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团出使延安

戴维•巴雷特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专刊第六号》。

纪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团工作期间，死于敌人枪弹之下。

虽然中国研究中心对这套专刊论文的选辑负责，但文章观点和确切陈述之责任，则由作者自负。

作者致谢： 兹感谢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组成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对写这部回忆录所给与的资助。同时也感谢摄制书中照片的中共摄影师以及把它们赠送给我作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第三章 我知道了迪克西

在完成对尧舜的回顾和结束为去北京近郊而先取道上海的曲折旅行之後，我想先就个人的经历，来谈谈迪克西使团。

1944年春，作为参谋部情报处工作人员，我随同“Z"部队总部驻扎在广西桂林。这一部队的任务，正如我隶属的当时正在缅甸对日作战的“Y”部队一样，是准备配合中国政府军队对日作战。在中国，我已服役了相当长的时间。1924—1928年，我作为美国驻北京领事馆一般随员学习中文，以後则担任助理武官。1931—1934年，我随美军第15步兵团驻防天津。1936年8月，我以美国大使馆助理武官的身份来到北京，当时的上级是约瑟夫•史迪威上校（後升任为四星将军）。1942年，我正式升任武官。次年秋，根据自己的请求，我被解除了职务。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寻求军人的荣誉：“即使在炮口上，也要找到美丽的泡沫。”至于我既没有看到炮口，也没能获得荣誉这件事，我不想在此赘述。

作为“中国通”，我早就知道美国政府中有些人对国民政府不满，他们认为蒋把太多的力量用于遏制共产党和制造冲突上，而不全力抗战。我也知道有人施压，要求向共产党控制地区派遣能干和公正的观察员。可是，关于罗斯福总统也有派遣观察团到边区去的想法一事，我从未听说。

1944年3月25日，我受命赴重庆“CBI”总部报到，接受“临时任务”。任务性质不明。然而，通过向“消息灵通人士”打听，我了解到一些关于迪克西使团和我可能作为“G-2”配合这次行动的情况。到重庆後的第四天，我从谢伟思口中得悉我将负责这次行动。据他说，史迪威将军希望能有一个共产党尊重的，中文流利的军官来领导特使团。自然，将军的信任使我深感振奋。

刚到重庆时，我对迪克西计划最近以来的发展一无所知，以为谢伟思和我一旦作好在延安开展工作的最後准备，就可以立即出发。事实上，观察团那时还没有获得蒋的最後批准，至少是还没有获得美国外交和军事官员满意的最後批准。当时，谢伟思整天奔走于CBI总部和总统府之间，希望能说服蒋，为迪克西使团放行。

此处没有必要赘述华盛顿与重庆之间就迪克西行动所进行的幕後斗争。但是，事情显然已经陷入了僵局。五月一日，我接到返回桂林的通知，命令我恢复在“Y”部队的工作，忘掉迪克西。然而，由于有像罗斯福总统这样强有力人物的支持，迪克西计划绝处逢生。1944年7月初，我再次接到赴重庆的命令，明确通知我负责观察团的工作。我相信，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使蒋放弃了他的反对。

虽然罗斯福曾于1944年3月9日告知蒋CBI总部将在短期内派出观察团，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样做是否会遭到蒋的进一步反对。但不久以後，罗斯福就显示出他完全具有制服蒋的能力。

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访问重庆。21至24日，他同蒋进行了会谈。非常可能，在启程到中国之前，罗斯福总统曾指示他向蒋施加压力，迫其最终批准迪克西计划。6月23日，在一封给华莱士的电报中，总统特别表示了就此事达成一项有利解决方案的愿望。

国务院官方记录显示，华莱士先生曾于6月22日提出讨论迪克西问题，但蒋回避了。然而，令许多不相信蒋会无保留同意迪克西计划的美国人吃惊的是，次日早上，无需进一步说服，蒋突然改变了注意，原则上同意了计划。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上，除少数细节外，中方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就派遣观察团一事达成了协议。

奇怪的是，虽然一些低级美国官员也出席了华莱士先生与蒋介石之间的会谈，罗斯福总统显然无意让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查尔斯•高斯先生参加谈判。我一直认为，这是“特使外交”最为恶劣的一个典例。高斯先生的任务，是在持续而稳定的基础上，维持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此外，他出使的又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里，“面子”一向至关重要。未能出席会议而丢失面子这件事，无疑将会增加他在中国工作的难度。然而，不管总统的决定给他造成了多大的不便，他还是庄重地、毫无怨艾地接受了这一切。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高斯先生不懂中文。在某些方面，他也许更倾向于用“洋商”而非“中国通”的观点来看中国。他显然没有传教士的观念和信仰，但在处理和判断与中国人有关的问题上，他从来一丝不苟，极其客观公正。我相信，中国人是尊敬他的。在大使馆工作时，我是他属下的一名武官。至于谈到在一位比他更仁慈，更公正和更体谅人的大使领导下工作的奢望，我连想都没想过。

1944年7月4日，我抵达重庆，立即同谢伟思开始积极筹划特使团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现在回顾起来有趣的是，在出发前那些忙乱的日子里，尽管人们对于派遣观察团的必要性和预期完成工作之重要性谈了许多，但直到最後一刻，却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指令。7月21日，起飞的前一天，一切准备就绪，我突然想到还没有接到书面命令。匆忙之间，我同CBI总部迪凯上校联系，告知了他这个明显的疏忽。

迪凯上校交给我一张打印纸，上面列举了观察团应该搜集的情报项目及其工作范围。搜集气象情报和帮助在敌战区被击落的美机驾驶员，也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命令下面没有签署，也没有任何证明有效的讫印。事实上，与其说它们是发给美军作战部队的命令，不如说它们是对观察团工作的一般指示。由于这些指令在任何方面都不属于保密范围，我可以毫无顾忌将它们全文复述如下：

美军中，缅，印战区总部1944.7.21

备忘录：送交戴维•巴雷特上校GSC

派遣到共区的观察团应特别注意提供如下情报：

敌军建制

敌空军建制

傀儡军建制

共产党军队实力，组织，配置，装备，训练及战斗力

利用和扩大共产党在敌占区的情报机构

共产党官员的详细名单

华北敌军机场和空防

攻击目标情报

轰炸效率

气候

经济情报

共军行动计划

敌军行动计划

评估共产党对当前战局的贡献

共产党控制区域最近的扩展（附地图）

帮助提高共产党战斗力的最有效方法

海军情报

共军建制

评估共产党潜在的作战能力

除此之外，我没有收到任何口头或书面的，秘密或非秘密的指令。

出发前一天下午，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将军请我给去他的办公室。何的谈话简短而友好，没有对共产党的蔑视和攻击。他表示，希望共产党能同我们充分合作并预祝观察团圆满完成任务。

密尔顿•梅乐思在《一场不同的战争》中写道：在这次会晤中，我没有把迪克西行动的全部内容告诉何将军。正如他自己特别强调的，这位後来的海军中将，当时正领导一个美国海军特使团，在蒋介石的头号刀斧手戴笠的指挥下工作。事实上，当时我毫无保留地向何转达了指令的全部内容。离开办公室时，我的印象是：何待人周到，举止庄重，有节制，丝毫没有像他那样级别的军官通常惯有的傲慢。战时和战後，我还多次见过他，并对他怀有真挚的好感。我希望能成为他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