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夜话

阿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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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周恩来是人是鬼还是神？

周恩来身后，对于他的评价可谓是一波三折。

首先是76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北京的百姓自发地起来悼念周恩来，言辞之激烈，行为之大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氛围下绝对是一个异数。很明显，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大部分阶层对于文革的不满，矛头其实是指向十年浩劫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接下来是76年金秋十月后，鉴于毛泽东晚年的古怪行为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以及文革中受到冲击现在又官复原职的老干部们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怨恨心理，相对温和的周恩来就作为共产党人的一个高风亮节的楷模被高高地树立起来。当年的苏共，在后斯大林时代，批判他的同时，也是继续大树特树列宁的形像。两者的作法，异曲同工。是啊，毛泽东是犯了错误，周恩来可还是不错的。记得当年郭兰英的一曲“绣金匾”，唱到周恩来处，声泪俱下，有心人一眼就能看出扬此抑彼的味道，要知道，郭兰英可是有通天的本领。

进入90年代，言论相对自由，环境相对宽松，不断有内幕资料被披露出来。人们惊异地发现，原来周恩来在文革中也整过人，甚至作为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曾经在其专案卷宗上批示：此人该杀。他与江青集团的关系一度很密切，江青的文革副组长也是他的提名，并且在红卫兵大会上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这样，曾经一度神话了的周恩来似乎变得有点伪君子的模样。

之后，有关周恩来个人操守的各种版本的流言蜚语不断地出现，诸如与干女儿有染，与女部下如何，一直到前不久，一位自称是周恩来私生女的女士写出了一本书：叫父亲太沉重。

至此，围绕周恩来身后的评价，似乎走过了一个由人到神到鬼的过程。

那么，周恩来到底是人是鬼还是神呢？

我的观点，周恩来是人，而且是个能人。

周恩来不是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之一，这一点上，他的资历要比同是一大代表的张国焘和毛泽东要浅。多扯一句，国人对于张国焘在早期中共的地位往往认识不足，实际上，那时张的地位不仅在周之上，而且也在毛之上。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张是这场运动的学生领袖，是李大钊的嫡传弟子，并且一度担任过中共中央总负责。

一大召开的时候，23岁的周恩来还在欧洲勤工俭学，他是经中共最初三个发起人之一的张申府介绍入党的(其余的两个人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同时期，张申府还介绍了朱德入党。长期以来，有一个误传：周恩来是朱德、陈毅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因此与周恩来关系密切。这个不是事实，但是，周恩来后来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第三任书记，因此在党内地位上，周恩来要高过朱德、陈毅、聂荣臻等一干人马，也是不争事实，时年16岁的邓小平差得更远。此后，张申府因故与中共脱离关系，中共执政之后，近乎销声匿迹，直到一九八六去世，享年九十三岁。此是后话。木

但是，在1924年回国后，26岁的周恩来为当时国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所赏识，出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大批未来中共核心将领的师长，为其在军中的广泛人脉奠定了基础。此后，周恩来一直为国产国际所赏识，以他从未有过长期留俄经历的背景而言，这是一个异数。要知道，土生土长的毛泽东是经过18年的奋斗，一直到1938年才得到斯大林的认可。从这一点来说，周恩来确实是个能人，办事干练，思维敏锐，口才好，协调能力强，善于在各种力量间周旋。最难得的是，小伙子一表人才，很能博得各路人马的一致好感。

等到1927年北伐的时候，周恩来成功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是他第一次作为第一把手搞了一个如此大的准军事行动。对这次暴动的著述相对不多，我猜背后一定有苏共的影响力在起作用，至少其中的中坚分子应该是在苏联受过特殊的训练，因为接下来国共分手后，中共中央特科第叁科，俗称红队，表现出来的职业特工的专业水平，显然不是仓促间能够训练成军的。这个特科就是由中共中央三人特委之一的周恩来直接领导，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以及锄奸工作，另外两个特委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和顾顺章。因此，从1928年起，周恩来实际形成了事实上的中共在白区的主要负责人，而此时在白区的中共中央至少在形式上仍然是苏区中共的上级机构。此时周恩来在中共的地位，已经远远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1928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是中共方面负责此次暴动的最高负责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尽管他从没有亲自指挥解放军打过一次仗，但是因为在南昌起义中党内第一的位置，很多将领都很自然地买他的帐，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他在解放军中的地位。

再岔一句，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头上还有一个太上皇，他就是张国焘，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代表共产国际对于此次行动负最后的决定权。当时共产国际对于起义是持否定态度的，特派张前往视察，准备煞车。张最后被半强迫半说服，同意起义。呵呵，所以说，张后来敢于在长征途中向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叫板，不是没有原因的，论实力，论资历，张确实都有做中共第一把手的资格，他可是中国共产党人中见过列宁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啊。

其后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李立三和瞿秋白先后倒台，做为在实际工作中主事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却未受到任何波及，并且基本上每次都是出面收拾残局的人，周恩来之能由此可窥一斑。至于后来的西安事变，在周恩来的大力斡旋下，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对于当时濒临绝境的中共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周恩来宦海生涯60余年，从未走过麦城，这在以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而闻名共产党内又是一个异数。

有人说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是因为他圆滑的处世哲学，他没有原则，没有良心，墙头草，说一套做一套，太鬼。

这话有几分道理，但是有些本末倒置。以我的观点，周恩来之所以能够矗立中共政坛几十年而不倒，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他的过人能力，最主要的还是得益于他自己缺乏当第一把手的魄力和企图心，也就是他从来不曾有过“彼可代之”的不臣之心。不管是谁当皇帝，总是要用人来为自己做事，没有野心的能臣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

历史曾经几度把周恩来已经推到了第一把手的边缘，但是周恩来似乎都没有主动伸手把权力抓过来。

27年的中共“五大”，陈独秀是总书记，周恩来是秘书长，正式进入了领导核心。28年的中共“六大”，向忠发是主席，周恩来仍任秘书长，并且兼任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开始执掌白区中央的实际操作权力。其后，白区中央的最高负责人更迭濒濒，但周恩来的位置一直稳稳当当。

31年底，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组成以他为首，项英、毛泽东为副的叁人苏区中央局，接着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夺了毛泽东的权，这是历史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唯一一次的直接冲突。当然有人说，宁都会议罢了毛泽东的军权，是王明一夥搞的，直接出面的是项英和陈毅，周恩来曾经试图作些转寰，但是无论如何，最后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周恩来。这时候的周恩来在苏区的地位与当初根据地草创时期的毛泽东差不多，如果他想有所作为，完全是有条件的。但是周恩来显然放弃了对军事指挥的任何干预，先是放手让朱德林彪彭德怀去打破第四次围剿，然后又听任后来来到苏区的中央最高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了李德。如果说是因为周恩来不懂军事，没有能力指挥，那么此前的毛泽东也是半路出家，完全没有任何军事指挥的经验。晚清的曾国藩也是文人统军，可见大帅不一定是丘八出身。再岔一句，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从他的老乡曾大帅处拷贝来的。因此，周恩来没有把军事指挥权抓过来，只能是他个人性格中不愿当头的成分在作祟。

对于这一点，我猜想，可能是周恩来早年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他性格中的相对软弱与妥协的一面所造成的。周出身在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世家，祖上曾经做过小官，但是到周恩来父亲一辈已经没落了。周不满周岁时，过继给叔叔为子，不久叔叔病逝，出身读书人家的婶母陈氏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后来，周恩来6岁的时候，随同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外祖父家居住。嗣母的教育以及她身上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妇女贤淑文静的品格对少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是异常深刻的。独自一人教养养子的寡居的年轻妇人，在一个封建大家族中受到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举一动都要非常小心。周恩来自己也回忆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他还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

当然，少年和青年周恩来后来是在北方度过的，因此他性格中确实具有豪爽达观的一面，这也是他很容易博得他人好感的重要一面。但是无论如何，周恩来的性格中完全没有“湖南骡子”毛泽东好勇斗狠的那一面，而这一点却是战乱年代作为一代枭雄不可或缺的性格因素。

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无论是党内的地位和军内的地位还是比毛泽东高。中共党史上所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不真实的。那时候，党的最高负责人是张闻天，军的最高负责人是周恩来。其间还发生过土城战役前，因为大家坚持要打土城，毛泽东不同意，于是生气撂挑子，结果众人居然不挽留。晚上困不着觉的毛泽东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说服周重新开会讨论，就真的又把局面扳回来了。这件事情一方面说明毛在遵义会议之后，仍然地位不稳，凡事还要仰仗周恩来撑腰，另一方面也说明周性格中忍让妥协的一面。

真正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实权地位，其实是在毛儿盖与张国焘翻脸之后。前面提到，张的背景和实力本来是有当老大的资格的，再加上，原来在一方面军受到压制的一些人可能也在张国焘处倾诉了若干不满，(具体都有哪些人倒向了张国焘，现在是讳莫如深，但是后来战死在河西走廊的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一定是其中的一个)，这样就给张国焘一个印象，中央真的犯错误了，要纠正。呵呵，反正那时候中央犯错误又不是头一回了，从陈独秀到李立三到瞿秋白到博古到张闻天，排排座也轮到他了。结果，张国焘尽管做了对一方面军军团级的军事主官进行了分化瓦解的尝试，却没有想到动作要慢一点，等待中央的高层出现分裂，结果自己赤膊上阵，在中央会议上大放厥词，要官要权，最后，把所有高层的人都推到了自己的反面。等到毛泽东借口张要搞兵变，率领一方面军撒腿一跑，生死存亡关头，原来中央的大员们就服服贴贴地随了毛泽东。呵呵，说借口兵变，是因为叶高参所说的“彻底解决之” 的动武电报，后来已经被徐向前郑重否定了。

呵呵，又扯远了。说这些的目的是要引出一点，周恩来在毛儿盖会议前后因为肝脓肿，生命垂危，错过了这一段精彩好戏，等到康复，老毛已经大权在握了。即使周恩来没有生病，亲历事变，以他的性格，恐怕也不会阻止毛掌实权，最多可能做到的是，在一、四方面军的矛盾中，起到某种缓冲作用，事态不至于演变到后来那种激烈程度。

周恩来作为政治上的不倒翁，除开皇帝放心之外，还要得益于他的隐忍功夫。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被派到国民政府当中共最高代表，有种中共驻国统区全权大使的味道。有人说，这是毛泽东故意贬斥周恩来。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那个时候，中共对于是否能够生存下去都没有多少信心，能够与国民党休战，求之不得的事情。如果能够傍上国民政府这一大款，慢慢地休养生息，上之上策也。因此，这一位置的人选就很关键了，一方面需要是中共的重量级人物，另一方面还需要手段足够圆通，和国民党的大员们能够说的上话。此人非周恩来莫属。再者，八年抗战期间，中共的根据地被分隔得七零八落，大多数时候八路军新四军的最大作战单位不过是营连一级，就连在延安总部的毛泽东不过也就是制定一些大政方针，写写文章，去抗大和鲁艺作作演说，再就是跳跳舞，恋恋爱，具体的军事指挥和根据地建设工作无从谈起，周恩来留在延安大概也是无事可做。等到抗战结束，国共内战时，老毛立刻把周恩来招到身边当自己指挥战争的参谋长，可见周在毛心中的地位。

但是，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周恩来第一次作为毛泽东的部下触犯了逆鳞。当时王明从苏联回国，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全面负责中共在南方的工作，在党内关系上，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也要受王明的领导。王明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全力支持国民政府抗战，而毛泽东则敏锐的发现，从中共一党私利出发，这是一个发展自己的大好时机。因此，38年武汉会战之后，在国民政府事实上沦落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时候，全力主张要向日本与国民党交战的后方挺进，接管无人管辖的地盘，走中共独立发展之路。有一句名言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这一主张，不仅王明不同意，很多中共的高级将领也不同意，如林彪和彭德怀。周恩来无论是出于认识上的考虑还是组织上的服从，总之，他比较与王明的思路和做法合拍。其实，他有这种想法很自然，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中共党人，几乎全体都会认为夺取中国的政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想，支撑大家坚持下去的原因除了政治信仰之外，还有苏联的支持。因此，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员，奉行斯大林的指示也就顺理成章。

这样，在其后的延安整风中，周恩来被叫了回来做检讨，当然也包括打了“百团大战”的彭德怀，这也是彭在庐山关于“延安操娘四十天”粗口的由来。很显然，毛泽东是要以这种方式，完成对于中共的最后整合，也就是不仅在组织上成为中共的老大，也要在思想上成为中共的老大，不然，以当时中共分布于零零散散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的现实状况，不出现分割独立的山头主义才怪呢，张国焘的教训就是一个清楚的例子。周恩来的表现自然是很服贴，根本没有张国焘那种一批就跳，转身便投奔了国民党的意气之举。当然，也有人说，张是因为自己的心腹干将李特被途经新疆回国的王明给枪毙了，因此对可能来自斯大林的支持彻底失望，又害怕自己有一天也被肉体消灭，因此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

周恩来第二次被整肃是58年的“反冒进”之争，毛泽东批评他“离右派只有50米了！”并且把计委等几个重要部门从他手中拿走了。很显然，有逼迫周下台的意思，以便毛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对经济工作一展宏图。但是周恩来就是顶着不辞职，到底熬过了这一关。据他的秘书回忆，那段时间，周亲自动手写检查，心情极为沉重。我猜想，很多先后被打倒的人应该知道下台之后的下场如何，但是都做不到象周恩来这般的隐忍功夫，并且事后依旧毫无芥蒂地与毛泽东共事一堂。呵呵，谁有这两下子？

周恩来，了不起，把中华文化中的中庸谐和、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至。

那么，周恩来是一个明哲保身助纣为虐的伪君子吗？

基本上，我不这样看。至少在主观上，周没有这样的动机。周恩来这一辈子就没有主动去整过人，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文革中受过冲击的老干部念他的好。

伪君子观的说法是因为这么几件事情。

首先是高饶事件，有人说周恩来落井下石。实际上，是刘少奇使劲多一些，因为当时刘是党内老二，高饶的目标首先是对准刘的，与周的关系不大。至于事败之后，周的表态如何，那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墙倒众人推，高饶已经是死老虎了，说轻说重的有什么关系？再说，高饶平时的为人确实很一般。

然后是文革中打倒老干部的时候，有人说周恩来只保护自己的嫡系，对刘系人马不管不问。这就是强人所难了，周恩来又不是圣人，真的蠢到要舍身饲虎么？

当然，最具杀伤力的就是贺龙事件。周恩来是贺龙入党仪式上的主持人，后来又派遣贺回家乡开辟了二方面军根据地，因此两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因此文革中，周恩来一度把受到冲击的贺龙一家安置在自己家中居住，以便保护。但是后来老毛亲口发话后，周就不敢再管了，然后贺一家就搬走了。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74年，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贺龙遗孀说：“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时年76岁的周恩来老泪纵横。有人说，周恩来这是在作戏，虚伪至极。我倒是认为，周这是真情流露，因为两年前，他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来日无多了。那天的追悼会上，他一共鞠了七个躬！悔恨乎，自责乎？恐怕他的心底，对于自己的当时的一时软弱也是万分的忏悔。

实际上，文革中明哲保身的人多了去了，趋利避害，人之本能，有什么可以责怪的。不能因为周做了些挥挥语录喊喊口号的举动，就认定他是个伪君子。周如果不干，想要取代的人多了去了。别的不说，如果真是张春桥而不是周恩来推荐的老邓在74年接替周恩来代行总理职权，四人帮能最后垮台？即使最后还是垮了，有两年执政时间打下的基础，推翻他们的代价也要大得多。

再岔一句，人格和信仰上，我很佩服张春桥和江青。真的是相信老毛那一套，至死不悔啊。江青临死前留下的“毛主席，您的学生和战友来看你了”的字句，不是在演戏吧？！这是一代人的追求和信仰。当然，它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勿容质疑的。

也有人说，周恩来贯会拍马，没有骨气。

这话也对也不对。

不错，周恩来很能领会老毛的心思。有人回忆说，开会的时候，老毛天南海北地一通胡扯，最后说：好了，就这样吧。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大家都还云里雾里地不知所措之际，周恩来已经一五一十地按照老毛的旨意开始布置工作了。这显然得益于周恩来对于老毛的思想动态下了功夫，再加上两人合作的时间足够长久，太熟悉了。既然国家的机制是建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党专制的基础之上，如果能够让这一系统运行的更顺畅，减少中间环节的肠梗，当然是整个国家受益了。

不过，也有人说，周恩来下贱到不仅拍老毛的马屁，而且还拍初出茅庐的江青马屁。周恩来弯曲臂膀的招牌姿势，是因为在延安的时候，陪江青骑马时摔坏了右臂。

呵呵，其实38年的老毛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还没有多少人想着去拍他的马屁。他的威望的建立主要来自两个时期：八年抗战和国共内战。前者是因为抗战初期几乎所有的中共高层都认为应该与国民政府精诚合作，跟日本人拼了，唯独老毛三国演义学的好，高瞻远瞩，力排众议，最后中共在抗战中坐大，三分天下有其一。后者是老毛运筹帷幄，以相对劣势的中共军队，在三年时间里，干掉了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

周恩来去陪江青骑马，不过是他爱玩爱热闹的天性使然。延安男女比例失调，狼多肉少，江青又很漂亮，并肩驰骋，何其快意！呵呵，无可厚非，无可厚非啊。

如此说来，周恩来是个完美无缺的神明了？

当然不是，周恩来是人不是神，他同样也有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别的不说，周恩来在管理国家的能力上就比老邓差远了。

几乎所有周恩来身边的人有关他的纪念文章里，都会提到他在工作中如何废寝忘食，甚至上厕所都要听秘书讲文件，工作日程经常是精确到5分钟为计量单位。呵呵，我对此深不敢苟同。总理的职务不是打杂的，不然要底下的部长们干什么？听说，周恩来很不带见那些依靠秘书提供数字的部长司长们，总是要求他们依赖自己汇报工作。其实，这种管理现代化经济的做法是不对的。第一，部门行政长官的职责是理顺人事、拍板决策和处理突发事件；第二，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应该是颁布下一阶段国家总的大政方针、听取目前工作进展中各个部门不能克服的困难的汇报和协调处理各部委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因此，你指望第一首长记上一脑袋的统计数据实在是意义不大，这就是行政长官和公务员的区别。我想，这种做法可能是战争年代指挥打仗遗留下来的管理方式所导致的。那时候军情紧迫，需要在会议上马上拍板决策，要求各个部队的主官要掌握细节，容不得咨询参谋。我不知道今天中国的国务会议的日程如何安排，偶尔看看电视新闻，似乎仍然是前三排后三排密密麻麻的人，前面是首长在讲话，后面是秘书在提词。

74年老邓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一通整顿，提纲挈领，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因为文革的混乱造成的经济困境打开了局面，而且似乎还很逍遥，时不常还能去打打桥牌。因此，75年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对前来探视的老邓说：这一年来，你比我干的好！

因此，往好里说，周恩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往差里说是，事必躬亲，举轻若重。

当然，拥周派所谓的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有意识修正毛泽东的非分之想，减低了失误和损失的提法，实在也是拔高了周恩来。给周恩来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对于老毛阳奉阴违。呵呵，邓大人除外，他就敢，我很服气啊。其实，周恩来的做法不过是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儒家中庸和谐的东东在起作用，凡事要有度，过犹不及，与其说是他知道老毛是错的，有意去修正，不如说是本能的自然反应。以老毛的精明，你如果成心另搞一套，他能不明白？当然，老毛也很清楚，周恩来与他是两种类型的人，所以从来就不曾考虑过让周恩来当他的接班人。

至于对周恩来个人操守上指责，我基本上认为置信度不大。要知道进城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别的保卫工作严密到几乎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程度，谁要想做点什么苟且之事，要想瞒过身边的工作人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如果说绝对没有，也是过于主观，一些身居闲职的要员或者诸侯一方的大员还是有条件搞三搞四的。但是，不可能是周恩来这一级别的人所能够瞒天过海的。因此，顺便在这里表个态，李医生有关老毛私生活的记述实在是过于传奇。

当然，很多的人都有一个疑问：风流倜傥如周恩来者，为什么会娶了邓颖超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女子为妻，并且是中共高干中为数不多的白头谐老中的一对？呵呵，老实讲，我也参详不透，只是听过一个说法，通常长的帅的男人，对于女人的外观就不怎么看重了，因为自己够帅了，不需要找个漂亮老婆证明自己的本钱了。

最后再次回到我在一开始提到的观点：周恩来是一个人，一个能人，而且是一个有著普通人七情六欲的好人。

真正让我对周恩来产生好感，是因为这么几件事情。

71年，林彪出走折戟沉沙之后，周恩来忽然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并且说：你们不懂！对于这一史实的解读，版本繁多，说什么的都有。我的观点是，周恩来觉得没有办法向全国的老百姓交代这件事情：搞文革的代价是如此高昂，但是最后揪出了刘少奇，树立林彪作为新的接班人，也算是物有所值。但是今天林彪也跑了，那文革到底是要干什么？

今天的人很难理解周恩来那一代人的所坚持的理念和信仰了，他们革命了几十年，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已经是他们生命的全部。看看今天那些虔诚地仆伏在地的教徒们，周恩来当时的失态就不难理解了：信念危机。

72年，老毛因为林彪事件引发的巨大心理压力，突然病倒昏迷。闻讯赶来的周恩来，一时间手足无措，自己不能从车里下来。这件事情明显暴露出了周恩来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也同时说明了老毛在他心中的地位：教主。

教中老大一旦生死未卜，马上就六神无主。因此，他在相当程度上对于毛泽东的奉迎和忍让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献身于这一伟大的事业之中，理当为教主分忧解难。呵呵，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周恩来没有当老大的野心。如果换上老邓处于他的位置上，还不心中大喜：呜乎哉，天降大任与我也！

75年，周恩来最后一次进手术室，对周围的人大喊：我不是投降派！说老实话，我真的很同情此时的周恩来：病入膏肓，命在旦夕，进了这道门，不知道能否话着出来，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要被人狠狠地整治一下，悲愤至极啊。

这大概是周恩来为数不多的几次失态行为之一，并且是与自己个人荣辱有关。正因为如此，恰恰展现出来他人性的一面，如果无动于衷，或者压抑不露，真的会让人怀疑那一代的共产党人都是用什么材料锻造而成的了。

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要求听老毛诗词“鸟儿问答”，然后笑了。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真的很难揣测。我猜想还是惯性的作用，几十年来一贯忠心耿耿小心侍君的积习下的下意识动作。

周恩来，高人哪！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能让猜疑的君王无话可说，眼睁睁地看着他风风光光地走完自己的一生，不象其他的臣子们，起起伏伏，死死生生。

我佩服周恩来，因为他在晚年毛泽东时期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带给了中国老百姓以安宁和希望，这就够了，不能再过多苛求他什么了。

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