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

李忠效

笔名钟笑，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1955年11月生于旅顺，1969年12月从丹东市应征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等职。1974年8月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发表200余万字，并有电影、电视连续剧问世，文学作品多次获奖。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第二章 到联合国总部赴任

第一次“答辩

有一份材料上说，联合国每年印发的文件多达10亿多页，而这10亿多页的文件中，几乎有五分之一是新闻处“制造”出来的。

“世界上最大的文山会海是在联合国。”邢洚在和笔者聊天儿的时候，十分感慨地说。

而联合国这种“文山会海”现象似乎又是必需的。

联合国实际上是个国际大讲坛，什么人都要到那里去讲话，每个人的讲话都要由新闻处的记者负责记录下来，然後必须在会後一小时之内将其印成500份简报，放到三楼的专门用来摆简报的架子上去，供各会员国代表和世界各国新闻机构派驻联合国的记者们阅读。有时有的会议议题只有很少的代表感兴趣，500多份简报只有几个人看，大部分简报被原样送去造纸厂化了纸浆，但你必须每期简报都要按规定的数量去印。如果哪个会议的议题正好大家都感兴趣，少一份简报就会招致某国代表强烈的抗议。

有些代表的毛病很多，非常难伺候。比如他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记者不可能将其全部内容写进简报，只能选其要点予以刊登。另外，简报是根据现场记录整理的，速记水平再高，有时也难免遗漏。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他认为他讲的某一句话非常重要，是要点的要点，你却没有采用，他就非常不满，轻者跑到新闻处直接提意见，重者可能跑到秘书长那里提抗议。

邢洚刚刚上任两个星期，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

联合国有个印度洋事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有几个代表最爱找记者们的麻烦。那天，一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在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新闻处出的这一期简报出来以後，他发现他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写进去，于是他便跑到秘书长那里告了新闻处一状，说没有把他原来的意思讲出来。在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的代表都是“上帝”，秘书长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便责成新闻司司长：“让Ms．邢在开会的时候去解释一下。”

这对于刚上任不久的邢洚来说，不啻是个严峻的考验。

新闻处有个老记者叫马西亚·库伯，是美国入，已经60多岁了，按规定她早该退休。因为她是联合国的“元老记者”，从1945年《联合国宪章》通过的时候她就在这里干了，所以作为特殊情况，她就留了下来。这时，她怕邢洚应付不了那种局面，就主动提出要和邢洚一起去参加会，关键时刻她帮她一把。

副秘书长兼新闻部部长明石康也参加了会议，足见这次会议的重要。

会议开始时，邢洚说：“我们今天来，想认真听取各位代表的意见，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请大家畅所欲言。”

代表们大约觉得新来的新闻处长是位东方女性，比较好欺，所以矛头一齐指向了她。先是一位印度代表站起来发言，接着是一位捷克代表又站起来讲了一通，然後又有东欧的两个国家的代表大发议论。所有的指责无非是新闻处的简报这里少了一句话，那里没有把他的原意完全表达出来。有的代表情绪很激动，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邢洚拿着小本子，一边听，一边记，同时在思考对策。在此之前，她听别人介绍过，凡是对新闻处提意见的，大都是亚非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那些西方的大国倒是都比较大度、宽容，或者说比较理解记者们的工作，很少提意见。她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舞台上，难免有自卑的心理，神经比较敏感，本来就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如果再把他的几句重要的话漏掉，那岂不是等于他没说？可是，新闻处是联合国的服务机构，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不可能因为你是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难为记者，让记者成为你的传声筒，把你的话一句不漏地记下来，再刊登出去。但她这种想法又不能这么直直地说，那样，势必造成情绪对立。怎么办？今天，是她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表现必须适当，否则以後的工作就更难开展了。她打定主意，以退为守，以守为攻。

等代表们发表完意见之後，邢洚合上笔记本，从从容容地说：“各位代表，听了大家的讲话，我感到很抱歉。作为新闻处的负责人，我应该对新闻处的工作上的失误负全责。我们的记者可能有许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因为我刚刚到任，有些情况还不太了解，但我想在这里先表示一个态度，那就是我们一定认真接受大家的批评意见，争取今後把工作做得让大家满意。接着她把话题一转说，“同时，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新闻处的工作特点是新闻报道，不是大会记录员，我们不可能把代表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登在简报上，我们只能摘录其要点。那么，什么是要点？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心中的尺度也不一样，所以很可能代表认为重要的内容，记者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以後可能还会出现，因此，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总之，我们主观上一定努力为大家服好务，客观上尽量减少失误。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邢洚说的是英语，抑扬顿挫，侃侃而谈，态度很诚恳，却柔中有刚，让代表们不敢小看她。

明石康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人讲话。然後这个委员会负责人宣布散会。那天正好中文处的翻译组长唐笙在这个会场上为中国代表作同声翻译，亲眼目睹了那个气氛紧张的场面。会後她对邢洚说：“当时我真为你捏了一把汗。你今天英语发挥得很好。其实你完全可以用中文讲的。”

邢洚说：“用中文讲我的心理压力自然会小些，可是我不是中国代表团代表，我是联合国职员，这种场合如果我用中文讲话，明摆着让人家看不起了。所以我必须讲英语。”

原来想去帮助邢洚应付复杂情况的美国记者马西亚·库伯回到新闻处以後，很快拿着一份文件交给邢洚说：“Ms．邢，你今天讲得很对，很好，我给你记下来，打出来了。你留作纪念吧 ！”

明石康也对邢洚的这次“答辩”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