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农民伯伯

这是个星期天,工休日,我穿着新棉衣,外面再罩上一件特大号的帆布工作服,空无一物的挂包夹在腰间,找副连长请了假,声称到兴隆场去理发,副连长叮嘱说：“早点回来。”我已决定外逃,想的是千万不要回来。

老游民自由得多,三三两两行进在去往兴隆场的羊肠小道上。我因才来几天,本连队的人都认识不多,更何况其他连队的。但我仍尽量与前后人等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节外生枝坏了我的好事。真是越怕越有鬼,就在接近兴隆场街口的时候,恰巧遇见一个“早点回来”的老游民。民谚说：“耗子洞耗子才钻得过。”可能我神色不对,他觉察到我是要逃跑的,假笑着问：“远走高飞?”这时我如果向他争辩解释,反而是对他智商的蔑视,更易敌对,于事无补,不如孤注一掷地掏出身上全月饭菜票双手献上：“请老兄高抬贵手放兄弟一马。”他接过饭菜票,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此前,我在农场早己探好了路线,在兴隆场等火车是绝对不安全的,便走出街口朝一个名叫万盛的火车站走去。

几经折腾的我,此刻身上剩下的钱只够买一张从万盛到重庆的火车票。我既无证明也无钱,当然不敢再进旅店去重蹈覆辙,只好一个人寂寞地走着。

走过了青年煤矿,我知道己进入了著名的南桐矿区,这里的公路路面似乎也被煤炭染黑,来往的煤矿工人的脸上也满布煤灰。万盛到重庆的火车主要是运送煤炭,客运量并不大,我也搞不清这趟车到万盛的时间,万一晚上没有客车,我又到哪里去过夜?在车站徘徊引起怀疑我又拿不出身份证明怎么办?我估计时间已接近下午五点了,这样走下去可能到万盛的时间是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必须想一个办法度过今晚这个难关。

黄昏前,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们纷纷回家,在我的前面就有一个老大爷扛着锄头缓缓地走着。我走近他也用他的缓慢速度并肩行进,一路上我向他问这问那,前三皇后五帝摆着龙门阵,他指着离公路约百米左右的茅屋说：“我的屋拢罗。”我趁势说：“天晚了,反正也赶不到万盛,干脆到你家歇歇脚,我喜欢听你大爷摆龙门阵。”

大爷家有一儿一女,大的男孩己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女儿才八、九岁,虽然住的是茅屋,但整洁宽敞,屋檐下挂着一串串晾干的叶子烟,屋角堆放着大大小小的南瓜,一看便知道是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户。除大娘在厨房里忙乎外,一家人围坐在方桌边摆谈今天的所见所闻,我乘机向他们表白说：我是重庆搪瓷厂的工人,这次来兴隆场看我的哥哥,他在供销社工作,哥哥又出差去了,我等了两天,假期满了,只好赶回单位,但钱己用完,十分困难。我表示,今晚若能在他家住宿,愿把我身上这件棉衣送给他的孩子。

说话间便脱下棉衣递给了大爷,大爷一边吸叶子烟一边靠着煤油灯，用农民的精明从面料到衬布仔细品评,显然是一件刚刚上身的新棉衣。他顺手将棉衣递给了儿子,小伙子在他父亲察看时己从旁看过,便抱着衣服去厨房请大娘过目,这样我也就告别了这件来之不易的棉衣。

晚饭吃红苕稀饭,其中米粒只占十分之一,每人都用大碗盛着,我发现我这一碗里的米粒比周围任何一碗都多,我深知淳朴憨厚的中国农民,他们宁可自己少吃也给客人最好的款待。我也了解这个小伙子,很可能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一件属于自己的棉衣,那年头,一家人全年的布票,加起来也不够做一件棉衣。

睡前,这位老农来到我床边,递给我一捆大约两斤重的叶子烟。在“自然灾害”年代,一切农产品的价值都是昂贵的,这两斤烟卖的钱,足足可以供我十天的用费,而我又是一贫如洗。大爷说：“小伙子,我们农民没有现金,我送给你两斤烟吧。”我说：“烟你留下吧,我说过这棉衣是送给你们的。”大爷有点生气,说：“不行不行,要不你就把棉衣拿回去。”我只好向他道谢,把这捆烟放进我那空无一物的挂包里。大爷露出慈祥的笑容,便在煤油灯上吸燃了他刚刚裹好的叶子烟对我说：“按村上的规定,来了外人要到村上去报告,前不久我们这里还抓到过逃跑的游民,你到底是干啥子的哟?”我故作镇静地笑着问：“你看我像游民吗?”他却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回答说：“当然,当然。”看来他并没到村上去报告。

第二天大清早,我挂上装有叶子烟的挂包向主人道别,胆小怕事的主人也希望我这位来历不明的不速之客按客去主安的传统办事。大爷在屋门口送我,我刚刚走到房屋的拐角处,突然从墙边递出一根一斤多重的大红苕,我迅速伸手接过,眼角的余光看见他大儿子的身影。这位寡言少语的小伙子还舍不得穿那件宝贵的棉衣,这毕竟是他梦寐以求而又意外获得的奢侈品,除了费尽心机背着严厉的父亲选一根最大的红苕向我表示感谢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方式了,这个意外的细节在我喜爱的诚挚善良的农民肖像上,又添上了一笔亮色。

谢谢你,可爱的兄弟。

这次遇见的是大嫂

大约10点多钟,我终于到了我向往己久的万盛。

看得出来,正常年景中的万盛场,应该是一个相当繁荣的乡村集镇,又宽又长的街道和又大又多的商店门面可以作证,“自然灾害”像一场飓风扫荡了她的繁荣,留下的只是冷清和萧条。

我挂包有两斤叶子烟,价值30多元,还有一根大红苕,这意味着我已经是既有钱花又有东西吃的“中产阶级”份子了。

想起昨夜老大爷提到逃跑游民的事,虽未挑明,但看得出来,他对我还是有几分怀疑,究其原因,估计问题很可能出在头发上。前面说过,我是在邮局巷游民收容所为迎接领导视察由一些混糖渣吃的游民剃的头,除了在脑袋顶部留着一圈头发以外,下面一扫而光,没有从长到短的过渡区域。这种奇形怪状不伦不类的发型在正常人中是很难找到的,我必须找个理发店重新剃个头,更何况这也是我离开游民改造农场的“正当理由”。

很快地找到了理发店,我首先把这根大红苕埋在烧理发用水的炭火灰里,等它烤熟后充作我的早餐,同时也是午餐,然后坐在理发椅子上。作为一个内行,那理发师一摸到我的头发就笑了起来,笑声引来了周围顾客和伙计们的目光,我担心这目光演变成革命警惕性,只好扯谎说：“学校搞勤工俭学,老师的头就成为学生们的试验品,被弄成这个样子。”这似乎也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正当理由”。

付了理发钱,我便从炉膛里掏出红苕,也许是火力不足,也许是红苕太大,也许是时间太短,总之,这红苕的中间部份完全是生的,农村有民谚说：“生苕甜,熟苕粉,只有夹生苕最难啃。”我还是把它啃到了火车站。

列车时刻表告诉我,万盛到重庆的客车分别是上午10时和凌晨4点30分。我想,我若在这冷清的街道上游荡到凌晨4点30分,必然会招惹许多怀疑的目光,而这小小的火车站空无一人,我坐在这里等到明早火车开来也纯属不正常现象。反正我轻装上阵,沿着铁路走去,走到哪里就在那里上车,还可以少花点车.票钱。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一把手”,不是说了算,想了也得算。

悠悠闲闲,观山望景,走到下午四点多钟,忽然看见前面有个背背篼的妇女,显然她因为背负过重而艰难的行进着。我刚刚超过了她几步,她就在后面喊：“同志!”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我到前面去赶火车,同时放慢了脚步。她告诉我,她回娘家转来,背的东西太多太重,实在走不动了,如果我能帮她背回去,他可以送我两斤从娘家带回来的小米。我简直认为自己在走财运了,两斤小米可以让我胀饱两顿,那是多么舒服的味道。我欣然同意,这60多斤的重量对于一个修了三年多铁路的小伙子只算是小菜一碟。我们边走边聊,她告诉我她家就住在铁路旁边,我灵机一动,何不今晚就在她家借宿一夜,明天早上三点左右起床赶到火车站也很合适,便向她提出这个想法,她也同意了。

实际上她家住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到家的时候,太阳早已下山,接近黄昏时分了,站在她家门口到也能看见铁路在山下蜿蜒,这大概就是“家在铁路旁边”的根据。年轻力壮的我,背这一背篼东西爬这样陡峭的山也累得大汗淋漓,她逢人便说：“如果不是黎同志帮忙, 我简直无法背回家。”

她丈夫在南桐煤矿挖煤,家中只有两个10岁上下的女儿,女儿看见妈妈从外婆家回来,又带回那么多吃的东西,高兴得又叫又跳。不一会,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来看望问好,当然也会暗藏一颗打量外来人口的好奇心。婆婆妈妈问长问短热闹了好一阵,主人终于端出一大笼以南瓜拌玉米粉佐以盐巴、海椒面蒸成的美餐,我因劳动量大,除那根夹生苕外没吃过任何东西,早已饿得肚皮巴到背脊,趁机胀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吃完饭,女主人递给我一包小米,我们对答了几句客气话,我请她明早三点左右一定叫醒我,便倒在她指定的床上,钻入蚊帐(四川农村一年四季都挂蚊帐)呼呼入睡了。

睡梦中忽听得女主人在身旁喊：“黎同志,黎同志!”我醒来发现,她带着女儿竟睡在我旁边的一张床上,因为大家都没有手表,可能是她估计的三点钟吧,我匆匆穿衣,心中不禁纳闷,这个地方风俗真怪,男人不在家,竟可让一个陌生男人同住在一间房内,虽然隔着两床蚊帐,毕竟是相距咫尺。不过,此刻决不是研究民俗的时候,我得赶紧下山,误了火车那才是添麻烦的事。

依然是一无所有

天空漆黑,女主人帮助我点燃了昨晚准备好了的火把,我往山下走去,因担心在陌生的田野里走错路浪费了时间,我的原则是见坡就下,心想这样总会下到铁路边上,大约经过半小时的东窜西跳,火把也早已燃光,总算看见了铁轨,对于我,它就是阳光大道。

我朝着前方一个名叫蒲河的车站走着,远远地我看见有一盏马灯朝我晃晃悠悠地走来,原来是一位巡道的铁路工人。我向他打听我能赶得上开往重庆的这班车吗?他摇头回答说：“可能来不及了吧。”我便加快了脚步,但几分钟后,身后便有轰隆隆地火车奔驰的声音传来,我心急如焚,开始加速奔跑,火车带着一阵疾风却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直到我目送着最后一节车厢那红色尾灯从我眼前消失,我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奔跑着。谁知一不小心,我便一筋斗摔下了铁路路基,小腿上划开一条四公分长的口子,鲜血流到了鞋底,疼痛难熬,眼前那长长的铁轨告诉我,这趟车我再也赶不上了。

天朦朦亮了,我一跛一跛地向蒲河方向走去,快到街口时,我看见紧靠铁路边有一个小小的工棚,一位30多岁的铁路工人正在里面烤火,为了缓解疼痛,也为了休憩片刻,我也凑了进去,这位工人态度和善十分好客,很快地我们聊起天来。我向他诉说今早上赶掉车的苦恼,他向我诉说饿肚皮的烦闷,说他妻子患着水肿病,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四岁多的孩子骨瘦如柴又无人照看,说着说着这七尺男子汉竟嘤嘤地哭了起来。我费尽口舌,苦苦地劝慰了一番才稍有缓解。他说要看看我摔伤的创口,我捞开裤腿,他看后大吃一惊,说这样大的口子不包扎一下肯定要灌脓,干脆到我家里去弄一下,我家里有碘酒纱布。我再三推却,他说：“就在这背后,只有几步路。”

他家的景象真可以用凄凉两个字来形容,特别他那患病的妻子,想从床上撑起来和我打个招呼都十分艰难。四岁的孩子瘦得像只小猴子,坐在床边连喊“叔叔”的声音都像蚊子叫,难怪这七尺男子泪如雨下。七尺男子细心为我包扎了伤口,他还得回工棚去上班,我也得去火车站了解一下情况,临别时我掏出昨天挣来的一包小米送给他妻子,一家人瞪大了眼睛,千恩万谢。我发现七尺男子又快哭了,便赶紧辞别而去。

在与铁路工人交谈中,得知今天是蒲河赶场的日子,我准备到街上买点东西吃,同时卖掉挂包里的叶子烟,换取点伙食费。很快地我卷入了拥挤的人流,吃了一个烧饼便去到叶子烟市场,摸了一下行情,出手也十分顺利。刚把钱揣进腰包,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并要我随他前去,一看大门上挂着一块蒲河镇税务所的大牌子,我反而松了一口气。我从来没想到卖两斤叶子烟还得完税,更没想到税额高得如此惊人,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六十年代的税票体积之大,上三次厕所也可能用不完。我按蚀财免灾的原则照交不误,如果和他争吵,他把我留下来进行一番税法教育,弄不好早班火车又得赶掉。

就这样告别了我昨天暗自庆幸过的“财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