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豪杰也可以顾家：左宗棠为什么没有中进士？｜文史宴

大司马按：左宗棠是近代湖南不世出的奇才，其一生具有十足的传奇性，也深得湘人的崇敬。当年大司马的中学同学里面，一位周姓同学是左公孙女的孙子，一位左姓同学是左公孙子的孙女，颇有一直近距离接触历史的奇幻感觉。特别推荐一下《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该书所长不在通览大局，而在于精细的考证左宗棠相关的一切，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购买。

左宗棠介意自己只是举人吗？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谁和举人这个名词的联系最为紧密？答案恐怕非左宗棠莫属。

史上最牛举人左宗棠

“举人”二字对《儒林外史》中范进这样的读书人而言，是成功和荣耀的象征，但是，对于左宗棠来说，“举人”两个字却包含着莫大的讽刺。

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有人会说，范进只是一个普通百姓，考中举人当然是莫大的荣耀，而左宗棠则是封疆大吏，考不中进士，仅仅当了个举人，必然就会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了。

这种说法其实不能成立，因为自咸同以降，湘淮军中没有进士出身而跻身封疆大吏的，有二三十人，不妨将名单大致开列如下（朱东安：《曾国藩集团和晚清政治》）：

丁日昌 江苏巡抚总理衙门大臣 诸生

田兴恕 钦差大臣署贵州巡抚 行伍

刘　典 署陕西巡抚 士人

刘　蓉 陕西巡抚 文童

刘铭传 台湾巡抚 盐贩团首

刘　端 广东巡抚 诸生

刘锦棠 新疆巡抚 监生

江忠源 安徽巡抚 举人

严树森 湖北巡抚 举人

李元华 署山东巡抚 举人

李兴锐 署两江总督 诸生

李续宜 安徽巡抚钦差大臣 文童

杨岳斌 陕甘总督 行伍

陈宝箴 湖南巡抚 举人

林肇元 贵州巡抚 廪生

饶应祺 新疆巡抚 举人

唐训方 安徽巡抚 举人

钱鼎铭 河南巡抚 举人

曾国荃 两江总督 贡生

蒋益沣 广东巡抚 文童

潘效苏 新疆巡抚 文童

薛福成 驻外公使左副都御史 副贡

魏光焘 两江总督 监生

杨昌浚 陕甘总督 生员

张树声 两广总督 廪生

除此之外，王之春曾任安徽巡抚，李明墀曾任湖南巡抚，他们的出身不详，但肯定都不是进士。

以上这些仅仅是湘军和淮军中的封疆大吏，统计并不完全，例如张曜为山东巡抚，曾经被人劾为“目不识丁”，当然不可能是进士，但由于他并非湘军和淮军中人，便没有列入。

尽管如此，这样一份名单已经提供了一大批没有进士出身却担任封疆大吏的例子，并没有人因为“文凭”高低而对他们说三道四。为什么独独左宗棠的举人问题会如此引人注目？

如果说左宗棠是晚清重臣，他的地位超越了上面这份名单里所有的人，那么，人们熟知的袁世凯又怎么说？

袁世凯家道殷实，养父曾经为他延聘名师，希望他在科举事业上能够有所成就，但袁自幼不爱读书，两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举人，自知根本不是读书的料，遂“投笔从戎”，到军营里厮混去了。尽管连个举人头衔都没有，但却并不影响他日后的飞黄腾达。

他的地位应该超过左宗棠了，可为什么袁世凯的“非举人”问题从来都不是问题，而左宗棠的“举人”身份，却一直被死死咬住不放呢？

也许有人说，这是因为左宗棠把举人问题当作软肋，格外敏感并拼命遮挡，结果越是敏感，别人越是起哄，便产生了这种现象。真的是这样的吗？

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期间，曾经力倡陕甘分闱。之前，整个西北只有西安设立了一处贡院，甘肃各地的考生最近的距西安也有七八百里，而宁夏有三千里，河西三四千里，新疆的镇迪道则有五六千里了。

这么遥远的路途，加上道路艰阻，百姓贫困，参加考试就成了许多甘肃读书人可望不可求的事，在具有考试资格的学子中，实际参加考试的最多只有十分之二三。为了提高甘肃的文化教育水平，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得到批准后在兰州设立了贡院，分闱后第一次开考，参考者便达到三千人，较以往高出两三倍。

在贡院落成的时候，左宗棠在大堂内题写了一副对联：

共赏万馀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一攀丹桂是指自己乡试一次成功，三趁黄槐则是说会试去了三次，却全都铩羽而归。这副对联十分坦荡，等于是总督大人在向全省考生们宣布：我只是一个三试不第的举人！如果左宗棠真的把举人出身当作软肋，一直藏着掖着，会在自己工作的省份里新落成的贡院门口贴出一副这样的对联吗？

左宗棠在晚清官场中是非常孤立的，而他的政敌们却十分强大。强大的政敌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对他进行攻击，却又很难抓到他的把柄，找不到理想的发力点，于是，左宗棠没有进士身份，便成为一个极其宝贵的题材，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样，在那么多没有进士身份的巡抚、总督当中，左宗棠的举人问题，便格外突显出来，经过反复强调之后，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效果，许多场合，“举人”甚至成了他的代称。

左宗棠的“秀才”是花钱买的吗？

在“天涯煮酒”中，曾经有一个帖子披露，左宗棠不仅没有考中进士，就连秀才资格也是花钱买来的。的确如此，这个帖子揭示的“内幕”，似乎进一步证明左宗棠的考试成绩是成问题的，这样，也就有必要探讨一下，左宗棠的学习能力和考试成绩究竟如何？是否也和袁世凯不相上下？

按照《左宗棠年谱》中他本人的自述，“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祖祖辈辈都是耕读为生的穷书生，“以弟子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到了父亲左观澜，是个执教二十余年的教书先生，左宗棠五岁时便和两位哥哥一道，跟着父亲学习，哥哥们诵读的诗书，他“辄默识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是个从小就非常聪明的人。

左宗棠十六岁（1827）这一年参加府试，知府张锡谦“奇其文”，本打算将他列为第一，后因为另外一位考生年老，便将他排在第二名。接下来学政前来主持院试，只要被录取，就可以获得秀才资格了，按照当时的成绩，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家中突然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左宗棠没有参加考试，与即将到手的秀才功名失之交臂。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父母去世，必须在家中守制，三年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在为母亲守制的过程中，父亲又撒手人寰，于是，左宗棠先后居丧五年，没有进入科场。

在这五年里，居忧“益勤于学”，他后来在给侄子的家信中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这段话，便是他自己实践的心得。

居丧期间，除了应试知识之外，他还购得顾炎武的《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方舆纪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证。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面这些书虽属经世致用的学问，却和科举考试毫无关系，于是被认为是浪费精力。

时任江宁布政使的贺长龄丁忧回籍，见到后生左宗棠，青睐有加。贺长龄家里图书较多，“悉发所藏官私图史，借公恣览”，并且每次都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而还书的时候，则一定要提问心得，并且互相讨论，“孜孜龂龂，无稍倦厌”。

陶澍提拔的湘系官员

贺长龄位列其中

左宗棠二十岁（1831）这一年，去长沙城南书院学习，书院的主讲是贺长龄的弟弟、此时也同样丁忧回籍的御史贺熙龄。贺熙龄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御史等职，是一位宿学名儒。他非常欣赏左宗棠，在得知左宗棠的父亲也是一位教师，他的“学业成就，其父教然也”之后，则更加喜爱和赞赏。

在他所著的《寒香馆诗文钞》里这样描述：“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心已异之。”（《左宗棠年谱》第8页）

这位老师教学时“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于左宗棠“尤加器异”，尽管后来由于家境愈加贫困，不得不辍学，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只待了一年，但这位老师给他的影响甚大，多年以后，左宗棠给老师的信中，有“十年从学”的说法，虽然不在身边，却始终心心相印。

贺熙龄在长沙讲学八年以后重入仕途，又担任了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职。在离开长沙时，写了《舟中怀左季高》诗：“九月湖湘水倍清，卷云亭上故交行。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而今迈步从头越，莫叹前程未可寻。”对这个自己钟爱的学生寄予厚望。

左宗棠三十五岁这一年八月，长子孝威出生。得知此讯，贺熙龄非常高兴，命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之，结了娃娃亲。两个月后贺熙龄去世。左宗棠伤痛不已，他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宋儒学，汉人文，落落几知音，公自有书传后世；

定王台，贾府井，行行重回首，我从何处哭先生。

在城南书院读书期间，左宗棠一直参加湘水校经堂的考试。有人说，如果岳麓书院是本科的话，那么湘水校经堂相当于研究生院，这种说法笔者没有考证，不能确认，但是湘水校经堂位于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内，由当时的湖南巡抚吴荣光创立并亲自讲课，它的规格和权威性之高，应该不容置疑。左宗棠在校经堂的考试中，一年里就夺得七次第一名，因而“文名籍甚”。

二十一岁（1832）这一年四月，左宗棠服丧期满，恰逢本省乡试。此时，左宗棠已经耽误了整整五年，为了不再错过应试机会，哥哥帮他“纳资为监生”，以便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左宗棠花钱买秀才的资格是时间问题而不是成绩问题。另外，在清代，通过捐纳获得低级的功名是合法的。

这次乡试也有一波三折的故事。

此次湖南乡试的主考官是陕西泾阳人、礼部给事中徐法绩，副考官是浙江钱塘人、翰林院编修胡鉴。按照规定，考卷先由下面的同考官审阅，经过初选之后再推荐给主考官确认录取，同考官没有选中的考卷称为“遗卷”，主考不再取阅。

然而，这一年朝廷颁发谕旨，为了不致遗漏人才，道光皇帝要求考官们重新搜阅“遗卷”。湖南副考官胡鉴在考前病逝，主考官徐法绩一人独自批阅五千多份“遗卷”，选出六人，将左宗棠列为其中的第一，嘱咐同考官补荐。同考官拒绝执行这一命令，直到主考官拿出圣旨，同考官才不敢违拗。

然而，这种情况引发了许多议论，以为一定是主考官得了好处，该卷是予以特别关照的“温卷”。徐法绩却根本不为所动，他将左宗棠的考卷交给考官们传阅，说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将和其他四篇文章一道送往北京“进览”。大家读过之后，也都纷纷认同主考官的意见。

当时的考卷是将名字糊起来的，等到揭封之后才知道这名考生是左宗棠，正在考场“监临”的巡抚吴荣光立刻站起来向徐法绩道贺，称赞他独具慧眼。在场的许多人都听说过在湘水校经堂里“七冠其曹”的左宗棠的名字，于是“群疑益解”。

当月，乡试发榜，这一科，左宗棠中了湖南第十八名举人，而哥哥左宗植则荣登榜首，是湖南解元。乡试结束，左宗棠结婚成家，因为穷，当了上门女婿，入赘于湘潭周家，夫人筠心，和他齐年。

左宗棠为什么最终没考上进士？

第二年（1833），左宗棠参加了京城的会试，结果落榜了。

二十四岁（1835）这一年再考，户部侍郎温葆深以翰林院侍讲的身份担任会试同考官，极力推荐左宗棠的试卷。会试总裁也十分赞赏，认为立言有体，已决定录取为第十五名。但临发榜前，因为湖南多中一名，遂撤下左宗棠，换了一名湖北籍的考生，而左宗棠仅获得誊录的资格。

誊录是从会试落榜考生中选出优秀者，分发到衙门里担任文字工作，按惯例，干上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得到奖叙，给予一个县令的职务，同样是一条晋身之道，也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但左宗棠却拒绝了。

这次会试，左宗棠和进士资格只差了一个名额，应该说他的运气的确有点儿背。回家之后，左宗棠写下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自勉。他继续苦读，并于二十六岁（1837）时担任了醴陵渌江书院的主讲。

二十七岁（1838）这一年，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路过洞庭湖时，即兴写下《题洞庭君祠联》一副：“遥迢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联语写得豪放、舒广，但一个穷书生竟然敢于和掌湖神仙洞庭君平起平坐，未免有点儿失敬。左宗棠这次会试再度名落孙山。

而他竟然在落榜之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此不再进入科场。

二十七岁，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不是难图进取的岁数；饱读诗书，成绩优异，不是没有金榜题名的实力。然而，却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永远退出科场，应该是年轻人一时负气之举。

如果仔细看看，左宗棠当时的这个决定，除了负气之外，还有着另外一层原因。后来，他自己这样说道：“余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乞外姑西头屋别爨以居。比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每岁课徒自给，非过腊不归。夫人与妾张茹粗食淡，操作劳于村媪。”（《左宗棠悼夫人周氏墓志铭》）

他不愿意以上门女婿的身份长期在岳母家寄人篱下，早在第三次会试之前，他就已经搬出，借了夫人姑姑家的房子单独起伙，并且到醴陵渌江书院教书。第三次会试失败以后，他不再进入科场，其实也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方面的原因。作为男人，他要养家，不能跟家境优越的人一样，只管专心读书应试，一届一届地考下去。

然而，考中进士毕竟是那个时代里所有读书人谋取理想前程的唯一途径，退出科场，就等于主动切断了这条唯一的出路，关系之大可以想见。一个书生即使在年轻气盛的时候草率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经过岁月的打磨和生活的磕绊，过上一些时间，应该又会回心转意，重操旧业的。然而，左宗棠却从此再也没有进入科举考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是的，的确另有隐情，个中原委还要从他和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的交往谈起。

近代湖南崛起之祖——陶澍

陶澍，湖南安化人，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著名的理财能手，曾经当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等属吏的协助下，兴利除弊，政绩斐然。他大胆改河运为海运，在运河发生水患时，将当年的漕粮按时送到北京；他改革整顿两淮盐政，改引为票；他兴办全省河工，治理水害，大修水利。

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也是当时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和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志同道合，敢于正视现实，关注民生，揭露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严禁鸦片，加强军务，防御外敌，不愧为一代名臣。后人曾经有这样的评论：“论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可见其当时的不同凡响。

左宗棠对于自己家乡的这位当代名臣当然早有耳闻，并且十分仰慕。就在他二十六岁第二次会试落榜，在醴陵担任渌江书院主讲期间，适逢陶澍阅兵江西，公事结束后请假回乡扫墓，从这里路过，醴陵县令就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馆舍写几副对联进行装点，以示本县对于接待事务的隆重热情。于是，左宗棠写了这样两副对联：

第一副：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第二副：

一县好山为公立，

两度绿水俟君清。

第二副对联比较普通，但第一副却大有讲究。陶澍由于政绩突出，很得道光帝赏识，曾经连续十四次在宫中召见他，并亲笔为他的书斋写下了“印心石屋”四个字的匾额。印心石屋是陶澍幼年读书的地方，因为屋前水潭中有一块被称为印心石的巨石而得名。这样的奖赏对于淘澍当然是一件很不寻常的殊荣。

左宗棠在这副对联中嵌入了这个人们熟悉的典故，又写出了家乡士子对这位名臣归来的欢迎和景仰。陶澍来了，看到这两副对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陶澍早年家贫，立志苦读，成年后离家去常德澧阳书院担任主讲，曾经在书院里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用人们十分熟悉的车武子囊萤夜读和曾经划粥割齑刻苦学习的范仲淹的典故，来激励书院里的学生们，不要以贫困拮据为苦，应该珍惜光阴，奋发读书，好施展自己的抱负。

此时，陶澍看到眼前这副对联竟然把自己的事情作为典故十分贴切地写了进去，知道遇上了一位高手，又看完另外一副之后，便向县令打听对联的作者，听说都是书院里的年轻山长写的，就更加感兴趣了，告诉县令想请这位作者来见见面。于是，县令请来了左宗棠，相见之后，两人谈古论今，格外投机。

左宗棠的情况和当年的陶澍十分相似：都是家境贫寒，饱读博学，同样在学校里任教，又都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更有着“身无半亩，心怀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志向，两人之间共同的话题当然很多。

陶澍觉得在小小的醴陵遇到了知己，将左宗棠“目为奇才”，并留他在馆舍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推迟了行程，专门滞留一天，在左宗棠的陪同下周游醴陵。尽管两人的身份、地位和年龄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这“一日之雅”使陶澍和左宗棠结下深厚的友谊，不仅成为忘年之交，而且成为儿女亲家，两家订下婚约：以左宗棠的长女左孝瑜许配陶澍的独子陶桄。

有的网友认为，上面的故事把两人这次见面说成一个完全偶然的事件，并不一定确切，因为陶澍的女婿胡林翼与左宗棠两家是世交，且两人同年，对于左宗棠推崇备至，在岳父回乡之前，胡林翼很可能专门介绍过左宗棠，这才引起了陶澍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格外关注。

我以为这种推测的可能性极大，只是胡林翼之外还应该有陶澍的属吏贺长龄，因为贺长龄早在多年之前就和年轻的左宗棠多有交往，他的弟弟又是左宗棠的老师，并且两人之间有着远异常人的师生情谊。贺长龄对于青年左宗棠欣赏备至，“推为国士”，并且告诫左宗棠“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这句话应该如古人说的“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担石之禄者失卿相之位”的意思，对左宗棠的期望是很大的。当知道陶澍在返乡途中要经过醴陵时，很可能会向他介绍家乡的这位青年才俊。

只是，这一切即便真有发生，左宗棠也未必知情，在他的年谱中，便只能看到上面这样的陈述了。

三试不第之后，左宗棠在回家途中专门绕道去江宁拜谒了陶澍，言谈中说到了自己不复会试的想法。从江宁回家之后，左宗棠“益摒弃词章之业”，不再去倒腾那些八股文章，而是潜心经史、地理、农艺等学问，尤其是后两项，下的功夫更多。他还在住处种了上千株桑树，让家人养蚕制丝。

1839 年，陶澍在任所去世，临终时遗言，请左宗棠担任自己的独子陶桄的老师，并代为掌管陶家的家务。贺长龄作为下属和朋友，转来了陶澍的遗书，老师贺熙龄也来信，希望左宗棠能够答应陶澍的请求。于是，他从湘阴走进了安化小淹的陶家。

这个选择，也就决定了左宗棠数年之内不会再进入科场。因为既然答应了陶澍的请求，也就必须承担起一份相应的责任，不能再去参加会试了，不然的话，考不中还好说，一旦金榜题名，他就必须接受分配，去外省做官，对于陶家的承诺就会半途落空。

这一年，陶桄才刚刚七岁。后来，当了总督的贺长龄和林则徐都曾经派人带着盘缠和书信，邀请左宗棠去担任自己的幕僚，尽管他对这两人都十分敬重，感情上也很亲近，但依然婉言谢绝了邀请，显然也是由于上面这个原因。

一晃，左宗棠在陶家待了整整八年，他饱览了陶澍家中十分丰富的藏书和大量信函奏章，阅读了上万卷书籍，并用陶澍家藏的《康熙舆图》《乾隆内府舆图》作为依据，对许多地理舆图进行了细心的考订，修正了自己往年所绘制的作品，还钻研了诸多荒政、水利、盐务、漕运方面的问题，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做了认真的思考，尤其是对军事和洋务下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此期间，左宗棠用教书所得的束脩在湘阴东乡的柳庄买田安家，离开了湘潭。

1847 年，陶桄成年，左宗棠离开安化，到省城长沙开馆授徒。已经完婚成了女婿的陶桄也来到长沙，继续在他身边读书。三年后，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左宗棠先后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的幕府。又过了八年，由于受到总兵樊燮的诬陷，又适逢大比之年，左宗棠以赴京应试的理由离开了骆秉章幕，踏上了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的旅途。

野史中说，消息传到北京，士大夫们互相告诫：“为考官，无失左宗棠。”谁当了今年的考官，千万不要漏取这个湖南举人。为什么会有这种传闻？因为左宗棠此时的名气已经非常大：如果他的文章不好，不可能在两任巡抚衙门里充当拟写奏折的师爷，通过这些奏折，左宗棠的文笔也早已被咸丰帝所目睹；如果他的才干不好，也不可能辅佐骆秉章将一个偏僻的穷省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中南砥柱，这一成绩更是天下共见。

因此，如果他来赶考却没有取中，当然就不是考生的水平不够，而是考官有眼无珠了，谁能开得起这样的玩笑？所以，考官们阅卷时千留意，万小心，“未几，闱中得一卷，甚奇伟，皆疑为左宗棠，急取中之。榜发，则湘潭黎培敬也”。（朱克敬：《暝庵杂志》）

实际上，这一年左宗棠走到半道儿便被人拦截，告诉他去北京危机四伏，无异于自投罗网，万万去不得，所以，他并没有到达北京参加会试。

由于以上种种遭遇，使得二十七岁以后的左宗棠再也没有走进科场，终生的“最高学历”仅仅是一名举人。事实上，即便在年轻时，他和进士的距离也只隔了一个名额，如果不是这般阴差阳错，他也同样是“少年科举”了；而上面的那场误会，则更加证明到了后来，仅仅凭着他的名气就可以使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因为“疑似”而被轻松录取，如果没有遇到途中拦阻，那个正版的左宗棠走进当年的北京考场，是否会再度名落孙山？

左宗棠的政敌们要唱衰他，又实在找不到攻击点，这才添油加醋，把举人问题说得天大地大，并且所有这类攻击都首先肯定是左宗棠自己把举人出身当作软肋，别人才会这样编派他的，不如此渲染，这些编派便没了由头，无从着笔。但如果事实真像这些人渲染的那样，左宗棠就肯定不会在二十七岁时主动罢考，不会在晚年写出那样的楹联，在考场上向全省所有考生们宣布，自己是个三试不第的举人。

左宗棠的成功，本身就是一个鞭挞科举制度的最好例证，如果一百多年之后的人们依然学着晚清官场里那些蝇营狗苟之辈的口吻，将这个所谓的举人问题掰饬得津津有味，是不是就有点儿太可笑了？

自诩诸葛，人称“左骡子”，骂曾国藩、骂李鸿章，政敌无数。

慈禧力挺：三十年不许参左。

师爷变封疆大吏，打硬仗，抓经济，办洋务，兴教育，

国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看点：左宗棠卓越功绩的背后，克服了怎样的艰辛险阻？他到底是“左屠夫”还是“左阿訇”？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到底是真不好还是假不好？读史论道，眼里不能只有一个满满的励志哥左宗棠，那个真性情的左宗棠，他的情怀、才学、品格，更值得我们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