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15)

谭合成

卷三

第十五章 “8·21营江汇报会”

“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驻跸营江公社良种场大院。该大院是一个面积相当可观的四方院子，对着大门是一栋两层小楼，两边两排红砖平房，中间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坪。大院和卫星般拱卫在它附近的两个村子里，集结了近千名来自各区社的民兵，组建了二个武装民兵连和一个直属民兵排。他们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腰上扎一根皮带或捆一条汗巾，背着不同层次的武器，基干民兵是步枪，普通民兵是鸟铳、马刀、梭标等，其中最神奇的，当然是穿黄军装的，他们大多是复员退伍军人，也是武装基本民兵的骨干。另外还有一批集中来的铁匠、木匠，在加班加点打制马刀、梭标。来的人想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绝对一致，就是来赚革命工分的，来这里的民兵和工匠除了有粮食补贴外，还要在生产队拿最高工分。

指挥部设在楼上一间简陋的小会议室里，指挥长郑有志、政委钟昌友（梅花区武装部长）、副指挥长刘厚善（上关区武装部长）、廖明忠（桥头区武装部长）、副政委贺霞（县委农村部干事）、王先志（仙子脚区武装部长）、参谋长黄涛（县公安局干部），以及后勤部长张明耻等人，云集于此，既要对付“革联”打派战，又要指挥全县农村“抓阶级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辛苦得很。郑有志更是废寝忘食，夙夜匪懈，眼睛都熬红了，布满血丝。

尤其此地距“革联”老巢二中不过四里之遥，时刻要提防“革联飞虎队”偷袭。8·13武斗之后，郑有志等人已经领教了这帮“亡命之徒”的狡诈凶顽，更不敢掉以轻心，一只枪睡觉都放在枕头底下。门前小桥边、公路旁上了明、暗几层岗哨。郑有志等人都是当兵出身，在这点上绝对不会麻痹大意。一到晚上，时有喝问口令的声音划破静夜，惹得附近的狗跟着叫起来，使人紧张得太阳穴打鼓一样咚咚跳个不停。一直要到狗的吠声象遥远的回音似的，愈传愈远，渐归寂静，才能把一颗悬起来的心重新放落在肚子里。

8月21日，零陵军分区赵尔昌副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6952部队梁连长，在先武装部崔部长和刘政委的陪同下，风尘仆仆来到营江红联前线指挥部。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赵副司令员一行舍近求远，绕道宁远，从那里步行而来（当时宁远到道县还没有公路）。为什么不走道县县城呢？自然是为了避开“革联”。读者可能大惑不解：堂堂一军分区领导会顾忌一个小小县城里的群众组织？请不要忘记这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基本瘫痪了，有的还被夺了权，但人民解放军系统还是坚如磐石，同时担负着“支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任。炮打司令，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中央文革不能炮打，人民解放军不能炮打。但问题出就出在“支左”两个字上，前面笔者已经讲过，中央文革关于湖南问题的《8·10决定》批评湖南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连带着陵零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也跟着犯了错误。就是说从前“支左”支错了人，现在要把屁股扭过来。可是屁股说扭就扭得过来吗？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几十里山路，火辣辣的太阳晒得黑汗水流，当时见过赵副司令员一行的当地农民至今还在回忆：“啧啧！赵副司令员不简单！算起来要算是道台了，那么热的天，那么大的官，还走路，一身的汗，军装都不脱，帽徽领章整整齐齐。”

刚一落坐，赵副司令员顾不得擦一把汗，马上把正在开全县区武装部长会议的与会者和“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的头头们（其中很多本身就区武装部长）召来汇报情况。二、三十个人把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那时节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会议室里闷热难当。赵副司令员身穿的确良军装，头戴军帽，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正襟危坐在主位上。郑有志等区武装部长在农村随便惯了，见状，连忙手忙脚乱地整理风纪。

首先，由“红联”副政委贺霞汇报，他愤怒地控诉了“革联”的“滔天罪行”，又谈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说：“当前道县农村的阶级斗争很复杂……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发展了三千多个成员。她指挥四类分子打了大队治保主任。蚣坝公社有些四类分子聚集召开秘密会，搞反革命组织‘新民救国团’。六区（月岩区）地主蒋伟珠(蒋伟珠，女，1948年出生，清塘公社蒋家大队人，家庭出身地主，道县二中学生。1967年因“新民党”案被关进牢房，整得九死一生。文革后平反，当了民兵教师。)有电台，她本人是发报员，经费是从冷水滩暗号叫‘609’的特务那里搞来的，准备到湖北省达子山搞兵工厂，企图搞军事暴动。杨家公社与宁远县搭界的山上，有二、三百个四类分子上山为匪，要杀我们的党员、干部、贫下中农。新车公社有六个小孩在山上放牛被这些匪徒杀掉了。”（据处遗工作调查，全系假案。）

贺霞还没汇报完，钟昌友抢着插话：“我们车头区理家坪公社就有四类分子搞暴动抢民兵的枪，西干桥后面的山上有上百名四类分子上山为匪……”

赵副司令员等军人，原本对地方情况接触少，不甚熟悉，听贺霞等人的汇报，个个感到震惊，脸上现出同仇敌忾的表情。

贺霞接着汇报说：“现在贫下中农都发动起来了，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有的地方还杀了一些阶级敌人。”

赵副司令员问：“杀了多少？”

贺霞说：“大概一百多个。”

赵副司令员当即指示：“你们要统计一个准确的数字给我们。”

周仁表接着汇报，这一次他除了他所“破获”的两个“反革命组织”的反动纲领、行动计划和反革命口号外，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两个反革命组织与二中（“革联”总部）有联系。他们要翻天，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杀贫下中农。现在，农村里贫下中农都起来了，杀了一批阶级敌人。”

这时，有人插话说：“对农村杀人的事，有不同看法。”

贺霞站起来反驳道：“贫下中农起来杀几个阶级敌人，杀得好！……是贫下中农阶级觉悟的表现，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我们应当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让一个贫下中农被杀。”

赵副司令员说：“农村阶级敌人起来暴动，要杀贫下中，贫下中农起来杀阶级敌人，这就是江青同志说的‘文攻武卫’。现在武装部的枪被抢了，政法部门也管不了，四类分子要翻天，贫下中农恨四类分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是穷人出身，我坚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

汇报结束时，赵副司令员又指示：“你们汇报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很好！使我们了解了道县的一些真实情况，我们带回去向47军汇报，使道县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对反革命组织要尽快组织力量侦破，落实好材料，坚决打击。”

郑有志趁机向赵副司令员索要武器。

赵副司令员答复：“上级没有命令，我们不能给。”

赵副司令员回到零陵后，也没再做调查落实，立即把他在营江听到的汇报内容，总结成一份《社情电报》，汇报给了47军。47军队这份《社情电报》加了按语后，又转发下来，之后又发到道县各区、社。

正好笔者手头上有一份《社情电报》的抄件，特照录如下：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从7月底以来，特别是从8月22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47军在《社情电报》的按语中说：“中央文革转发零陵军分区反映道县的四类分子活动情况，对四类分子的活动要严加注意，但也要劝说农民按政策办事。”

这份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的电报，现已查明所述全部“敌情”无一属实。如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的空飘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之说，当时道县报上来的7个“反革命组织”全系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更是连影子都没有的事。它将一些道听途说，甚至是别有用心制造的谣言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认下来，又经道县基层政权层层传达、宣传、印发，成了“阶级敌人翻天的铁证”，甚至成了煽动和实施杀人的依据。笔者在道县采访时，听得很多杀人事件责任人在谈到“杀人风”兴起的原因时，都说到了这个《社情电报》，他们说：“这个《社情电报》对当时的杀人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贫下中农看到这个电报，以为四类分子真的起来暴动了，上山当土匪了，急得要命，也就不管青红皂白杀起四类分子来了。”这一点，不知《社情电报》拟制者作何感想。

营江汇报后，第二天上午，周仁表在清塘区三级干部会议上说：“我昨天向军分区赵副司令汇报了我们六区阶级斗争和群众起来杀四类分子的情况，赵副司令员表扬了我，这一下，我的胆子就更大了。”

这段记录营江汇报概况的文字是笔者，根据处遗工作组的调查材料整理的。为此笔者也采访了不少人，态度是慎重的，也是十分认真的，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事件的原来面貌，说心里话，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惶惑。当年的汇报者和听取汇报者，究竟说了些什么，指示了些什么，一些主要的当事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选择性遗忘症，还有一些人面对铁证如山的揭发材料，咬紧牙关不认帐，让处遗工作组的同志感到阻力很大，很头痛，而笔者就更是无可奈何了。有知情者说，他们还“搞了很多背后的活动”，要用人血“杀出一个左派来”等等，但笔者无权将这些缺乏有力证据的揭发材料作为事实披露。

赵副司令员视察营江的主题是了解下情、制止武斗。然而从道县杀人事件的有关统计材料上，却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1967年8月21日是道县杀人事件的一个“飞跃点”！道县处遗工作组在向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的汇报材料中，把整个杀人事件分成四个阶段：

1967年8月13－20日为第一段，主要表现为零星和自发的（事实上是农村基层干部策划组织的――笔者）杀人。这一阶段历时8天，是杀人风的开始阶段，共杀81人，占杀人总数的1.8％，全县只有寿雁、四马桥、清塘三个区杀了人。8月21日－25日为第二段，这个阶段出现了全县第一次杀人高潮。多数区、社开了不同类型的杀人会，动员部署杀人。历时5天，共杀807人，占杀人总数的17.9％，全县10个区36个公社只有少数公社没有杀人。8月26－30日是第三段，不少地方搞起了突击杀人，补火杀人，平衡杀人，掀起了第二次杀人高潮。这一段杀人是在‘不准乱杀’和‘罪大恶极的可以杀一、两个’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历时5天，共杀2454人。占杀人总数的54.5%，全县36个公社全部杀了人。8月31－10月17日为第四段，是杀人风的制止和缓慢平息阶段……历时48天，共杀1177人，其中大量人员系被逼自杀，占杀人总数的25.8%。

与上述四个阶段相对应的有四个标志性事件：

一、8·8 抢枪事件；

二、8·21营江汇报会；

三、8·26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四、8·29 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

从上面材料不难看出，8月21日这一天非常重要，从这一天开始，道县“杀人风”迅速席卷全县，呈现有组织有规模的杀人态势，不但被杀人数激增，而且这天之前杀人多少还要找上那么一条、两条莫须有的罪名，这天之后就进入了想怎么杀就怎么杀的状态。

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们不得不用力地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