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案和解之后，
我们应该思考什么？

把贸易摩擦置于

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下来考虑

中美贸易战暂时熄火，以谈判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在高兴之余，我们也要看到，无论中美之间达成什么样的贸易协定，都无法改变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实质。这个战略转变的最初根源，来自于美国金融危机时，在最严重的关头，中国拯救了美国。如果当时，中国选择了一条落井下石的道路，美国经济和美元霸权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

虽然中国救了美国，但这却是对美国精英的当头棒喝：原来中国可以一巴掌把美国打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深渊。

如同大梦初醒，美国开始了战略调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辩论和战略挑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都是针对中国的，特朗普当选以后，许多人幻想对中国有好处，这是不了解美国战略。笔者当时就在《中国经济导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当选可能对中国发起类似贸易战争的摩擦，我们需要把贸易摩擦和贸易协定及其效力放在美国的这个战略框架下来认真考虑和研判。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精英事实求是的精神。美国依然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最强的技术大国，拥有最尖端的机器制造业，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

美国政府的行为可能受短期竞选周期的影响，但是美国精英和战略家的眼光却相当长远，他们考虑的是10年乃至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感到了中国带来的压力。

虽然中国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而美国是大约5万多美元，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国精英和战略家却对美国的相对衰落痛心疾首。

国家依然强大，他们却忧心忡忡，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战略。如果只读班农的文章和发言，你会疑惑：美国是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美国领导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可以不顾盟友和其他人的看法，只干那些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情，以顺应变化了的世界格局。

这种为了国家利益采取实用主义战略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美国精英是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的，不为“潮流”的虚名所动。全世界都反对，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就我行我素。为了国家利益，不屑于博取那些没有实际利益的掌声。

大家看看特朗普的行为，他在告诉我们，虚名同国家利益相比，不过是一地鸡毛。反思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政策，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在未来5-10年之间，制止中国进一步崛起。否则，美国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贸易战争，不过是总体战略的一个基本部分。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被遏制了，那么其他方面的崛起也就被遏制了；如果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超越美国的担心，就会变成一场虚惊。

如果有人还怀疑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那就应该去认真研读美国2017年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和今年发表的《国防安全战略》。中国已经被美国当成了对手，这是不以我们意志转移的。

另外，还要读懂班农2017年12月在日本的讲话。那篇讲话代表了美国左中右所有政治光谱的共识，那可是在访问中国以后发表的讲话。他自认为，那次访问，让他读懂了中国。

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我们要埋头苦干，成功不必在我”，就是反对谋虚名。我们要学习美国这种反潮流的精神，不管什么潮流，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就不随其流。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对其他国家是抱有非常深的怀疑的，它从来不会简单地假定其他国家都是对美国友好的。它总是从怀疑开始，再去验证，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其他国家的某些行为是为了美国利益。

大家回忆一下二战时期罗斯福是如何利用二战的历史契机同盟友英国斗争的，是如何规划了战后的世界格局，从而获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我读了许多美国历史，也接触了不少美国比较有发言权的人士，他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然而，正是这种怀疑的眼光，让他们避免了许多陷阱，避免了天真的幻想，避免了把国家的命运赌在别人的善意上面，而是转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

国际关系中怀疑一切固然可能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但是，它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需要学习美国这种怀疑一切的精神，这种精神让我们不盲目相信战略对手口中的话，让我们“察其行”，让我们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需不需要重新战略定位？

现在我们回到了问题的实质。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了战略对手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认知这种战略变化，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定位，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科技战略、地缘政治战略、金融选择和制度选择？

与在商界一样，如果别人把我当成竞争对手，而我却没有明确的认知，那是非常可怕的。

战略定位是最核心的、关乎全局的中心。战略定位上的模糊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模糊。战略定位是纲，纲举才能目张。

当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的时候，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中美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一种经常有摩擦的关系。我们管理中美关系的方式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

我们要用理性现实主义的方式，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以发展的眼光和方法来把握世界，把握中美关系，把握中美的经济关系。这就是理性现实主义。

完成了这个定位转型，彼此才能减少误判，才能在斗争中求团结，才能避免有人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才能放下包袱，丢掉幻想。

其实，只要完成了这个理性现实主义的定位转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的那些要求，就能非常客观地理解，就能一眼看到它的实质。我们也就能清晰地认识到：

即使我们达成了贸易协定，贸易摩擦还是会不断发生，它可能变成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就不会希望一次性的彼此大幅度妥协就能解决中美经济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预期，这种贸易纠纷可能不断地被复制。

我们就会问自己：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完了，将来别人在挑起贸易争端，我们如何出牌？ 而且，在贸易条约签订以前，我们都要抱怀疑的态度。

这样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样的定位转变，我们就绝对不会把自己的饭碗放在别人手里；我们就不可能把中国的崛起寄托于别人的善意。

饭碗端在别人手中，别人的一个制裁，中国就会民不聊生。国家安全是考虑最坏的情况，而不是考虑最好的情况。这是任何风险管理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投资者总是按最好的情况来下自己的赌注，毫无悬念地，肯定会赔个精光。

特朗普的底气来自那里？

这次特朗普一开始就对中国施加极限压力，这是一种谈判技巧。他对NAFTA和欧洲也是这种战略。不过他同这两个地方的谈判，一年多了，也没有结果。

而中美间的谈判只用了1-2个月。特朗普对中国是开出了极限条件的。在美国和欧洲，对特朗普对中国开出的这些要价是有许多微词的，普遍认为没有可行性，是只有大棒。

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态度来自于那里？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就我个人接触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自认为已经了解了中国的底牌，认为无论如何，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也不会选择和美国一拍两散。

他们认为，中国没有任何正式的表述，可以让他们得出结论：在某些情况下，同美国分手可能是一项现实的选择。他们认为这不是中国的选择，中国寻求同美国经济的结合是无条件的。

其次，他们也非常关心中国对全球化的态度，从而认为中国坚持全球化，必然坚持同美国的经济融合。

第三，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他们认为，美国可以没有中国，而中国不能没有美国。

如果说，在以前，“夫妻论”还符合现实，也表达了中国的诚意，但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以“夫妻论”来定义中美关系，无疑会给美国以非常错误的信息。

我们不评价他们的这些看法是否客观，但这些看法支撑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强硬态度。

而且，美国的“契约精神”实在不怎么样，它可以退出教科文组织，退出气候条约，退出NFTA，退出TPP，退出伊核条约，即使我们签订了贸易条约，谁能保证它将来不会退出？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的未来建立在别人善意上面。

为中国计，中国需要有一个对美国说“不”的方案。有了这这个选项，美国可能就不那么有底气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对美国的不合理要求说不，中国能不能再赢30年呢？答案是肯定的。

双轮驱动，财政为主
进口替代，农民升级

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实施扩张性可持续赤字政策，而央行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服务。

1、可持续财政赤字。赤字最持续的用途是投资，赤字是债务，债务是需要用未来的收益来偿还并支付利息的。如果债务不能带来收益，那就需要用其他收益来支持，长期下去债务就是不可持续的。

从债务这个特点来看，为了政府赤字可持续，需要用它来推动GDP的增长，通过它创造的GDP增量所带来的税收增量来偿还。

用于有效投资的赤字是可持续赤字，可以考虑达到GDP的5%～6%。

大家知道欧盟有一个财政赤字3%的警戒线。为什么是3%？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就是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的结果。这个3%几乎没有人遵守。

我们简单来看一看欧洲的债务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不是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太高，而是南欧那些国家在欧元区里没有主权信用。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高达250%，远比南欧那些国家高，却没有债务危机。

为什么？因为有主权信用，央行承担了“最后购买者”的角色。南欧那些国家却没有，央行无法大规模地购买财政债券。结果就是财政赤字和债务基本仰赖金融市场，导致国家财政政策被金融市场绑架，无法推行有力的财政政策。

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中国是没有这个风险的。在国家实现小康目标、实现两个100年战略过程中，央行要服务于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国家选择扩张性可持续的赤字政策，央行就要服务于它。

总之，只要央行像美联储、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一样为政府债务服务，中国就不会有主权债务危机。假如中国要实施扩张性可持续赤字政策，要争取让央行、国内企业和个人成为持有主体。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我们冲刺两个100年目标的时候，是中国非常强大的财政能力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

2、央行服务于国家战略。如果选用这个方式，央行需要在未来30年中服务于国家战略，包括可持续的赤字战略。

通过以下两点：（1）维持低利率，降低赤字成本；（2）购买政府债券。

同时，这也是央行转变货币发行方式的历史机遇。我国在1994年实施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央行采用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来购买商业银行的外汇结余。流入的美元成了推动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原始因素。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美元流出，央行必须抽回基础货币。产生的问题是：在经济过热时，本来应当适当收缩，但是，如果国际投机者赌中国泡沫和货币，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央行必须为此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

相反，经济放慢，当央行需要投放基础货币的时候，热钱流出，央行反而需要抽回基础货币。可持续财政赤字会大量增加政府债券。

按上面的假定，10年以后，政府债务余额将达到83万亿元人民币，GDP总量达到135万亿元人民币。到2045年，政府债务余额将达到448万亿元人民币，GDP总量为561万亿元人民币。央行可以在今后几年告别美元，转而通过买卖中国政府债券投放和回收基础货币。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权拿回来。

此外，这也是扩大中国金融产业，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个稳健方法。

10年以后83万亿政府债券，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低风险投资类别，给许多投资者，特别是退休职工，提供低风险的长期投资，可以降低中国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总体风险。

而且这种方法还利于国家稳定。30年以后，如果投资者持有448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债务，许多是长期债务，谁不希望国家稳定、政府稳定、国家统一？

还有一点，这是经济货币化的一个可持续的路径，它可以大规模做大金融市场。容量一大，抵御国际金融资本冲击的能力也就大了。

这种方法需要央行做最后信用提供者，需要大量挤压和抑制金融泡沫，使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处于一个可以管控的水平。这是把债务用于实体经济，推动生产、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实现两个100年战略目标切实可行的低风险路径。

3、进口替代

中国一方面要在低端产业捍卫就业，一方面要创新和产业升级，大力推动2025。在完成2025以后，继续推出其他的战略产业。

我国2016年进口工业制品总额为11773万亿美元，相当于进口总额的74.2%，GDP的10%左右。我们是朝超级强国方向奔的，在这方面必须迅速升级。我们可以把进口额度排个序，选择那些进口额度大的产业和技术，政府支持企业攻关，提供资金、税收、采购和国际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迅速突破，形成规模，替代进口，推动出口。

假定：

（1）我们在10年之中，能以GDP1%的速度降低这个净额，10年后工业制品进出口净额为零；

（2）美国制造业的乘数效应为2.48（即，买1元的制造业最终产品，可拉动其他产业创造2.48倍的GDP），我们就用这个乘数，那么10年之中，进口替代对GDP的贡献，每年是2.48个百分点，可以持续10年；即便把这个目标减半，对GDP的拉动也是每年1.24%，可以持续20年。

在实现工业制品进出口净额平衡以后，还可以推动我国成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净额大国，那又可以是10年或20年的增长。总之，中国要大力推动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千万不能搞“后工业化”。

十年甚至二十年卧薪尝胆，什么都上去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绩，但是在科技和产业上是走了弯路的。现在我们认识到了。

4、农民升级

我国在农村生活的人口大约有6亿。2014年农村人均消费是11228元，城市消费是23079元。在未来30年我们可以考虑农民的全面升级，实行3/3制：

（1）让3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在城镇落户，成为工作所在地的居民，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

本文摘自黄树东新书《制度与繁荣》，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