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郑芝龙出生于福建南安一个小官吏之家，字飞黄，小名一官。家中兄弟五人，而郑芝龙“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从小喜欢舞枪弄棒，似乎倒是一个豪杰胚子，然而当时天下勉强还算太平，一官生时也没有红日贯顶，飞龙入腹之类的离奇梦兆，看不出来日后会成为吴越王钱缪一流人物，因而他父亲对他的“不务正业”十分反感，到十七岁上，郑芝龙就只好投附在澳门做海商的舅父黄程。在澳门与葡萄牙人接触之下信了天主教，还取了教名，从此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一官”。中西合璧，倒颇为别致。
　　 在海外贸易活动中郑芝龙结识了居于日本平户的华侨李旦，后来就投入李旦门下，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李旦资本雄厚，拥有一支船队，是当地华侨首领。他觉得一官能干可靠，“抚为义子”，交给一部分资产和船只让他去做“越南分公司总裁”以获取大利。不数年，郑一官就成为巨賈，常往來中国、日本间，居日华侨都很尊重他。芝龙犹不过瘾，便以献名贵药品为由，设法跑去拜见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家康刚平定日本不久，芝龙几顶高帽一送，长期窝窝囊囊居于秀吉之下的家康竟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又盛宴款待又赏赐礼物的忙了个不亦乐乎。日人也颇为势利，见郑芝龙受将军推重，无远弗届的富豪显贵都跑来结交拍马，还亲切的称他为“老一官”。内中数松浦侯最为大方，为郑芝龙在长崎附近平户的河內浦千里滨赐宅地建新居犹嫌不足，还亲自做媒介绍平戶侯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与老一官缔婚。田川昱皇就是翁昱皇，是中国迁平户的侨民。而田川松却是日本人，为翁昱皇养女，故又称翁氏。当时年方十七，温柔贤淑。成婚第二年，田川氏在千里滨游玩，拾文贝，突将分娩，还未来得及回家，就依滨內巨石以诞，这就是后来威名赫赫的郑成功（幼名福松）。这块石头日人呼为儿诞石，至今仍立“郑成功儿诞石”纪念碑。1629年又生次子七左卫门，此乃后话。
　　 当时，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纵横海上之时，荷兰人曾一度占领澎湖，后在明军压力下退到台湾，打跑西班牙人之后独占了台湾全岛，开始以此为基地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李旦也把新婚不久的郑芝龙派往台湾担任通事（翻译），接洽通商事务，然而荷兰人正与明军进行军事对峙，正常海上贸易无法开展，郑芝龙的通事无用武之地。于是改换工作，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峽上截击前去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海盜任务。后来又脱离荷兰人自立门户，然而一直是带着几艘帆船的小打小闹，谈不上有什么大发展，就在郑芝龙郁郁之时，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却帮助他迅速的完成了原始积累，从此跻身于东南海上霸主之列。
　　 颜思齐，漳州海澄县人。生性豪爽，精通武艺。因为遭官家欺辱，怒杀官奴，亡命日本，开始做裁缝为生，兼营中日海上贸易，数年后渐富。结识了一批流寓日本，亡命海外的闽南人。郑芝龙与他兴趣相投，尤为要好。加上芝龙“容貌姣美”，思齐向有龙阳之好。一来二去两人竟成莫逆。由于颜思齐广交豪杰，远近闻名，日本平户当局便任命他做甲螺（头目）。没想到颜思齐早不满德川幕府的统治，与郑芝龙等二十八人拜盟为兄弟，密谋聚集党羽，号召日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起来革幕府的命。幕府侦知后大为震惊，急忙派兵缉捕，颜思齐率众分乘十三艘船仓惶出逃。驶至九洲西海外时，盟兄弟陈衷纪建议：“吾闻琉球（台湾）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颜思齐本豪侠之人，一听有理，于是率船直取台湾。在北港登陆后一面伐木辟土，大建营寨，一面派人至内地招募移民前后三千余人，进行大规模屯垦，又组织船队开展海上贸易，一时好生兴旺。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颜思齐和部众到猪猡山捕猎，暴饮暴食之下不幸染上伤寒。数日后竟一病不起，死前留下遗言：“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颜思齐故后，大家推郑芝龙为盟主，继统其业，树旗招兵，下设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此前一个月，郑的义父李旦也在平戶去世。李旦死后，他在台湾的产业都归郑芝龙所有，为郑芝龙兼并当时台湾其他武裝势力（主要在今云林北港地区），创造了条件。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就从此张目。
　　 郑一官自立门戶后，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暉、郑彩等部将，逐渐将部下改造为有浓厚家族色彩的集团。他将部下分为十八先锋，称为“十八芝”，继续进行拓垦，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当时海上首屈一指的武装集团。“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礼贤而上（尚）士，劫富而施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好似一个海上梁山泊。明天启六年，闽南大灾，郑芝龙趁机数次派兵扰袭劫掠金门，厦门等地。屡次打败福建明军，声势大振。明政府被搞得疲于奔命，干脆改剿为抚，利用郑系势力来对付东南海盗及荷兰侵略者。面对朝廷主动伸出的橄榄枝，郑芝龙也表示要以“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为己任，就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率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离开自己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归降明朝，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镇守闽海。崇祯元年(1628年)，闽南又遭大旱，郑芝龙在熊文灿支持下，再度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送到台湾垦荒定居。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称得上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
　　 郑芝龙势力称霸海上，对荷兰殖民者造成极大威胁，荷兰船只只要在中国海露头，便被郑芝龙集团俘获，荷兰“红夷”满心不忿，便勾结另一股称雄于海上的大海盗头目刘香，联合对付郑芝龙。刘香曾与郑芝龙一起出生入死，如今见郑芝龙坐大自也心怀醋意。1632年12月，郑芝龙与刘香的船队在福州附近遭遇，不免血战一场，双方从早上激战到傍晚，各死伤千余人。郑芝龙弟弟郑芝虎在身上两处负伤的情況下，冲入敌阵，被刘香的人用四爪锚缠住，几乎不能脫身，后为部下拼死救出。大家见主将如此奋勇，一拥而前，刘香部抵敌不住，大败而走，刘香本人则向南溃逃。第二年七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为迫使明朝开放海禁，企图用武力强占大陆沿海，在刘香的帮助下，不宣而战，对毫无戒备的郑芝龙部和明官兵发动突袭。击沉、烧毁厦门港內二十几艘战船。这些船只装备精良，架有十六、二十到三十六门大炮。是郑芝龙的精锐部队，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海上舰队。明朝厦门官员在驻军遭到荷兰人袭击后，竟采取息事宁人态度，找人与荷兰人疏通，表示愿意通知厦门、金门、及附近各岛的百姓送上牛、猪和鸡等物，希望荷兰人不要再伤害百姓，使他们可以继续安心耕种。荷兰人向来欺软怕硬，气焰愈益嚣张，又于9月与刘香在台湾大员会合，准备再度袭击郑芝龙。面对荷兰人的背信弃义，福建巡抚邹维琏忍无可忍，于是檄调诸将，会集水师，准备痛打荷兰侵略者。命郑芝龙担任战斗前锋，实际负责指挥战斗。郑芝龙由漳州海澄誓师出发。不久在澎湖的遭遇战中，焚毁荷船一艘，生擒敌将一名，溺死荷兵数百。首战告捷，人心大振，在郑芝龙指挥下，明军150余艘帆船（其中50艘为特大战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九艘、刘香船五十多艘。郑芝龙一心报厦门港之仇，奋勇当先，使用铁钩钩住敌船，拉住一艘，便纵火焚烧一艘，一时烟焰弥天，荷兰军大败而逃，刘香临阵败走，普特曼斯狼狈退回台湾。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奏捷书中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級二十颗，烧夷甲板巨舰五只，夺夷甲板巨舰一只，击破夷傩≈畚迨�余只，…闽粵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
　　 铩羽而归，一时甚嚣尘上的荷兰人也只好将哭脸换成笑脸，前来与郑芝龙谈判，表示愿意放弃武力，在台湾与郑芝龙和平通商。郑芝龙也不原到处树敌，因此在一位同安商人居间协调下，双方同意进行贸易往来。刘香失去荷兰人支持，势力一落千丈，不久在广东田尾洋被郑芝龙彻底击溃，刘香见大势已去，举火自焚；但在此役中，郑芝龙最心爱的胞弟郑芝虎也不幸战死。
　　 郑芝龙集团在扫清海上障碍之后，东南海疆大小海盗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等均唯郑芝龙马首是瞻。“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他在泉州安平镇建立规模庞大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发展海上贸易，郑氏武装船队旗帜招展，盔甲鲜明，船坚炮利，来往于中国沿海、台湾、澳门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之间，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海上贸易。郑芝龙“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自筑城于安平（今晋江安海），海舶可直通臥內，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集团竞争逐角，在东南海域独树一帜，成为官商结合的代表人物。崇祯十二年（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发布锁国令，退出东亚海洋竞争；在郑芝龙高压政策之下，荷兰殖民者不得已与郑芝龙订立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贸易，需等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转手之后，方能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遂成为雄霸西太平洋上的唯一强权。
　　 郑芝龙从事海外贸易，主要是同日本通商。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记录：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记录，从1641～1643年（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郑芝龙运载大量生丝、各类纺织品、黑白砂糖及麝香、土茯等药物，运往日本，非常受欢迎。同时郑芝龙也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广泛建立贸易关系，并利用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矛盾纵横捭阖，从中获利。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极力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雅加达、马六甲等地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当时作威作福于亚洲海上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最强竞争对手。东印度公司史料說：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必须把一官这一根刺从公司脚下拔除。东印度公司纵横亚洲海域，不可一世，却在郑氏海上铁壁之下碰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郑芝龙当时实力之强由此可以度见。
　　 当郑氏的海上霸主事业正如日中天之时，天下形势大变，李闯王攻破北京城，崇祯自尽，清军入关，南明一路溃败，弘光政权败亡后，郑芝龙、郑鸿逵与黃道周等，拥立唐王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郑芝龙受封平虏侯，掌握军政大权；旋晋平国公加太师，三弟郑鸿逵(郑芝彪)为定西侯，旋进定国公，四弟郑芝豹封澄济伯，侄儿郑彩亦封永胜伯，郑氏一族备及荣宠。
　　 郑芝龙掌握国政之后，曾派人持书信赴日本借兵，在书信中提到：“……附隆武皇帝（唐王）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鹘之事，意在求借劲兵也。前云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战胜敌兵。”当时幕府对此事极为慎重，召集家老，老中一连几天的反复研究，大部分家老要求立即出兵，尾张大纳言甚至说：三人（御三家）中，吾居长，应派吾为主将。’主动要求出征，然而也有部分家臣主张慎重，认为：“国家出援兵，无功则不仅为本邦之耻，且长期与外国结仇，成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国无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从其请。……”经多次会商之后，幕府决定暂时按兵不动，观望形式。不久，隆武朝廷所在的福州陷落，出兵一事，从此也就搁下不提了。
　　 福州陷落。自然是郑芝龙不战而走的结果。郑芝龙当初拥立隆武，主要是从维护自己家族在东南地区的利益而作出的安排，就事论事，商业和地方霸权上的考虑是其主要动机，而不是像曹操拥立汉帝那样出于争取天下的勃勃野心和政治见识。当时形式甚至已非弘光时可比，要支持隆武长期与清方对抗，看来不可避免的要耗费掉郑氏家族苦心积累下来的大量人力物力。对郑芝龙来说，恐怕是一笔血本无归的赔钱买卖。想通这一节，郑芝龙的热情自然一落千丈，转而向清方寻求政治投机。
　　 郑芝龙让出仙霞岭和福州后，清军统帅博洛一面继续派兵追击，一面写信招降。郑芝龙不免有俏眉眼做给瞎子看之感，很不高兴的说：“我惧以立王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博洛将计就计，一面下令退军，一面大加吹捧郑芝龙的“远见卓识”，并提出将一力保举芝龙为闽粤总督和“三省王爵”，郑芝龙转怒为喜，他认为自己在闽粤地区拥有强大的水师和地方势力，满洲人只习骑射，必然要借重自己，于是不顾郑成功的苦苦劝阻，只带五百卫士亲自来到福州谒见博洛，博洛面子功夫加意做足，极力奉承芝龙为不世出的英雄豪杰，又是折箭又是指天誓日，上串下跳的折腾了个汗流浃背，郑芝龙也自感宽慰，没想到欢宴三天之后，博洛突然半夜下令拔营北上，挟郑芝龙入京，郑芝龙惊得目瞪口呆，但已悔之无及了。
　　 首领被挟，郑氏势力群龙无首，一时全盘崩溃。郑芝龙赴福州时过于托大，并未对部下作出统一部署和制定应变措施，他受降后，在清方利诱挟制之下，闽粤一带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施郎、梁立、黄廷等旧部纷纷降清，一时竟有兵将十一万三千名，清军得手之后即攻入郑氏长期经营的海陆基地平安镇，将郑芝龙多年积累的财富劫掠一空，，成功的母亲翁氏也被奸污，愤而自缢。
　　 郑芝龙自投罗网，部下星流云散，对清廷来说他本人已无多大利用价值，于是食言自肥，仅敷衍他一个不伦不类的精骑呢哈番了事，没想到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郑成功又在东南沿海重操抗清大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清方无法可想，只好老着面皮重新启用郑芝龙这张“王牌”。顺治颇会做好人，把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的遭遇一股脑儿推到死人多尔衮身上，又屡加恩赏，放松监视。并应郑芝龙请求，授予郑芝龙在京的第二个儿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同时命兵部给勘合将郑芝龙的部分亲属从福建护送来京团聚。加封芝龙为同安侯，令芝龙亲自写信，以老爸之威，慈父之情招降郑成功。郑成功殷鉴不远，岂愿再次上当。和议打打谈谈，一筹莫展，最为慌张的却还是昔日虎啸海上，喑呜叱咤的郑芝龙，他上疏新主子一面痛骂郑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一面又婉言解释，列举成功对清使如何恭敬，接着表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对远在东南的儿子耍耍老爹威风。最后说他经过昼夜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妙策”，建议清廷派他的儿子郑世忠同钦使一道赴闽，“臣次子郑世忠，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皇恩，下述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满纸语无伦次，内心惊慌失措，摇尾乞怜之态令人可发一叹。
　　 十二月，郑成功攻漳州，绝清使，抚局完全破裂，清廷怒囚郑芝龙于高墙、郑芝豹于宁古塔。朝堂之上不乏落井下石之辈，一时对郑芝龙喊打喊杀之声响成一片。顺治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方借口“（郑芝龙）怙恶不悛，包藏异志，与其子成功潜通，教唆图谋不轨，奸细往来，泄漏军机等项事情，经伊家人尹大器出首，究审各款俱实。如此负恩叛国重犯，不宜尚加监候。” 十月初三日，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被清廷杀于北京柴市，郑氏在北京老少无遺。
　　
　　附录二：海上帝国的幻灭
　　
　　 中国自秦汉一统以来，逐渐成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但却并不等于就是一个陆海文明国家。国人自古强调“以农立国”，“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大陆型的自然环境和农耕型的经济生活的紧密结合无疑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长期以来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落后广为今天的人所诟病。然而事实上，几乎所有在历史上严重威胁这一农业帝国的边患都来自北方边疆，漫长的海岸线被看作保卫帝国安全的天然长城，同时也似乎成为向外扩张的最后边界。
　　 但是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尝试的勇气，自唐中叶以来，中国就努力致力于海洋发展，以福建为例，由于受山势的限制，平原极少，无法维持众多的人口，北宋时即已发生人、地失衡的矛盾，其经济的发展只有求诸海外活动。因而造就了闽海一带人民海外贸易与海洋活动的传统。南宋成为国人由大陆迈向海洋的一个新起点，为了以远洋贸易补充税收的不足，政府主动以国家机器承担起发展和保护民间海贸的义务，只要能增加收入，甚至规定不论官民，能招来外商增加国库收入至某数额者，都予以爵禄厚赏。国家水师游弋海上为进出商船保驾护航。元代承袭此势，在遍及世界的蒙古帝国的体系中，远洋贸易逐渐形成“全球化”趋势。然而已带有政治色彩浓厚的“朝贡”形式。 到了明初，中国已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超前的航海技术。然而为了防止在元末争霸战争中失败而逃至海外的“逆臣”的骚扰，明太祖在沿海一带颁布海禁令，晚唐以来的远洋贸易如今成为中央政府的专利。普通百姓没有出海做生意的权利，而来“天朝”贸易的外国人必须打着“朝贡”的旗号。郑和下西洋是直到今天还众口传颂的海上事业的辉煌篇章，然而这一场壮举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明朝放弃了南宋以海贸供养海军的政策，中央财政在惊人的海洋开支面前捉襟见肘。不得已狼狈叫停，此后留下的，是日益衰败的帝国海军和裹足不前的民间海上商贸。从宋代起渐成气候的沿海地方豪强自然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一度威震海外的帝国海军现在竟在一群来自民间的海盗面前束手无策，海禁越禁越乱，国家不得以做出让步，在国家垄断之外，有限度的“私营”开始张目。
　　 现在我们掉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远邻，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西班牙的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渴求财富与霸权的人们纷至沓来，葡英法等国在美洲各踞一方。从此，大西洋变成西欧人的内海。在这个圈环内，西欧的资本和冒险家接踵而来，西非的黑人被运到美洲当劳动力，去开发美洲的资源。一个建筑在世界分工体制上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网络开始呈现出来。在这个网络成形后，西洋人又从美洲和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诞生，并对亚洲大陆形成合围之势。葡萄牙人带着对东方神秘财富的渴求，第一个敲开了印度洋的大门，从马六甲到澳门，成为葡萄牙人的前进基地，西班牙因没法弄到像澳门那样的据点，就在太平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菲律宾。不过，风光一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并没有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在海上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商业贸易属于国家。黄金是为了献给国王和“上帝”，在这个时候，国家和私人并未区分开来，大家追求财富而不是以财富增值财富，一切和过去一样，历史用血与剑来书写。
　　 然而，新的参赛选手很快加入进来了，后起的商业天才英国和荷兰带着妒火闯入这里，并不占海上优势的英荷政府为了对抗西班牙人的海上霸权，不惜鼓励自己国内的海盗和民间力量前去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一决高下。伊丽莎白女王甚至以国库投资入股，与她的子民共同享有海外的红利。在资本主义精神的狂热感召下，财富变成资本，它与暴力极有效率的组织起来，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节节败退。很快被排挤出局。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在印度洋的枢纽地段建立起来，它就是——英属东印度公司与荷属东印度公司。这个时候，政府反而为私营公司所左右。荷属东印度公司公然宣布：“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夺取的地方与据点是私商的财产，不得视为国家的征服，私商有权把它们卖给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或联合省（即祖国荷兰）的另一个敌国。”
　　 这一切，并没有人觉得不妥，异军突起的新教教导大家为了上帝的荣光而奋斗于现世，继承于罗马的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指出：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尽管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加上代议机构，多元社会，个人主义，在这些巨大支柱的支持下，宗教狂热甚至国家政治利益向资本的流动和增值让路。迥异于以往的时代正在展开。
　　 暂且收回我们的目光而移向自家门口，1633年9月，郑芝龙在金门大败荷兰人，不可一世的“红夷”不得已收起枪炮，在这里他们屈从于一个东方人的海上霸权，转而试图以和平的方式与中国开展海上贸易。
　　 我无意夸耀战胜本身的所谓辉煌意义，对胜利过程穷形尽相的描写，读来也许只能一时增加血气之勇而已。这样的胜利，我们曾经并不缺乏，此战之后，还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又在雅克萨击退沙俄殖民者，那自然又是常为人们夸耀的辉煌，却阻止不了一百七十三年之后，黑龙江外的土地终于落入他人之手。
　　 那么在胜利的背后是什么值得我们去探究？去摆脱精神胜利法的梦魇？不希望在从故纸堆中翻出的这一场大捷，只成为一些人自我安慰的资本。“老子当年，比你阔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
　　 “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在和平共处的局面下，郑氏势力雄踞海上，一张前所未有的网络在东方迅速建立起来，这张网络，并非狭义的商业贸易网，在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之间，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信息情报和知识技术流动起来，互通有无。为了更有效率的适应交换的要求，东西方各个集团逐渐在组织及制度上加以改造，以使自己更适合与内外对手竞争的需要，以使自己更快更高效的在海洋上攫取每一份利润。对郑氏来说，为了维护家族的海上垄断霸权，在每一条网络回路中，强大的海洋武装力量正在建立，郑氏家族在内地之外的台湾和日本建立基地。马汉笔下所描述的近代海洋和海权意识开始抬头。
　　 在这个横跨几大洋的交换网络之间，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开始碰撞，震荡并交融，一些原有的结构在撞击中崩毁，新的结构逐渐建构起来，新的网络包融了旧的。边界由棱角分明到日趋模糊。欧洲人遵循的商业规则，资本主义精神和海洋霸权意识与亚洲人的儒家文化，家族荣誉感，组织与纪律交相辉映，在资本流动的洪流中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我复制并移植到另一个文化体系中去。这是一场平等的竞争与变革。
　　 与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海上辉煌不同，郑芝龙见证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与以往民间和平进行海贸的繁荣不同，他船坚炮利，充满霸气，敢于摧毁一切竞争者和商业壁垒。与政府垄断和管制下海贸的繁荣不同，他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商人甚至海盗，与普通的商人和海盗又不同，他还是一个“广交朝中大老”，专制闵粤海上的高官显贵，与郑和六下西洋的政治考虑仍然不同，他一心追求的是永无止境的商业利润。
　　 他的前辈，名震一时的海盗王直是一个悲剧，在受抚之后即被朝廷处死。从这一点上说，郑芝龙的运气要好得多，也成功得多。他将自己的事业纳入明王朝的体制之内，他自然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在郑氏受抚后的一系列活动中：争夺海权，移民屯垦，垄断海贸，开展通商，这一切，无一不得到朝廷要员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广为人所诟病的禁海令只不过是一纸具文。一个以前未曾有过的模式正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
　　 郑芝龙也自然成为东南沿海无可谋生而铤而走险的人们的榜样，中国人纷纷移民到马尼拉，马六甲，菲律宾寻求新的冒险天地，像颜思齐那样意图在海外建立新王国的冒险家大有人在。他们一时无法与郑氏的强大霸权相争，却有能力在与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角逐中设法站稳脚跟。通过活跃的海上贸易，在东南亚的任何一个角落，他们都能轻易得到来自中国内陆在人员，物资上的及时补充。甚至虽然受到大规模的屠杀（在马尼拉曾被西班牙人前后屠杀数万人），但却能很快恢复元气，独霸海上的郑氏家族的威权不可能永久存在，他们相信，通过努力，冒险和机缘巧合，郑氏海上霸权的建立是可以复制的，也许下一个就是自己。在竞争中他们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热情，好奇和勇气去开拓新的天地。
　　 现在看来，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中国人的船队正在枪炮的卫护之下，浩浩荡荡的游弋于东南海域，新生力量尚称不上无比强大，但异常的朝气蓬勃，长期生活于农业文明下的淳朴人们，也开始滋生对外进取拓殖的勃勃雄心。然而，我们不应忘记马汉的另一个理论：“海权与陆权乃是天生的盟友，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为敌的，不可偏废，空有海权，无法将力量延伸至人类生活的陆地，自然无法获得立即与绝对的战略胜利；而空有陆权，也无法将其强大的陆上武力投射至海外，达成其夺取或占领的目的。”郑芝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所依托的沿海内陆。这里是郑氏海上贸易的财富之源，这里为郑氏提供兵源和海外垦殖的拓荒者，郑氏家族深深的植根于这里。这所有的辉煌，在1644年之后，逐渐起了微妙的变化。
　　 1646年，清军入福州，郑芝龙降清，这之后，他的儿子——郑成功几乎是白手起家的将郑氏家族的领导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反清复明的旗帜号召下，郑成功先是依托闽浙沿海，后来又退到台湾的基地与清廷展开对抗。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的满州骑兵一时对郑氏家族竟无可奈何，在多次激战与僵持后，为要消灭抗清的郑氏海上势力，清廷严禁沿海居民出海，至清顺治18年(1661年)，更发布了沿海迁界令，将东南沿海居民迁至内地，以断绝沿海地区以物资接济郑氏的抗清力量。
　　 郑氏以海上商业贸易建立霸业，中国大陆广大的资源及市场，是其贸易活动的命脉，不论是与日本人或欧洲人做生意，大陆都是她们最主要的对象。郑氏家族由于具备良好的商情、通路，和垄断的海权地位而能够在市场供需之间获取利益。此一利益，更是明郑抗清的财政基础。禁海令一下，郑氏家族的商业帝国受到沉重打击，仅靠当时尚不发达的日本，南洋与欧洲人的商贸往来，难以支撑巨大的经费开支。海上财源骤减，又难以得到来自大陆的人力，物力的补充，郑氏家族逐渐日薄西山。
　　 不但如此，早已移居至南洋各地的华人开拓者也成为这一禁令的连带受害者，在与当地人和欧洲殖民者的竞争中，他们的损失从此难以得到来自祖国内地民间的大规模输血，因而渐居下风，在日趋残酷的斗争中他们当年雄姿英发的的气魄逐渐被消磨，挤在西方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海外中国人的生存不得已开始采取“寄人篱下”的方式，为了生存，他们服务于前者，却又遭到后者的妒恨，他们控制着南洋的经济，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这个悲剧直到今天仍在进行中。
　　 清康熙22年(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降清，这场胜负手尘埃落定。清廷靠荷兰人帮助灭掉郑氏后，逐步放松海禁，然而因为后来与西洋人贸易中频频发生事故，于是在十八世纪后期把海贸限于广州一埠，重新退回唐朝的水平。直到1840年，由于西方列强也忙于欧洲大陆的宗教和争霸战争，其殖民势力仅局限在东南亚一隅，西太平洋几成无人问津的舞台，着实名副其实的太平了一阵子。明末建立起来的这张雄跨亚洲海域的商贸巨网，在切断与大陆的血脉联系后日益萎缩干枯，网上曾流动着华人雄心与热血的每一个节点，也逐渐发生异化，无奈的以一种蹲伏而谦让的生活智慧来试图保护自己。
　　 曾经昙花一现的海上帝国，就此幻灭。在看似重新恢复平静的万里波涛之上，一场惊雷很快就要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