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兰人”[1]。从《元朝秘史》来看，当该词以Sarta’ul（< Sartaq）的形式进入蒙古语时，它似乎是用来指称西辽或花剌子模的地面及其人民的一个专用名词[2]。蒙古人很清楚地知道，Sarta’ul的概念并未将回鹘（元代又称“畏吾儿”）包举在内[3]。这一区分，最终使得“回鹘”（或“畏吾儿”）与“回回”这两个名词，在大约十三世纪前后被分离开来而各有所指。此后直到元末，“回回”不再包括畏吾儿，而成为畏吾儿以西中亚诸人群的集体称谓。当时，它的主要构成部份虽然是伊斯兰信徒，但它还中国伊斯兰在线资料不是“穆斯林”的等义词。元代有“术忽回回”（指犹太人）、“绿睛回回”（指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罗哩回回”（吉普赛人）等，便是明证。

汉语“回回”一词真正转义为伊斯兰或伊斯兰信仰者，似乎是在明初。在《华夷译语》中，“回回”分别被用来对译两个不同的语辞。《鞑鞑馆杂志》用“回回”对译“撒儿塔兀勒”；我们在十三世纪文献里遇见的这个蒙古语词仍然存在于明清时候的蒙古语中；其词义被固定为古代的地理－民族专名“哈剌契丹”，即西辽[4]。《回回馆译语》则用“回回”移译“母苏里马恩”，即阿拉伯语词“穆斯林”的波斯语形式Musalman的译音（元代的汉语译音作“木速蛮”等）。随着明代汉地社会与蒙古人的隔绝，“回回”的前一种涵义逐渐退出日常通用的汉语，于是“伊斯兰”、“伊斯兰信仰者”遂成为它最基本的词义。

从现在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看，在明代前期和中期的近二百年里，“回回”的名称虽然流行于汉地社会，但是今天回族的先人们那时似乎并不把它当作他们的自我称谓[5]。在当时，他们用以自指的，很可能是今日仍可见于“经堂语”中的“穆民”（Mu’min，阿拉伯语，译言“信仰者”，又异译作“摩民”、“母民”、“穆我民”等）、“母思里妈纳”（musulman）等称谓，而“教民”、“教门人”“同教人”等词，也许就是它们的更汉语化的对译词。今天所能见到的回族先民自称“回回”的最早的证据，大概是写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北京牛街礼拜寺“敕赐礼拜寺记”碑[6]。可以说，至晚是在明末清初，“回回”一词已相当普遍地被回回人群接受为自我的称谓。王岱舆写作于崇祯年间的《正教真诠》，康熙时代马注的《清真指南》，康熙、乾隆时代的刘智附著语《天方至圣实录》中的《回回说》，都中国伊斯兰在线资料关注到对“回回”或“回辉”称谓的解释[7]。

到了清代后期，回回中间已有人明确地把自己的这个群体称为“回族”。“回族”作为一种他称，最早似出现在乾隆时代。据田坂兴道的征引，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卷三十“西陲纪略”叙述哈密人口向肃州地方的迁徙时写道：

“哈密夷人于故明时徙居肃州卫东关乡居住者三族。曰维吾儿族，其人与汉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与夷同；曰白面回回，则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织，为边氓矣。士商营伍，咸有其人”[8]。

乾隆五十年（1785），福康安在关于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奏折里，也不止一次使用“回族”的提法[9]。光绪十六年（1890）刊印的杨昌睿《甘肃忠义传》，在传文中亦多次出现“回族”、“回籍”的字样[10]。光绪后期的樊清心在《甘肃回匪肃清善后议》里，更将“回族”一名当作明确的分类范畴来使用[11]。恐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族”也逐渐成为回回人的一种自称。同治六年（1880），云南人马开科为马复初的《大化总归》作序时说：“科生不辰，相见恨晚。虽隶籍回族，而非真回”[12]。马开科在这篇序言里几次提及自己的族属。他更多地使用的是“回人”这个词；可是在上面引述的那一处，他确实明白地称呼自己是“回族”。由回民留下的涉及自身族属问题的文献实在是太少了。无论如何，这个例证不应当被看作只是措辞方面的一种偶然巧合。正如下文将要说到的，如果在民国前期，“回族”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自称，那么这一倾向在清末开始呈现，不是正在情理之中吗？

--------------------------------------------------------------------------------

[1] 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词典》，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1972，页846。

[2] 例如，《元朝秘史》节152这样提及该地：“撒儿塔兀勒的地面[上]垂河[处]哈剌乞塔的古儿汗”。又见节254、节260、节264等。

[3] 《元朝秘史》节198谓：“乃曼的古出鲁克汗，经过委兀儿人[和]合儿鲁兀惕（即哈拉鲁）人，去与驻在撒儿塔兀勒地面垂河[处]的古儿汗相会”。类似证据不一而足，兹不赘。

[4] 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页162/3、231、278。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词典》，喀山大学，1844，页1337。

[5] 呼和浩特清真寺清真寺内存有“洪武皇帝御制回辉教百字”碑。碑名中的“回辉”即“回回”异名。其碑名及碑文内容，与其它许多地方清真寺中的“洪武皇帝百字赞”碑都不相同。例如据1930年代的调查，成都鼓楼清真寺内有“奉天敕命太祖高皇帝御制百字圣号”，年月署为“洪武捌年（广运之宝）伍月日”；无论对该匾额所署年月作何解释，其题款中都没有“回辉”字样。该碑的碑名连同“回辉”这一异称，甚至包括碑文本身，恐怕都不是明初的制作。碑文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页200至201。成都“百字号”见虎世文：《成都回民现状》，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1911－19491119，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页1667至1675。

[6] 碑文见《中国回族金石志》页3。按、同书页48收录的弘治六年（1493）“杭郡重修礼拜寺记”也有“回辉氏”一语。从文末语气判断，该碑文作者本人并不是回回人。故与此处讨论无大关涉。

[7] 可参见田坂兴道前揭书，上卷，页111至115。

[8] 田坂兴道前揭书，下卷，页1102。按、“哈喇布”应为“哈喇灰”之讹。因手边无书，姑依田坂氏引文移录于是。复按原文，尚待来日。又、明末中国伊斯兰在线资料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6“哈密”条，谓该地“部夷杂居，有回回、畏兀儿、哈喇灰三种”。它与前引肃州志所指之“回回”、“白面回回”、“回族”，均指当地归依了伊斯兰教、因而一度丧失了畏吾儿族群认同的“缠头回回”，而所谓“畏吾儿”，则指此时仍信仰佛教的畏吾儿人。关于“回族”内涵在清代的伸展，详下文。

[9] 《钦定石烽堡纪略》卷20，“五十年正月十三日”。

[10] 《甘肃忠义录》卷16，《回民列传》。“回籍”一词的出现，使人有理由推测，当时甘肃的户籍资料中，可能已有中国伊斯兰在线资料分辨回、汉族属的记录。同卷传文又有称回民为“回部”者，也表明清人将回族和“回部”视为一体的倾向，关于这个问题，详下文。

[11] 《续甘肃通志稿》卷216，“文征”16。见田坂兴道前揭书，下册页897。

[12] 《大化总归》卷首，马开科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