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中国蒙元史家竭力贬低了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伟大意义

中国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他们用类似”南宋还苟延残喘于东南地区”，把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汉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注18]。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蒙古军队扫荡欧洲国家不过需要2-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亚阿拉伯地区不不过需要十年时间，可是征服华夏文明社会西夏和金朝却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费了25年时间，综合了中国和亚欧的各种武器，利用了汉奸的配合才勉强得手。这正说明中国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社会。

因为南宋军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军队不能继续破坏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区。南宋军民在四川的顽强抵抗，杀死了蒙古帝国的罪魁祸首蒙哥，更是直接导致在阿拉伯地区的蒙古军队停止了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保护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状态。

蒙元时代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国和蒙古，所以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杀、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杀来比喻。而中国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英雄一样对待，是为什么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国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

中国蒙元史专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胁、恐吓，阻止不同的学术观点

那么，中国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对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对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得知，他们采用的不是学术辩论，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威胁和迫害，以强迫不同意见住口。他们把中国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并且把大汉族主义和各种危险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把他们说成是。比如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苏修侵略中国野心的帮凶，四人帮同党等等。这意味着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下，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没有学术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学术界提职称，甚至可能被关入监狱。

韩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见者批判成为别样用心的“大汉族主义者”，他说“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见注1]，而且把伊斯兰国家关于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记录说成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回教历史家诅咒”，这样不同学术观点就会被描述成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理人，在当时是面临批判坐牢的危险的。

中国近代蒙元学家还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采用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法。学者对蒙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本来清楚，就会因为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罪行，对其他民族财产的疯狂掠夺，对妇女抢劫和对儿童的杀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可是这些蒙元专家避口不谈这些充分的根据，而是把对手描写成血统论的种族主义者，说他们““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注22]。这是在误导公众认为否定蒙古帝国的观点都是因为种族血统主义而不是屠杀掠夺罪行。事实上，这些蒙元学家因为蒙古帝国不是汉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颂他们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汉族血统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杀汉族人民的权力，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因为血统持有偏见的种族主义者。

韩儒林还说过：“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原文见注1]。那么他证实蒙元时代不是人间地狱的根据是什么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区和汉人地区都存在极大贫富差距。他说：“例如有人受用“负极江南，富称塞北”两句话来描写元代的社会，难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穷”列“极”点7霞儿卖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称”么?”。在他眼里，汉人都是应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某个汉人地主没有这样，就算是蒙古帝国统治者开恩了。连蒙古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都被这位蒙元学权威说成民族平等，作为禁止批判蒙古帝国罪行的根据。实际上，蒙古帝国统治者和这位蒙元史专家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部下的奴隶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区掠夺来的平民。蒙古统治者对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奴隶残酷压迫，还用法律规定强奸他们的妻子受到保护。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压迫，竟然在这位蒙元学权威眼里成了汉人蒙古人同等对待的证据。

在中国“四人邦”倒台后，这些历史学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帮”是“大汉族主义者”[注19]。他们找到“四人帮”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比如匈奴对汉族人民破坏这样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牵强附会地说“四人帮”“丑化诬蔑我国的少数民族，妄图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少数民族地区。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他们给四人帮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们所持的不同学术意见。这样任何揭露他们谎言的人，都有被当成“四人帮”的死党的风险，在当时意味着面临劳动改造的后果。这些蒙元专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帮罪行，也不是关心少数民族不受迫害。他们要做的不过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压制不同意见。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蒙元史专家还把对蒙古屠杀持否定态度的人和苏修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用所谓“苏修版图集团的御用史学家，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国领土和发话制造舆论，大肆贬低和丑化元朝历史，拼命宣扬战争的残暴和恐怖”作为理由[注20]，把揭露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人推到苏修集团的立场中去。使得反对者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这些蒙元专家用政治手段威胁不同意见的做法，他们用暴力消灭了学术讨论的空间。使得他们编造的谎言成为唯一可以让公众接触的信息。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胁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人，是中国“元史纲要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也是中国蒙元史的权威。他们用政治手段压制了不同意见，不仅使得中国民众完全失去了从教课书上了解代历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不能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研究历史真相和发表不同意见，因为这面临这手段严重的政治迫害风险。中国历史学家即使有勇气关于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发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实的同时毫无根据地说几句“元代统一促进历史进步”的谎话，以免早点学术压制。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妇女悲惨境界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影响力极为有限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注20]

外篇 对蒙元史的歪曲及其严重危害（四）

中国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这些主流中国史家扭曲历史的作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危害。他们把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中国人民道德、是非观念，使民众丧失华夏文明中德恻隐、仁爱之心，对自己的死难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对无辜被杀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们诱使民众不尊敬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对中国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不知道这是支持中华文明发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以为靠相互暴力掠夺同胞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成为英雄。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国人民不知道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国家统一的法宝，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就凝聚力迅速丧失。把中国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当这些蒙元专家，把蒙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吹捧为所谓的促进民族融化时，隐瞒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一个事实。让人造成的错觉是屠杀有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蔑视感、和对自己祖先杀人、抢劫的优越感。当下一次中国再有外来民族侵入时，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将恶性扩散，一定会有人(尤其是非汉族)在勾结外来民族屠杀、欺压中国民众时，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为这是在促进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这是在为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甚至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奸做心理培训。

这些蒙元史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现在还被某些民族别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勾结日寇进攻中国军队、成立伪政府的时候，就是用所谓成吉思汗种族灭绝的“光辉业绩”来鼓励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国，脱离并再次欺压中国。外蒙贵族在清末民初勾结俄国分裂中国领土时，也用所谓成吉思汗业绩来迷惑其民众，造成了十多万非汉族在外蒙被种族清洗。所谓成吉思汗的光辉业绩，是把民族间的利益完全分开，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恶行为。蒙元史专家吹捧这些行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民族继续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内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现在就发出所谓的“蒙古是主、汉人是客”，为内蒙驱逐汉、回、满等各族人民的种族清洗做准备。这些分裂分子(大多数都是黄金家族的成员)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国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养本民族蔑视其它民族生存权力。他们就充分利用中国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作为武器，把自己恢复黄金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混入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中。甚至用国家的资金来为黄金家族写家谱，为以后趁火打劫做准备。他们以蒙元史专家的结论做大棒，气势汹汹地把一切不符合他们黄金家族利益的史观，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动辄加以严厉地打击。可以预料，蒙元专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给中国再次发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蒙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普通的改朝换代，而不知道野蛮战胜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疯狂屠杀掠夺摧毁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他们利用民众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掩盖了蒙元政权成至少五千万中国人丧生的事实把屠杀和种族灭绝被粉饰成了民族融合和进步，使民众认识不到蒙元统治者凶残的本质，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改朝换代。使得人民无从了解为什么从蒙元以后中国文明发展陷于停顿，完全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机会，丢弃了中国古人在文明发展中无数此探索的经验教训，让今天的中国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象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国家一样从新摸索，再次去体验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训，让我们的后代尝受没有先人经验的痛苦。

蒙元学家这样扭曲历史，让广大中国人民迷失了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使广大民众误以为屠杀和种族灭绝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让他们蔑视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多学科小的发明创造、积累成综合的大发明创造。这种积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够被后人继承，使得后人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这需要一个秩序的社会和保障社会能够分工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的人文环境。中国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帮助建造了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而中国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把蒙古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和一般历史上的战乱混为一谈，隐瞒了蒙元统治后中国的人文环境的被严重破坏，成为中国发展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这样中国人民完全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不知道文明飞速发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瘾侧、同情，作为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让民众误以为欺软怕硬、弱肉强食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蒙元摧残中国文化的危害发扬光大，造成社会内斗、内耗不止，造成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国人民习惯于蔑视同胞的利益，难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误导中国青年以为只要有所谓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壮志”“自信”“果断”，敢於杀人，就可以当世界的主宰。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在以科技为基础的武器发展越来越决定战争胜负的今天，这种思潮将对中国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

为什么中国的主流蒙元史专家采取这种危害中国的做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有意为之，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自己的专业道德和危害丝毫没有责任感。韩儒林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说，他在解放后被迫改变了原来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看问题。本人目前没有发现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这种篡改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扭曲、篡改历史如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他们的确引用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可是蒙古帝国促进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制造这种谎言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非是一个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一律打击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这在中国政治上不宽松的年代，是可以把对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或者说那些人迫使这些历史专家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去扭曲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无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压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那些成吉思汗种族灭绝受益者的后代。对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于他们对本民族普通民众的控制，增加分裂倾向，而分裂倾向也有他们利於欺骗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国家分裂。当内蒙地区有分裂的危险时，他们可以扮演一个维护中国统一的角色而占据重要领导位置。同时更有权力和机会利用国家资源向其民族灌输蔑视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黄金家族精英虽然表面上说赞扬成吉思汗是为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国其它民族分开。他们在说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甚至和台独、外蒙相勾结，准备进一步篡改历史，把匈奴说成是蒙古祖先，把内蒙说成是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固有领土，为驱赶其它非蒙民族的种族清洗做舆论准备。这在最近某个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现。具体内容超出了本文议论范围。本文所论述的，是蒙元专家如何扭曲历史，和它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危害。考虑如何阻止和减轻这种危害，是每一个热爱中国人民的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1]韩儒林《论成吉思汗》见《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1990》和《历史研究》：1962-3月第1期

[2]徐超《浙江大学》《游牧文明与中国北方的生态

[3]Ata-MalikJuvaini,etal

《GenghisKhan:TheHistoryoftheWorld-Conquero》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June19,1997)

[4]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项英杰/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Ibnal-athir原著译自EdwardG.Browne,ALiteraryHistoryofPersi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02),Vol.II,pp.427-431.

[6]Sauders

[7]数字引自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公元1955年1月版第273页。

　　[8]愚人《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公元2003年，文章尚未在印刷媒体发表，但是按照学术论文格式，引用大量可以查证的原始资料。

　　[9]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 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以掩饰蒙古屠杀和掠夺的罪行。今天在中国古籍中有关蒙古屠杀的资料大多数都残留散落在非官方编纂的史书中。下面是笔者收集的部分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记录。

　　《静修文集》卷一七《孙善墓志》：“河朔大乱几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

　　李心传（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乙集：“贞佑元年即，崇庆三年至宁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北墟矣。”

　　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公元1266年），宋军陷大梁平山寨（今重庆梁平），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杀。

　　吴昌裔《名臣奏议·卷一百·论救蜀四事疏》：“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10]江晓原《元代华夏与伊斯兰天文学接触之若干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1]牟复礼（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剑桥中国史 --辽西夏金元史(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第9章 费正清主编，由于本书几乎没有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描写(这种记录在国外有关的历史书籍中广泛地存在)，而且故意对中国人口下降50%事实迷惑不解，笔者怀疑，《剑桥中国史》可能是故意而不是无意地参与了对待中国公众的欺骗行为。本文中关于扭曲蒙元历史的描述在书中同样存在，不过荒谬程度低于中国蒙元史专家，也没有用政治威胁的手段对待不同学术观点。

　　[12]周良宵 ：《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3]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两书中有关蒙元部分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歪曲，颠倒了黑白，完全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鉴于黄本人并非蒙元史专家，笔者怀疑他是受到费正清学派和中国蒙元史专家的误导。

　　[14]事见《蒙古秘史》第2章载，铁木真为了抢1条鱼，杀死了他的弟弟。类似事例在其他有关游牧民族记载中也经常见到。

　　[15]据《蒙古秘史》第2章载，铁木真的父亲死后，其母亲因为部落不分给他家弱小肉吃而与部落首领发生争吵，结果部落将其孤儿寡母丢弃而去。

　　[16]《元史·本纪第一》铁木真祖先莫拿伦夫人看到幼儿挖草根充饥，就驱赶马车将小孩轧死，造成两个部落相互仇杀，死者众多。

　　[17]据《蒙古秘史》第4章，当蒙古部落和塔塔尔部落民仇杀之后，铁木真下令，把男子和车轮高度做对比，高于车轮的一律杀掉，女子分给部下强奸并作为性奴隶，死后还作为陪葬。这种类似类似于种族灭绝的习俗在其他民族关于蒙古军队的记载中也能看到，在匈牙利，蒙古人把强奸后的妇女也给杀死。游牧民族种族灭绝和奴役其他民族作为奴隶的行为并非只限于蒙古帝国，这个习俗甚至延续到满清政权。满清政权曾大批掠夺汉族、朝鲜族百姓称为奴隶，并在多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扬州大屠杀和在准葛尔的种族灭绝。和蒙古同源的突厥在亚欧各地也经常有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记录。希腊历史资料就有土耳其多次对希腊民族种族灭绝的记载。最近1次土耳其的种族灭绝行为发生在公元1914年在其领土上屠杀了140万亚美尼亚人。

　　[18]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元1994年

　　[19]树森、荣胜《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0]元史纲要编写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1]徐适瑞《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9卷第2期

　　[22]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公元1982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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