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宋时期的畬田与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2 |
| 送交者: tangtang 2006年03月11日19:16:2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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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畬田与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 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zxs/santak.htm 武夷新集，卷一二 其次，唐宋时期的畬田民族和后来的畲族一样也主要居住在山区。畲族之畬，又写作“輋”，反映的就是畬民居住的情况。根据20世纪50年代对于福建福安畲族的调查，福安畲族遍布全县的崇山峻岭中，村庄一般都在半山腰上，且分布极为分散，一个村庄一般都是几十户人家，聚居一百多户以上的不多见。 第三，从耕作方式来看，唐宋时期的畬民和后来的畬田民族一样，都是以畬田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朱庆馀有“蛮人独放畬田火”（《全唐诗》，5895页）的诗句，放火烧畬、刀耕火种是畬田民族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明清时期的畲族与之一脉相承。明万历进士谢肇淛游福建太姥山过湖坪时，目睹“畬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进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畬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25]。放火烧山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春分以前，此时“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耘籽而获”[26]。屈大均《广东新语》：“澄海山中有輋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土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广东通志》： “畬蛮，以刀耕火种名者也。”《龙泉县志》：“畬音奢，火种也，民以畬名，其善田者也。”《天下郡国利病书》：“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其居息为輋，故称徭所止曰輋。”这样的例子很多，此不一一。 第四，畲族从最早出现在汉文文献开始，其特点除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之外，就是“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27]说明畬民自古不受中央王朝控制，“莫猺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全唐诗》，3962页）。表现在于他们不向中央政府负担赋税和徭役。叙述畲族历史的《高皇歌》和《祖图》中多次提到了畲族耕种山田不纳税的情况，《高皇歌》有：“好入潮州凤凰山，不用纳粮亦是闲；犁田三尺无粮纳，正是狗王子孙山”；“住了潮州已多年，自种山田无纳税”。《祖图》载：“我不要平洋田也”，“我要深山空谷居住，永远耕种”，“我免用纳粮供国”。“永免难役，系抚安乐，代代子孙不纳粮税，不与庶民交婚，无占庶民田土，只望青山，刀耕火种，自供口腹，及赐木驽游猎为生，仍有异记，名籍盘瓠原是。”有关史志也有畬民“不供徭赋”的记载。如《宋史·许应龙传》：“（宋）招捕司遣统领官齐敏率师自漳趋潮，截赣寇余党……距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洞僚所聚，丐耕土田，不输赋。”顺治《潮州府志·徭人来潮之始》曰：“凤凰山诸处畬，遁入山谷，不供徭赋”；同书《輋户、蛋户》载： “（輋户）不供赋也”；吴震方《岭南杂记》卷五亦载：“潮之西北山中有輋户者，依山而处”，“不供赋也。”檀萃《说蛮·五》说：“潮州山輋……不属官，不属峒”。这在宋诗中也有所反映，从宋诗来看，畬田的税收不是全无就是很轻，所以有“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28]的诗句，即使要象征性的收起税收，税收额也很小，“官输甚微。巫山民以收粟三百斛为率，则用三、四斛了二税。”税率不及百分之一，所谓又有“税亩不什一”的说法。[29]税率只有百分之一或稍多一点，和当时期盛行的什一之税相去甚远，故说“税亩不什一”[30]。所以张孝祥又有“赋少畬田热”的说法。或许正是由于畬民不向中央政府负担赋税和徭役，所以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莫徭”，即不负担徭役之意。《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长沙郡又杂夷蜑，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畬田民族由于没有税收或者税收很轻，所以征税的依据，田亩的数量往往不被重视，每年开始畬田时，“但以百尺绳量之，曰某家今年种得若干索，以为田数。”所以有“山田不知畎亩”、“ 各愿种成千百索”[31]之说。 第五，唐宋时期有关“畬田”的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特征也与后来畲族有相似之处。如唱山歌。畬民能歌善唱，在集体劳动中，他们总要借助于山歌来助兴，平日也是“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这也和后来的畲族有某些相似之处，山歌在畲族人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唱山歌。 从唐宋有关诗文的记载来看，莫猺畬民还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与汉语并不相通，当汉人向畬民问路时，总要遇到语言上的障碍，常建“空灵山应田叟”中有“泊舟问溪口，言语皆哑咬”的诗句。他们在劳作时，“鼓噪而作”，“援桴者，有勉励督课之语，若歌曲然”。汉人因不懂畬民的语言，便认为畬民所唱山歌是“空有歌声未有词”。畬民因刀耕火种的需要，畬刀是最重要的农具，畬刀也就成为畬民最为贵重的物品，而后世畲族也有“嫁女以刀斧赀送”的习俗。[32] 综上所述，畬田虽然是历史上许多农耕民族所共有的生产方式，但唐宋时期有关畬民的史料却与后来的畬田民族，特别是畲族，多有相似之处。 四、从畬田和经济重心南移看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 畬田刀耕火种，不仅对所砍伐的林木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而且由于火势难以控制，还会殃及四邻，破坏整个生态环境。刘禹锡《畬田行》诗中对畬田破坏环境是这样描述的：“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鑚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夜色不见山，孤明星汉间，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全唐诗》，3966页）从汉族地区来说，畬田对于环境的破坏作用至少在宋代已有深刻的认识。大中祥符四年，北宋政府对畬田做出规定：“火田之禁，着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畬田，并如乡土旧例，自馀焚烧野草，须十月後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33]虽然在法律上还允许火田的存在，但对火田的时间作出了规定，必须在十月收获以后才可以火田，这与畬民在春季放火烧畬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这个禁令除了说明，当时政府已经认识到畬田对于环境的破坏之外，对于一些名义上归其统治之下的一些畬田民族，并无行政约束力。 畬田对于环境的破坏，直接表现为土壤肥力的衰减和产量的下降。畬田最初多为处女地，一般比较肥沃，所以尽管耕作方式相对落后，经营也相当粗放，但首种当年产量却不低。唐宋时期的诗文中也多有反映。刘禹锡《畬田行》曰“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馀金。”张淏《云谷杂记》中也提到：“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灰，即灰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畬田的第二年产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杂草树木在经过头一年的砍烧之后，新生的杂草树木砍烧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在不费太多力气的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收成。王禹偁“畬田词二”提到：“莫言火种无多利，树种明年似乱麻。自注云：种谷之明年，自然生禾，山民获济。”[34]史书中就有畬田中嘉禾生的记载。[35]然而，进入第三个年头之后，产量就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被迫重新选择新的山地进行砍烧。因此，迁徙成为畬民生活的主题。王禹偁诗中“种了南山种北山”既是原始互助合作的表现，也是畬民在附近地区迁徙的反映。居住分散就是迁徙的结果。 唐宋时期，或许是在畬民居住的附近地区还有大量的处女地可供年年砍烧，所以迁徙的记载相对较少，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数百年的砍烧之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因此迁徙更为频繁。史志中有关畬民“随山种插，去瘠就腴”[36]的记载，俯拾即是。如《永春县志》：“耕山而食，率二三岁而徙”。《霞浦县志》：“耕山而食，去瘠就肥，率数岁而一徙”。《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畬民……随山迁移，种谷三年，土瘠辄弃之。”而随着迁徙频率的加大，范围的扩大，环境破坏的深度和广度也就越来越大。 唐宋以后，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个方面是，畬田民族出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压力，要不断地向外迁徙；另一方面，经济重心南移，畬民聚居地区外来人口不断增加，要不断地开辟新的耕地，对于畬田民族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结果是畬汉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紧密，冲突越来越频繁。据统计，从唐代中后期到明代中期，福建的泉、漳、汀、建四州的人口增长率大于1000%，[37]是当时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而正是这个地区出现了最早的所谓“畬民之乱”。 唐至明福建人口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二十，食货·户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389-399页。 至少自唐代开始，中原王朝就开始有意识地向畬田民族集居地区进行渗透，设州立县，开疆拓土。宋神宗熙宁五年章惇“开梅山”、“籍其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8]迫于外来的强大压力，一些畬民选择归抚，如南宋漳州“南畬上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39]；这些畬民成为了宋朝的臣民，宋末张世杰等领导的抗元战争中就有畬兵的加入。[40]元灭宋以后，曾在畬人集居的福建汀、漳州地区设立屯田，并将曾参与宋军抗元的畬兵余党编入军屯之中。[41]更多的畬民则选择了迁徙，明清时期，聚居于闽、浙、赣三省交界的畬民开始向外迁徙，逐渐向闽南、闽中、闽东、闽北、浙南、赣东北等地移动。迁徙又引发了新的冲突，冲突又导致被迫迁徙。据《游洋志》记载，明初畲族由汀、漳迁移到兴化（今莆田）山区，到明万历间该地区就发生了畬与汉民之间的冲突。有学者推测，畬人进入赣东北的时间当在明代中叶，而据《贵溪县志》卷五“武备”的记载，明正德、嘉靖年间，赣东北一带曾先后出现了王浩八、袁三等领导的爆动。畬汉冲突的最高点当为所谓的“王守仁的平畬之役”。因此，明代以后的畬民迁徙，其原因除了自身的生产方式之外，更与汉族的打压有关。“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嵮，平常攀越维艰者，畬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耨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42]畬民自己的史诗中就多次提到因受官府欺侮而迁徙的事，所谓“一路搬来都一样，官府欺侮住人难”。 前面说过，畬汉之冲突始于唐代，当初南迁的汉族人口还相对较少，畬汉的力量对比还不是太明显，处于势均力敌的阶段。因此，当汉人南迁到畬田民族人的领地时，遭到畬田民族人民的强烈抵制。遂有一系列的抵抗运动发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明代开始发生了变化。明朝不仅要平定畬民的所谓“叛乱”，更想根本解决畬民的问题，使他们成为明朝的编户齐民。[43] 经过多次的所谓“平畬”之役，明代以后，畬汉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汉民反客为主，汉民称畬民为“畬客”，畬人称汉人为“明家人”。在明朝以前，畬民是基本上不受汉族统治者管辖的，畬民“不入版图，无丁赋差役”[44]，“有国者以不治治之”[45]。明代以后，畬民则开始受到以汉族为主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此时的畲族已完全沦为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民族。汉族对于畲族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传说畬民曾只许在 “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种地”，越过此限则被视为“盗耕”，或“霸耕”，如明正德中，广东畬民“盗耕”香山县南三灶禁地三百余顷。嘉靖十五年，又有一批畬民“霸耕”南三灶都里排的土地。更多的畬民出于无赖只得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沦为佃户。浙江处州府各地“佃田多是盘瓠种”[46]；福建建阳畬民“所耕田皆汉人业”[47]。然而，畬民并未就此屈服，他们“阳虽听招，阴实肆毒。”[48]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也会起来暴动和反抗。根据近人沈作乾对于汉畬相处情形的调查，汉人对于畬民一是蔑视，二是压迫，三是欺骗，四是奴役。而畬民对于汉人则一是尊崇，二是毒害。与此同时，畲族的农业文化也为汉族先进的农业文化所同化。因为畬民在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时，也不得不采用汉族先进的农耕方法。而汉族地主和官僚也有意识地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南宋真德秀在福州劝农时，就告诫当地百姓要在“勤于耕畬”之外，还要“勤于耘耔”、“勤修沟塍”、“勤于粪壤”，[49]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始畬田民族中扎根。就在不断的迁徙、冲突和融合过程中，畬田民族的农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1，牛耕代替刀耕。这从畬民结婚所送之礼物中便可见一般，畬民嫁娶时，多以农具礼物，起初是以刀耕火种农具刀斧做为礼物，如永春畲族“嫁女以刀斧赀送”，这种习俗一直保留下，据民国《德化县志》卷三，《风俗志》的记载，德化畬民仍有此俗，但随着畲族农业的汉化，婚姻嫁娶所送的嫁妆也发生了变化，如建德畲族“以犁、耙、蓑衣、刀、锄为嫁妆。”[50]景宁畲族嫁娶，“其聘资则定一十二金有五钱焉，其奁具则耒焉耜焉，而兹基焉”[51]。龙游畲族“奁具惟犁、锄、蓑衣数事”[52]。这种习俗一直保留到近代，据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载：“招赘者，无亲迎礼，奁币悉农具，而服饰甚鲜。如犁、锄、耒、耜、蓑衣、水车等，皆为必需之品。富者益以牛。贫者缺焉。” 2，梯田代替畬田。由于畬田是一种很原始的山地利用形式,由于它顺坡而耕,又不设堤埂,加上刀耕火种对于植被的破坏，所以每当大雨倾注,山水就顺坡而下,冲走大量田土,水土流失严重。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种植了,而不得不另行开辟。由于畬田的保土蓄水能力很差，一般只能种植豆、麦、粟等旱地作物，产量也不高。梯田就是为了解决畬田的水土流失问题而出现的。它的出现为水稻上山提供了条件。所谓梯田,也就是在山区,丘陵区坡地上,筑坝平土,修成许多高低不等,形状不规则的半月型田块,上下相接,象阶梯一样,故名梯田。梯田和畬田的最大区别在于，梯田具有防止水土流失设施的堤埂。元《王祯农书》首次给出了架田的概念，并对梯田的修筑技术做了详细的记载。 畬田改梯田始于唐宋时期。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了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时所看到的情景,“出庙三十里，至仰山，缘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这也是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最早的“梯田”。但是在此之前的唐朝，仰山还是一处畬田之所[53]。也就是说，仰山一带的畬田是在唐宋之间发展为梯田的。虽然仰山的畬改梯田不一定与畬田民族有关，但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畬汉的接触越来越紧密，受汉族的影响畬田民族也开始将畬田改梯田，虽然畬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当作旱地（一称农地）保留下来，但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愈来愈小。根据50 年代对于福建省福安县畲族的调查，“畲族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二种，水田较农地为多。水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对宁德县南山、漈头和南岗三片畲族土地面积的调查显示，水田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农地只占三分之一。广东省的畲族地区也有相同的情况。根据中共汕头地委统战部1955年对广东凤凰山区潮 安、饶平、丰顺三县畲族情况的调查。潮安县的山犁、碗窑、李工坑、黄竹洋，饶平县石鼓坪，丰顺县凤坪村的生产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水稻，旱地次之，还有砍柴，烧炭等副业生产。又据广东博罗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办公室1972年对博罗县横河公社嶂背大队畲族情况的调查，全队耕地面积有水田399亩，旱地25亩，合计424亩。 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畬民开始对环境和土壤肥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维护。表现之一，在废弃的畬田上插竹。畬民“随地迁移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去，去则插竹偿之。”[54]表现之二，在正利用的梯田中使用“石粪”。“石粪”，是将一种青石，燔成灰，因灰有火气，施于田，使“田得其暖，阳气乃生”。屈大均的“畬民诗”云：“畬客石为田，田肥宜石粪，英州石太多，燔石无人问”。又云：“火烧土膏暖，阳气发畬田，尽斩阴阳木，斜禾种绝巅”[55]。这种石粪，疑为石灰，明清时期在南方稻区，石灰已广泛用以改造冷浸田。 3，水稻代替了陆稻。畬田改梯田的过程，也就是水稻代替陆稻的过程。明清以前，畬田所种之作物主要为粟、豆、麦、黍、稷、芋之类。即便有稻作，也惟有旱稻而已。明清时期出现了三种新的变化：一是明清以后，番薯和玉米开始成为新的主要作物。番薯是明万历年间，从海外分别传入福建和广东的。此二地正是畬民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番薯之广泛传播实有赖于畬民之辛勤劳作。公元1594年，福建发生饥荒，巡抚金学曾下令各地种植番薯，畬民在“近山之地，辄种薯芋，名曰开輋”。[56]番薯逐渐成为畬民的主粮。二是各地畬民还根据山区特点，经营各种经济作物，主要有香菇、蓝靛、茶叶，以及杉、竹等经济林木。三是水稻的出现。畬田上所种之作物，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稻。畬民所种之稻有水稻和旱稻之分。旱稻是畬田的产物，所以又称为畬稻。而水稻则是接受汉族水田农业的产物。明清时期，畲族分布比较集中的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都有畬稻的分布。 结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自身文化传统决定的，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畬田民族来看，刀耕火种所致的民族迁徙必然会与周边民族发生冲突，即使没有经济重心的南移，畬田民族也会迟早与其它民族发生碰撞，只是经济重心的南移加速了这种碰撞的到来。
后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及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博士的帮助，在此致谢。
On She-Tian and it’s related nationalities since Tang & Song Dynasties Zeng xiongsheng The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Science Academy, Beijing, 100010
Abstract: The economical center of China had been shifted to the south during the times of Tang & Song Dynasties（AD 618-1279）,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conflict was happened among the nationalities with different agricultural pattern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nationalities of the slash and burn cultivation and Han nationality of intensive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 China, which made the so-called SHE-TIAN (slash and burn cultivation) that once occurred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16CBC-221BC)appeared on the stage again afte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This paper deal with the history of She-Tian and it’s related nationalities, the main content included cultivation of She Tian, i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rops, the possibles relation of She-Tian peoples and She nationality of modern times, and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She-Tian and it’s peoples.it is suggested that shift of economical center enhanced the clash and union of the wandering She-Tian peoples with his neighbors,especially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She-tian (slash and burn cultivation) She-Tian peoples shift of economical center to the south
[作者介绍]曾雄生，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
[1] 傅衣凌：《福建文化》第2卷第1期，1944年。 [2] 《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106页。 [3] [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畬民》。 [4]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47页。 [5] 广东潮安县凤凰公社古坪村《兰氏祖图前言》。 [6] 《王阳明全集》，331页。 [7] 《王阳明全集》，350页。 [8] 《广东通志》119册，330卷，6－7页。 [9] 《广东通志》119册，330卷，20－21页。 [10] 周硕勋：《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 [11] 张士琏：雍正八年《海阳县志》卷八。 [12] 董作宾：《说畬》，《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4期，1926年。 [13] 李根蟠：《西周耕作制简论》，《文史》第十五辑，49-50页。 [14]《全唐诗》，第4729页。注：本文所引唐诗利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铎博士主持开发的《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http://chinese.pku.edu.cn/tang/。出处页码依据为《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下同）。 [15] 庾開府集箋註,卷四。 [16]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畲田词并序》。 [17] [宋]张淏：《云谷杂记》卷四。 [18]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128-142。 [19] 《广西各县概况·农业》，民国二十二年（1933）。 [20] 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237。 [2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二《梅州》。 [22] 游修龄：《中国稻作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258-259。 [23] 见傅衣凌：《福建畲姓考》，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等。 [24]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二十《食货·户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403页。 [25] 《太姥山志》卷中、卷下。 [26] 光绪《长汀县志》卷三十三《瑶民纪略》。 [27]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谕畬》。 [28] 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畬田词三》。 [29] 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六《劳畬耕·并序》。 [30] 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六《劳畬耕·并序》。 [31] 王禹偁：《小畜集》卷八《畬田词一》。 [32] 道光《福建通志》卷二《风俗·永春》；《德化县志》卷三《风俗志》。 [33] 《宋史·食货志》。 [34] 王禹偁：《小畜集》卷八。 [35] 《旧唐书·五行志》载，元和七年十一月，龙州（今四川江油）武安川畲田中嘉禾生。 [36]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00，9。 [37] [美]彼得·J·戈雷斯：《宋代乡村的面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2期。 [38] 《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传》；参考饶宗頣：《畬瑶关系新证——暹罗《傜人文书》的《游梅山书》与宋代之开梅山》，《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25-33。 [39]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谕畬》。 [40] 《宋史·张世杰传》 [41] 《元史·兵志三》 [42] 胡先骕：《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畬客述略》，《科学》第7卷，第3期，1923年。 [43] 详见沈作乾：《畬民调查记》，《东方杂志》第21卷第7号，1924年。 [44] 同治十年《贵溪县志》卷十，《 杂类轶事》。 [45]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谕畬》。 [46] 光绪《处州府志》卷三十《诗篇》。 [47] 道光《建阳县志》卷二《畬民风俗》。 [48] 《王阳明全集》，325页。 [49]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福州劝农》。 [50] 民国《建德县志》卷三《风俗志》。 [51] 同治《景宁县志》卷十二《风土》附畬民。 [52] 余绍宋：《龙游县志》卷二《地理考，风俗》。 [53] 仰山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是中国五大禅宗之一的沩仰宗发祥地。沩仰宗的创始人慧寂和尚，曾于唐会昌元年（841年），从湖南沩山来到仰山脚下，“创庵以居”。后于宣宗年间建“栖隐寺”，其时寺庙附近既无住户，也无粮田，乃是一片原始森林，和尚吃的主要靠烧畬种植旱粮作物。《大正新修大藏经》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师（慧寂）云：‘某甲在下面锄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沩山（慧寂的师父）云：‘子今夏不虚过’……山僧与汝诸山说着：‘开得一片畬，绵绵密密，两顿粥饭，其道自办’”。也许慧寂和尚的这一片旱地正是在宋代开辟为梯田的，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梯田记载的地方。 [54] 《长汀县志》及《龙溪县志》有载。 [55] 《广东新语》卷五《石语》。 [56] 《（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 本文载《古今农业》2005年第4期 ，引用转载请以刊出本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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