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林彪的女兒林立衡，人們習慣了叫她林豆豆，現在她叫“路漫”——這個名字，總讓人不由得聯想起屈原的那句著名的詩：“路漫漫其修遠兮”。

　　61歲的林立衡，眉眼臉型都酷肖她那位著名的父親，但要顯得豐腴一點。她上穿一件高領藍毛衣，下穿一條滖勆�褲子，臉上常挂一絲溫和的微笑，但又總透露出幾分憂郁的氣質。斑白的頭髮顯得稀疏，在一只黑色的髮卡管束下向後梳去，在脖子後面紮成一束，正面看去，使她有幾分須眉之氣。更加強記者這種感覺的，是她說話的不疾不徐，冷靜從容，很少提高聲調，也不曾發出過開懷朗笑。這位元帥之女，遭遇過那麽多驚濤駭浪，自殺過三次，“曾經滄海難爲水”，她將自己的思緒埋藏於心底深潭，再難噴濺浪花。

　　記者是在北京建國門外的阿文酒家與她見面的。與林立衡在一起的，還有她的乾媽王淑媛老太太，她是當年林彪家裏的服務員，83歲了，正來北京看林彪當年給她的這個乾女兒。酒家的楊經理，一位中年精幹女性，是林彪的老司機的女兒。記者雖然沒有見到阿文酒家的老板文定中，但早就耳聞他是當年林彪的黃埔軍校校友，後來作爲國民黨戰犯被關押了二十七年的文強的小兒子。這讓人不由得感歎大時代中各色人等命叩念嶔ず团そY。

●揮之不去的“開餐館”“拿中介費”謠言

　　媒體和網絡上一度洶湧轉載武漢一家報紙上的文章，有鼻子有眼地說林立衡在北京開了家飯店。話題很自然就從酒店和媒體說起。林立衡帶點無奈地說，有個日本右翼報刊的記者來採訪，“不知他是沒聽懂還是誇張，添油加醋，例如，說我在飯店門口豎了我父親的巨幅畫像，我在那兒成天大宴賓客，還說我告訴他三年之內‘翻案工程’就要成功……這都是沒有的事，我根本就沒有跟他說過這話。飯店也不是我開的，只不過有時去那兒而已。開業那天來了很多人，什麽人都有——估計那時就有人將情況報到上面去了。後來我也就不去那家飯店了。”

　　關於林立衡開飯館的那篇報道給她造成不小困擾。記者就聽不少人說過：“林彪女兒？不是開飯館了嗎？”林立衡說，後來給那家報紙打了電話說要訴諸法律，但是這個影響造出去，一時又怎麽能夠澄清得了？

　　類似的不實傳聞還不少，這大概是所有名人——包括名人之後——的宿命。林立衡談到家鄉黃岡的一座大橋：“那座橋是陳元特批的，他批的時候說了這麽一句：‘陳、林是一家。’——黃岡姓陳的也多。結果外面就傳開了，說是我找陳元批的，我肯定拿了中介費，甚至說我拿了三百萬。把我氣的！”說到這兒，林立衡少見地微微提高了一點聲調。“後來我對他們市裏領導面對面澄清：是你們市裏去找的人嘛。不是我啊。不過，陳元確實還是看在林家的面子上批的。是林漢雄寫了信找的他，林漢雄這個建設部長，也被人家說成拿了三百萬，他也氣得夠嗆。他不是‘六、四’後就被整下來了嘛，大橋通車的時候，當地領導給我發了請柬，我沒有去；可是他們就沒給林漢雄發，說是‘忘了’，這大橋好幾億，還是人家給你批的呢！國家給了五個億，修到一半說不夠，又寫信找我想向國家要。已經給你照顧了特批了還要！我就沒有轉這封信。後來他們還是籌集到了資金，最後竣工了。”

　　記者順勢問林漢雄現在幹什麽？林漢雄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化名“張浩”）的兒子，算下來是林立衡的堂兄，還曾與李鵬一個幼兒園。林立衡說，她這位堂兄，“現在什麽都不幹，就是打高爾夫球，就是玩。去年他75歲的時候，在阜成門外的一家大飯店舉行生日聚會，請了八百人，分了兩批，還有一些現在在位的領導也去了，他在那兒罵這個罵那個地出氣兒。我那次沒去，他還不高興，後來我們又請了他一次……”

●潛心投入口述歷史

　　林立衡剛剛從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在社科院搞口述歷史，我是最早的發起人之一。”趁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文化熱”的余緒，她於1989年參與發起了一個名爲“中國現代文化學會”的機構，後來張羅著在這個學會下面搞起一個企業文化專業委員會和一個口述歷史專業委員會。“這個‘中國現代文化學會’下面還有一個一個研究會，像胡適研究會、聞一多研究會、陳獨秀研究會……哦，最後這個‘陳獨秀研究會’被砍了——爲什麽被砍？說他們給陳獨秀‘翻案’呗。陳獨秀研究會有一千多會員呢，經費也是我設法去找的，但是這個課題涉及當前政治。”

　　她對記者最津津樂道的，是口述歷史的各個項目。《文強口述自傳》就是她推動的成果之一。“文強父子主動要跟我見面，我們就組織了一個小組，訪問了文強九次。我第一次跟他們一起去了，但是後來整個採訪、整理的過程我並不了解。記錄稿出來後送到我這裏，我也說我就不看了，我又不熟悉國民黨的歷史，你們拿去讓文強的兒子看吧。結果文定中也沒有看，書裏就出了很多錯。一個原因是訪問者不大懂文強的湖南口音，再一個原因，文強年紀大了，記憶也不那麽凖確了……”

　　林立衡告訴 記者：“我最近去了一趟武漢，是跟江漢大學談口述歷史項目的合作。江漢大學雖然在中國不算一流的大學，但他們有雄心，也有一定經濟實力，參與我們學會搞項目。去年我們在揚州開了一個全國性學術會議，現在我們正籌備2006年10月在武漢舉行第二次會議，就由江漢大學來主辦。我給他們找了個項目：李爾重的口述歷史。李爾重你知道吧？”當然知道，當年擔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第二書記，喜歡舞文弄墨，與王任重被毛 澤 東並稱爲“湖北二重”，是當時高級官員中少見的“才子”，後來當到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他九十多歲了，‘文革’後還創作了八卷本、500萬字長篇小說《新戰爭與和平》，但那是虛構作品，沒有說自己的真實往事。我們想搞他的口述回憶錄，現在他不輕易見客，但我去要見他，他還願意見我。”

　　此外，他們採訪口述的對象還有：張國焘的手槍隊長，“90多歲了，耳朵已經近乎全聾，他兒子貼在他耳邊喊，然後將他的回答傳達給我們”；“我們組織人採寫宋慶齡、宋美齡姐妹在抗日戰爭年代搞的保育會資助的孩子，當年資助了三萬多個孩子，現在他們都是老頭老太太了，中間出了不少名人，通過採訪他們，挖掘出了很多民國史上沒有披露的史料”；還有山東基督教會的一些老牧師，還打算採訪一位蔣介石的侍從文官，也90多了……

爲什麽這麽重視口述歷史？國際上口述歷史興起的原因甚多，但是，在中國或許一個大家都可意會的獨特原因是，“成文歷史”“書面歷史”已經被官方高度壟斷，真實的歷史要發出聲音，必須另闢蹊徑——至少得被記下來、留下來。而林立衡自己，一定更有體會了。事實上，她本人就應該名列歷史重大事件的最關鍵的口述人——雖然她的口述，真要立了項，更難出版。
　　林立衡對 記者還談起一個中實集團總裁王天怡的例子：“王天怡原來是下放到延安的知青，在那兒幹得挺不錯，最後當了公社的書記，晚上沒事了就去聽老頭兒聊天。那些老頭兒都是老紅軍，給點兒酒、花生米，就什麽都說，他當時年輕啊，一聽嚇壞了——這麽多歷史故事，都不敢相信啊。後來他下海了，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經常到美國去，聽到那邊研究人員說起來，跟他早年聽這些老頭兒們講的，基本上是一類東西。近年他多次要求跟我見面談談……”
　　林立衡的口述歷史項目，參與的人有文化界的，也有政界、軍界的，“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那麽大的實力，所以都與大專院校合作，像揚州大學，上海大學，北京的一些院校。還有當代史研究所的一些人，以個人名義參加。”官方沒有撥一分錢，她設法去找資金支持，主要是搞學術討論，搞培訓，推動成立新學科。
　　 記者問：你們口述歷史的成果通過什麽方式問世呢？“還是得找出版社啊。”談到出版，看來是林立衡花心思最多的一個環節，可費了一番周折——因爲現在中國的出版界是兩頭受擠：一頭是官方的口徑必須顧及不能觸犯；另一頭是市場的反應必須順著不能不理。搞口述歷史，就得顧著這兩頭，既要規避政治風險，也要規避市場風險。但看來總算有點眉目，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他們口述歷史成果的出路問題了：“北京有家出版社非常熱心，提出你們不要再找別家了，我們全出。我們就給他報了幾個選題：台灣第一家族，張國焘手槍隊長，李爾重……”

●其父其女

　　見林彪的女兒不可能不談到她父親。 記者問：最近關於林彪事件的真相，新發現什麽史料了嗎？林立衡非常明確地說：對，有不少新的史料，對於揭示林彪事件的真實情況很有幫助。金秋（吳法憲的女兒，美國一所大學歷史學副教授—— 記者注）說關於林彪事件“沒有發現新東西”，那是她還不了解呢。
　　究竟有些什麽新的發現？林立衡沒有細談，留下了一個重大懸念。
　　林立衡告訴 記者，據她所知，至少有三撥人在寫林彪的年譜。“林彪的老秘書，叫李德的，就寫了一個年譜，送到中央文獻研究室還是黨史研究室，郭德宏（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中央黨校教授—— 記者注）看了，說還不錯，要出，但也一直沒有出——本來跟廣東的一家出版社簽了約，人家給了定金，但後來他遲遲沒有弄出來，又將定金還給出版社了。”但是在林立衡看來，雖然李德弄的這一本《林彪年譜》，因爲其中有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歷，比起來要好一些，但總的說，這些年譜都還不行，因爲缺少檔案材料，只能搜集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東西來整理，“年譜要是有很多空白，價值就有限”。
　　但是這些搞林彪年譜的人之熱心，讓人印象深刻。林立衡介紹，其中有一個人是襄樊鐵路分局的業餘學者，自己搞了一百萬字，“他摳得細著呢！他找不著我們，抱著一大摞書稿拿到社科院去，找到了李鐵映（時任社科院長）的秘書，李又把他介紹到我們近代史所的書記看了。他自己跟香港的出版社聯系談出書，想要我們給他提供資料，但我們自己都很困難。我們學會是從俄國買了一部分檔案資料回來，都還沒有翻譯。”
　　林立衡談到家鄉故居：“林家大灣我父親的故居，民間搞了個紀念館開放參觀，原來是一張門票五塊錢，後來提到十塊，又提到20塊，現在呢，收30塊，參觀的人很多，他們很賺錢呐！——不過跟我完全沒有關系。現在人家說我在那兒掙錢呢。你說我冤不冤！”既然是父親的房産，現在她作爲僅存的直系後代，是否應該擁有繼承權？林立衡聽了這一問，連連擺手：“林家家族內部，村子與村子之間，矛盾多了，窮的時候沒事，有了利益了就爭得不可開交，我可不摻乎。”

●名字禁忌

　　坊間傳說林立衡寫了一本書，談林彪事件的經過，報到中央文獻研究室，但一直沒有批下來，石沈大海。當向林立衡求證時，她斷然否認：“沒有這回事。”
　　不過，林立衡確實寫過不少關於父親的文字。不僅寫過關於林彪“9·13”事件這一段經歷，還寫過更早時期的回憶，“我從來沒有主動拿出去發表，但是有一些分別登出去了，網上也有一些。”那麽是怎麽散布出去的呢？“我寫這個東西很多人都看過啊，都可以複印嘛——他拿去看，複印不複印，我也不知道。”“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大將羅瑞卿》一書中，就引了很多我的話。不是我直接給作者的，是他從別人那裏弄來的。”南京一家雜誌登出來幾章，出版社的人很緊張，因爲上面要查。
　　 記者問：查什麽呢？林立衡苦笑：“無非是查怎麽登了我寫的東西！”
　　這件事，是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告訴她的，說人家用你的東西你都不管？“我說無所謂，我也管不了。後來我跟她說了，那幾年國內的文章中哪些是我啓動、推動的，哪些是人家寫得比較客觀的，我給她列了一遍。她就把這次見面我說的每句話每個字，都整理出來，後來就出了本書《紅色家庭檔案》——這也是別人告訴我的。”

記者談起，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了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林立衡說：對，我看了。“國內有關方面還懷疑是我組織的呢，其實我對這套書的編輯、出版過程，一無所知。在該書出版之前，我跟主編丁凱文也並沒有單獨接觸過。出版後才見過一面。”
　　 記者問：莫非你的名字在國內報刊上出現，迄今仍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林立衡說，豈止是“敏感”？有關部門都知道上邊有規定：涉及到我，所有的鏡頭不能上，所有的照片不能上，所有的名字不能出現。我已經碰到過幾次這樣的事了，作者採訪了，但登不出去。“就是因爲我是林彪的女兒呗。”

　　不過，現在中國已經有了這麽多報刊和出版社、每年出這麽多文字，加上互聯網的勃興，當局要想在出版物上完全封殺一個人的名字，殊非易事，總有“漏網之魚”。 記者目力所及，有不少文章中就提到林立衡——在《文強口述自傳》中，採訪者就注明了林立衡參與推動這一項目。這大概也取決於在當權者眼中這個名字出現的場合和影響，以及媒體對這個名字處理的方式吧。一般來講，媒體對“林立衡”這個名字重視的程度與檢查官禁止的力度，是成正比的：偶爾提到的，可以過關；突出介紹的，必禁無疑。
　　林立衡講了這麽一件事：一位老同學是《人民畫報》的資深攝影記者，與她約著去南京一家摩托車廠參加五十周年廠慶，該廠希望他們去拍照以擴大知名度，答應給十萬元，一半贊助《人民畫報》，一半贊助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所領導叮囑林立衡說：咱們所裏經費這麽困難，你可一定要去呀！他們就去了。但是回來後，《人民畫報》這一題材因爲牽涉到林立衡，畫報社不敢擅自做主，就去請示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白克明，白克明說，哎呀，這件事不好辦，你們還是打個報告來吧。畫報社不敢打這個報告，這件事就這麽不了了之，摩托車廠答應的十萬塊錢也沒影了，林立衡就算白折騰了一趟！“那位《人民畫報》記者還來找我說，你看，最近國慶節我們畫報登的這1959年國慶檢閱的歷史照片，林彪也在裏面呢。你爸的照片都能登，你的照片怎麽不能登？我說，你別問我呀，是你們動員我去南京的，你們去請示上面爲什麽不能登我的照片啊！”

●“十大元帥”的商機與禁令

　　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金錢越來越成爲人們的驅動力，即便是過去的政治“雷區”，如果人們認爲有商機，也會挖空心思去打“擦邊球”。在這種情況下，林彪的名字也被一些商家看中，動起了生意經的腦筋。將林彪包括在內的“十大元帥”系列的圖書、郵票、屏風、紀念幣，以及烙畫、火花……層出不窮。連牙買加都看中商機，委托瑞士銀行製作、發行《中國十大元帥》和《中國十大將軍》各一套紀念幣，《十大元帥》全球發行2000套，《十大將軍》全球發行1800套。
　　外國搞，中國當局鞭長莫及；但是中國國內搞，當局不能放過。2004年，有家公司投資搞了一套“十大元帥金郵票”，把林彪的肖像也列進去了，使勁炒作了一把。林立衡介紹說，有人把這件事反映到曾慶紅那兒去了，曾慶紅下令查那個老板，版也都得銷毀。但這件事已經傳開去，社會上都知道搞了套“十大元帥郵票”，於是後來官方決定，重新再搞一套，就通過中央統戰部下面的黃埔同學會出面來搞。
　　林立衡說：這個阿文酒家，是黃埔同學會的一個“點”——文強不是黃埔軍校的麽。2004年他們找不到我，就通過這個酒家的老板文定中來找我，說要以“黃埔同學會”的名義，組織一次十個元帥子女的大聚會。其實那幾家已經都聚會過了，開始是六個元帥的子女，後來陳昊蘇寫了個倡議書，要搞十個元帥子女的大聚會，出一本紀念十個元帥的郵票冊。後來就真的辦成了，所有元帥家的子女，像朱德家、賀龍家、劉伯承家……的子女都到了，有的家來了一個，有的家來了好幾個。我本來說不參加，統戰部的一位處長再三打電話來，要我無論如何得來一趟，說這些人都挺想你呢。我就去了。他們找了一家北京的文化公司，照了很多照片。還要來的元帥子女都簽名，也要我簽，簽就簽吧。那天還請來了一位著名畫家劉宇一，是畫《開國盛世》那張油畫的（現懸挂於天安門城樓—— 記者注）；他還畫過《十大元帥》（現懸挂於中央軍委大樓—— 記者注），把他這張畫也擺出來，想在郵冊前面用上。看得出來，他們策劃這件事想得挺成熟、周到的！
　　林立衡介紹：聚會中間念了陳昊蘇那份倡議書，還說，郵冊出版的時候要開新聞發布會，要給每人一部分報酬，還要求各家凖備與老人的合影照片。結果呢，等了幾個月沒有消息了，我也再沒有與他們聯系。後來我是在報紙上看到新聞發布會開過了，這些老帥的子女也都出場了——就是沒我！又過了一段時間，統戰部那個處長來了，給我送來郵冊，一再解釋說新聞發布會沒敢讓你知道，說是他們討論過，好多人不同意請我，怕我一參加會引起海內外很多猜測，認爲當局有什麽“新動向”。
　　林立衡後來看那郵冊，倒是按照順序排了，可是把當時沒去的一些人給加上了——是用技術手段合成的；她的名字呢，給勾掉了——照片裏的人還在，照片說明裏的名兒沒了，簽名裏頭也沒有她的了……

　林立衡想得開：“咳，算了，我也別湊熱鬧了。其實這些事都是一些文化公司投入資金，想一炮打響掙大錢。這些子女呢，以聶帥（聶榮臻）家的聶力爲首，她是老大姐，也是好意，想把這些人召集起來出個東西。但是這些東西最後都要送審的！要一道一道地審，中共黨史研究室，總政……都要審。審起來有我在裏頭就通不過嘛。”

　　類似的事情不止一件。她說：“上次中央文獻研究室和總政的人來見我，送給我十個元帥和十個大將銀質紀念品，裏面也有郵票，告訴我說新聞發布會早開過了。我這邊有人要拍照，她們不讓，她們自己的人拍了好多。我估計，她們是怕我們把照片給傳出去了！”

●坎坷身世，見證歷史

　　林立衡這一生吃過很多苦，出生於抗日戰爭晚期的她，雖貴爲元帥之女，但少年到青年時期，並沒有享受過多少天倫之樂。高牆深院，與世隔絕，又有一個嚴厲苛刻的母親，使她心靈中時刻徽株幱埃�在20歲、24歲和30歲的時候，曾經三次自殺。“九一三”事件中，雖然她再三請求當局採取斷然措施，阻止林彪被其母親和弟弟帶上飛機出逃，但事件發生，她不僅頃刻之間失去所有家人，而且很快被懷疑是“林彪留下的釘子”而受到關押審查，兩年中被折磨得體重只有30多公斤，頭髮大量脫落，還掉了6顆牙。

　　林立衡並沒有刻意去談“九一三”之後受審查的那段日子。但她也不回避。她說，空軍的夫婦作家彭東海、李克菲寫了一本《絕密飛行——共和國領袖專機保障親歷》的書，其中寫到了她。爲什麽會寫到她？因爲夫婦倆採訪了中國第一、二代女飛行員諸慧芬、于富蘭，而這兩人當年是管林立衡的專案組的組長。“諸慧芬後來職務挺高的，好像還當了中央候補委員，當時對我拍著桌子吼叫審訊，弄來一幫女連長、女指導員，圍著我天天批鬥。其實她啥也不知道。當時我跟他們頂得很厲害，她越凶我越不說……可是她們幾位後來接受作家採訪時講到我，還盡說我的好話。”

　　在林立衡被整得死去活來時，有人暗示她趕快給毛主席寫信吧，否則就全毀了。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立衡的信，批示：“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她和死黨分子有區別。”政治局決定讓她下放到位於河南開封的空軍某師農場。

　　林立衡在那裏養豬，做酒，雖然不再天天挨批，但由於接觸農藥，使她在監禁期間染上的過敏症，更加變本加厲，身體每況愈下。1975年10月，她被令轉業，到鄭州的一個汽車廠當副營級革委會副主任，分工管計劃生育；可沒幾天，“反擊右傾翻案風”就刮了起來，她被趕到車間當工人，力不負重，把右腳四根趾骨摔斷……直到1984年，一身重病的林立衡才被送進醫院。又經過多年周折，才被安排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半個世紀在政治旋渦中受折磨，終於過上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日子。

　　有位認識林立衡多年的朋友告訴筆者：“我和她同別人在一起，每次她對別人說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
就很得意地回過頭來對我說：這個你都不知道吧！很像一個得意的孩子。她身上真是有很單純的一面。”

　　她的心裏，還有多少世人不知道的事？

　　正當本文一段一段放上博客的時候，筆者又得知：她在身份證上的名字是“車前”——她八十年代中期調回北京時，上級要求她身份證上不得用真名實姓，便起了這麽個名字。是寓意“車到山前必有路”嗎？

　　林立衡，一段歷史的見證人，從歷史跋涉而來，正向歷史跋涉而去。

点击数: 213 | 回复数：3 | 时间:2006-3-16 22:4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