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10)

谭合成

卷二

第十章 传经送宝

蒋文经等人在杨家公社杀了钟佩英母子之后，8月17日，又在四马桥召开了全区“红战士”（“红联”）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钟佩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成了宁远反革命暴动总头子郑元赞的小老婆、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女特务、杨家公社四类分子暴动的总指挥。而所谓钟佩英指挥四类分子搞暴动，郑家大队贫下中农革命警惕性高，及时发现镇压了的故事，经蒋文经等人绘声绘色一番演绎，听得与会者如醉如痴，甚至还有几分遗憾：为什么自己公社就没有出个郑元赞，出个钟佩英呢？要是有的话，那该多好啊！

会议结束以后，18日，19日，蒋文经等人受大平岭公社和洪塘营公社邀请，专程到这两个公社“传经送宝”。

洪塘营公社位于道县东南部九嶷山系的层峦叠嶂之中，现在叫洪塘营瑶族乡，是一个以瑶族为主体，瑶、汉人民混居的地区，不过这里的瑶民基本上已经汉化，如果他们自己不说是瑶民，你一点都看不出来。该公社在道县37个公社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自然条件也比较恶劣，山高谷深，岩基裸露，土层瘠薄，素有“洪塘无水，峻岭有峰”之说，人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首民谣流传至今：“有女莫嫁瑶山窝，终年挨冻又挨饿；住的木板茅草屋，吃的红薯玉米它。”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公社打光棍的男人特别多。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公社杀人夺妻的案件发生得最多，其中恐怕也有一点因果关系。

公社驻地洪塘营圩是道县地势最高的圩场，海拔800米以上，1986年我们到洪塘营采访时，眼前的圩场仅有横街一条，街道房屋都很破旧，甚至还有一点点衰败。山风掠过四周裸露的岩山，使人不由自主生出一种凄凉之感。

接到蒋文经等人送来的“革命真经”，（1967年）8月20日，洪塘营公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公社武装部长赖兴好召开了全社各大队支部书记、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四巨头”会议。赖在会上大肆渲染蒋文经等人的谣言，介绍杨家公社郑家大队的杀人经验（原文是“镇压四类分子暴动的经验”），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对于“调皮捣蛋”的地富分子，只要贫下中农同意杀就可以杀，并点名指示红花大队杀人，“带动全公社的对敌斗争”。

会后，红花大队率先杀3人，各大队陆续跟进，五天之内，共杀43人。

8月26日，洪塘营公社“三结合革命亮相干部”、公社副书记盘家瑞再次亮相，再次召开全社各大队“四巨头”会议。盘副书记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些“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大队，重点表扬了“行动快，杀人多”的红花大队，号召各大队，外学郑家，内学红花。

会后，各大队积极行动，掀起了全社的杀人高峰；当天便杀47人。有些在会上受到批评的大队很不服气，积极行动，迎头赶上。如佳竹洞大队，原来没有杀人，支书王建喜、民兵营长蒋汉德等人在公社受到批评以后，回到大队马上就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贯彻公社8·26“四巨头”会议精神，要各生产队就在会上摸底报名单，名单拿出来以后执行不过夜，立即派民兵分头抓人，当晚便将12个“阶级敌人”镇压了。第二天清早即打电话向公社报喜。

接着，27日，全公社又杀86人。

赖兴好、盘家端等人坐镇公社，守在电话机旁指挥全局。

东江源大队是盘家端的点，经他指示、批准，杀了13个人。

洪塘营公社文革“杀人风”中共杀187人（其中自杀5人），仅8月26、27两天就杀了133人，占杀人总数的71%。

该公社杀人最多的是红花大队，共杀42人，占全社杀人总数的22.5%。该大队一个名叫李博清的杀人凶手，杀人上了瘾，每次杀人都主动要求参加，不让去还不行，该大队先后三次杀人，李博清每次都参加了，亲手杀害21人。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整个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亲手杀人最多的应当是他。寿雁区唐家公社那个杀人冠军雷康古有水分，货真价实的冠军应当归李博清。李博清当时已经40出头，在当时的道县应当算是个半老头子，那个时候人的寿命相对要短一些，50岁就喊老倌子，60岁不为夭折，70岁就是古稀之年，笔者查了一下，道县一些出名的杀人凶手，年纪一般都在20岁左右，大的不过30出头，40岁以上的杀人凶手，除报复杀人、谋财害命、杀人夺妻这几种情况外，还真的少见。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李博清对杀人表现得如此积极呢？处遗工作开始以后，李博清因多次主动要求杀人，且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被逮捕法办。专案组的同志要他交代杀人动机，他的回答竟然是：“为了多赚两个工分。”乍一听，觉得荒诞无稽，难以置信，仔细一想，却又在情理之中。假如杀人成了一种革命行动，不但不要负责任，而且还有钱发、有粮食分、有工分记，这样的便宜人，愿意去杀的恐怕不在少数。笔者有幸亲历过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在学校里，每当有机会触及牛鬼蛇神肉体的时候，广大革命师生无不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开始的时候，这种痛殴“阶级敌人”的行为多少还有一层严肃的面纱，被看成是一种阶级义愤和革命行动，到后来几乎成了单调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味剂，有些调皮捣蛋的同学把它戏称为打便宜人。便宜人可打，亦可杀，关键在于便宜到什么程度，可打不打不革命，可杀不杀三分罪。

采访中，笔者曾向当地有关干部请教过这样一问题：洪塘营公社大多数大队杀人都不是很多，少的一、二人，多的不过二十余人，为什么红花大队表现的如此突出呢？

一位负责处遗的同志这样回答：

“红花大队离公社很近，大约只有里吧路的样子，狗叫的声音都听得到。这种地理位置，使得该大队干部与公社领导联系非常密切。‘乱杀风’中，公社盘家端、赖兴好等人把这里树成一个阶级斗争的点来抓。他们多次到大队现场办公，督促杀人，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红花大队一直都是公社的先进大队，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杀人也是一样，只能比别的大队杀得多，不能杀得少。当时煽动杀人，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叫杀人，而是说镇压阶级敌人的暴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保卫红色政权等等，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所以红花大队的干部积极带头行动。当时的大队支书陈明凤就亲自充当杀人凶手，带头杀人。大队贫协主席，叫个杨隆宽的，当时25岁，猛得很，每次杀人，都背着一杆鸟铳，冲在最前头，并且亲自杀人示范。大队民兵营长邹景桂当时在公社民兵自卫队当队长，带着自卫队的民兵到处支援杀人。这个人品质坏得很，不但杀人而且还乘机强奸、轮奸被害者妻女。几个为主的干部带了头，其他干部还能不动手？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带了头，群众还能不动手？第三个原因就是，红花大队杀人的面放得比较宽。当时这个‘乱杀风’，说是乱杀，实际上还有界线的。界线一突破，人数就要成倍的向上翻。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如果定了只杀分子不杀子女，无论哪个大队最多也就只杀得十几个；如果说子女也杀，人数马上就翻上去了；如果说只杀男的，妇女、小孩不杀，怎么杀也杀不到四十多个人，如果要斩草除根的话，无论哪个大队杀四十个人都是少的。同时，还有一些人为了杀人夺妻，不留后患，把女方的家人也就杀得比较彻底。另外一方面，红花大队不但杀地富，而且还杀了一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说白了就是，在外面搞副业不给队上交钱的，在生产队出工偷懒耍奸的，或者不服干部的领导，跟干部斗着干的，这些事情现在看来都是小问题，在当时，一上纲上线，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对抗党的领导，这都是砍脑壳的事啊！这三类人加起来，红花大队只杀了42个人，要讲还算是政策水平掌握得好，要是尽得量杀，起码还要翻一番。当时红花大队杀人已经出现不断扩大的状态，第一批，8月21日，3人；第二批，8月24日，12人；第三批，8月27日，20多人。幸亏上头刹车刹得快，红花大队8月21号开始杀人，到8月28号打止，只杀了7天。据说还准备再杀一批，8月29号，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打来电话不准再‘乱杀人’，当天晚上，赖兴好在公社主持在家的脱产干部开会，传达47军制止杀人的电话会议精神，并分头通知各个大队。红花大队隔公社近，接到电话后马上就封刀了，以后再没杀人。但盘家端的点东江源大队不知道为什么给漏掉了，没有通知到，结果这个大队在8月30号上午，又杀了9个人，本来只杀十几个的，这下子变成23人，成了公社的第二名。这次处遗中，有人反映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好让东江源抓紧时间再杀一批。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缺乏有力的证明，因此也就否定了。”

然而，洪塘营公社文革杀人的情况，最让我们震惊的，或者说最具特色的不是“杀人最多”的红花大队，也不是“抓紧时间再杀一批”的东江源大队，而是处于中游水平的黄家塘大队。这个大队杀人居然不是公社干部指示的，而是一个名叫邓永裕的公社电话员指示的。当时在洪塘营乡处遗工作办听到这个情况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感到非常意外。由于洪塘营距县城比较远，交通不太方便，我们到洪塘营采访，来得比较晚，此前已经在县城附近的几个区社采访过，红花大队那种情况，东江源大队那种情况，见得非常多，公社领导开会指示，大队干部开会贯彻，贫协和民兵组织具体执行，可以说是道县杀人事件的一种基本模式，黄家塘大队的这种情况还真的少见。在我们采访中是第一次听到，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公社电话员，充其量就是个县邮电系统的合同工，跟民办教师的性质差不多，他凭什么“指示”杀人呢？下面的大队又凭什么听他的呢？

我们问处遗办的同志：“是不是哪个公社领导指使邓永裕传达的指示呢？”

该同志回答道：“不是的，纯粹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你们这个想法我们一开始也有，经过反复调查，确定没有任何一个公社干部指使过他，纯粹是他自己坐在电话机旁没事干，吃饱了撑的，看到别的大队都杀了，黄家塘大队一直没有行动，就打过一个电话去指示杀人。”

于是我们决定把原来的采访计划调整一下，立即去黄家塘村。

黄家塘大队（村）位于洪塘营公社最北面，与蚣坝公社毗邻，东边是猫儿山，西边是枫木山，它就在两山夹峙的马鞍形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似乎是整个公社距县城最近的地方，实际上交通并不便利。当时整个道县东南部只有一条简易公路，叫道坦公路，从道江镇到湘源锡矿的坦水坪，全长60多公里，主要是为运送湘源锡矿的矿石而修筑的，当然沿线村镇也跟着得到交通之利。公路起于县城东郊的上关村，向东南通过蚣坝圩，越过泡水到后江桥，从后江桥转向东行，再次越过泡水到四马桥圩，从四马桥圩转向南，沿泡水中上游的山谷到坦水坪。沙石路面，路况不是很好，车行起来，黄尘滚滚，颠簸得十分厉害。公路距洪塘营圩最近的地方叫东江脚，从这里分叉出一条更加简易的公路，通到洪塘营圩。从洪塘营圩到黄家塘有大约15里山路要走，不算险峻，却也蜿蜒曲折。我们就是走这条路线到黄家塘村去的。实际上要直接去黄家塘村，还有一条路可走，路近一些，也相对平坦一些，就是不经过洪塘营圩，在四马桥圩下车，渡过泡水，步行20余里便可到达。我们离开黄家塘村回道江镇走的就这条路。但去的是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条路，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黄家塘村。

大约半下午时分，到了黄家塘村（大队）。由于来得仓促，事先准备工作不充分，采访很不顺利。接待我们的大队干部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明显不太欢迎，嘟嘟囔囔地说：“双抢大忙的，好多要紧的工作都搞不赢，搞这些空事干哄门（什么）？”好在我们早有思想准备。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有大量党员、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被卷入其中，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对于这一次的处遗工作是不理解、排斥、甚至对抗的，特别是那些手上或多或少沾有鲜血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本能地把我们看成是找麻烦的人，所以每次下去采访，一定要事先做好铺垫工作，工作做得不到家，都要碰钉子。

对黄家塘村的采访当然也不例外，临时起意，仓促而来，要是一帆风顺，那倒奇怪了。不过，不顺利并不等于一无所获。七七八八的事情就不讲了，直接讲采访结果。

事情还得从8·20公社杀人动员会说起，那天，黄家塘大队支书祝玉亮等人在公社开过会，回到大队，几个人研究了一下，感到本大队的几个地富分子还没有“调皮捣蛋”到非杀不可，决定集中管制起来，以观后效。因为黄家塘跟公社离得比较远，平时联系不是很密切，公社派下去“检查工作”的干部也把它给忽略了，所以一直到8月25日，其他大队都行动了，该大队忙着“促生产”，忘了“抓革命”。这个情况被公社电话员邓家裕发觉了。他虽然不是公社领导，但坐在总机旁边插接电话，公社和各个大队来来往往的电话，都可以监听得到，（那个时候，电话员又叫机线员，就是类似机要员的意思，要政治十分可靠的人才能担任）所以对全公社杀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据邓家裕说：“我因为发觉黄家塘一直没有行动，又晓得公社要开总结评比会，害怕他们受批评，出于一片好心，打过一个电话提醒他们，没曾想到他们把杀人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说是我指示的。我一个公社电话员，连个半脱产的干部都算不上，凭什么指示杀人？”

邓家裕问得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黄家塘大队干部群众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同之处。当时接听电话的（原）大队会计祝重成说：“（1967年）8月25号中午，我在大队部值班，公社‘杀人办’主任邓家裕打过电话来，问我们大队为什么还没有行动，批评我们拖了全公社的后腿，强行要求我们马上行动。我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向支书祝玉亮、大队长祝玉省他们做了汇报。大队上专门开了一个会，拿出了一个名单，决定杀5个地富分子。还打电话向邓主任作了汇报。第二天早晨，邓又打过电话来，是支书祝玉亮接的，说我们大队跑出去的两个地富（实际上是地富子弟）在十区（蚣坝区）被抓住了，要我们派人去接。祝支书问，接回来怎么处理？邓主任说，在路上干掉算了。所以这两个人也杀掉了。后来，8月27号在公社开过会以后，因为大队上还关着几个地富没有处理，我们又把电话打到公社，请示邓主任杀不杀，邓主任指示说，统统给我杀了。就这样又杀了3个。”

附带说一句，邓家裕对“杀人办主任”这个头衔，坚决予以否认，他说：“什么牌子不好叫，叫个杀人办公室主任，我再蠢也没有蠢到这个程度。”

好在这个问题无关宏旨，杀人办主任也好，其他什么办主任也好，还有什么司令啦，政委啦，院长(笔者在一份关于邓家裕在文革“乱杀风”中所犯罪行的原始材料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邓家裕，男，1933年出生，贫农，党员，洪塘营公社电话员，邓在文革乱杀风中自称“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多次参与杀人活动，亲自打电话给黄家塘等大队，指示批准杀23人，亲手用铁丝捆绑5人，用绳索捆绑5人。)啦，叫什么都可以，关键是黄家塘大队贫下中农就是这么直观理解的。如此看来，黄家塘大队杀人情况与其他大队并无本质区别，说它有特殊性，仅仅特殊在别的大队指示杀人的是“正牌货”，而指示该大队杀人的是个“冒牌货”而已。

不过，有一个情况祝重成没有说，那就是当天（8月27日）晚上，他打电话向邓家裕请示：“有些人虽然不是地富，但是不好好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在外面打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副业），这号人杀不杀得？”邓家裕答复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都可以杀！”

祝重成拿到指示以后，第二天就带人把本大队在外地搞副业的中农社员祝重道抓了回来，骗他交出钱财之后，将其杀害，并顺便夺了他的老婆。

此案在本次处遗工作中被定为杀人夺妻案。

大平岭公社的杀人情况与洪塘营大同小异，相比而言杀人稍少一点。具体杀人情况，后文中有几个案例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