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筚路蓝缕者的开拓之路

　　－－五十年代：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西藏迎来第一缕现代科学曙光－－从贡嘎山到珠穆朗玛峰，新中国登山科考传统－－六十年代：希夏邦马峰考察中的重大发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等待着被新思想照亮－－青藏研究事业灵魂人物出现：青藏之子孙鸿烈，中国现代冰川之父施雅风，中国黄土之父刘东生－－在政治风云翻卷的年代里，重新披挂的青藏队踏上征程－－

　 1951年四、五月间，横断山脉迎来了灿灿烂烂的春天。杜鹃花满山遍野开成了花的海洋，寂静山野因为红红火火的争相怒放显得喧闹起来。

　　有一支军人打扮的队伍穿过花丛攀向山口。那不是寻常的军人，他们是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派出的西藏科学工作队。３９岁的工作队队长、地质学家李璞牵着马走在队列之前，身后是一大群选自国内各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此行前方，直指拉萨；拉萨以西，还将去往珠穆朗玛。此行使命，是从科学研究最基础处入手，进行路线考察，填补区域空白。工作队的全部装备来自部队，队员们清一色军人打扮。李璞随身携带的专业工具，是一只测距用的计步器，一只测高用的气压表，一只从英国带回来的罗盘－－李璞是学成归来的留英博士；所用地图，是从前英国人手工测量的极不准确的局部草图。

　　对于西藏社会以及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事业说来，本世纪五十年代仿佛一个时间地貌上的分水岭。这一分水岭把此前此后历史的终结和开端明晰断代－－

　　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边修路，边进藏，川藏公路从四川雅安开始向西延伸；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京签署，西藏和平解放。

　　同年，这支由５７位专家组成的西藏科学工作队随军进藏。这是新中国从事青藏研究事业的第一批。追随着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脚步和川藏公路的向西延伸，这支或骑马或徒步的科学家队伍就这样走来了。身后是新中国的灿烂朝阳，眼前是亟待开垦的科学处女地，心中涌动着单纯而热烈的激情和爱。那位在四十年代进藏受阻的地质学家曾鼎乾，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走在了金沙江畔。面迎着雪山下徐徐吹送的清凉的风，脚踏在西藏的土地上，不禁思潮起伏。他想到了旧中国的无能和耻辱，想到了一代科学家的使命和责任，感慨万端之余，唯有全身心的投入。

　　这支科学工作队的出现所显示的意义首先在于：这是西藏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多学科综合考察。它是西藏这片宗教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上所迎来的第一缕科学曙光，是现代科学以具象的方式与青藏高原的第一次对话。

　　成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意为驾着柴车，穿着旧衣，去开辟山林。这成语无疑是开拓者的同义语。此刻正是这一成语的写照：当鲜花铺就的路消失在身后，越往上走植被越稀疏；冰雪带出现了，海拔５０００多米处的山口风雪肆虐。李璞望着身边刚刚倒毙的一匹马，那马曾陪伴着他走过了从甘孜以来的那么远的山路，它曾是那样的强健，仿佛永不会衰竭，而今却永远躺在这山口的雪地上了。李璞把眼光投向前方，只见群山茫茫。任重道远，他觉得内心和双肩都沉甸甸的。

　　过昌都，到波密，工作队渐渐走在了进藏修路部队之前。科学工作队５０多位专家分为农业、地质、社会科学三个组，兵分三路各自进行考察。地质组由李璞兼任组长，成员包括王大纯、曾鼎乾、崔克信等地质专家，其中崔克信年纪最大，４３岁，加上从甘孜补充来的两位西南军政大学学员汪缉安等，地质组一共九个人。他们在昌都找到了一座几天都走不出来的大型石膏矿，又进入了雪山和森林环抱中的波密地区。

　　从前的波密地区是个相对独立的土邦王国，长期不受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管辖；波密土邦与藏区时有征战，一向被认为是荒蛮之地。最近一次征战发生在三十年代，以波密土王败走境外宣告结束。所以当地质组深入到相对高差为３０００米的波密幽谷中时，当地人还指点波密土王的女儿给科学家们看。不过那位公主早已落魄，衣着又脏又破，脸上涂着酥油和羊血为装饰，不见一丝的高贵气质，与当地平民妇女没什么两样了。从波密返回时大雪已经封了山，路遇被雪围困多日的几位解放军战士，大家以牦牛开道，在雪墙中拱出一条路，合力冲出了山口。那时已近午夜，雪光中李璞亲眼看到那位年轻的解放军班长冻僵在马上。第二天，地质组人马重返山口，勉强挖开冰雪冻土，掩埋了烈士遗体，用石块垒起坟茔，插一块木牌作墓碑......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记忆，在当年的小战士、如今的地质学家汪缉安那里，已破碎成闪闪烁烁的片断了。难以忘怀的那些非常经历，可以佐证建国初期青藏考察的与今不同。从波密到林芝的深山密林那时不太平，常有土匪出没。东来的康巴商人的骡邦驮队常遭打劫，每遇骡邦，对方都愿与工作队结伴而行。不过专家们的任务不在赶路，结伴不久又只得分开。有一次，一支骡邦分手之后走了没多远就出了事：一头驮银元的马被土匪抢夺而去。就连工作队也遇到过土匪。１８岁的小战士汪缉安给崔克信当助手，一路学习地质知识，一路拿小锒头敲敲打打。一天早晨出野外，崔克信转到山沟里看不见了，汪缉安还留在原地敲打岩石。一抬头，见三个骑马挎枪的壮汉气势汹汹地奔到面前，并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汪缉安手握小锒头在口袋里作手枪状，一面用藏语回答我们人很多，一面壮着胆子向前逼近。恰在此时，一队七八个解放军从不远处骑马经过，三土匪望风而逃。

　　正是在这样不太平的世道里，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３年，地质组工作范围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所在的定日县，南自中印边境的亚东，北至藏北高原的伦坡拉盆地。他们编制了所考察地区１：５０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详图，并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

　　科学工作队农业组由土壤学家李连捷任组长，成员包括气象学家肖前椿，植物学家钟补求、崔友文，农学家庄巧生、郑丕尧，牧草学家贾慎修，以及森林、畜牧、兽医、园艺、水利等专业共１７人。从１９５１年起的三年间，农业组先后考察了西藏东部的察雅、左贡、邦达等地的垦殖业，藏南农区、那曲牧区和亚东林区的自然条件和农林牧发展问题；以建国初期特有的热忱，协助西藏地方举办农业干部训练班，指导建立农作物和园艺试验场；编著了《西藏农业考察报告》，在系统总结本次考察资料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发展西藏高原的农、林、牧生产提出了具体建议。

　　胼手胝足，开山拓荒。当我们注目于半个世纪的青藏研究之路，遥望开初，就见出一些不同的色彩。有两支队伍并驾齐驱：一支始终以地球科学的基础研究为本，另一支，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越来越侧重于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己任。到八十年代末期，青藏研究事业开辟了两个战场，有一批“老青藏”索性做了区域规划专家。而无论做什么，都始终汇聚在青藏高原的旗帜下。

　　中国知识分子们对于建国以来几十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固然难忘，而对于运动之间短暂的黄金时代尤感亲切和怀念。１９５６年正是这一个黄金时段。那一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首次召集大批科学家共商大计，制订了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青藏高原与横断山区综合考察作为国家５７项重大任务之一被郑重列入。因之五十年代初这次考察之后，其后又进行了多轮考察－－

　　１９５７年，配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贡嘎山登山科考；

　　１９５８年，由施雅风带队进行了祁连山冰川考察；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为配合国家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中科院组织４６名科学工作者，在以珠峰为中心的７０００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综合考察；

　　１９６０年开始青藏公路多年冻土考察，稍后进行土门格拉冻土定位观测；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组织十多个专业１００余名科考人员，沿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进行路线调查，同时考察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调查地区一度延伸到东部黑昌公路和西部新藏线；

　　１９６４年，为配合国家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组织了以冰川学家施雅风和地质学家刘东生为首的阵容空前的科学考察队；同时进行川藏公路波密段泥石流考察；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刘东生和施雅风再次组织中科院西藏科考队，兵分两路：继续珠峰地区考察；在藏东南林芝地区进行以发展农业、开发资源为目的的考察。

　　与中科院青藏科考工作的启动几乎同步进行的，还有兄弟单位的国家测绘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地质矿产部和石油工业部等等。兄弟单位经年累月的工作构成了这项事业的一翼，为这一地区的考察事业提供了罗盘和坐标。在许多时候，他们又走到一起，并肩战斗。就这样，不同的领域行业，共同锁定了一个目标；在青藏高原的旗帜下，集合起各路兵马。测绘成果陆续问世，到七、八十年代，他们分别完成了青藏高原１：１０万航测地形图的测绘编制；１：１００万地质图及重点矿区地质图的测制。在高原面上的后期考察中，这些地图就摊放在青藏队的案头，在野外的帐篷里被指指点点。每当此时，青藏队员们的心中就油然而生感念之情。除此，国家气象、水利和地震等部门也在高原面上布设了大量观测网点，系统地积累了基本数据和资料－－以青藏高原的名义，相互支持，相互借鉴，各得其所并相得益彰，这一点，构成了半个世纪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一大特色。

　　构成半个世纪以来青藏科考事业的另一大特色，是登山科考的传统，即登山运动＋科学考察。这一传统的首倡者是贺龙元帅。这位戎马一生、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殊勋的老将军，兼任了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仍以战略家的眼光和胸怀，高瞻远瞩地部署了涵意深远的这项事业。那是１９５７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登山队攀登横断山脉主峰贡嘎山。此前的１９５６年，中－苏联合首次攀登西昆仑主峰慕士塔格峰，一举登顶成功。但是，对新中国心怀偏见的西方媒介，却挖苦说中国人“是被苏联人扶上去的”。如初升朝阳般的新中国生机勃勃，雄才大略的贺龙元帅雄心勃勃，面对西方的嘲弄讥笑，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登山－－志在为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在中华全总组队时，贺龙元帅特别指出要吸收科学工作者参与。他说了一番实在话：如果登山仅仅作为一项运动，登上峰顶报道一下也就结束了；但如果有了科学考察的内容呢，就不会有完结，意义又大又长远。于是，登山队特邀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地理系年轻的教师和研究生崔之久（地貌）、马文甫（地质）、丁行友（地球物理与气象观测）三位随队考察。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闻讯，立即约见了崔之久。年方２４岁的崔之久，两年前在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的同时，被保送为北京大学地理系研究生。由于身体好、业务棒，被登山队选中已使他心花怒放，一接到竺老的约请函，年轻的心在受宠若惊的同时，又大受感动。竺老是位德高望重的气象学家，从那时起就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内将要开展的现代冰川研究有着浓厚兴趣。会见时他鼓励并特别指导了崔之久如何进行冰川考察，并送他一本英国人描写１９２１年珠峰登山的英文版书籍，扉页题签：之久同志将去贡嘎山，赠此书以壮其行。竺可桢。

　　老一代科学家的勉励成为崔之久从事青藏科考贯穿一生的精神力量。他成为第一批中国登山科考事业的一员，成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研究的先行者，成为中国登山科考的代表人物。从那时开始的１０年里，他参与登山科考转战青藏高原南北，贡嘎山（１９５７）－念青唐古拉（１９５８）－慕士塔格（１９５９）－珠穆朗玛（１９６０）－公格尔（１９６１），以及希夏邦马（１９６４）和第二次珠穆朗玛峰地区考察（１９６６）。七十年代中期的三年里，崔之久受中科院和国家科委委托，参与中科院兰州冰川所为青藏公路－青藏铁路选线做沿途冰缘、冻土考察研究；九十年代，已过花甲之年的崔之久风采依旧，率领着他的硕士生、博士生众弟子参与了青藏科考“攀登”项目，继续跋涉在昆仑山、黄河源......

　　在１９５８年领导了祁连山冰川考察，接着又在兰州创建了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之后，冰川、地理学家施雅风从青藏边缘第一次走进腹地西藏是在１９６３年。那一年他带了一个工作组乘车沿青藏公路进藏。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所的冻土观测站，当时就设在唐古拉山脚下海拔５０００米的土门格拉煤矿，施雅风前往检查工作。土门工作结束后去了拉萨。自治区公路局的总工程师找上门来，说川藏公路波密段，常有冰川爆发，冲断公路，你们搞冰川的，能否去看一下，想一个整治的办法。就这样，施雅风就在交通厅工程师杨宗辉的陪同下去了藏东的古乡，那里每年要发生几十次冰川泥石流－－此前西藏人并无“泥石流”概念，只说是冰川爆发。第二年施雅风又组织由杜榕桓任队长的考察队前往古乡，在泥石流爆发现场作详细考察，并特邀上海科影厂拍摄了电影《泥石流》。－－泥石流，泥石流！银幕上的泥石流滔滔而来，奔涌而下，摧毁山体，席卷山林，无坚不摧地推进，显示了大自然冷酷的威力，震撼人心；那部电影播放在六十年代中期，风靡全国；后来拿到世界电影节上，又获了一个国际金奖。从此，不仅西藏人，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洪水、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在青藏高原的一些地区，还有泥石流为害甚烈。

　　－－就像泥石流这类的具体概念，科学家们不时地向我们的常识之库中填加。我们所获得的有关自然西藏的全部常识，从最初形成青藏高原的时空，板块碰撞，到雅鲁藏布江的缝合线，以及地球第三极众多的世界之最种种，莫不得自于包括青藏队在内的科学工作者辛勤的踏勘和研究成果。他们承担了一系列角色：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者，有关环境意识的教化者和生态保护的布道者。

　　从西藏归来，施雅风又接受了一项任务：配合中国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组织一支科学考察队。施雅风找到了刘东生，询问他愿不愿去希峰考察。刘东生正在做着黄土的工作，刚刚完成一本专著的写作，下一步的工作正在拟定中，结果一拍即合，欣然愿往。刘东生就这样当上了希峰科考队的副队长，这次考察对于他的黄土研究和第四纪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希峰野外开始显示。

　　施雅风、刘东生联袂主持的１９６４年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由于其超强的阵容、格外丰硕的业绩，至今仍为中国地学界所称道，被奉为野外工作的样板。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正逢文革前的黄金时段，而施、刘也正值盛年，４５岁和４７岁，早已在国内地学界盛名之下。他俩犹如地质科学界的神祗，一司冰雪，一司黄土，都已卓有建树－－“中国现代冰川之父”和“中国黄土之父”。当他俩的目光一致瞄准了青藏高原并踏上了这片科学世界的高寒沃土，就为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带来了季风暖雨，就宣示了青藏科考基础研究新纪元的肇始：这一次全方位的考察，既有描述性的填补空白，同时又有理性化的深入研究，一些新的课题随之被提出；他们所象征的科学思想的导入，使得这项事业各学科之间不再各自为战，而是交叉交流融会贯通；这两位中国科学界泰斗，一直参与指导了青藏研究事业，使它步步登高，时空拓展，一直走到不再单纯地就青藏论青藏，而是在区域考察基础上的面向全球：青藏与全球之间的相互观照和审视。

　　希夏邦马峰，是当时全世界１４座海拔８０００米以上高峰中唯一的处女峰，无论登山或科考，都从未被人类涉足过。它的海拔高程，在此前的文献和地图上也很不一致。此次考察中，以交会法多点对主峰进行水平角和垂直角观测，最终确认主峰高程为海拔８０１２米。同时为希夏邦马峰重新定名：原地图上名为“高僧赞”，系出梵文，当地并无此称谓。沿用当地传统名称，希夏邦马在藏语中是此地高山气候严酷之意。

　　施雅风、刘东生既是希峰科考的主持者，又各操己业：施与冰雪打交道，刘与地质打交道。

　　施雅风和崔之久、郑本兴、季子修等一群冰川学家穿行在希夏邦马峰北坡的冰塔林中，每天置身于阳光照耀下的银白世界。冰塔林是低纬度高海拔山区特有的大陆性冰川奇异景观：因为海拔高，巨厚冰川得以形成；因为纬度低及阳光折射作用，造成冰川蒸发、消融与升华的不平衡，才形成了大规模的冰塔林奇观：冰塔相对高度自数米到３０米参差错落，形态简单的如丘如堡，形态复杂的则仪态万方。穿行在晶莹闪耀的冰塔林中，宛如步入仙境。四处张望，只见冰路通幽，幽处皆冰；冰塔崖壁间，错落着明镜般的冰湖，贯穿着曲折的冰沟和幽深的冰洞，冰沟与冰洞上架设着雪桥，雪桥下悬挂着流苏般的冰钟乳。还有遍地的冰芽、冰笋、冰蘑和冰杯，冰塔环状生长处，犹如莲花瓣绽开，真正美丽而神奇。置身于仙境般的水晶园林中，全然忘怀了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大家大喘着气议论纷纷，赞不绝口，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在希夏邦马峰各种宏伟奇特的自然景象中，冰塔林是最引人入胜的。这是属于热爱冰雪世界的人们的骄傲。

　　满心骄傲感的施雅风由衷赞叹：冰川事业真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啊！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名言，成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界后来人的座右铭。

　　希夏邦马北坡现代冰川发育，主冰川名为野博康加勒冰川，这个山谷冰川长度为１３．５公里。施雅风带领冰川所的几位年青人，攀登到６２００米高度，第一次领略到低纬度极高山的气候与冰川特征。每天进行冰川测图，观察冰结构、冰温度、冰川形成条件、冰塔林发育和消融形态，对于希峰地区古冰川作用也作以探讨。这些基础资料为３０年后属于国际前沿的冰芯研究提供了基本依据－－３０年后，施雅风培养的博士姚檀栋，在希峰７０００米处的达索普冰川，钻取了三根分别长达１６０米的冰岩芯，冰芯底部已达７０万年。在高分辨率恢复古环境气候方面，冰芯研究独具优势。

　　刘东生专心致志地与石头打交道。他最初的专业本来就是从师杨钟健先生研究鱼化石；１９５４年以来则瞄准了黄土这一中国科学界的优势资源，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果然，黄土在刘东生手里变成了黄金，多年后他的洛川黄土剖面被国际黄土学界和第四纪科学界公认为标准剖面；他破译了黄土地层中的密码，建立了黄土沉积２４０万年以来所经历的２２个气候旋回，其丰富的古环境信息和古气候记录，使中国黄土成为可与深海沉积和极地冰芯相媲美的、研究古全球变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并以其来自大陆的信息、与人类演化史相关，而优于后者。中国的黄土高原因而成为世界黄土学者的“麦加”，刘东生为中国科学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那都是后话了。此刻的刘东生放下正在进行的黄土研究，走在了世界高地希夏邦马的群山中。他所做的工作也是地质学家对于科学空白区所做的常规性基础工作：建立地层系统，进行地质填图，把希夏邦马从古到新的地层一一命名：希夏邦马群－港门穹群－雪拉群－野博康加勒群......

　　恰好这一年，中尼公路正在开通之中，劈山开道，沿途封存了亿万年的岩石第一次暴露在天光下。贪婪地去观察，去抚摸，去寻找。对于地质学家来说，这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天赐良机。刘东生时而攀上爬下，时而驻足凝神。环顾希夏邦马的山野多么壮阔，相形之下使面对它的人是多么渺小。刘东生历来强调野外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常以一位西方地质学家的话激励后来人：

　　１９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它科学领域或可发展，唯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刘东生从他的老师那里听到了这番话，又把这番话传播到整个中国地质界。以大自然为实验室就成为青藏研究的座右铭。

　　但新近劈开的山崖属于危险地段，塌方时有发生。忽然，随着不远处同伴们的一声惊呼，一块巨石轰隆隆从天而降，砸向专心观察的刘东生。此时左右闪避已来不及了，别无选择的选择，是扑向山根死角。巨石擦身而过，砸垮了半边公路，滚下万丈深渊......这一惊险场面的目击者们呆傻半晌，才冲向他们的队长。还好还好，正在拍打浑身泥土的那位当事人，只不过擦伤一点皮肉而已。 常规工作就这样进行着；整个青藏科考也以常规为基本特征。但是突然，一个发现打破了这一常规，不仅使刘东生不期而遇地找到了黄土生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引发了青藏研究一个新课题的诞生，一次飞跃性进展。

　　那是夏季里寻常的一天。当太阳在雪山背后隐去，出了一天野外的考察队员们就像小鸟归巢，从四面八方陆续返回驻地。北京地质学院教师张康富向刘东生出示了一块石头，说捡到了一块植物化石。说这话的时候，张康富有些不经意的样子。刘东生端详着这块化石，轮廓和叶脉清晰，是一片阔叶。忙问在哪里捡到的，回答是它就呆在海拔５９００米冰川旁的岩石里。

　　刘东生不禁心有所动。这样的阔叶林在藏东南海拔３０００米处已是上限，它的同类化石却出现在高于上限３０００米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如果它是几千万年前的化石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当时国际地学界认为青藏高原的高度久已存在，它的隆升时间并没有作为问题提出。但如果这块化石出现在较为晚近的年代里呢？

　　一回到北京，刘东生就找到北京植物所的徐仁先生做鉴定－－结果是激动人心的，这块化石是高山栎，年龄仅有两百万年！这就意味着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是晚近的事件，而且在两百万年中强烈地上升了３０００米！

　　这一重大发现为七十年代之后的青藏科考增加了一个新的课题：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环境变迁。具体说来，这一枚高山栎化石引发了“青藏高原隆起时间、幅度和阶段”课题的探讨。聚焦于２４０万年以来的一系列现象的发生：由于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达到临界高度，深厚高原季风骤起，一举改变了北半球大气环流；第四纪冰期始现；全球气温下降；北极冰盖形成；黄土开始堆积；非洲变得干旱......更何况，两三百万年，在人类演化历程中是多么关键的一个时期。后来的继续发现证明，包括喜马拉雅在内的青藏高原经历过若干次的上升和夷平轮回，但只有这一次，历经３６０万年仍在隆升过程中的这一次，是地球人类亲历的伟大事件。随着这座世界上最后一座海拔８０００米以上高山被中国登山健儿登顶成功，希夏邦马科学考察也使青藏科考事业迈步登上一个崭新高度。 也有失望的时候，应该有所发现但未能发现的时候。但其中的一个失望和未能发现，却意味着对于喜马拉雅山脉成因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这一时期，正值国际传统地质学的最后时代，现代地质学鸿蒙初开前那一刻暗夜之中。在旧的学说中，喜马拉雅是一个巨大地槽，由于地球内部运动而在原地升起。当地质工作者们兴冲冲地奔向希夏邦马，希望在这里一举寻找到大地槽的典型证据，但踏遍山野而不得；大量的岩石和古生物地层资料似乎说明着另外的问题－－令人满意的解释注定要待几年后新理论出现之际。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等待着被新思想照亮。而国际地学新理论出现之际，中国科学家已以充分的野外工作，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与登山队员并肩战斗的那些年里，科学家们从登山队员那里得到了有益的启示。事隔３０多年，刘东生的眼前仍然晃动着登山健儿向雪峰之巅一步步迈进的身影。他们的组织工作，他们的适应性行军，战胜困难，直达目标，突击登顶的单纯意志，尤其是“一根绳子、几条人命”的结组行动方式，给刘东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由得想到，登山活动生动地给出了一个实例，科学事业不也正像是在登山，一样的群体精神，一样的必胜信念，一样的没有观众无人喝彩的争夺冠军的赛事！所以他也就格外欣赏登山界那句名言－－“因为它在那里”。

　　希夏邦马，珠穆朗玛，青藏高原，因为它在那里，这本身就是诱惑和召唤。

　　登山精神，从一开始就贯注于青藏科考队伍之中了。回首以往，五、六十年代的考察工作可谓步履艰难，不仅仅充满了初创时期的艰辛；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对于西藏地区来说很不平静：反右斗争，平息叛乱，中印自卫反击战，其后又是文革爆发，远在崇山峻岭中的科学家们也未能幸免。正在进行的珠峰科考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是，无论怎样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这一时期的科学考察仍是战果辉煌。就其科学研究领域来说，这是一个填补科学空白、初涉理论问题的时期，为七十年代至今、乃至自今而后中科院大规模、不间断的综合考察深入研究浇铸了坚实基础。这基础犹如巨厚的岩石圈，强而有力地托举起青藏科考事业这一中国地球科学界的造山运动。尤为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一阶段艰苦的野外考察，渐渐聚合起一个将毕生献身于这项伟大事业的相对稳定的科学家群体，铸就了这一群体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志在创新的团队精神。在这一背景下，在科学家群体和团队精神之上，有一面旗帜飘扬：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事业推举出富有感召力、凝聚力、推动力的灵魂人物－－施雅风－－ 刘东生－－ 孙鸿烈－－ 三位中科院院士。

　　在这面旗帜下，在他们身后，群山般屹立着数以百计的青藏科考队的中坚，他们中的老队员两鬓已染风霜：李吉均、李文华、郑度、林振耀、李炳元、杨逸畴、潘裕生、韩裕丰、章铭陶、李渤生、邓万明、文世宣、北京大学的崔之久、南京大学的王富葆......而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姚檀栋、李世杰、秦大河、丁林、刘晓东、方小敏、欧阳华......接力棒正在传递，这个群体正像是青藏高原的化身，年轻，充满活力，正在崛起。孙鸿烈在九十年代成为国家“攀登”计划青藏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本质说来，他与生俱来地属于青藏高原。在他５岁时的１９３７年，他的父亲，老一代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在青藏北部的祁连山下发现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从小学到初中全家住酒泉，每逢暑假，小小年纪的孙鸿烈便随地质队出野外，骑马，骑骆驼－－高天阔野，是少年孙鸿烈的喜悦所在，也从此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家学渊源，耳濡目染，青年孙鸿烈选择了地学中的土壤专业安身立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他本是大地之子，青藏之子。大学时代他担任学生会主席的经历，是为后来的科学组织工作所进行的适应性行军。他成为六十年代青藏科考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１９６１年他担任科考队业务秘书，刚刚读完土壤学的副博士研究生，一步跨上西藏，自此便是一生的交付。从七十年代开始，他担任了２０年的青藏队队长；１９９２年，“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列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攀登”八五、九五计划至今，他担纲该项目第一人－－首席科学家。作为青藏项目的领导者，他的精神和品格是铸就青藏科考队伍团队精神的基础和核心；作为躬耕于大地的土壤学家，他和本专业的同事们立体描绘了西藏的土壤状况，考察了西藏的土地资源，为西藏的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在当代西藏发展史上，孙鸿烈和青藏科考队的名字的确应该被载入史册。毕其一生的贡献和付出，专业上的训练有素和多学科的综合实践使孙鸿烈形成了科学思想上的多向思维，这对于青藏事业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队员们钦佩他的驾驭和统筹全局的能力，跨学科的高度综合能力，说他从来自多方面的意见中，总能敏锐而准确地抓住要领，把握方向，透过现象直达本质，由此推动青藏研究一步一个阶梯地迈步向前。大家曾说，孙鸿烈的头脑整个一个５８６计算机－－现在该说６８６了。青藏队员们尤其钦佩他独具的人格魅力，无私忘我的境界，包容旷达的胸襟，是这样的魅力凝结起这样一个优秀群体。尽管孙鸿烈本人一再说，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事业。

　　土壤之于孙鸿烈来说，是一个多么恰切的象征！土壤学专业本来就兼具综合性，于是孙鸿烈就像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已融为一体的土壤圈那样，连结起岩石、植物、大气和水，使得一项共同的事业在他所营造的沃土上茁壮成长。对于这位富有才华但格外谦和众望所归的青藏项目首席科学家，以往的采访者往往大加赞赏他非凡的仪表、高贵的气质和风范，虽然不免有以貌取人之嫌，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来，又不难看出，一个伟大的事业选择了一个多么适合它的代表人物，成为一个多么满含象征寓意的形象－－的确，孙鸿烈已融入青藏研究中，之于这项事业，也是一个象征。因之在本书中，他也很难以个人形象出现，但他无处不在。

　　以８０１２米高度的希夏邦马峰为形象的那一年代，是施雅风、刘东生的黄金年代，也是中国登山与科考的黄金年代。用那一年代的标准语言来形容，登山健儿与科考队员的热情足以融化万年冰雪。而真正的热情足以激发创造力。从希夏邦马峰开始，施雅风拓宽了他的冰雪领地，并由此步入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全球变化关系的领域，由他开创的中国现代冰川研究进入国际前沿；刘东生则以他在青藏高原的第一手材料中获得灵感，为他的黄土高原形成寻找到了源和本，由他完善的中国黄土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成为大自然博物馆的经典史书。从他们开始，中国第四纪研究为世界瞩目，中国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发端。

　　希夏邦马峰考察之后，刘东生、施雅风再度联手，组织了１９６６年的珠峰考察。恰在此时，政治冰期訇然来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大家总是说不提也罢。但是一来它关系到六十年代青藏科考史的真实性和连续性，二来珠峰科考成果的确成为１９７３年青藏科考东山再起的契机，所以还是略用笔墨，以两个人的文革遭际故事，去窥见那一晦暗年代里老青藏们的命运。

　　其一是参加珠峰考察的冰川学家谢自楚两下珠峰的故事。 谢自楚第一次上珠峰，是在１９６６年３月间。他率领第三专题组－－冰川与气象－－在东绒布冰川海拔５４４０米处至６６００米处步步为营，设立自记气象点，进行冰川观测，考察进展顺利。不想六月初，文化革命消息传来，科考队奉命提前撤队，回去搞运动。谢自楚焦急万分，一次再次找到队党委要求本专题组单独留下，从恳切请求直到发生严重争执。未果，只得忍痛放弃已建好的观测点，随大队撤回拉萨。在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本队的文革运动开始，谢自楚和另一位坚持留守的同事一道被打成“反党分子”，组长之职当即被撤。

　　一回到兰州，政治风暴扑面而来。当晚例行的欢迎会改为批斗会，谢自楚被戴上早已糊贴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高帽子，并被勒令停职反省。第二天，有人悄悄告诉谢自楚说，不光你一个人，连所长施雅风也被从野外召回揪斗，许多专家同事被贴了大字报。顺理成章地，珠峰野外考察被搁置。

　　１９６８年春，珠峰科考再度被提起，这一次是主持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起了决定性作用。谢自楚立即主动报名参加，再上珠峰。此番前往，是怀着把前年提前撤点的损失补回来的决心，所以热情高干劲大。与人的遭遇同样，故地重返，只见原先金碧辉煌的绒布寺废墟一片，前年布设的测量花杆全部失踪，６６００米营地观测点的百叶箱已经散架，谢自楚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支最高温度表。这种表的功能，当然是记录最高温的，水银柱上的标记只要上去了就不会降下来。谢自楚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最高温度表上竟出现过４７度高温！这是他无论多少年后也没弄明白的一件事儿。除非有人曾把它拿来在火上烤过，但有谁会爬到这６６００米高处，还有闲心玩一个恶作剧呢？

　　文革中受冲击被压抑的热情释放出来，这一天谢自楚奋不顾身地在冰川险境中攀登，在明明暗暗的冰裂隙间行走，为了帮助测绘组同事补拍几张粒雪盆照片，他让协助工作的战士先回，只身前往远东绒布冰川－－静谧如死亡的冰雪世界里，只有这样一个身影，从黄昏到深夜，在冰裂隙区跳来跳去，在冰碛丘中爬上爬下，当摸索着返回营地时，已是午夜十二时。至此，这一天谢自楚已在海拔６０００米上下行走了２０个小时，负重２０多公斤，行程３０多公里，却无疲倦感和恐惧感。尤其令他喜悦的是，这一天他在观测山口雪坑时，发现了珠峰独特的渗浸冻结成冰作用。对于冰川学者来说，这是探索珠峰冰川成冰之谜的一个重要发现。

　　历尽艰险并满载而归的谢自楚，再次从珠峰返回，并不指望有鲜花与笑脸相迎，但万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惨：从兰州刚一下火车，就被等候在此的造反派直接押送到批斗会场，当晚被关进“牛棚”；同时被批斗的还有几位刚从野外“揪”回的，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就在他出生入死地进行珠峰考察的同时，所里的政治气候较之冰川世界更冷，一个新的罪名已经罗织，只等他来就范：保施（雅风）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这一回，谢自楚有了运动经验，不再像上次那样惊慌失措想不开。他把在珠峰冰川中视死如归的劲头拿来应付批斗，在牛棚里悄悄完成了此次考察资料的整理，并写下了珠峰渗浸成冰作用的论文。只是这次的冲击时间过长：整整三年，令人痛惜不已。直到施雅风东山再起，再一次发动青藏科考成功。

　　其二，是施雅风投身黄河的故事。 施雅风的“西藏情结”由来已久。青年时代的施雅风就关注并阅读遥远的这一地区，１９４５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喇嘛教在西藏》的文章，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作为学识渊博的地理学家、冰川学家和科学工作组织者，他的一生经历可算是丰富、传奇而波折。他在本专业和跨学科的地学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同时，尤擅创意策划和组织，是青藏事业的“智多星”。１９５６年参与编制国家科学远景规划，他就力主对青藏高原的考察研究；身体力行，１９５７年他率领冰雪队，在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祁连山开创了中国冰川研究事业。其后不久，他被“反右倾”运动卷入政治漩涡，直到１９６２年这一错误批判才被撤销。次年他考察了藏东南波密古乡的冰川泥石流，随之泥石流灾害防治事业被开创；再后来又与刘东生一道组织了希夏邦马峰的科学考察，正当他兴冲冲地举步走向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走向他的事业峰巅时，文化革命开始，他被一封急电召回......

　　被急电召回的施雅风一回到兰州就进了“牛棚”，作为冰川冻土沙漠所的业务领导被批斗。时值盛夏，施雅风却感到了政治盛冰期的降临。不时有坏消息从各地传来：青藏科考先驱者刘慎谔，在“群众运动”的围剿中含冤而死；新中国青藏科考第一任队长、中国同位素地质学开创人李璞，不堪羞辱，自绝于某某；刘东生，孙鸿烈，李吉均......凡青藏研究骨干几乎无一幸免地遭批斗。施雅风这位１９４７年的中共地下党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者和科学家，在建国后也总被历次"运动"缠绕不清。牛棚岁月里，每天随"难友"们一起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有一天忽然想起，不得了，忘记了"晚汇报"程序－－"今天还没做祷告哪！"心里的话脱口而出，可就惹祸上身，一下子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被说成是国民党了，以往的科学研究被全盘否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反分子"。施雅风难抑悲愤，难耐凌辱，真是生不如死。在１９６８年一个夏日午间，施雅风沿着黄河堤岸走上兰州黄河大桥，纵身跃入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激流中。

　　那些往事不提也罢。之所以在一本描写宏伟事业的著述中涉及个人遭际，皆因此人在这项事业中举足重轻的地位，这一“未遂”事件对于他个人尤其对于这项事业的深远意义。多年后，当施雅风笑谈当年时，说他判断失误－－多谢这一失误－－他曾想当然地以为那样高的落差入水必然使人发昏，没想到一落水骤然清醒，于是命运把他推向河心沙洲，让他沐浴在夏日的骄阳下。那一刻，他凝望着滔滔流水，曾经的一切都随波而去，一个念头升起：从此珍惜，以再生之躯全身心地投注于青藏高原和中国的科学事业。他从此了无牵挂，义无反顾。

　　这一故事的尾声是：追踪而来的人群着急地下水了，施雅风朗声阻止：“这儿水大，不要过来，我会回去的－－”

　　那时黄河的水确实大－－说这话的时候，施雅风有一点黑色幽默－－现在呵，这一河段差不多已经干涸。 这一事件居然成为转折点，施雅风获得了豁免权，从此不再挨批斗，定罪也从轻：“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他重操旧业，召集旧部潜心整理珠峰考察总结。１９７２年，文化革命仍处于它所制造的令人既寒且栗的冰期中，国内科学界万马齐喑多年，但冰川学家施雅风已经看到悄悄消融的冰川融水了，预感到一个短暂的温暖期的到来－－此前不久，林彪已摔死在温都尔汗，全国上下震惊之余都在反思中；周总理的地位稳固，当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向周总理汇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工作，周总理意见很明确：还等什么！科学研究要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往高里提。并批示说，不要说过了就像浮云一样过去了。这声音不啻一股暖风，使老青藏们闻风而喜，相互串连，一致呼吁。是年秋，中科院关于珠峰登山科考的总结会在兰州召开，孙鸿烈担任会议秘书，执笔此次会议拟定的有关青藏科考的十年规划，申报中科院即获通过。

　　１９７３年，重新披挂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征程，从此马不下鞍。

　　此后的几年中，国内的政治气候仍是风云变幻，冷暖交替，但青藏科考事业却如强弩之箭，一发而不可收。年复一年，青藏队员们远离漩涡中心，在荒凉而丰饶的高原面上跋涉，百感交集地聆听那些迟到的消息，例如关于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工作之类。

　　１９７６年正是青藏队大规模西藏考察的一年，也是中国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在荒天野地，他们得知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最终，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自然界和社会界的间冰－温暖期。他们明白了，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项事业的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