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跑了的官员

收容所里也常常有些搞侦察工作的干部光顾,一个个胳膊里夹着大皮包,在游民丛中辨认他们需要缉拿的对象,或者是通缉犯,或者是劳改逃跑犯,如果发现有游民低着头,这些干部并不叫他们把头抬起来,而是翘起一支脚,用皮鞋的尖头去拨这个游民下巴颏,使这游民的丑恶嘴脸暴露在他那火眼金睛之下。我对这个侮辱性的动作十分反感,因为游民同样是共和国的公民(除我之外),他们的尊严不能任意践踏。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原因之外,也不排除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个人感情因素。那就是1953年,我随部队去解放大凉山,有时对彝族奴隶主做统战工作,谈话时偶然会递一支香烟给他们。可是,在这些奴隶主的心目中,汉人都是卑贱肮脏的,他们不愿伸手去接这支烟,而是用脚趾来接(彝族人全打赤脚),以免玷污了他那高贵的身份。那年头我还不到20岁,肝火正旺,恨不得一拳打在他那臭脚板上,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纪迫使我忍受了这个侮辱。我怀疑这些用脚尖掰下巴的大皮包拥有者,和当年那些奴隶主有近似的心态。

有一天,突然宣布要为游民们理发,有传闻说,有领导要来视察收容所。四、五个想吃糖渣的游民冒充理发师,拿着理发推子将每个游民脑袋的两鬓和后颈窝附近胡乱推了一下,留下头顶那一堆头发,修整成俗称马桶盖的那种发型,丑陋无比,但仍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第二天中午,游民们奉命集合席地而坐。不一会,从楼梯口慢步上来一位深入基层的官员,他大腹便便,年近50,身着银灰色毛呢风衣,身后还紧跟着两个年轻随员。只见他一脸严肃地踱到游民队列前面,正欲开口说几句什么,突然间,游民中有人高呼：“我们要饿死了!”这一声嚎叫,真像是一个火种点燃了一桶汽油,众游民像疯了一样,纷纷从地上站立起来,杂乱无章地喊着同样一句话：“我们要饿死了!我们要饿死了!”并缓缓向“大腹便便”面前移动,那官员脸色煞白,张开双手示意游民后退,随员又高叫：“不要闹,不要闹!”但游民们不管他是包青天还是刘青山,执意要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愤怒,不断向前移动着,呼喊着。这官员一定知道饥民和暴民之间只是一字之差,急切中他终于想起了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左顾右盼地随同左右仓皇离去。

事后我曾想过,在骨瘦如柴的饥民面前,突然站出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这个反差是不是刺激性太大了。

尴尬的“天使”

十多天后,我们十几个外省藉游民被带到二府衙游民收容所,在那里住了一晚,以便会同二府衙收容所的外省籍游民一起去游民改造农场。

凌晨五时左右,我们即被唤醒并奉命在院坝里列队报数,然后用点名的方式向押送干部交人。仪式完结,在三名接收干部带领下,三十多名外省藉游民穿过二府衙的小巷来到大街上再次列队,原来是押送干部要对我们讲话。夜色中只听队前有人说：“你们将到纂江县九锅箐游民改造农场,那里就是你们自食其力的新生之地,前途光明”。他要求我们在途中要听从安排,不要逃跑,最后他说：“我们不会给你们打麻烦,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大家都是中国人。”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朴素到无法再朴素的七个字,在我的心中却像一击炸雷一样地轰响,久违了,“中国人”。这意味着血肉相连、亲情相系的神圣词汇啊!这些年你躲到哪里去了?是因为我们经年累月地在猜忌、仇恨的冰窖里挣扎而忘掉了自己民族的高尚传统,还是什么恶魔施了什么魔法冰冻了我们的热血?此时此刻,似有一股暖流在我的体内奔突。对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她呼唤着中国人的良知,中国人的尊严,中国同胞间的友爱善意。她使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匮乏的物质生活面前,在人人自危的政治陷阱中,显现出的尔虞我诈、落井下石、自相残害的丑陋行径,在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三字个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

感谢你,为我散布福音的中国人,你是我心目中的天使。

晨曦中,我仔细端详了这位散布福音的天使干部,他约摸三十多岁,中等个头,论年龄他可算是我的兄长,个头虽然比我矮一点,但他的形象应该是高大巍峨的,他给了我们温暖。

我们在菜园坝火车站登上了从重庆开往赶水的那趟车,当年这种在支线上运行的列车,使用的是一种老式车厢,与现今的客车车厢最显著的区别是旅客的座椅是靠着车窗横向排列的长座椅,乘客并不多,毫不拥挤,出于一种寻找知音的心理,我特意坐在这位传播福音的天使干部的身旁。

他温文尔雅,一看就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他告诉我,他在重庆市民政局工作,祖籍广安,他刚刚回老家掩埋了饿死的父亲回局里上班。他说：“家乡里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家庭,有的甚至全家死绝,真是惨不忍睹。”他也认为所谓的“自然灾害”只不过是政策失误的遮羞布,我俩的观点相当一致。我甚至告诉他我原来也是搞民政工作的,在南充民政局,后来划成右派,送了劳教,是从劳教队逃跑出来的。这对于我来说是头等机密了,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怎么能不以诚相待?

有人来把这位天使干部叫走,我便独自一人回味我和他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列车上开始供应吃食,每个乘客两个杂粮饼子,一两一个,制作粗劣。我们看见周围的旅客或狼吞虎咽给肠胃以迅速地填补,或细嚼慢咽给味觉器官以充分享受,我们只有一口一口地吞咽着贪馋的唾液。

突然,我们这伙人中的一个十三、四岁的小游民窜到一个工人装束的旅客身前,猛伸手竟抢走了他正准备享受的第二个饼子,那不幸的旅客用拳头连连击打这小小的土匪, “小土匪”则弯着腰埋着头不顾外来干扰一股劲地把饼子往嘴里塞,车厢里顿时混乱,其他乘客见形势严峻,都以最快的速度吞下这珍贵的饼子,免遭不测。

包括我在内的多数游民都认为,我们这伙被押送的二等公民可能被剥夺了享受这两个饼子的权利,但游民中也有久跑江湖的老手,三、五个竟向列车员提出质疑,没想到列车员的回答竟是这样令人吃惊：“早就交给你们的负责人了。”

游民们喧闹起来,从另一节车厢里过来了我们的负责人,也就是我崇敬的天使干部,在嘲讽的目光和一片谴责声中,他颤巍巍地从他的提包里取出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几十个饼子,只是他已狼吞虎咽了四个。为避免事态扩大,游民们每人两个照发,只是苦了他同行的两位干部,两个一言不发的中国人,一个人只能得到一个。如果我没有劳教逃跑的杀手锏在他手上,我一定会狠狠地谴责这个用神圣的中国人的名义来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天使”干部,我和他心照不宣地相互不再对视一眼。

细想起来,他也十分不幸,也十分可怜,是谁让我们去接受这么残酷的现实?

可爱的羊毛背心

解放前夕和解放后的1951年到1953年我在部队期间,都曾滞留在重庆,在新社会和旧社会的对比中,我对这座城市迅速改变的社会面貌有着良好的印象,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点,便是解放前到处都能看到蜷缩在街头巷尾、跪伏在大街小巷的男女老少乞丐们,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向路人乞求施舍。解放后,似乎一夜之间这些乞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有碍市容的乞丐到哪里去了,只认为这足以证明新社会的优越性。当然,更不会想到,在九锅箐游民改造农场,我会成为这群乞丐中的一员。

在纂江县兴隆场下了火车,步行六、七华里就到了我们这批人被分配到的第三连,宿舍在一幢两层楼房的楼上,上楼前要经过一个过道,在过道旁边我忽然看见用一床破草席裹着的一具尸体,草席用草绳捆扎着,但顶端却露出了死者的头顶,其醒目的特征是那上面有许多长过癞子留下的疤痕。这种俗称瘌痢头的疮疤是旧社会乞丐的共同标志。

这农场估计有一千多人,编制像军队那样班、排、连、营,班长排长都由改造好了的游民担任,连长以上就得由国家干部充当,据说个别表现好的“新生游民”可以当到副连长。我不禁想起1951年,我就读在一所军事院校,有一天校长作报告时宣布了一项新政策,他说：“以后青年团员最高可以当到副连长。”这两个政策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天早上就出工,任务是挖花生,不管新游民老游民偷吃花生全面进行,排长间或吼一声：“快点挖,不要光顾吃!”其含意似乎是可以吃,但也得挖,众游民嘴唇上沾满泥巴仍然喜笑颜开。这时,从山上走下来一个干部模祥的人,游民们嘴上的泥巴就是偷吃了生产成品的铁证,但他却不呵斥不追究,只是佯装不见。有人告诉我：“这是新生游民副连长。”我看他白白净净,服装整洁,俨然一尊改造好了的标本。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竟然停下,我发觉他的目光正抚摸着我的羊毛背心,他问道：“昨天来的吗?”我答：“是的。”“叫什么名字？”“黎维民。”对答就此终结,只是他向山下走了四、五步,又调头回来看了我一下,目光对着羊毛背心恋恋不舍。

第二天早上列队开饭时,值勤排长宣布：“黎维民不要出工,饭后到连部去。”因为我才来一天,估计不会有什么不测风云,只暗暗为今天吃不成花生而遗憾。

原来苏联十月革命节来临在即,当时中苏关系早己破裂,甚至有一种说法称：中国人饿肚皮除了“特大的、严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由这四组定语修饰而成的自然灾害,是当年全国报纸的统一口径)之外,就是苏联逼还贷款的结果,可见该苏联之可恶。但这个农场的建场纪念日,早己定在了十月革命节,似乎很难找到更改日子的借口,只好照例庆祝一番。我被告知：“今天不出工,在家写标语、黑板报”。好在十二条标语由上面发下,黑板报也是照抄油印的宣传品,不需我作文章,这是一种貌似脑力劳动的体力劳动,在国内十分普及。

正在我一笔一划写字的时候,“新生游民”副连长踱到我身边微笑着说：“写得不错。”我说：“瞎凑合。”说话间我发现他的目光无时无刻不在抚摸我的羊毛背心,他小声地说：“中午到我家里来一下。”

近年来流行一个新词汇：“包装”,这词如果撇开其服装、发型之类的外表意义,核心内容用我这类老古董的话说,就叫作培养典型。领导对原游民今副连长精心“包装”,也就是培养典型,让广大游民产生副连长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感觉。副连长回家乡结了婚,而且把老婆孩子接来了,甚至老母亲也接来了,一家人团团圆圆地住在连队后面一幢“独立茅屋”里。只可惜全农场这种海市蜃楼似的副连长只有一个,一个展览品而己。

他家里的设备比较简陋,介乎农户和干部之间的档次,叫我来是为了招待我吃一顿饭,这顿饭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吃了一种包了心子的米粑粑,心子是用炒南瓜籽磨成面加糖精水调和而成,(估计不会用白糖,“灾荒”年代凭他那二等公民的身份是不可能弄到那奢侈品的),我吃了不少,甚至在临行时还让我带几个回宿舍,只是叮嘱：“吃的时候要注意。”

三、四个家常莱可算一顿丰盛的宴席了,席间闲谈中他问了我的出身和经历,我照“原稿”背诵了一遍。我知道游民们都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对他这类游离在人鬼之间的两栖类更不能揭疮疤,只问了问他的籍贯,想不到他竟是南充人。我说我做生意到过南充, 随即谈了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气氛和谐融洽。这时他轻声告诉我,游民中有文化的人很少,你还是个“人才”,今后像写写画画之类的轻活还可以照顾我,说这话的同时他不断用目光抚摸我的羊毛背心。

吃完饭, 已是我应该离去的时间,我向他表示,目前我的处境很狼狈,患难中能得到他的关心万分感激,我准备将这件羊毛背心赠送给他,只不过穿过几天,请不要嫌弃。说完就脱去罩在外面的茄克衫。他问我,你穿什么?我推托说,我有衣服。说着就让他用手抚摸羊毛背心了。为了进一步表示感激,他又说∶“队上还缺一个搞文化工作的干事,你的条件还不错。”,最后竟现身说法：“我也是游民出身嘛。”

没两天,农场开始登记需要棉衣的人,我当然首当其冲,买棉衣的钱日后从工资中扣还,游民工资和劳教份子差不多,都是22元,可能分两个月扣完。

很快地棉衣发下来了,但全队只有10件,声称是解决最困难的人的,我虽然脱掉了羊毛背心,但比起那些乞丐型的游民还不算最困难的,但副连长的心毕竟是肉长的,他在黎维民的名字上画了个圈,我就成为众游民羡慕的对象之一,穿上了新棉衣。使我特别满意的是这棉衣上没有任何记号标明它是游民服,其样式更接近学生服,布料则是一般的平布。

我难道可以埋名隐姓的当一辈子游民吗?这个不需答案的问题一直提醒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