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 北京传媒学者
东网 6月27日(一)

• 吴建民先生于武汉遇车祸去世，遗体运回北京，八宝山追悼，中共七常委送花圈，尽享殊荣。

吴建民先生于武汉遇车祸去世，遗体运回北京，八宝山追悼，中共七常委送花圈，尽享殊荣。而这些天大陆舆论再起纷争。对于这位主张温和路线、被称为鸽派的前外交家，所谓的鹰派强硬人士、民族主义分子颇为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卖国”事业的损失。当此时，《解放军报》的官方微博，也阴阳怪气地说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


一些民主自由派人士，倒是对吴评价颇高。独立学者、军事战略学家赵楚先生，还撰长文整出一个“吴建民难题”的概念。这就像“钱学森之问”一样，“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明知故问。

吴的一生，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前是职业外交官，官至副部级的驻法大使。这个阶段就是执行命令的事务官，虽然被人披露文革时组织批斗、外交场合强词为中国的人权辩护，考虑到政治大潮的裹挟和外交官的身份，都能理解。

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退职后担任一系列闲职，各种会议演讲、培训、媒体采访，是在社会上活跃的时期，言论也为公众所知。他基本上就是三点：一、看清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流，看错了就麻烦。二、反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三、主张温和的和平外交路线。

这些无论是邓小平当年强调，还是知识界一直主张的观点，没有什么创新和独到。但是在大国崛起、一些好谋无断的网红军人鼓噪对外强硬的背景下，吴建民能理性地分析介绍和平友好的外交思想，很有贡献。当然也有人不解，比如他为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辩解，称这是“弱国心态”，就引起很大争议。毕竟中国还没有校车，而马其顿人均比中国更富。

但作为公众人物，光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而不讲民生和民权，显然也说不过去。有人说，讲国内问题对一个外交家来说，是不是太苛责了？外交和内政从来不可分，所有的外交都是内政的延续。当年吴建民为人权辩护的时候，不是为了内政吗？现在反对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不是内政吗？

至于民生和民权，中国的撒币外交之所以招致国内不满，就是因为不顾民生，外交决策民众也无权参与。一带一路、出访送钱、花钱买喝彩，这些内政外交交织在一起的事，吴建民有过批评或审慎的看法吗？

还有人说他是身份所限，不便表态。但是和他同属国际片的其他一些体制内人物，一直在关注内政，指出问题，呼吁改变。作为智囊的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女士、曾任张闻天秘书的社科院日本所所长何方先生、以及担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社科院前副院长、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不都是一直在讲民生、民权、民主吗？何方先生前不久还因妄议内政，被当局训诫，不屈回应。和吴建民一样副部级待遇的李慎之先生，在国庆50周年写作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内政的反省，对政治改革的吁求。

作为游走在国内外的明白人，吴建民能不知道国外的情况、国内的问题？恐怕是养尊处优，聪明地回避内政，专讲外交吧。而且作为一只“和平鸽”，只讲友好外交，为现在不顾民生和民众权利的撒币外交，提供注解和理论支持。

在权力不民选、主权不在民的国家，其实不管是鹰还是鸽，都是被养著的“上书房行走”。在信息不透明、决策不民主的封闭政治，以他们的级别和在媒体的大嘴，连上书房也进不去，就是扒扒门缝的听差。

所谓的鹰，不过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贪污腐败打口炮的鹰爪。所谓的鸽，不过是带着哨的鸽，听起来再悦耳，也是风消云散，回笼喂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