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柞里子:《逍遥谈》(9-12) |
| 送交者: zuolizi 2006年03月08日17:19:2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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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言远较白话为简洁,《老子》又是文言中之最简洁者之一,故其全文虽仅五千余言,倘若译成今天的白话,则非三倍之,甚至四倍之莫办.,未便全文转录。下面徵引的片段,思想既具代表性,行文亦复精彩。为方便不谙文言的读者起见,引文全部译成白话,纳入黑括号内。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有无相生”之说,可谓最早的相对论。“万物作焉而不为始”,再次申明天地系自然而成,无待神力。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古今中外,论成功之术者,无出其右。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从自然之理推及处世之道,愈比愈深,愈辩愈明。“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诚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真理,可惜懂的人不多,懂得如何实行者更少。否则,天下可以减少多少争战。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唐代有位叫王真的人,写过一本《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声称《道德经》“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文化大革命时有一伙深谙体会领导意图之辈,据此而断言“《老子》是一部兵书”。稍有常识者,皆知其非是。不过,以上引文倒是的确可以尊为用兵之法。换言之,说《老子》谈兵未尝不可,说《老子》通篇谈兵则不可。说用兵者可以把《老子》当兵书读则可,直呼《老子》为兵书则不可。王夫之《宋论》说“言兵者师之”,可谓评述得当。视《老子》为兵书,也是揣测《老子》作于战国时代的重要根据,因为时至战国兵书方盛行于世。故此谬说,虽谎谬以致可鄙可笑,仍值得一驳。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贞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千古诙谐奇文,绝非孔孟所能道,庄子亦或不能。但凡怀疑中国文化不存在英文之“humour”而须用“幽默”以对应其声音者,想必不曾读《老子》此文。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俗话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或者从此衍生而出。不过,俗话所谓,指读书的功能。老子所谓,恐非是。读书也是一种“为”,老子强调的是“无为”,故老子所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想必是指“悟”而言。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 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那么,烹调小鱼又要像什么呢?老子没有说,想必当时才学如老子者也都精通烹调因而不必多费口舌。不巧当今的知识分子多不谙此道,于是,“烹小鲜”究竟是什么意思,竟然也是“见仁见智”了。《选辑》的解释是“不要常常扰动它”。柞里子不堪“知识分子”之称,因而时常下厨,遂明烹小鱼动动实无妨,烹大鱼动多了方才不妙。因为鱼小则铲大锅大,翻动自如。鱼大则铲小锅小,动不好就把大鱼弄碎成小鱼了。窃以为老子的“大国”、“小鲜”之说,其用意仅在强调对比,并无实际意义。换言之,“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实等于说“治国若烹鲜”。更进一步说,“鲜”也不是实指。因而“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实就是说“治国如同做菜”。正象做菜须按食谱一样,故治国须以“道”。《韩非子ܬ解老》把“若烹小鲜”解释为不应打搅厨子,亦未见其可。韩非贵为王子,料想必是“远庖厨之流”,不黯烹调。故有此误。 “......,报怨以德。......”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老子》以“道可道,非常道”的辩证始,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辩证终。全文以辩证法贯穿始终。
道家思想又称“老庄”。“老”当然还是指老子,“庄”指庄子。庄子(约前369-前286)姓庄名周,战国时蒙(今河南商丘)人,与孟子同时。事迹亦见诸司马迁《史记ܦ老子韩非列传》。《老子韩非列传》也习称之为《老庄申韩列传》,因该传实为四人而作,除老子和韩非子外,另有庄子和申子。老子领先,庄子继之;申子居中,韩非继之。合四人为一传,旨在说明四人的思想有所关联。以老子韩非为传目,意在标明两个流派。以庄子继老子之后,明庄子为道家之流。以申子居韩非之先,明申子为法家之祖。不过,这些观点都是司马迁之意,是否符合当事人的意思,死无对证,难于断言。是否代表先秦时代的一般观点,似乎可疑。庄子的传世之作为《庄子》。其中有一篇曰《天下》,对先秦各思想流派有所总结和分析。从文理和语气观之,《天下》篇的作者殆非庄子本人,当为时代稍后于庄子者所作。据《天下》篇作者的观点,老子与关尹(即前文提到的关令尹喜)为一派,庄子自成另一派。然而后世大都取司马迁之说,因而“老庄”也就同“黄老”一样成了道家的代名词。 司马迁之所以视庄子为老子之徒,并非信口开河;后人之所以因袭司马迁的观点,亦非盲从无识,因《庄子》与《老子》所言确有共同之处。比如,《庄子》曾引《老子》:“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视人”,“大巧若拙”等等以证其说,即其证。此外,《庄子》称“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可与论议。”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因此,去掉聪敏、放弃智慧,方能消灭大盗;扔掉玉石、毁坏珠宝,方能杜绝小盗;焚烧符节、砸破玺印,方能使民纯朴;捣碎斗斛、折断天枰,方能使民不争;完全销毁天下所谓神圣的法则,方能同人讲理。”这主张显然是对《老子》“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慈孝;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引申和发展。至于《庄子》对“治”的最高境界的描写:“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虽未标明出自《老子》,实则完全抄袭《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只是字句略有出入而已。 倘若老子和庄子都是美国人,其子子孙孙又找得出家谱来证明其为老子庄子的后裔身份不误,则少不得有一场版权官司要打。老子之后会向庄子之后索取侵权损失美金数千万元,庄子之后会祭出疑古派的法宝,指控老子之后捏造祖先,伪托《老子》之名,行盗窃《庄子》之实,也是索取美金数千万元赔偿。官司当然还不止此。老庄两家子孙或会联合或分别起诉上迄先秦下至当今一切发行过《老子》、《庄子》的出版商,替《老子》、《庄子》作过注释的学者,或其子孙(如果当事人已经作古),也是索取美金数千万元,以赔偿其所谓精神损失。
可惜,或者说所幸,中国不是美国,没有版权的传统,所以在中国只有潘(美)杨(继业)两家世代相仇的笑话,不曾发生老庄子孙相讼的官司。虽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总难免遭人疵议,可是古往今来从来不曾听说有人指责庄子偷书。猜测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庄子》据《汉书ܦ艺文志》有五十二篇之众,现存的《庄子》虽经逸散,仍有三十三篇之多,而抄袭《老子》者不过区区数言。故可忽略而不予计较。其二,现存的《庄子》显然有因脱落、错简、误入等等而造成的勘误,也极可能并非《庄子》原作而系后人以《庄子》为基础编辑而成的一部道家文献汇编。故庄子未必须对抄袭《老子》的文字负责。 现存的《庄子》为西晋郭象注本。郭象注本以向秀未完成的注本为基础而有所增补。西晋有以风流倜傥而出名的所谓“竹林七贤”,向秀即为其中之一,但向秀主张自然与名教合一,混儒家与道家为一家,与同为“竹林七贤”而全盘否定儒家的嵇康、阮籍不同。其《庄子注》虽剩下《秋水》与《至乐》两篇未竟,本已行世,后经遗失,郭象的《庄子注》遂成为唯一流传至今的本子。因郭象注本以向秀注本为基础,有人申张应视所谓“郭象注”为向秀、郭象二人之合注。从版权的角度出发,言之不为无理。不过,郭象也是独尊道家、排斥儒学之流,与向秀之为调和派并不合拍。史称道家思想经郭象之注《庄子》而大盛于晋,可见为道家之功臣者,实为郭象而非向秀。由此观之,向注先出而遗失,郭注后继而独存,偶然耶?必然耶?发人深省。 《庄子》的思想内容虽然是进一步发扬和发展《老子》返璞归真的理论,文字却与《老子》大异其趣。《老子》以简而又简见称,几乎每一段落都是总结性的。《庄子》以铺叙描写见长,几乎每一篇都有寓言故事。其寓言故事中之生动比喻,往往被后人因袭而为成语。比如,“白驹过隙”、“呆若木鸡”、“得鱼忘筌”、“扶摇直上”、“亦步亦趋”、“井低之蛙”、“害群之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涸辙之鲋”、“每下愈况”(今多作“每况愈下”)、“鹏程万里”、“神工鬼斧”、“螳臂当车”、“吐故纳新”、“望洋兴叹”、“游刃有余”、“越俎代庖”、“捉襟见肘”等等。信手掂来,出自《庄子》的成语就有十八、十九之数。是以《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名著,而且是一部文学经典。 《庄子》最为人所熟知的比喻,是《齐物论》篇末的这么一段:“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庄周曾梦见自己是蝴蝶,轻松自在地真是一只蝴蝶。自己觉得非常快活得意,根本不只道有所谓庄周。忽然醒来,惊讶地发觉原来还是庄周。不知是庄周做梦化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作庄周?”这比喻之所以广为人知,固然是因为本身独特新奇,但也极可能另有因素。 唐代诗人李商隐以七律名家,尤以无题七律著称。这些无题诗之所以题作“无题”,大都因牵涉不可明言的私情。而这些无题诗之所以为后人津津乐道,固然是因为其本身的艺术造诣,也显然与内容涉及暧昧不无关系。所谓“食色性也”,此之谓也。李商隐的“无题”诗,并非统统无题。有的虽有题而实等同无题,因而也被归入“无题”一类。其中一首题为“锦瑟”的“无题”七律,曾在历史上引起文人骚客反复推敲其用意之所在。诗曰:“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有人说为悼亡之作,有人说“锦瑟”为情人之名,有人以为无所寄托,只是咏物。近人推测当为感慨年华而作。窃以为感慨年华之说差近,只是尚未道出为何以“锦瑟”开头。料想作者为此诗时适逢不惑之岁,故有感于“锦瑟无端五十弦”。不过,无论作何解释,“庄生晓梦迷蝴蝶”之句使《庄子ܬ齐物论》末的这一比喻家喻户晓,则可谓殊途同归。 历史常因小说戏剧而流传愈广,这是众所周知的。哲学亦可因诗词而流传愈广,于此例见之。
司马迁称庄子“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好象庄子专门同儒家作对似的,实则并不尽然。庄子既为道家者流,其不如儒家之徒尊重孔子,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据《庄子》观之,庄子充其量只是嘲笑孔子并不曾得道,并不曾以孔子作为其攻击目标,也时甚至还假借孔子之口以明其说。比如,《秋水》篇曾徵引孔子对天命的陈述,《知北游》篇曾假孔子与弟子的问答以阐述其对天地开辟以前的认识。《庄子》也不曾抨击孔子的徒子徒孙。比如,庄子与孟子同时,而《庄子》不曾涉及孟子,更遑论“诋訾”。当然,不曾攻击并不等于赞同。庄子之所以不曾论及孟子之流,极可能是因为当时儒家思想极其不合潮流,遂根本不值得一提。孟子汲汲于进取,结果却是到处碰壁,只好回家闭门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庄子无意出仕却有楚威王甘辞厚币、虚相位以待。就是一反一正两个极好的明证。 庄子的真正对手,不是孔子之徒,而是名家之流。“名家”又称“辩者”或“刑名(亦作形名)家”,为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九流”之一。同儒、法、墨、道等各流派不同,名家不大谈政治、社会和伦理,而专以认识论和逻辑学为务。公孙龙和惠施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离坚白”,后者主张“合异同”。二者均不乏追随者和拥护者,从而曾在战国时期掀起一股空前绝后的探讨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热潮。空前是好事,绝后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挫折,至少从现代科学技术之未曾从中国兴起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何以如此说?姑置之勿论,且先解释何谓“离坚白”,何谓“合同异”。 “离坚白”,亦作“坚白石二”。与“白马非马”同为公孙龙藉以名世的明辩命题。公孙龙(约前325-约前250),战国时赵人,曾为赵国公子平原君的门客。所谓“离坚白”或“坚白石二”,是说石头的白色和石头的坚硬是两种分离的属性,并不能因其同时体现在一块石头上而合二为一。理由是:用手触摸,只能知其硬,用眼观看,只能知其白,不能通过同一种认识手段而同时认识到硬与白。所谓“白马非马”,是说“白色的马”的概念,不是“马”的概念。理由是:若唤“马”,则黑马、白马、黄马等各色马都可以应。若唤“白马”,则只有白马可以应,而黑马、黄马等其他颜色的马皆不可。公孙龙的传世之作,曰《公孙龙子》,在西汉时共计有十四篇;至唐代犹完好无缺,有三卷本行世;至北宋始丧失八篇,仅余六篇,被改编成一卷本。北宋一卷、六篇、不足两千字的版本得以幸存以至于今。《公孙龙子》行文大都取对话形式,偶作寓言,兼收《老子》简洁、《庄子》铺叙之妙,亦不可多得之文学经典。 “合异同”为惠施的主张。惠施(约前370-约前310),战国时宋人,曾为魏相。所谓“合同异”者,用惠施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大同和小同的差异,叫做小同异;万物完全相同,也完全相异,这叫做大同异”。惠施的著作《惠子》一卷,见诸《汉书ܦ艺文志》,早已遗失。其片言断句散见于《庄子》、《韩非子》、《荀子》和《吕氏春秋》等书。以下所引惠施的言论皆取自《庄子ܬ天下》篇,黑括号内为白话译文: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12 前文之所徵引,有三点可进一步分析。第一,“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云云,正是现代数学所谓无穷大和无穷小的概念。第二,但凡学过平面几何者,想必皆明“无厚不可积也”的道理。不过,别忘记惠施作古的时候,平面几何的创始人欧几里得乳臭方乾。第三,燕国居中原之北,越国居中原之南,因而燕与越常被用作北方和南方的代名词。说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等于是说“天下的中央在北方之北,南方之南”。这种观点以及由“南方无穷而有穷”所放映的观点,说明惠施早在基督出世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业已作出地圆的假说。 惠施的假说和认识,显然尚属于极其抽象的阶段,是否能从这类假说或认识走向现代科学技术,得看惠施之流是否认识到证实的必要性和是否有兴趣和能力去从事证实的具体工作。然不难想象,如果惠施、公孙龙之流的辩者后继有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辩论须有证据方能辩出胜负。换言之,倘若在战国末期由名家推动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论战不曾绝后,则所谓现代科学理论颇有可能会提早两千年在中国出现。所以上文曾说:至少从现代科学技术之未曾从中国兴起的角度来看,这场论战的绝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挫折。 至于这挫折如何发生,自从民国初年以来以至于今,一直流行一种过于简单、过于肤浅的观点,以为一切都坏在孔老二手上。故民国初年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批孔”虽然别有原因,也不能说同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进步”的阻力毫无关系。出现这种过于简单、过于肤浅的观点并不稀奇,甚至可以说理所当然。理由明显之至。第一,自汉以降以至于近代,儒家为中国文化唯一持久之正统。中间虽有老庄在晋代的复兴,有佛教在南北朝时的风靡,儒家的正统地位从来不曾动摇过。既为唯一而且持久的正统,自难逃责任之所在。第二,儒家之蔑视科学技术,证据十足,无庸置疑。最常被人徵引的例子,莫若《论语》中孔子与弟子樊迟的这么一段对话(黑括号内为白话译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古代的种地和种菜的知识同现代科学技术也许谈不上有多少瓜葛,但是据此而说孔子蔑视农业技术,并从而引申之为蔑视一切技术,也未便以深文周纳责之。不过,但凡徵引这段对话来证明孔子蔑视技术者都忽略了两点。第一,孔子在说过“小人哉,樊迟也”之后还有下文。这段下文是: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段话说明孔子以经世济国者自居,也以经世济国者期待其弟子。经世济国的领导需要的不是种地的技术而是其他的本领,实为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二,治国者的大忌在于自以为无所不知,而孔子承认种地不如老农,种菜不如老圃,可见孔子这种人当领导,至少不会犯以政治理想代替科学技术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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