告上法庭，也能运用种种力量，反客为主、反咬一口。比如，中国第一流的宪政学者王天成的著作被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抄袭，被揭露后，周拒不认错。王天成将周告上法庭，并聘请浦志强和滕彪两位律师打这场是非曲折明显的官司。然而，王天成是因中国民主党案坐过牢的异议人士，周叶中却是被请到中南海给政治局上课的「帝师」，所以这场官司的结局是周叶中赢了、王天成输了。此后，在舆论的风头浪尖上，周叶中暂时被免去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职务。但数年之后，党国给了周叶中一个更大的奖赏，将其升迁为武大副校长。与之步步高升的命运相反，浦志强律师因言获罪，被判三缓三，在看守所经历了十九个月非人折磨，变得白发苍苍；滕彪律师屡遭打压，不得不流亡美国；王天成则得到受难学者组织之援助逃离中国、旅居美国。中国已经沦为不能容纳有良心的国民的虎狼之国。王天成在美国看到周叶中飞黄腾达的消息，感叹说：「党国需要依靠无耻之徒才能维持。这是我们目前所处的世代。」

在中国，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以剽窃行为而论，周叶中跟习近平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倒霉的德国政客一定会深深羡慕周叶中、习近平等人——他们即便被揭露出剽窃了他人文章，仍然可以若无其事、笑骂由人。那些倒霉的德国政客或许恨不得德国变成像中国那样的、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国家——钟祖康的考证文章在海外媒体发表之后，香港的网站被攻击，中国的大小媒体鸦雀无声，就连外交部发言人和《环球时报》也不敢像往常那样「义正词严」地加以反驳。一旦官方出面正式反驳，反倒会诱发海内外更多人的好奇心，加速此一事件的发酵。所以，站在习近平的角度，他一定庆幸中国不是民主制度而是独裁制度，他不必担心博士论文造假事件影响自己国家元首的地位，他当然要把独裁专制维持到底。

钟祖康发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存在三大问题。第一，部分地方与刘慧宇教授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惊人雷同，刘可能是其代笔者，因为当年没有料到习近平会成为最高领导人，在出版个人专着时，居然又将代笔部分收入自己的著作中。第二，多处剽窃自其他著作。第三，英文参考书目大部分原封不动抄袭他人文章中的英文参考书目包括其中的错误，甚至将他人近于伪造的书目也拷贝过来。钟祖康判断，习不可能读懂三十多本英文专着，甚至没有仔细阅读过这篇他人代笔的论文。最后，他感叹说：「以虚假手段企图蒙混过关，取得博士学位，那是一等愚行。只要有人前赴后继地为其杰作『验尸』，早晚会出事。要对捉刀人对产品实施有效的质量管控，本身就是一件专家才能胜任的难题。」

中国文化是大酱缸和裹脚布
钟祖康是少有的发现中共的邪恶与中国人的卑贱互为因果的批判者。中共这个怪胎之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树大根深，不单是这颗种子有问题，更是孕育种子的土壤有问题。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是大酱缸和裹脚布，臭不可闻，偏偏有那么多中国人乐于追腥逐臭、以臭为香。从昔日钱穆等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以及对皇帝制度的美化；到今日民国热中若干国民党粉丝和蒋介石粉丝，对专制程度比中共「次一级」的国民党时代的缅怀，甚至读了蒋介石日记热泪盈眶，可见奴才文化、太监文化、小妾文化早已深入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与骨髓。

钟祖康对那些「已然逝去的美好时代」充满怀疑。比如，他评论说：「许多人把宋朝捧上天，说宋朝GDP占全球六成七成或八成，甚至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朝代』， 我却对宋朝无甚好感。别的不说，单说缠足。缠足之风，始于南唐李后主，至宋，家家争相仿效，又在理学家的鼓吹下而大盛，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缠足此一污点，是十功难抵！但现在的中国人褒扬宋朝时，谁还会提起缠足那样扫兴的事？」用鲁迅的话来说，中国人要么生活在坐稳奴隶的时代，要么生活在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宋朝不过就是前者罢了。

又比如，钟祖康对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幽暗面向有充分认识。他精读了清人陈宏谋编的《五种遗规》之类的著作，发现这些古书里面包含了从东汉起到清近两千年中国人的做人规条，不了解这些人生规条，休想了解今天的中国人或香港人。以龙的传人为荣者，更加要看。譬如，里面的《女诫》（东汉班昭著）写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他不禁感叹说：「不要忘记，班昭也是女人呀！现在读来，我还几乎掉下泪来。有人想多做一次中国人，傻的吗？」直到今天，每年都有数以万计来自中国的被遗弃的女婴，被美国家庭收养，过上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对于这些女孩而言，「此生不做中国人」乃是铁的事实。

再比如，钟祖康是极少数破除大一统迷障的具有普世情怀的知识分子。他是最早公开支持台湾独立建国的香港华人，从而遭到北京的围剿。在本书中，他针对中国的新疆政策评论说，中国人在清朝对回民的大屠杀，中共六十多年来对疆独的镇压，才是种族冲突的源泉。「其实，突厥人的『东突厥斯坦』本来就不是自古以来的中国神圣领土，是晚至清朝才被中国所吞并，于是‘突厥斯坦’变成了中国的新疆（新的疆土！够露骨吧！），突厥人就变成了新疆人。」若是钟祖康生活在中国，就凭这一句话，他早就像浦志强那样被冠以「煽动民族仇恨」的罪名下狱了。

这是一个暴君与愚民相得益彰的国度。愚民中的优秀分子还要自我阉割当太监。如果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有这样的深刻认识，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习近平、马云成为中国最有权和最有钱的人了。钟祖康如此评论马云购买香港《南华早报》事件：「习近平说要提升中国的足球水平，马云就去买广州恒大。习近平说要重塑中国形象，马云就去买《南华早报》。没有做太监的那种自阉热情，怎能做暴君治下的首富？」中国就是一个「下流人高升」的动物庄园。

《拷问中国》一书，也是拷问中国人、拷问中国文化。全书的主旨，可以用林语堂在《一夕话》中的一句语来概括：「中国有这么一群人，本身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自身权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却具有统治阶层的意识，就是在动物界也找不到如此弱智的人。」若不破除此种奴才本性，中国永远不能成为具备民主和法治精神的现代国家。
延伸阅读：
钟祖康《拷问中国——兼论习近平论文剽窃事证》，台湾允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