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史称王家世代信奉五斗米道，王凝之不过迷信过分而已。所谓世代信奉，不知凡几代，但至少可以上溯至乃父王羲之无疑。王羲之素以风流倜傥著称于世，罕有言及为“意志薄弱”之宗教信徒者，唯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于王凝之之死于五斗米道下大书“王羲之不能辞其咎焉”，不愧为“前不见古人”的史学评论大师。

出身门阀望族而信奉五斗米道，王家并非特例。比如，同为望族出身的殷仲堪，也像王凝之一样因迷信五斗米道而死于桓玄之乱。由此可见，信奉道教在东晋实为上流社会的时尚。何以会如此？柞里子曾见过清代书法名家某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风流人物东西晋”，下联是“名世文章大小苏”。（“大小苏”，指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可见晋人在历史上予人以风流倜傥的印象者甚多，王羲之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乍看之下，风流和信教，好象水火之不相容，如何能搅和在一起？再思之，惟其风流，故堕入道教。何以言之？晋人之所以予人以风流的形象，是因为大都不受儒家道德之约束而追求老庄思想之所谓放达。道教恰好打着老子的旗号行事，因而至少在表面上与之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所谓放达者，虽不等同于纵情，相去亦不远。而所谓纵情，无论是纵情声色，还是纵情山水，抑或纵情诗酒，皆可以以享乐主义概括之。贪图享乐者，唯恐生之短，无不汲汲于以求长生为务。道教恰好以能致长生不老的神仙术相标榜，因而在实质上与之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思想基础既同源，追求目标又一致，所以说：“惟其风流，故堕入道教”。

东晋是偏安江南的半壁江山，东晋时北方为所谓“五胡乱华”的混战局面。“五胡”者，指匈奴、鲜卑、羌、氐、羯五支非华夏民族。混战告一段落时，北方统一为北魏。北魏亦称后魏，以别于三国时的曹魏；也称拓拔魏，因其为鲜卑族拓拔氏所建。北魏有个叫寇谦之的道士，先后在华山和嵩山修炼道术，并托言老子授予“天师”之号。寇谦之深受北魏太武帝拓拔嗣的崇拜，拓拔嗣准其在北魏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天师道场，改称道教为新天师道。这是道教被官方尊奉为正统之始。寇谦之为寇赞之弟，寇赞在北魏官至安南将军，爵封河南公。可见寇谦之的遭遇，并非偶然。兄弟相提携未便称之为“裙带”，姑且以“裤带”名之。老子至唐而被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固然是因为李唐王朝要树立一个德高望重的祖先；李唐王朝的李姓，实非出自汉族而出自鲜卑，是否亦因此而对道教情有独钟？未敢断言，不过，至少可以以巧合言之。继北魏寇谦之之后发扬光大道教的功臣，当首推金朝的王重阳。金为女真族所建，女真同建立北魏的鲜卑一样，也是从东北入侵中原的非华夏民族。王重阳创立全真派，调教出七名大弟子，号称“全真道北七真”。七真之一，道号“长春子”的丘处机，潜修于龙门山，创立龙门派。丘处机受知于成吉思汗，受赐元大都之北海（今北京北海公园）为其道场，被尊为“神仙”，从而把道教的地位推上历史的顶峰。今北京白云观为其墓葬之处。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是蒙古的皇帝，蒙古是继女真之后入侵中原的又一支非华夏民族。

道教之兴，虽同非华夏民族的入侵有如此这般紧密的关系，却未便指斥为汉奸。首先，所谓“非华夏民族”者，指历史上的非华夏种族而言。如今这些历史上的非华夏种族除蒙古和羌族之外大都已融于华夏而不复存在。所谓“不复存在”，被杀的固然不在少数，却并非如美洲之印地安人几乎被美国人的祖先赶尽杀绝，大多因与华夏族通婚而自然泯灭。换言之，业已成为今天所谓汉族的组成部分，在你在我均可能有其血统。此外，道教的藉外族入侵而兴，与其说是投靠外族的结果，不如说是因道教对于非华夏民族有更强的吸引力所致。如前所述，华夏文明本与宗教无缘，加之道教晚出，因而更难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但外来的种族既无非宗教的天性，当其入侵中国之时其文化之开发程度又恰好处于有利宗教兴盛的方兴未兴之际，因而一旦接触道教，遂欣然皈依，如鱼之得水。因晚出而不得成为自我文化之正统，凭借落后外族之力方得兴盛者，并不止道教。基督教之不容于犹太，凭借外来的蛮族而兴，与道教之兴如出一辙。

§6

上文曾说起：道教之为宗教，是否货真价实，也并非无商榷之余地。何以言之？套用一句《孟子》的话：“难言也”。之所以难言，是因为难于给宗教下定义。比如，把所谓原始宗教排斥于宗教之外，会有人不同意。接受所谓原始宗教为一般意义而言的宗教，想必也会有人反对。说宗教是迷信，肯定会遭一些人恨；说宗教是理性认识，肯定会引一些人喷饭。有人视宗教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有人视宗教为人类愚昧的残余。有人尊奉宗教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生死以赴；有人利用宗教为谋权致富的工具，令他人为之生为之死。所谓见仁见智，见奸见愚。众说纷纷，如柳絮之因风、榆钱之堕地，令人眼花缭乱而莫知所从。

既然如此这般难言，姑置之勿论，以待高明。既然如此，如何说明道教未必为货真价实的宗教之说？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不作定义，不妨比较。

大凡宗教皆认定人是有罪的，须按神的意旨修炼祈祷方能赎罪。唯道教不作如是观。得道，固然得为神仙，快活无比；不得道，不过为凡人，有死而已，不用担心下地狱。道教也讲修炼，但炼的是丹药气功；也求神访仙，但访求的是化汞为金的秘方、长生不老的灵药，与赎罪风马牛不相及。

大凡宗教皆求死后的解脱，讲轮回的，求来世得善报；不讲轮回的，求灵魂得以安息于天堂，免下地狱之苦。唯道教求现世肉身的升天。不仅求自身的现世升天，甚至爱屋及乌，故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

大凡宗教皆倾向禁欲，或禁肉欲，或禁食欲，或两者兼而禁之。唯道教倾向纵情。无论是道教所谓的地仙还是天仙，皆以随手致黄金白银、珍馐醇酒为能，终身享娇婢美妾、风花雪月为美。资质次神仙一等的，虽不能长生不老，也得“士宦而至将相”，享尽人间富贵。道教虽也有出家一派，但其禁欲，并非目的只是手段，其所追求的目标与不出家者并无二致。

大凡宗教皆标榜人人平等，倡无论善恶忠奸、上智下愚，只要信其神，无不能获救之说。说“标榜”，意在点明其虚伪，因其真意仅在夸耀其神之法力无边而已，平等云云不过虚晃一招。唯道教不作如是欺人之谈，公然声称无仙风道骨者不得圆神仙之梦，貌似歧视，实则指明得道成仙与否，在我而不在神。大凡宗教，其平等云云之虚伪，可从其对女性的歧视而窥见一斑。倘若真的平等，何以教皇、主教、神父、牧师、阿訇、菩萨皆为男性？（佛教的观世音菩萨虽多以女像示人而实为丈夫）唯道教不乏女神仙。天仙有九天玄女，地仙有麻姑。有事迹而无名姓者，有弦超之妻。无事迹而名见词章者，有许飞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或曰：以上所列女神仙皆系神话传说，真假难辨。诚然如此。不过，一切男性神仙又何尝有案可稽？既然有女神仙的传说，至少说明道教有不排斥女性的态度。见诸史册、无可置疑的女性道教领袖亦不乏其人。比如，道教不二派的开山祖师、王重阳的大弟子、号称“全真道北七真”之一的孙不二，就是一例。

以上所举道教与其他宗教的种种不同，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大凡宗教皆主性恶说，唯道教曰否。第二，大凡宗教皆主未来说或灵魂说，唯道教曰否。第三，大凡宗教皆主禁欲，唯道教曰否。第四，大凡宗教皆奉神力为至高无上，唯道教曰否。第五，大凡宗教皆蔑视女性，唯道教曰否。因有五不同如此，故曰：道教之为宗教，是否货真价实，也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

道教之所以如此这般异于其他宗教，窃以为其原因有二。其一，道教打老子的旗号行事。道教之尊奉《老子》虽为挂羊头卖狗肉，然既尊奉之，则难于公然违抗之。如前所述，老子实为无神论者，其传世之作《老子》实为非宗教之认识论。尊奉这么一位人物为其圣人，尊奉这么一本着作为其圣经，道教即使不想偏离宗教的轨迹，谈何容易！其二，道教虽凭借外族入侵而盛，毕竟为出自华夏民族的“宗教”，华夏民族既无宗教倾向，其“宗教”，不可与其他宗教同日而语，理所当然。

§7

尊老子为鼻祖，奉《老子》为经典的学术流派史称“道家”。老子何许人？据司马迁《史记ܦ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与孔子同时而略早，曾为周朝廷藏书室之史。春秋时楚国之苦县即今河南省之鹿邑县。周指都洛阳之东周王朝。春秋时东周虽然大权旁落为时已久，毕竟还是天子的朝廷，其藏书之质量和数量想必仍远胜于诸侯列国。藏书室之史，虽然不过就是图书馆负责人这么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毕竟须有学问者，方可胜任，也毕竟有机会博览一般人难得一睹的天子之珍藏。

大概正因为此，博学多才如孔子，也曾前往东周朝廷向老子请教礼节制度，而老子却给了孔子如此一番教训：“子之所言，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你所鼓吹的理论，其首倡者不仅早已死了，连骨头都已经朽了，剩下的不过是一些空话。（言外之意：你信奉的理论早就过时了）再说君子生而逢时方能大行其道，倘若生不逢时，也只能随风飘荡。（言外之意：现在不是大行其道的时候，你犯不上那么认真。）据我所知，会做生意的商人财不外露，道德高深的君子看起来像个傻子。你要去骄，寡欲。趾高气扬和胸怀大志对你都没什么好处。我所能奉告你的，不过如此。”

好一副长者教训小子的口气！孔子听了却不但没有生气，却反而对其弟子发了这么一番感叹：“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罔，游者可以纶，飞者可以□。至于龙，其乘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译成今日之白话，就是：“鸟，我知道它们能飞；鱼，我知道它们能游；兽，我知道它们能跑。能跑的，可以用网捕；能游的，可以用丝钓；能飞的，可以用箭射。唯独于龙，其乘风上天的本事是我不懂的。今天我遇见老子，就好象是遇见了龙一样呀！”龙在古代是高不可测的象征，孔子把老子比做龙，可见对其敬仰之深。

据说老子在洛阳住久了，眼见周朝衰落，遂辞周而去。出关的时候，被把关的尹喜看破老子将从此隐而不出的意图，遂强留老子著书立说然后方才放行。老子于是为著书五千余言而去，一去而莫知所终。这五千余言的著作，也就是传流至今的《老子》。“据说”云云，根据的也是司马迁的《史记》。窃以为司马迁在记载老子去周的原委时，大约是忠于所闻，未遑思索。周之衰，早在老子诣周之前百年有奇，何待居周久之而后知？图书馆负责人不是什么经国济世的职务，国势之衰与不衰又何予焉？且以老子之放达冲虚而甘心就藏书室之史的卑职，其意不在酒甚明。故以情势度之，必然是为读藏书室之典籍而来，既已博览无遗，此时不去，更待何时？

为尹喜留住著书立说，一去而莫知所终云云，不乏神秘色彩。这神秘色彩后来又经道教的夸张而彻底神话化。比如，假托西汉大学者刘向之名的道教著作《列仙传》，就把《史记》的这段记载敷衍成如下神话：“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仁行，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终。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译成白话，就是“周大夫、关令尹喜，气功高手，星相专家，能通过呼吸吐纳而服食日之精、月之华，积行阴德，不为世人所知。老子西游，尹喜先看见老子的气，知道有真人将来临。根据气色的轨迹而寻找，果然遇见老子。老子也知尹喜非常人，于是为之著书。尹喜同老子一起西越流沙，......，无人知其最终的去向。尹喜也著书九篇，书名《关令子》。”

§8

刘向之世尚无道教，假托早于道教的刘向之名，其目的正在于掩盖《列仙传》实为道教捏造的事实。捏造这故事的目的无非在于神化老子。不过，《列仙传》的故事虽不足信，尹喜曾著书九章的说法，却并非空穴来风。《关令子》亦作《关尹子》，见诸《汉书ܦ艺文志》。《汉书》虽为东汉人班固所撰，其《艺文志》则完全依据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著录。可见在道教之前确有《关尹子》一书行世。此外，《庄子ܬ天下篇》中有“关尹曰：......”云云，虽未明言出于何书，当可视为确有《关尹子》一书的旁证。不过，《关尹子》至隋唐已失传。至南宋而复出者，系后人伪托无疑。

现存的《关尹子》既为伪书，现存的《老子》又如何呢？二十世纪之初中国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疑古的潮流，疑心现存的典籍大都不足据。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有弟子曰钱玄同者，以为姓氏亦可疑，故一度弃“钱”而改姓“疑古”氏，堪称这股潮流的代表。（所谓“无独有偶”，文化大革命时亦有钱姓优伶，也弃“钱”姓。钱玄同之弃“钱”，虽用意不同，其幼稚可笑则与优伶无异。）老子其人以及《老子》其书均为这股潮流的怀疑对象。这股潮流为时短暂，不旋踵就落了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下场，因为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兴起的考古学，恰好不断从地下挖掘出证明疑古派以为可疑者实无可置疑的证据。不过，这股潮流虽然短暂，其流毒却既广且深，至今贻害犹存。比如，如今学术界对《老子》一书有如下三种看法：其一，《老子》为老子所著。其二，无论老子有无其人，《老子》都不是老子的著作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三，《老子》为战国时的著作，不过所反映的是老子的观点。除第一说因袭传统，与疑古的潮流无关外，其余两说都是疑古潮流的产物，而第二说的疑心病尤重。一九六四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撰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恰好主第二说，可见疑古派的观点仍为官方的观点。

其实，《史记》对老子的记载虽有神秘色彩，《列仙传》所述老子出关的故事虽属捏造，然老子其人及其著作多次见诸先秦诸子的典籍，绝非司马迁或道教所能杜撰者。凡是怀疑老子其人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老子》之文不曾涉及任何具体人物、史实或年月，因而凡是断定《老子》成书于战国时代而非春秋时代的观点亦均乏切实的证据而皆属揣测和臆断。

《老子》今本分为八十一章，为西汉人河上公为《老子》作注释时所分，非本来面貌。原貌为上下两篇，上篇偏重谈“道”，下篇偏重谈“德”，故又称为《道德经》。全书仅五千余言，因而亦称《老子五千文》。案《道德经》当是道家的尊称，《老子五千文》当是非道家的俗称。文化大革命时长沙马王堆出土一批帛书，其中有两部手抄《老子》，均只分两篇而不分章节，当为早于河上公作注之前的版本。两抄本均置《德经》于《道经》之前，与传统的传世本不合。有人据此而认为《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次序才是《老子》的本来面目。另一说则认为《老子》行文一律“道”在前，“德”在后，故《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传统版本当是道家所传的《老子》真本。而《韩非子ܬ解老》先释《德经》，后释《道经》，故《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抄本当是据法家观点而改动的结果。窃以为此后一说远较前说可信。除去主此说者所申述的理由外，细玩行文的韵味，亦不难体会到置《德经》于前，突兀不顺；置《道经》于前方流畅自然。河上公将《老子》分为八十一章，当是取“九九八十一”之意。“九”为数之极限，迭用两个“九”，以示对《老子》的无限崇敬。道教女神“九天玄女”的得名，炼丹术的“九转金丹”之说，窃料也是从此意而衍生。河上公姓名不详，据合道家道教为一身的葛洪所著《神仙传》，因在河滨结庵而居，故以为号。汉文帝好老子之言，曾多次遣使求教。唐诗人崔曙《九日登望仙台》七律中有“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翁去不回”之句，“河上仙翁”，即指河上公而言。信道教者皆尊奉之为仅次老子、尹喜一等的得道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