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出身寒微，从小是出了名的勤学苦读，最爱在破庙烛灯下通宵达旦的看书，没想到一天雪夜遇到当时的东林领袖——大学士左光斗出来微服赏雪，一见之下大加青睐，就此收为门生。俗话说明师出高徒，低手才出自于暗师（韦小宝语）。左也是当时明朝政坛上铁中铮铮之人，他的言传身教无疑对史可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只可惜左老前辈行事向来光明磊落，有时未免失之于拘泥陈腐。史见样学样，不免失之变通，虽一生清正廉洁，却缺乏在复杂微妙的政治斗争中驾驭局势的才干机变，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崇祯末年，局势岌岌可危，思宗皇帝自然要考虑预作退路。这退路，就是当时人称留都的南京。留守重臣中一位是太监韩赞周，一位是功臣子弟赵之龙，这第三位，就是当时已在政坛上展露头角的史可法，时任兵部尚书。说来也荒唐，崇祯本来与史可法连面都未曾见过，只是因为大家都说他好，就毫不犹豫地调可法走马上任，所幸崇祯一生虽常常举动失措，这次到真的挑到两位忠臣。（他曾说赞周和可法出身寒微，比起来还是不如功臣子弟可靠，没想到后来可法赞周皆死于国事，降清的恰是这位与国休戚的功臣子弟，唉，崇祯呀崇祯……）
　　 1644年，南北交通基本断绝，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忧心国事，正在调兵遣将渡江准备北上勤王时，噩耗传来，崇祯帝已于煤山自尽，南京顿时成为明王朝理所当然的政治重心，拥立新君组织政权，就成为留都诸臣的首要任务。
　　 拥立新君，在当时有立福和立潞之争 ，立福是出于血统和就近考虑，而主张立潞的东林党诸君子以立贤为号召，但其实另有私心，他们一方面是害怕福藩借机报复，一方面也有借拥立飞黄腾达的打算，作为当时南京第一实权人物的史可法真是左右为难，作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他政治上倾向东林党人，自然不大想立福王，可又恪守宗法伦理观念认为应当按伦序推立神宗子孙。反复考虑之下终于想出妙计，于是秘密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密商，马士英手握江北重兵，若取得他的支持，想来应该万无一失了。果然身为外镇的老马受宠若惊，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搞折冲立同为神宗子孙的桂王（即永历）为帝。这一方案公布出来，人人皆大欢喜，以为大事已定了。没想到风云突变，福王求援于江北三镇总兵，马士英见风使舵改投福王。对这一变故，原本兴高采烈的史可法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写信给自己的好盟友马士英强调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力图劝说马回心转意。但马士英的权谋机变那里是史可法及得上的，这封信反而成为后来借以要挟可法的利器。事已至此，史可法只能痛悔自己轻信人言，结交“匪类”。但已悔之无及了。
　　 史可法性格上的最大弱点是优柔寡断，缺乏政治家应有的决断和魄力。他总想八方应付妥帖，谁也不得罪，却往往事与愿违，几头不讨好。人送可法外号“老媒婆”，其为人惯和稀泥可见一斑。作为留都手握实权的第一号人物，若能一开始就当机立断拥立福王。权柄不至于旁落，四镇和马士英也没有可乘之机。福王不过庸人，但也有任人不疑的好处，若史可法借拥立得福王信托，政由己出，任用得人，未必没有扭转危局的机会。史可法其实自己也懂得这一点，他曾对人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意思是以管仲那样的能臣自居（只怕未必），认为如今大权在握，就算拥立福王做了皇帝，必然是惟己意见是从。皇帝虽然是个庸人，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话虽在理，可惜史公没有机会看看《教父》，柯里昂家族的军师汤姆•黑根就有过名言：“有的事你做就是了，没必要说出来。”史可法却是光说不练，他的受业恩师左老前辈又不是godfather之流的人物，必然没有教过他这样的政治要诀。史说的话很快就传了出去，舆论一时大哗，认为这样想，这样说简直是大逆不道，史可法从此更不敢有拥立福王的意思了。
　　 决策失误，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军阀勋镇势力从此抬头，朝廷政治分裂，党争激化。世事如弈棋，一着失误，满盘皆输，史可法的棋错一着，竟然决定了弘光小朝廷的败局。不可谓是作者危言耸听。
　　弘光立国伊始，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还是比较清醒的，他极力打破党争的弊政，主张不拘一格收录有用人才，包括名列魏忠贤“逆案”（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和曾在北方投降大顺政权（主要是东林党人）的在野士绅。然而大家并不体谅史公一片苦心。马士英，阮大铖借江北四镇打压东林党人，东林---复社骨干也拼命攻击马，阮。一时闹得鸡飞狗跳，使可法再一次落了个两头受气。史可法灰心已极，再加上当初痛骂弘光帝的信还捏在马士英手里。总是心不自安，虽然弘光帝面子上还对史可法礼敬有加，但可法心里明白，皇上真正宠信的是从龙有功的马士英，自己已成了靠边站的摆设花瓶。正好马士英入朝辅政，江北统御无人，于是史可法上书自请北上督师，意图收取四镇以弥补自己的失策。
　　 江北四镇向来名义上受马士英的统帅，与马的历史关系也最深。史可法为亡羊补牢，全力设法把这只军队抓过来，他的第一个手段，即是奏请加封四镇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以结好于四镇。然而四镇以立天子为功，骄气已深，一面上书要钱要饷，一面勾心斗角，争夺江北繁华之地，骚扰百姓。驻节于扬州附近的史可法一筹莫展，当时清方兵力单薄，山东各府县纷纷起义，河南也几乎处于权力真空地带。有谋士献策劝他在河南，山东各设强镇，厚集兵马，以图恢复。史可法也知道这是好计，然而名为督师的他根本指挥不动四镇的跋扈将军。只有徒唤奈何了。
　　 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举措失当，导致四镇坐大，历来都被看作弘光期年而亡的重要原因。然而失足于前，未必不能补救于后。四镇虽然为跋扈骄悍之将，但并非全然丧心病狂之徒。除刘泽清，刘良佐后来兵溃降清外，兵力最强的高杰，黄得功都能坚持抵抗，最后战死沙场。人心未死，未必不可因势利导以图大计。自古常说御将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刘邦能于进退之间将项羽手下的第一悍将英布折服的俯首帖耳，玩于股掌之上。高敖曹一辈子目空一切，凶狡异常，却终生对高欢唯命是从，生死以之。无他，为人主的恩威并施，变化不测罢了。史公谦谦君子，历来作思想政治工作以说服教育为主。以为和风细雨，必能润物无声。往来奔波于四镇之间，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顾全大局，共赴时艰，四镇要粮给粮，要钱给钱，奉为骄子，唯恐伺候不周。大家听腻了老生常谈，反觉可厌。史公无法可想，只好写信给大学士高弘图诉苦：“镇锋恶，盍谨避之！”军阀脾气太坏了，我还是躲他们远点吧。（据南渡录记载：，史可法微服私行至淮上，竟被督工头目抓去当苦力，碰上刘泽清来察看营建情况，他才扔下肩上的巨木大叫：“学生效劳三日矣！”）
　　 制人不成，反为所制。为史公计，另一出路即是放弃幻想，另练新军以自强，人常说虽然当时多有失策，但史公也是形格势禁，内受制于权臣，外受制于军阀，没有条件施展拳脚。是不是真是这样呢？当时黄得功驻真州（仪征）、刘良佐驻寿州（今寿县）、刘泽清驻淮安，高杰驻瓜州，可法驻节扬州居中指挥（注意：有地盘），当时可法并非光杆司令，手中握有一支不大不小的亲军，时人张怡在南下旅途中还亲眼看到：“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又有兵源，人气颇旺），在粮饷上，四镇饷额向来充裕，又有征收江北部分囤粮，商税的特权。可法虽受制于四镇，手上还控制着一部分粮饷领批大权（又有钱粮），自然史公虽人称爱兵如子，兵不饱不先食，但真要行军打仗，上阵杀贼还是非其所长，不过这并不等于领兵无人，以后来江阴抗清为例，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典吏阎应元竟指挥若定，抵抗数万清军围攻两月之久，吴日生（他还给可法做过参军，受过史的直接领导）在太湖中举义，一时声势浩大，曾重创清军，毙敌千余人，像这样起身低微的人物一时竟不可胜数。若能有人能不拘一格，识拔英雄，也不可谓无将。可惜史公受任督师以来，虽清正勤勉，处理公文往往日以继夜，为调和四镇，安抚百姓费尽心血，却无所建树，回想当年祖逖仅率千余兵将渡江，中流击楫，一生威震两淮，虎踞江北，北方胡骑无不避之唯恐不及的英豪气概，不禁使人抚膺长叹。
　　 史可法督师淮上，其最初目的无非是为了防御清军和大顺军乘势南下，继以待机恢复中原。然而，当时“联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弘光朝廷一时看不清形势，还把清方看作是“剪除丑虏，以复君父之仇”的好朋友。再加上当时横扫河北，打得明军丢盔弃甲的大顺军竟然被清军一举击败，不由使得众大臣对清军的战斗力心怀忌惮，认为上策最好就是保守江南，避免激怒清军南下，然后卑词求和，以维护效法东晋，南宋的偏安局面。只可惜黄河南北的人民群起结寨自保，山东河北州县纷纷反正，日夜翘首以待史督师的大军北上恢复，他们心中的王师却坐据两淮，迁延时日。弘光小朝廷，正积极的谋求割让淮河以北，偏安于江南了。
　　 清军入关之初，一时还摸不清明朝底细。态度一开始比较持重，但随着江南财赋对北方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再加上南明政权的软弱态度，这一切都使清方感到有机可乘。清摄政王多尔衮命弘光朝廷派来的副将何拱薇、参将陈万春带了一封信给史可法，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辞，甚至说什么“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连清军的劲敌大顺军也被“借用”来作为迫胁手段，满纸荒唐，令人喷饭，却反映了清廷对南明政权态度的全方位转变，即自封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史可法在回信中却惟恐触怒清廷，措辞极为软弱。通篇只是为弘光朝廷继统的合法进行辩解，反复表达“连兵西讨”的愿望，准备在镇压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史可法重操驾驭江北四镇的故智，处处妥协退让，只求息事宁人。这种做法在江北四镇中已种下恶果。现在又以此奉为对外交涉谈判的圭臬，只能是助长强敌的骄狂气焰，无异于与虎谋皮。随着以南明派出的以左懋第为首的和谈代表团的失败，清方厉兵秣马，终于放胆准备南下灭亡南明了。
　　 和谈失败，史可法似乎逐渐清醒过来。1645 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主要还是对付大顺军而非清军）。正月初十高杰率部来到河南睢州，镇守此地的明总兵许定国早已暗通清军准备投降，高杰在得知此事后本计划以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随军西征。高杰自恃武勇，竟想学关云长单刀赴会，没想到在酒宴中中了埋伏，反被许定国杀害。消息传来，史可法伤心欲绝，急忙赶到高杰营中处理善后事宜，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当时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高杰妻邢氏担心儿子幼小，难以服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当时高部以兵强马壮著称，手下李本深，李成栋后来都成为纵横一时的大将。这本是史增进与高部感情，借机团结高部势力，共求抗清的大好良机。却因一己偏见轻轻放弃。千载之下，读来只有苦笑而已。
　　 有学者评价史公：“在智识上无甚特殊之处”。在下却不敢完全苟同，以事实论，史一生在拥立，守边，御将，外交国策等重大问题上屡屡失误，然而从当时他的一些书信和私人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并非对这些问题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曾对一些人提出的正确建议表示由衷赞同，然而却从来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过，史可法一生的真正悲剧在于久习明末官场风气，为人软弱世故，遇事习惯四面应付周到，只求洁身自好。缺乏刚毅果决的铁腕手段和魄力担当。能知而不能行，终于一误再误，徒留遗恨罢了。
　　 睢州变后，三月二十三日，镇守荆襄的南明大将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兵锋，借口“清君侧，救太子”倾巢东下来攻南京。在弘光帝催促之下，史可法不得已不顾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的危险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他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马士英却耽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后自己的首辅将保不住，加上清军南下的消息日益紧迫，又建议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诏书后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这时候，清军一路势如破竹，由多铎统率的大军兵锋已度过淮河。史可法方寸大乱。据应廷吉《青鳞屑》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又下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局势一片混乱，刘良佐和原高杰旗下将领李本深，杨承祖等人纷纷不战而降。随即就转过头来接受多铎调遣进攻扬州。史可法困守扬州孤城，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险，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原明总兵李凄凤，高歧凤招降史可法，遭到严词拒绝。他毅然说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
　　 当十八日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认为：“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塋，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在军事地形上给守军造成重大威胁。“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仍自以为是，处处囿于细事小节，不知轻重之势，令人扼腕。二十四日清军完成合围，正式发动总攻。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刘肇基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壮烈牺牲，史可法被俘后坚贞不屈，拒绝多铎的多方劝诱，最后终于遇难。
　　 “死而可九吾无悔，魂不能南客莫招。”史可法殉国之日，大江南北，处处为之招魂，悲咽之声，传于一时。当时明末官场积弊流传，从崇祯以来，高官显贵“闯至则降闯，清至则降清”，只以身家性命为己念。坚持气节，诸多借口托辞，只求因循度日。守正不屈之人反被目为怪物。史可法以身殉难，无疑予当时的风气和人心以极大的震憾。然而史公谦谦君子，立身勤勉清正，在朝堂上当能立德立言，却无才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真君子不以身后荣名为己念，若史公泉下有知，未必不因自己在内政外交上的一误再误而追悔莫及，魂兮归来，能哀江南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