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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1]

复旦大学历史系 姚大力
一

在中国历史上，回回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形成为今天被称为“民族”的这样一种人们共同体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先后有好几种不同的回答。较早对回族历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的金吉堂认为，从元代到明中叶，“为回民在中国[的]同化时期。各色回教人士，在中国境内起一大结合，构成一整个民族”[2]。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真地对这个问题从事讨论的“民族问题研究会”，在《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中没有明确断言回族究竟形成于何时，只是不失审慎地写道，回族的“发展史应该从元朝开始”[3]。基本完成于1963年的《回族简史》事实上遵循着上述思路。它写道，自南宋末叶至元亡，“是回回的初期活动时期。这时，形成回回民族的条件在萌芽、成长中，回回民族还没有形成”；而在“明代三百年中，回回已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4]。有明统治长达近三百年；那么，能否将回族的形成确定在其中某个更具体一点的时间段之内呢？王建平在他完成于瑞典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认为，就云南而言，“一种区域性的回族认同形成于明代中叶以后；那时‘回回’的名称已广泛流传，而中国伊斯兰在线资料一个松散的网络也已构成了”[5]。当代著名的回民历史学家杨志玖，则在他逝世前不久为自己最后的论文结集《元代回族史稿》所写的“绪言”中，将回回的民族形成提前到比明代更早。他说，这个过程，“大约在元代中后期”已臻于完成[6]。

与以上诸说相比较，还有一种差异度更大得多的见解，将回族的形成时间位置于1950年代在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之后。杜垒指出，尽管回回先前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种族意识，但在国家于1950年代正式承认它是一个民族之前，此种意识是相当地方化、并且缺乏充分条理化的。他说：“与各种的官方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图所示相反，在1950年代获得政府确认之前，回民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就像许多其它的人们群体一样，回族只是在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才开始出现。如今以回民著称的人们，是7至14世纪定居中国的波斯、阿拉伯、蒙古和突厥等族的穆斯林商人、军人和官员们与当地非穆斯林妇女通婚而产生的后裔。因为绝大部分生活在相互隔绝的共同体中，如果说他们其中的部分人（肯定不是全部）还有那么一点共同性，那也就是对伊斯兰的信仰而已”[7]。李普曼也说，所谓“民族”的概念，“只是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并且仅在1949年以后才被有效能的中央政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持续有力地加以使用。但这样的‘民族’论者却又坚持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各种技术的和社会的干预及能力使‘民族’得以成立之前，这些实体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统一的团聚体，已经存在了极长的时期”。因此，李普曼反对“把‘民族’的范式应用于回民穆斯林（或者毋宁说是任何一个人们群体）的历史”。他赞成杜垒的看法，认为在1949年之前，“回回”的概念仅仅意味着穆斯林[8]。

学者们对回族形成的时间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分歧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他们在怎样界定一个民族的存在或否这个问题上存有严重的不一致。仔细检视把回族的形成位置于元明时代的上述诸种见解，不难发现，它们都把某些共同文化基质的产生、发育视为特定民族共同体确立的标志。不论持有此种见解的中国伊斯兰在线资料人们是否先验地假设，他们中国伊斯兰在线资料所发现的那些共同文化基质必定会或者已经在该共同体成员之间催发出一种主观归属感或认同意识，总之，这种认同意识本身始终不曾成为他们郑重关注的对像[9]。另一方面，李奇于1954年发表的对高地缅甸克钦部落的研究表明，种族集团的形成又未必以共同文化的承载单元作为必要前提。恰恰相反，是“自我指属”（self-a????ion）的意识，导致某个群体的人们选择并利用某几项文化特殊性作为他们与众不同的标志。继李奇提出的“挑战”之后，巴特为1969年出版的《种族集团与划分界限》一书所写的“导论”，在人类学领域内赋予种族性以“新的意义”。于是，由不同人群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由其文化基质的异同所引发的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意识，以及它在有关种族性的各种理论中的重要性，就在1960年代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中被极明显地凸现出来[10]。事实上，到1980年代中国民族学研究重新起步的时候，不少国内学者对这一点曾有所意识。他们似乎是想把这种极其重要的主观认同意识纳入斯大林定义中所谓“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框架里去[11]。不幸的是，这样的处理，正好消解了新观念原本可以推动的再深入一步的思考与新的学术创获。

主张回族形成于19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者，高度强调现代国家的“制度化”运作对回族成员的身份自觉或种族认同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们所倚靠的人类学方法，在考察更早时期出现在回民群体内的自我归属意识的历史状况及其演变方面，往往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李普曼的著作所采用的，基本上是历史学的方法；但他对回回群体内部认同意识的产生及其历史变迁，似乎仍未给予特别的关注。

其实，我们所面对的，不尽然是回回民族究竟在何时形成的问题。问题的实质似乎是，在当代中国政府将“民族”作为一种制度化范畴来划分国内的各种人们群体之前，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种类的人们群体，其特性与今天被称为“民族”或“种族群体”的人们共同体基本相近？更具体地说，今天的“回族”，是否存在着某种前现代的历史型态？

本文拟从回回群体内认同意识产生与变化的这一历史层面，对有关的史料进行清理和尝试性的分析。

二

汉语文献里的“回回”名称，如果不算沈括《梦溪笔谈》卷5“乐律一”所记“凯歌词”中的“银装背嵬打回回”一语，则最先是辽金之际华北汉人用指喀剌汗朝乃至迤诸地居民的名辞。该词本身应当是派生于“回纥”、“回鹘”的又一汉语异写；对西北域外情形不甚了然的华北汉人，很自然地将辽远地方的人们看作是同属于这一方向上自己尚能有所知中国伊斯兰在线资料晓的最外缘人群。因此，在金宋汉人的观念中，“回回”与“回纥”、“回鹘”经常是同义语词[12]。

但这种情况在蒙元时期发生了变化。元初汉人用“回回”来对译蒙古语Sarta’ul。后者派生自突厥语词sart，原来译言“商人”，但它在十一世纪之后衍义为（与游牧人相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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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王建平副研究员的诸多指教。谨对他的帮助致以诚挚的感谢。惟文中未当之处，自然仍应当由我本人负责。

[2] 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成达师范刊印，据“民国丛书”（重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页133。

[3] 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1941），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页18。

[4] 《回族简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页1、13。

[5]王建平：《协和与冲突：回族共同体在云南社会》，伦德大学，“伦德亚非宗教研究丛书”卷11，1996， 页126。据本文作者于2003年11月9日与该书作者的个人通讯，后者并且以为，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回族认同的形成，大体来说，应当也是在这个时期。

[6] 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页2。

[7] 杜垒（Dru C. Gladney）：《华人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种族民族主义》，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页96至97。

[8] 李普曼（J. N. Lipman）《熟悉的陌生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7，页215至217。

[9] 《回族简史》只是用明代回回“党护族类”、“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两条举证，在不到三行的文字之内简单交待说：当时“回回的民族感情已经有了”。见该书页16。

[10] 见契耶斯（C. Keyes）：《“亚洲的民族”：泰国、中国和越南的种族集团划分中的科学与政治（离任主席讲演）》，《亚洲研究杂志》61·4（2002，11），特别是页1170。又见巴费尔德（T. Barfield）主编：《人类学词典》，麻省剑桥，马尔登：布莱克中国伊斯兰在线资料维尔书店，1997，“种族集团·种族性”条（契耶斯撰）。

[11] 只要检阅一下1980年代和1990年代《民族研究》等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民族理论的诸多论文，便很容易了解这一点。具体论文篇目兹不赘举。

[12] 参见田坂兴道：《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东京：东洋文库，1964，上卷页81至88。沈括“凯歌词”里的“回回”一词，语义不明，未必是对异族的称呼，因而可以将它排除在现在的讨论以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3 23:36:4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