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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宗教总是发源于一种文化方盛未盛之际。过早，则民尚朴质，宗教无论内涵抑或外在形式均过于复杂，未便为广大小民百姓所接受。过晚，则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已经定型，倘若再有人企图创立新的宗教学说，难免不被视为异端邪说。正因为此，近一千年内不再有新的宗教出现，但凡偶有出现者，一概被指为异端邪说而遭镇压。这里所说的“宗教”，仅指组织与教义均臻成熟的宗教而言，不包括所谓原始宗教在内。说华夏文化没有宗教，也是就这种定义而言。无组织或组织松散、谈不上教义或无固定、无系统教义的原始信仰，各文化的早期皆有之。华夏文化亦不免，古文中所谓巫卜，就是对这类原始信仰的主持人的称谓。

道教的出现与众不同。华夏文化早在春秋时代业已定型，至战国而臻百家争鸣的鼎盛。道教创立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其时去春秋之始已九百年有奇，去战国之末也四百五十年有奇。如此晚出，所有，其出，不能出于中原而只能出于四川；其旗号，不能自立而须假托老子；其盛，不能凭借华夏而须假借外族。四川在当时既属边远亦属边缘。边远，指道路遥远蔽塞。边缘，指居民华夷杂处。边远兼边缘，文明的开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可想而知。文化在中原既已过鼎盛，其处边远和边缘虽远远落后，却尚不至于仍停滞在初萌阶段亦可想而知。故道教能够藉之以兴。

老子的学说在东汉虽已不及儒家兴盛，却早已在华夏文化中占有一席合法的地位，并曾于西汉初年早于儒家为官方所鼓吹和依仗为治国的正统思想。汉武帝时儒家始兴，而当时的循吏代表人物汲黯，仍是尊老庄思想的信徒，其“卧而治之”的施政方式，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方法的具体实践。道教尊老子为其祖师，奉《老子》（当时称之为《道德经》）为其经典，因而能幸免于异端邪说匪教的指责。说幸免，是就道教的整个历史时期而言。其实在道教初起的阶段，未尝不曾卷入匪教活动，也未尝不曾遭受贬斥。比如，葬送东汉王朝的内乱，也就是现代所谓的“黄巾农民起义”，历来均称之为“黄巾贼”。“黄巾贼”的首领是否为道教的真实信徒，无从考核，其打着道教旗号而起事则有案可稽。由此可见，道教在方兴之初，实与“贼”有不明不白的关系。自东汉迄东晋，道教也被称之为“五斗米道”。据说得名于道教信徒须纳五斗米为入教之资，但不难想象所谓五斗米道，显然是非道教徒对道教的一种蔑称。

历史上有一个半有关五斗米道的故事。即使是不知道这一个半故事的人，想必也听说过“不为五斗米折腰”之说。话说东晋末年有位姓陶名潜字渊明的大诗人，曾为彭泽县县令。一日郡督邮（督邮为郡守的助理，以代表郡守视察乡县为务。但凡看过《三国演义》者，想必都会记得张飞怒鞭督邮的故事。）来县视察，身为督邮下级的县令少不得要向督邮折腰。陶渊明忽发“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叹，遂于督邮到来之前，挂冠辞职而去。对于“五斗米”，传统的解释是“县令的薪俸”，因而“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被理解为“不屑为区区五斗米的薪俸而奉迎长官”。这种解释颇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当官就得奉迎长官。陶潜绝无不知之理。县令的薪俸如果确为“五斗米”，陶潜也绝无不知之理。既知之，倘若不屑为，当初就根本不会接受县令的职位。何至于要等到某督邮下来视察之时方才忽然醒悟？其次，古代官员的级别向来以石计，薪俸以斛计，从来不以斗量。据《后汉书.百官志》，县令的级别为千石。据颜师古注，千石的月俸为九十斛。一斛十斗，九十斛为九百斗。晋依秦汉之例，大县置令，小县置长，其级别薪俸虽不详，应当与后汉相去不远，绝无从近千斗变为五斗之可能。可见即使以斗计，即使视“五”为虚词，“五斗米”也去县令的薪俸过远。近有人怀疑“不为五斗米折腰”中的“五斗米”，实际上是指“五斗米道”而言。根据这种解释，所谓“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应当理解为“不为信奉五斗米道的人折腰”。据此，则陶潜的辞官，是不愿对信奉五斗米教的人鞠躬。这种新解显然较传统的解释可为可信。不过，既有争议，姑且把这故事算做有关五斗米道的半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