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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红血祭青葱魂-红卫兵时代的疯魔与悲哀
送交者: 缘中缘 2017年07月26日23:34:5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沉静:枫红血祭青葱魂

“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大纪元2017年07月24日讯】我年少的阅读是从连环画开始的。那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中外名著解禁,井喷般涌现了伤痕文学。我先是在《连环画报》上看到《伤痕》、《枫》、《爬满青藤的木屋》、《人到中年》、《伊利亚特》、《三打白骨精》、《红楼梦》、《永远的尹雪艳》、《法尼娜·法尼尼》等图文并茂的故事,然后去找原著的。

在诸多连环画中,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并一度被禁的是《枫》。那一对红卫兵恋人在文革武斗中双双殒命的故事,令我记忆犹新。

疯魔懵懂  少年心

毛泽东在天安门一挥手,千万红卫兵欢呼雀跃、热泪奔涌、如痴如醉,文革狂飙席卷全国,碾压黑五类,揪斗走资派,破四旧焚文物毁古迹,举国上下都处于癫狂状态。一夕之间挖出无数牛鬼蛇神,检举揭批,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夫妻反目,父子对立,至亲好友分道扬镳,政治扭曲撕裂了一切。大江南北,不同派系的矛盾纷争越演越烈,武斗升级。被蛊惑利用的青少年也信誓旦旦地为保卫伟大领袖、为捍卫自以为是的真理而战,李红钢和卢丹枫分属“造反总兵团”和“井冈山”这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他们在血战的硝烟中重逢,都坚定地劝对方投降,不愿杀心上人,也不愿做俘虏和叛徒,丹枫跳楼身亡,李红钢后来也因此被判死刑枪决。

分不清是友谊还是爱情的朦胧情愫,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半大孩子,讲的都是“投身伟大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 的政宣口号,实在愚蠢可笑,但又的确是热烈真诚的,这也是当时颇为普遍的革命化谈话方式,绝对的政治正确。儿女情是落后、挨批遭耻笑的小资情调,比起宏大的理想、钢铁般的意志,根本排不上位。丹枫写给红钢的夹着两片枫叶的纸条,也少不了毛语录:“但是在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之前,我们是没有任何个人幸福可言的!你应当反戈一击,尽快觉悟。否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你会在战场上死在我的枪口下!  ”

荒谬的年代,残酷的青春!行必拿红宝书,言必提伟大领袖目标是解放全人类,狠斗私字一闪念。没有自己的思考判断,更没有常识和理性,滥杀无辜也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嗜血的红色暴政是铲除异己的绞肉机,容不得半点杂色,要的是根正苗红、赤胆忠心!红太阳、红语录、红像章、红袖章、红领巾、红旗、红海洋、红五类、红色江山、红色接班人、汩汩流淌的鲜血……如挥不去的魔咒、无孔不入的病毒将所有的人拖向暴虐毁灭,自相残杀的双方都是曾经的同学朋友……所以被邪灵附体、杀红了眼的人们,都疯了!!

写的画的都是亲历实感

《枫》能激起人们强烈共鸣并长久储存脑海,在于真实的力量。比起那些刻意回避历史真相、隔靴挠痒的作品,要真得多,反思得更深入。

《枫》是著名作家郑义1979年的处女作,他80年代中期表现农民艰辛的小说《远村》和《老井》也广为人知,“六四”后遭通缉流亡海外,陆续写出《红色纪念碑》、《神树》、《中国生态之毁灭》等力作。


原名郑光召的郑义是北京清华附中的学生,该校的高干子弟于66年5月底成立了最早的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甚嚣尘上,不可一世的红二代们不仅批斗老师、还殴打郑义等“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母亲也在打死千余人的“红八月”被赶出京城回四川老家。大串联时,郑义印象最深的是67年7月四川宜宾的武斗,尸体堆积如山,空气中弥漫着尸臭。一具具伤口爬满蛆虫的尸体,出殡的场面一辈子都忘不了。丹枫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幻灭的挣扎痛苦,是那个时代的群像。郑义讲,在写作过程中,丹枫从一批人渐变为他的小学同学,在对立派的一个挚友。《枫》写的就是“自己生命中感受最深的题材”。

1979年8月,《连环画报》刊登了陈宜明、刘宇廉、李斌联手创作的《枫》,三人均为黑龙江兵团的知青画家,画都是他们那一代人亲历的共同命运。登峰造极的领袖崇拜,盲目躁动的青少年,藤帽、钢盔、冲锋枪、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丹枫的音容笑貌和青春气息,所描绘的一切细节都来自生活。武斗中惨死的年轻生命,与大标语、画像形成残酷的对照,有着画龙点睛的反讽寓意。其真挚情感、写实手法和贯穿于其中的思考,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触动了自相残杀的惨痛民族记忆。曾当过通讯员、穿梭于酒泉两派枪林弹雨中的卜荣华感叹,场景画得实在太真实了!

毛的红卫兵

早期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如西纠、联动等,为保父辈免受冲击、维护特权利益,不惜滥杀乱打黑五类祭旗,私设公堂,大搞红色恐怖。随着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刘邓等当权派,他们的父母纷纷倒台,高喊血统论的红色贵族沦为“黑帮子女” 或“狗崽子”,取而代之的是以平民为主的造反派红卫兵。

文革的武斗始于1966年12月的上海,随后的“一月风暴”,得到毛的赞赏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各地造反派(包括红卫兵)纷纷效仿夺省(市)委的权。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地方驻军的介入镇压使死伤更为惨重!

红卫兵一代,是中共建政17年来高强度灌输洗脑下成长的青少年。他们从小唱着“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其实,除了高干子弟,他们大多数是饭都吃不大饱、营养不良的苦孩子。强烈极端的爱憎占据了他们的身心,阶级斗争这根弦蹦得紧紧的,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不仅砸烂其狗头,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对毛的狂热崇拜在文革中达到顶峰。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学毛著,背语录,只要是毛要做的,肝脑涂地,在所不惜。有的学生甚至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毛画像”而死。

为稳坐红色江山,不断地荼毒驯化青少年,培训奴性和狼性。斗私批修,消灭自我个性,千口一腔,万众脑残。既要做专制机器的螺丝钉,又要甘当炮灰牺牲品。如“把一切献给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等等,保尔·柯察金、刘胡兰、董存瑞、江姐、黄继光、雷锋……教科书和文艺作品中夸张拔高、掺水分的英雄人物,所谓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虚妄空洞的理想主义,又是怎样深刻地影响着他们青春躁动的心。他们渴望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渴望成为英雄。(有些傻冒男孩甚至为没活在战争年代而烦恼。)

在那火红癫狂的岁月,几乎很少有人冷静思考局势的复杂,铺天盖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长期封闭洗脑,中共的欺骗愚民术连成人都丧失了正常思辨能力,更何况乳臭未干的孩子?!一切都被时代的狂风大潮裹挟而去。被党文化操控的青少年习惯于响应号召、紧跟前进,只要是以领袖和革命的名义,他们也会像先烈那样抛头颅、洒热血。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完蛋就完蛋。嘿,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是根据林彪语录谱曲的、当年最流行的武斗《完蛋歌》。唱完高诵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再高呼口号:“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 在全国大规模武斗中,二十岁上下、血气方刚的造反派红卫兵们唱诵著这两段语录,冲锋陷阵。

最虔诚投入也最惨烈的多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无畏,藐视危险、不计后果地蛮干猛冲,模仿电影宁死也不让战旗倒下,不惜作无谓的牺牲。前仆后继,奋勇向前。

颇为讽刺又可悲的是,武斗的两派都以誓死捍卫毛主席为自居自诩,视对方为反党反毛反革命。双方都喊著同样的口号或高唱着同样的“语录歌”,互相搏斗拼杀,赴死流血。昔日同窗好友、同事邻居,含辛茹苦的百姓,有妻儿父母的普通人,须臾间你死我活,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亲友悲痛的泪水和声声叹息。

花残魂殇

1967年5月6日,在四川成都132厂,军方支持的“产业军”向赤手空拳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开枪,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伤2000多人的“大血案”。在死难者中,最小的是11岁的李文君。有四位16岁的花季少女:程其逸、曾鲁芬、何正玉、赵宗纯。第一批枪声响起时,26中的程其逸在宣传车上遇难。何正玉、赵宗纯都在抢救掩护医生时中弹身亡。曾进京串联的何正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接见了我们,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成都23中的曾鲁芬将自己名字改为“曾向东”,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之心。那天她冲锋在前,高喊著“毛主席万岁”,倒在血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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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红卫兵小报上死难者的遗照,曾鲁芬(曾向东)还是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模样。而照片上的何正玉则是个柔静内向的女孩。(网路图片)

不爱红装爱武装,穿草绿军装、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形象,是那个年代女孩子的审美时尚和浪漫情怀。实际情况却是意想不到的野蛮残忍,在武斗中,形影相随的是死亡,一旦被俘,女性的处境更为不堪。常出现亲朋好友被打死,抓住俘虏报仇雪恨的惨剧,在对广西“四二二”的血腥杀戮中,就有不少女红卫兵被强奸轮奸。

重庆29中“8•15”派红卫兵张鲁多年后撰写了《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其中记叙了抓到对立派“反到底”女将的情景。这是个俊秀的18岁姑娘,没有横眉立目的激愤状,她沉默片刻,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在9月底的水塔争夺战中,眼见和自己最好的那个男生当场被一串子弹打得肠子流了一地,倒在她怀里气绝身亡,她便将一切都看淡了,决心退出一切人世纷争,把枪丢在地上,转身就走。殊不知,这样一来竟搞得本派把她当成临阵脱逃,要抓了回去开设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对立派的又把她当成女杀手也要抓了回去公审,为他们的死难者抵命。她打算到乡下亲戚家避避风头,还是被他们抓住。如今明知不论落在哪家手里都是受尽屈辱、难逃一死,不如就请各位哥哥们高抬贵手,一枪或一刀帮忙结果了她,自己到底是个女娃儿……

虽没遭扒下衣裤毒打刑讯,但作为敌对派女性还是饱尝了最基本的凌辱。她被生拉硬拽地剪了阴阳头、墨汁抹了一脸。哀告、呻吟也不能让这些青年萌生恻隐之心,便只有无声的恸哭,泪水在新上脸的墨迹上洗刷出一道又一道雪白……浓密的长发被大把揪扯著剪掉,歪歪扭扭地露出大半青色的头皮,另一小半乱糟糟堆在耳鬓后颈,像狗啃了一样,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这简直是另一版本的丹枫故事。

翻云覆雨手

实质上,文革是毛泽东为打倒政敌派系,发动亿万民众上演的提线木偶群戏。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就对给他戴红袖章的宋彬彬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从此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掀起了蔓延全国的暴力风潮。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时举酒杯道“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在皇城根下,以蒯大富为首的平民红卫兵是毛和中央文革扶植起来的。清华蒯大富因反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学生关押批斗,蒯大富以凌厉的辩才和顽强的绝食抗争轰动全校。毛为其平反,21岁的蒯大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毛整刘的铁拳利器。不论是蒯大富指挥5000人上街张贴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还是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的万人批斗,都是周恩来同意,张春桥、江青中央文革那几个人授意的,奉毛的圣旨在造反。


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回忆录中讲,1967年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的总指挥是毛泽东,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毛以上海为试点、作典型,加以总结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毛很青睐王洪文领导的上海造反派,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

文革得到民众的回应、参与和投入,是因为毛利用了老百姓多年来对官僚体制的积怨和不满。民众以为伟大领袖英明,坏的是那些当官的。(不知道体制之恶、毛才是始作俑者。)三年大饥荒中,四川饿死人最多,约占全省人口的七分之一,文革期间很多愤怒都源自那段痛苦的历史。郑义回忆,宜宾武斗的两派工农民众都控诉大饥荒每天只吃“三两七钱五”的粮,只不过一派认为罪魁祸首是市委书记,另一派认定是省委书记。

被推上神坛的毛一言九鼎,个人权威无与伦比,他充分利用民众对他的愚忠和崇拜,也巧妙利用了青少年的叛逆心理和青春狂热。有伟大领袖撑腰,人们纷纷加入造反大军,多年灌输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充斥着脑海,那张充饥的大饼画得格外巨大,长期被压抑扭曲的群体能量变相而惊骇地释放出来,成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铁扫帚”。

毛泽东煽动民众造反夺权,又命令军队“支左”(即支持左派)、镇压“右派”。都是高喊著忠于毛路线的群众组织,并没有一个识别界定左右的标准,军队陷入地方政治斗争的漩涡。大都力挺矛头冲着黑五类、维护领导的保守派,抛弃那些矛头指向当权者、“出身不大好”的草根造反派。

仅1967年的“二月镇反”就导致数千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数十万人被捕,数百万人遭通缉、批斗、殴打、游街。新疆石河子、内蒙呼和浩特、青海西宁等地都发生军队屠杀造反派的血案,震惊朝野。青海“2.23”事件中,那些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报社员工,手挽手背诵毛语录、一排排倒下的罹难者,怎么也想不到“人民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

1967年夏,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和江青“文攻武卫”的讲话传达全国,“两报一刊”大肆鼓噪“揪军内一小撮”。军方向自行认定的“左派”提供军火,被打压的一方不甘坐以待毙,纷纷抢夺军队的武器库,各地武斗屠杀愈演愈烈。毛笑赞,形势大好,天塌不下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等到局势失控告急,将帅们抵制,怕兵变的毛一句“还我长城”,丢卒保车,把手下笔杆子打入黑牢,挽回军队效忠。朝令夕改,反复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从酷军头手里解放了“冤民”,又从红小将的呐喊中解救“怨吏”,在两边都展示著“红太阳大救星”的姿态。挑动群众斗群众、嫁祸于人充当替罪羊,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巨头相互利用牵制,又彼此暗战较劲。伤亡最惨烈的武斗背后都有省市委、军队甚至中央的鬼影幢幢,拉一派打另一派,铲除异己。高层权斗,底层遭殃,互杀的两派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与炮灰,死的都是老百姓的孩子。

蒯大富的井冈山团派与414派武斗,1968年7月27日,三万名工人、解放军以人海之势占领清华大学。作为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蒯大富有可靠的联系管道,蹊跷的是却再三了解缘由无果,遂决定武力抵抗。

第二天,毛召集五大学生领袖训话,蒯大富扑到毛的怀里哭诉,主席救我!肯定是黑手干的,好几万工人包围清华,又抓又打。老毛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一翻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

蒯大富不明白为何不打个招呼,他若知道工宣队是毛派来的,定会全力配合,怎会造成伤亡的大错呢?毛的心腹谢静宜也在发表的回忆录中证实,当时严密封锁消息,做得滴水不漏,是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的秘密行动。

这本来就是设的局、下的套,流血冲突引起公愤,完美地实现毛的“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 的战略部署。刘邓派系的人已被打倒,武斗又失尽民心。被毛玩弄在掌股中的红卫兵失去了利用价值,从宠儿变弃儿,全都赶到边远地区下乡务农,1968年底,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烟消云散。

对于文武双全、胆敢抗旨绝地反击的广西“四二二”更是翻脸无情、赶尽杀绝,炮制“反共救国团”冤案陷害,周恩来“批注”、毛泽东御批“照办”的《七三布告》直接宣判了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1968年7月至8月,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动用几个师的军队围剿,炮轰南宁闹市区长达23天。以泄洪为名水淹南宁,将躲在地下人防工程里的数千人活活淹死。大规模地杀俘虏和“黑五类”,强奸妇女,剖腹挖肝、吃人肉,惨绝人寰。近十万人死于韦国清为首的官方主导的广西各地大屠杀,堪称全国之冠。

成立于1966年11月的 “全红总”是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希望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临时工制度,为处境悲惨的临时合同工、外包工带来实惠。1967年2月中共勒令取缔一切全国性组织,气势汹汹地质问是不是要夺中央的权?夺国务院的权?想杀头吗?“全红总”主要负责人被判20年重刑。上海部分造反工人提出改善待遇(补发工资、提高津贴、提前转正)等要求,一度得到满足,后来挨批,刹住了这股干扰毛周战略部署的“反革命经济主义风”。

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老百姓的福祉,都是骗人的鬼话,专制绞肉机吞噬成千上万的平民血肉,维护的是一党天下、特权集团的利益。

从奉旨造反到卸磨杀驴,从座上宾到阶下囚,响应毛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骨干们,从此沦为整肃的对象。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主要清算的是造反派。1982年同“四人帮”一起受审的还有百余名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被判17年。邓小平清理“三种人”运动波及全国,打击报复的也主要是当年冲击官僚的造反派们。

毛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官方竖起美化了的周恩来牌坊,弥补党在民众心中一路下滑的颓势,广西屠城魔头韦国清不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一手制造内蒙古“内人党”冤案的罪魁祸首滕海清,晚年仍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北京高干子女为主的老红卫兵(西纠、联动)制造的红色恐怖,犯下的累累血债,则不予追究。元老陈云表示,“自己的子弟是将来可靠的接班人”。如今红二代在政商两界呼风唤雨,个个富可敌国,继续上演着红朝血统论的连续剧……

1984年官方统计,文革中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实际上,死于军队屠杀和后来官方整肃的民众要多得多,占很大比重。

“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这是最早觉醒的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利用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搞政治斗争,其险恶与卑鄙并不亚于强奸幼女!” 广西 “四二二”的文胆钱文俊一针见血,“文革罪行之所以发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宿命。马克思邪教之传播,使人类呈现极大规模的兽性取代人性,文革只是其中一个展示平台,登峰造极的平台。”

能搞成举国癫狂的愚民运动,与其说是清醒的人太少了,不如说是中共用谎言加暴力施行愚民洗脑的结果。从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轮功,八千万冤魂的血海泪河,丧尽天良的人祸。文革中破坏性最大,教训最为惨痛的红卫兵历史,是共产党百年历史真相的一部分,不容遗忘,值得反思。了解共产党百年历史真相,能使人清醒起来,不再受共产党的愚弄欺骗,以致继续做它的牺牲品。抛弃中共,才有未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做出的选择。

参考资料:

黄河清:《红卫兵问题须还原史实后才能说明白!》

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

小平头 《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政治分野》

秦晖《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李伯特《“全红总”始末》

宋永毅《造反派和“三种人”》

小平头《钱文俊铁肩担道义 引领广西异端思潮——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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