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孔子于公山不狃和佛兮之召，固然未尝不曾动心，然皆不成行。未成事实的原因，史无记载。或者正因有子路之流拿孔子自己鼓吹过的忠信理论相诘难，令孔子难于下台阶；或者孔子之动心，乃一时之冲动，退而思之，难于有成而打退堂鼓。

孔子一生有过几次更好的机会，亦皆阴差阳错而未有结果。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发生内乱，孔子居齐避难。齐景公有意用孔子，因晏子的作梗而作罢。晏子，名婴，齐国名相。与管仲齐名，史称管晏，想必是因《史记》合管、晏为一传而来。晏婴的功业与言论实均远出管仲之下，然因“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为小说和戏剧所渲染，所以晏婴在民间的知名度恐怕反而在管仲之上。

晏子反对孔子的理由，用晏子自己的话来说，是：“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 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译成今日之白话，就是：“儒家之流，滑稽而不守法；傲岸不群而不服从；居丧无节制、厚葬以至破产，不可依之以为习俗；四出游说、借钱，不能委之以国政。… 如今孔子讲究穿戴，把一举一动都搞成繁琐的礼节，几世不能穷其学，毕生不能通其礼。陛下想要用孔子改变齐国的风俗，那不是以小民百姓的利益为先。”
为孔子所敬重的同辈中人屈指可数，而晏子居其一。孔子其人其道，却不为晏子所赏，怪哉？

上文提到《汉书．艺文志》把《晏子》列为儒家，今以晏子的言论观之，显然绝不会以儒自居。不过，徵引这段话的目的，并不在于指出《汉书．艺文志》的归类失误。除交代孔子在齐不遇的原因外，徵引晏子此语的目的，乃出于指出儒在先秦的形象绝非如在后世的那么“温良恭俭让”。说“儒在先秦的形象”，是因为晏子对儒的评价在先秦不乏共鸣，并非晏子一己之见。比如，老子对孔子的临别赠言，虽远较晏子所云含蓄婉转，其讥儒家所崇尚者为不切实用之学，则并无二致。又如，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与晏子“不可轨法”之论，如出一辙。

不切实用，尚可以以高调目之。至于滑稽不敬、违法乱纪、游说行乞等等，则不仅颇难同任何堪称高者，比如，高明、高超、高尚、高雅、高风、高蹈、高致、高义、高寄、高人、高士、高才等等发生联想；也恰好是儒家道德理论所鄙视者。难道晏子的指责为诬蔑？考之以史实，并非如此。比如，孔子自鲁至卫，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俸禄(相当于今日所谓薪水)多少，孔子说米六万斗，于是卫灵公也给孔子米六万斗。孔子在鲁国任职，领薪水理所当然，在卫国无所事事而拿乾薪。自然难免于游说行乞之讥。孔子不止一次带领弟子、随从数十百人往来寄居齐、卫、陈、宋、曹、蔡、叶、楚等国，费用从何而来？想必皆如在卫之“行乞”。史仅载卫灵公予孔子米六万斗，想是因其待遇特别优厚，故特别标出。因为关系没处好而讨不着的时候也有，比如，所谓“在陈绝粮”，就是一例。

后世往往视四处游说为纵横家的特点，儒无予焉。考之以史实，则儒家实开游说风气之先。比如，当孔子之时，纵横家尚未出世，而孔子早已奔走于齐、鲁、陈、卫、宋、郑、楚等国。下至战国，除道家之外，各流各派均汲汲于游说，而尤以纵横家为甚，故儒家之游说反为其所掩。其实，战国时之儒，亦未尝不游说。比如，孟子之奔走于齐、魏、滕即其证。然儒家虽为游说之祖，其游说之形象渐趋淡化以至于无形，窃以为并非偶然。游说之本意，仅指周游以推销其学说，自纵横家出而渐渐变为翻云复雨、曲意迎合、无一定之见、唯进取是图者所专有。儒家虽亦游说，然而大都固持己见，合则留，不合则去，故后世不以游说者目之。孔子在齐国因晏子之阻挠而不得志之后，接连在鲁、卫失意，均为坚持儒家的原则所致。

§46

据《史记》，孔子五十六岁时在鲁国“由大司寇摄行相事”，“大司寇”，大约相当于今日公安、检察系统的最高负责人。“慑行相事”，就是代理总理职务的意思。此事发生在公山不狃以费叛不久。费为鲁国（实属季孙氏而不属鲁君）之一城，孔子尚且不嫌小，以为说不定可以以费为根据地而得志于天下，如今既得以执鲁国之国政，其令孔子兴奋不已，自不待言，故孔子“有喜色”。不料，孔子的喜形于色，又让弟子抓到了把柄。弟子为谁？史佚其名，说不定又是子路也未可知。弟子问：“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说：不错，是有这说法。但是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乐其以贵下人”吗？

孔子当真是以居高位而礼贤下士为乐吗？柞里子不作如是观，司马迁也不如此这般想。何以知之？如果司马迁不以孔子的回答为遁词，当会记载一二礼贤下士的事例，或至少就此打住，告一段落。然而，《史记》紧接着的下文却是：“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以贵下人”云云风马牛不相及焉。不言而喻，孔子之喜形于色，显然是因有机会实践其治国的理论而起。少正卯如何乱鲁国之政？史佚其实，不可得而知，料想是反对孔子以儒家的道德观移风易俗。文化大革命时有过一段批孔插曲，少正卯被树立为遭杀害的进步分子，自是无稽之谈，不值得一驳。不过，少正卯也不见得就是乱臣贼子。不信者不妨设想：倘若晏婴是鲁国的大夫，用上文徵引的那般语言反对孔子，遭诛杀的难道不会是晏子？

史称：孔子执鲁政三月，“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失遗”。男女有别是否为一种进步姑置勿论，道不失遗于古今中外皆为美谈则无疑焉。如果史册的记载属实，那么，可见孔子的儒学未必一定为不切实际之高调。鲁国既是孔子的父母之国，又是儒家奉为圣人的周公之封地，倘若孔子能凭借鲁国而一匡天下，于孔子、于儒家，当是再好不过的事。可惜好景不长，坏事的又是齐人，不过这一回与晏婴无涉。据说齐人看到鲁国在孔子的领导之下一片升平而恐慌，以为鲁国如此则必霸，既霸则比邻鲁国的齐国必然首先被吞并。于是，有人主张割地求和。有个姓黎名锄的人比较聪明，说何妨设计使孔子之道不行，俟计谋不成再割地不晚。计从何出？齐选美女八十人，载歌载舞，赠予鲁君，鲁君于是终日观歌舞而怠政事。真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由此观之，三十六计云云，实当以美人计为第一计才是。于是，孔子那原则性极强的弟子又忍不住跳出来。子路对孔子说：您该辞职不干啦！孔子说：鲁国即将举行郊祭典礼，如果典礼结束之后，国君把祭肉分赐给大夫，我还可以留任。郊祭，指祭天地，因典礼在郊外举行，故名。北京的天坛、地坛，均设于内城之外，正缘此传统而来。结果鲁君在郊祭之后竟然不曾分赐祭肉，于是孔子辞职去国。

为什么孔子把不分赐祭肉看得比怠于政事还重大？如果不是想找个借口留下不走，就是如晏子所说，讲究一些繁琐无谓的礼节。礼节是否繁琐无谓，见仁见智，孔子不在儒家视为重大的原则上让步，于此可见一斑。

孔子去鲁之卫，适逢卫灵公当国，也就是上文提到照鲁国的俸禄、白送孔子大米六万斗的卫灵公。如此优待孔子，有人看了眼红，于是挑拨离间孔子与卫灵公的关系。孔子恐获罪，离开卫国。路过匡时，被匡人误为匡人的仇敌，几遭不测。又返回卫。卫灵公有夫人名南子，南子派人对孔子说：但凡不以同卫君结为兄弟之交为耻者，都同我见面。我希望能会见您。孔子辞谢，驾不住南子坚持，遂作了一次礼节性拜访。男女授受不亲，是儒家讲究的礼节，于是，子路又给孔子脸色看。孔子对子路赌咒发誓，以示绝无其他用心。孔子既得南子这条内线之助，卫灵公又复亲近孔子。不久，卫灵公与南子同车共载，招摇过市，召孔子乘坐在副车内紧跟。卫灵公让孔子紧跟，想必意示亲密。然而孔子却以为羞，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去卫，把执卫政的一线希望给丢了。柞里子读史记至此，忍俊不住。心想：难道孔子想叫卫灵公与孔子同车，让南子坐副车紧跟不成？可见老子、晏子以儒家崇尚的道德为迂腐，实不为诬。

§47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孔子之于卫，却堪称一失而再失，以至于三失。孔子第二次去卫之后，先后侨居曹、宋、郑，皆不得志，又返回卫。“卫灵公闻孔子来，大喜，郊迎。”显然又是一次机会。然卫灵公志在强兵，问孔子兵法。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次日卫灵公再见孔子时，抬头望飞鸟。孔子自觉没趣，遂再去卫而往来于陈、蔡之间。俎与豆，均为祭祀用的器具，所谓俎豆之事，也就是祭祀典礼的意思。卫灵公问兵法，孔子不懂兵法，老实说不懂，无可指责。在说不懂兵法之前，先来一句于祭祀是内行，则纯属多余，无怪乎卫灵公次日再见孔子时心不在焉。

孔子去鲁，因祭祀；这回去卫，又因祭祀。信鬼神，则重祭祀不足怪。据《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又曾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如此，则孔子不信鬼神甚明。既不信鬼神，何以对祭祀如此郑重其事？百思不得其解。姑置之，以待高明。不过，由此揣测，晏子指儒家不节制丧礼，厚葬以至破产之说，恐怕也不是诬蔑。

孔子在卫时，先得佛兮之召，欲行而不果。事见前，此不复赘。继而又想去投奔赵简子。赵简子当时执晋国之政，晋为堂堂大国，赵简子又非叛徒，所以孔子想去投奔赵简子，无人阻难。孔子将西渡黄河，闻窦鸣犊、舜华二人遭赵简子诛杀的消息，临河感叹而止。这一回，不是因祭祀，而是怕同窦鸣犊、舜华一样，被赵简子当绊脚石而死于非命。然亦有费思量处：佛兮与赵简子是对头，孔子既想应佛兮之召，又想依托赵简子而兴，饥不择食以至于斯欤？

赵简子不曾召孔子，故孔子之想去晋，实为一相情愿之举，谈不上是机会。孔子最后一次机会在楚国，楚召王迎孔子于陈，将以七百里地封孔子，却为楚国令尹子西所阻。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中原各国之相。子西的反对不像晏子那样从理论出发，而着眼于实际。子西问楚召王：“王之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楚王答：“无有。”子西问：“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楚王答：“无有。”子西又问：“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楚王答：“无有。”“将率”同“将帅”。子路是否真是将才，以后事观之，颇不见得，然当时必有勇冠三军的名声。子贡、宰予均为孔子高足。宰予才干如何，无可佐证。子贡则大有纵横之气，其翻云复雨、左右逢圆的口才，似乎更出苏秦、张仪之上。子西三问而令楚王泄气。于是，子西进而指出：孔子志在恢复周礼，楚王本来的爵位不过男爵，楚国本来的封疆不过五十里。如果真让孔子得势，楚国怎能为堂堂方数千里的大国？于是，楚召王打消任用孔子的念头。是年秋，楚召王死。孔子失去依靠，不得不去楚而再之卫。在卫赋闲两年而返回鲁国，时年六十有五。从此死了从政之心，退而著书立说。

在应楚召王之请之前，孔子彷徨于陈、蔡，极不得意。弟子一度有离心，孔子自己似乎亦自信不足。于是召子路、子贡和颜回，问以同样的问题：“《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匪”同“非”，“兕”，“犀”之属。“率彼旷野”，奔走于荒野之意。提问之前，先引《诗经》做个比方：既不是犀牛，又不是老虎，却奔走于荒野，比喻行动失据，处于不该处之地。然后进入正题，问：难道我的“道”不对吗？我怎么会沦落到这地步呢？孔子发言提问，动辄引《诗》，大约以为如此可以有所启发。倘若换作庄子，想必会把诗句换作寓言，言辞或古朴不如，意趣却更新鲜，故《庄子》直可作文学读之。

§48

孔子首先问子路。子路说：“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译成今日之白话，就是：“大概是我不够仁吧？所以我不受信任。大概是我不够智吧？所以我不能通行无阻。”话虽说“我”，实则指孔子，意思就是说孔子自己的修养尚不够，所以方才沦落到这地步。子路虽或迂，却直爽得可敬可爱。孔子闻此语而大为激动，说：是这么回事吗？要是够仁就必然会受信任，怎么还会有伯夷、叔齐？要是够智就必然通行无阻，怎么还会有王子比干？商朝末年有诸侯曰孤竹君。伯夷、叔齐分别为孤竹君之长子和少子。孤竹君废长立少，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而逃，叔齐相与同逃。周灭商，二人耻为亡国奴，双双绝食，饿死于首阳山。比干为商纣王之叔父，因屡谏纣王，被纣王剖心而死。伯夷、叔齐和比干都是儒家尊奉的圣人。

子路出，子贡入见。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译成今日之白话，就是：“您的道太高深了，所以这世界容您不下。您何妨低姿态一点。”子贡不愧为外交家，语气婉转而意中要害。孔子不悦，说：君子只能修道，不能以取容于世为务。子贡呀，你要是不修道而只想取容于世，你的志气太小了。

子贡出，颜回入。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译成今日之白话，就是：“您的道太高深，所以这世界容不下您。不过，您努力推行，不为这世界所容又怎么样？不容，这才显见您是君子！道不修，是自己的丑，道既大修而不受任用，那是国君的丑。不容又怎样？不容，这才显见您是君子！”孔子闻言欣然而笑，说：“颜家的孩子呀，你可真不错。要是你有钱，我来当你的管家。”对于孔子不遇的原因，颜回的分析与子贡相同；对如何处理这不遇，颜回的选择却与子贡迥异。颜回的话，听起来颇有一些像马屁。不过，古今中外会拍马屁的人都亨通，颜回却一生穷困潦倒，故定然非马屁精无疑焉。唯其一生穷困潦倒，故孔子接下来的那句话，可当笑话听，否则，就大失体统了。

史称孔子弟子三千，道高者七十有七人。又称孔子以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设教，其四科之高足分别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子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史记》合七十七人为一传，然其中四十二人仅有名姓，其余三十五人，大都亦事迹不可考。窃以为孔门弟子之中，值得标榜者，实仅子路、子贡与颜回三人，故孔子面临一生最大的危机之时，只闻召此三人问话，非偶然也。

子路，姓仲氏，名由，字子路，亦字季路。鲁国卞人，少孔子九岁。少好勇斗狠，头插公鸡毛，腰挂雄猪头，向孔子挑衅，孔子服之以礼，从此儒服请为孔子弟子。为人耿直不阿，孔子时嫌其鲁，只以升堂弟子许之，未视之为入室者。然此仅就学识而言，若就个人关系而言，子路与孔子实最为密切。孔子一举一动似皆在子路观察之下，并时有问难，非不入室者所能办。前文屡言及之，此不复赘。孔子认为子路的才干足以为千乘之国管理赋税，楚召王以为楚国的将帅才干均出子路之下，而子路却只有机会先后为鲁国权臣季氏和卫国大夫孔悝的主管。鲁、卫皆小国，不足以当千乘之号，况为鲁、卫大夫的家臣，更微不足道，想是大才而小用之。然以子路之死观之，却未见得为如此。

子路死于卫乱，所谓卫乱，简言之，始于卫灵公太子与灵公夫人南子之不和。太子恐获罪，逃亡他国。灵公死，太子之子得立为卫君。太子不甘寂寞，潜入卫国发动政变，赶走其子，自立为卫君。时子路为孔悝主管而孔悝为参与太子政变的主要人物之一。政变发生之时，子路在外，闻讯而入。涂遇孔子另一弟子子羔，劝其勿入。子路不听，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译成今日之白话，即：“吃人家的饭，就不能避人家的难。”子路抢入城，欲纵火攻太子与孔悝。混战之中子路的帽带被人砍断。子路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用帽带勒颈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