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就来看雅典人在战争中的一些行动，尤其是注意他们作为行动者提出的理由。幸运的是，希腊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可供分析的理由。这首先得归功于当时希腊人的制度和惯例，在采取行动之前，即便是敌方，他们也允许其发言陈述自己的观点；其次，我们当然要感谢《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作者，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相当宝贵的演讲辞，虽然其中有的是设身处地的揣摩的结果。我们下面主要分析两个例子。

1、 是否屠城杀降？

密提林原是雅典同盟的一个贵族政体的独立属国，后来倒向伯罗奔尼撒同盟，据密提林人说，他们倒向的理由是因为雅典人建立提洛同盟后，对于波斯的敌视越来越少，而关心奴役自己的同盟者却越来越多，于是他们感到恐惧，对雅典的领导不再信任。他们的陈辞还涉及到同盟的两个基础：第一是认为同盟需要有诚实的信念和友谊、要有共同的心理状态，这样行动才会一致；第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有所畏惧，保持某种力量的均势才有安全。

后来雅典人攻打密提林人，密提林人粮食吃完，人民反对贵族当局而主张向雅典投降，生死任由雅典人处置。在雅典就发生了一场如何处置他们的辩论。开始雅典人在愤怒的情绪下，决定把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都处死刑，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但是第二天，雅典人的情绪有了突然的改变，他们开始想到这样的一个决议是多么残酷和史无前例的－—不仅杀戮有罪的人，而且屠杀一个国家的全部人民，于是重开辩论。

克里昂仍坚持他提出的处死密提林人的原有议案。他发言说：有怜悯之感；迷恋于巧妙的辩论因而误入迷途；宽大为怀，不念旧恶－—这三件事情对于一个统治的帝国都是十分有害的。他甚至认为这正是使民主政治不能进行有效的帝国统治的弊病。惩罚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法是马上毫不留情地报复。

戴奥多都斯则激烈地反对处死密提林人的建议。他开始也提到了民主政治的弊病，即提出提案的个人往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和危险，而做出决议的群众却不负责任，如改变决定也是只迁怒于原先的提议人，这样使得提议者和发言人为了做好事常常不得不对大众说谎，使用欺骗的手腕。有了这样一个开头，就使我们怀疑戴奥多都斯后面提出不滥杀密提林人民的理由是不是完全真实的了，或至少他所提出的名义上的理由并不是他主要的理由。他心里还有更深的理由——这种理由可能是道德的理由。而他可能为了要最有效地达到使大家能投票通过宽容的决议，却没有诉诸这种理由，而是主要提出功利的理由。他说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决议对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正确的问题。确实可以证明他们是有罪的；但还是不能因此就主张把他们处死，除非那样作对雅典有利。而事实上赦免他们对于国家才是最有利的。如果采纳克利昂的办法，那么以后每个城邦不但在叛变时将作更充分的准备，而且在被围攻的时候将抵抗到底而绝不投降。我们不应当剥夺叛逆者悔过的可能和他们尽快赎罪的机会，不使他们陷于绝境。

戴奥多都斯反复说他不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而只考虑怎样做对于雅典最为有利。他甚至说报复他们是正义的，但在这一情况中正义和利益不能一致，所以应当更考虑利益。尽管如此，当他说到下面一些话时，还是具有道德的含义。他说城邦和个人一样，都是天性易于犯错误的。这实际上就会宽容打开了通路。他还说，我们不应当过于相信死刑的效力。我们应当认识到，正当的安全基础在于善良的管理，而不在于刑罚的恐怖。对待一个自由民族的正当方法不是要在他们叛变之后处以严重的惩罚；而应当在他们叛变之前予以防范。如果我们不得不用武力的话，我们也应当只归咎于尽量少数的人。对于保全雅典帝国最有利的是宁可让人家对我们不住，也不要把那些活着对我们有利的人处死。所以他主张只是从容地审判那些被认为有罪送到雅典来的人，而让其余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城市中生活着。

举手表决时，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只以微弱的多数得到通过。于是雅典人马上另派一条战舰去追赶一昼夜前出发去传达杀戮命令的战舰，第二条船上的水手拼命划桨，没有休息，而负有那一可怕使命的第一条战舰则一直从容地航行，结果，它只是早到一点，当那里的雅典司令官刚准备执行命令，第二条战舰就进了港口，阻止了这次屠杀。

这件事也许反映了民主政治的某种尴尬和无奈，面对大众，尤其是在某些紧迫的问题上，要使正确的提议通过常常得使用某些技巧，有时不可能说出全部的理由或者真相，甚至于不排除说谎。但比较起来，民主制看来还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雅典人在这件事情上也还是做得比斯巴达人有文明的教养和高尚，紧接着修昔底德就写到斯巴达人为了讨好底比斯人，不留情地杀死了投降的普拉提亚人。而色雷斯人不仅杀死密卡利苏斯城内的成年平民、甚至杀死儿童学校的儿童。[18]

2、 是否武力胁迫中立者？

弥罗斯岛是斯巴达移民建立的城邦。他们一直不愿意隶属于雅典帝国，保持中立态度，后来雅典人带军队来到弥罗斯的领土，要求他们加入到自己一边，否则就将诉诸武力，在这样做之前，他们派遣代表和弥罗斯交涉。雅典人和弥罗斯人的辩论是一次开诚布公的、强者和弱者有关生死存亡的辩论，这一辩论的场景也许不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其中的理由看来还是反映了各自的观点。

弥罗斯人让雅典人在少数统治者面前发言。雅典代表首先坦白地说，他们不想说诸如因为雅典人打败了波斯人，所以有维持帝国的权利；或者说雅典人现在和弥罗斯人作战，是因为弥罗斯人损害了雅典人－—说这套话都是大家所不相信的。他首先亮出讨论的前提原则，说“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强权即公理”，他建议弥罗斯只应该在这个前提下争取他们所能够争取的。而弥罗斯人则试图让雅典人设身处地，说这个原则影响到你们也和影响到任何其他人一样，如果你们自己到了倾危的一日，就会受到可怕的报复。

雅典人不以为意，也许他们觉得帝国的末日还很遥远。他们只是敦促对方在武力威胁面前考虑怎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说“我们使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帝国，不是我们想自找麻烦，而是为着你们的利益，同时也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想保全你们。”弥罗斯人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做奴隶，而你们做主人，怎么会有同等的利益呢？”他们问雅典人为什么不赞成他们保守中立，不做任何一边的盟邦。雅典人说“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敌视对我们的损害少，而我们和你们的友好对我们的损害多；”即他们是想在实力的基础上寻求最大的利益，他们也是在这种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不在乎弥罗斯人的敌视。弥罗斯人又试图提请雅典人注意历史，注意他们与其他雅典属国的不同，他们毕竟已经享有了七百年的自由。而雅典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差别，那个国家有力量，它就可以保持独立，我们不去攻击它是因为我们有所畏惧。言外之意是弱小的弥罗斯人是他们毫不足惧的。弥罗斯人的问题就仅在于怎样保全自己的生命，不去无望地反抗过分强大的对方。这里的逻辑仍然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功利和强权逻辑，完全是实力在说话，而再没有其他的考虑。

弥罗斯人也开始试图运用这一逻辑来说服对方，说在战争中，人数众多的有时也不一定胜利。而且，“假使我们屈服，那么，我们的一切希望都丧失了；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继续斗争，我们还是有希望站立起来的。”雅典人要弥罗斯人放弃任何希望，说希望如果有结实可恃的资源，你们不妨沉醉在希望中。但是按性质说，希望是一个要付出很高代价的商品。弥罗斯人又说到神祗的保佑，因为他们是代表公理而反对不义；而同族的斯巴达人也会因为荣誉的缘故援助他们，雅典人回答说“我们和你们都有神祇的庇佑，我们的目的和行动完全合于人们对于神祇的信仰，也适合于指导人们自己行动的原则。我们对于神祇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是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地行事。”在此，一种“任何国家只要有可能都会进行扩张“的原则上升到了“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的地位，强者照此行事，弱者自认倒楣，关键的是你要争取做强者而不是谈论道德和怜悯。弥罗斯人希望雅典人从弱者的地位设身处地，而雅典人却要弥罗斯人从强者的地位设身处地。意思是如果强弱易位，你弥罗斯人也会这样做。而斯巴达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不会为着保持荣誉的关系来援救你们，斯巴达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爱做的就是光荣的，合乎他们利益的就是正义的。

雅典人最后对弥罗斯人说，你们的资源很少，不能使你们应付你们目前所对抗的力量而获得生存的机会。所以，以独立的态度对待地位相等的人，以恭顺的态度对待地位较高的人，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地位较低的人－这是安全的常规。弥罗斯人最终不愿意抛弃自他们的城邦建立以来享受了七百年的自由，决定抵抗。围攻战进行得很激烈，因为城内有叛变者，弥罗斯人最后无条件地向雅典人投降了。凡适合于兵役年龄而被俘虏的人们都被雅典人杀了；妇女及孩童则出卖为奴隶。[19]雅典人把弥罗斯作为自己的领土，后来派了五百移民移居在那里。

整个辩论中，雅典人的态度都表现得相当无所谓。大概他们认为由于雅典的实力太强大，而弥罗斯的力量太弱小，雅典人完全可以不在乎弥罗斯人的态度，而这场辩论对弥罗斯人却是生死攸关的。但这一对弥罗斯人生死攸关的事情在雅典人那里似乎是轻飘飘的，弥罗斯人试图诉诸雅典人的同情心，却完全不起作用，而对功利逻辑的运用，也无法使雅典人改变决定。雅典人极其冷静和清醒的只考虑一种逻辑，这就是功利的逻辑、实力的逻辑、强权的逻辑。如果在国际关系中只有这一种逻辑，那人类的处境确实是永远不会让人乐观。自然，不仅任何强弱都是相对的，最强的也可能有一天强弱易位，[20]无论如何，雅典代表的发言是很难得的一篇坦率的为强权辩护的辩辞，其揭示的人类处境值得人类深长思之。

后来雅典人又为他们远征西西里辩护说，“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城邦行使绝对权力的时候，合乎逻辑的方针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针，种族上的联系只有在他们靠得住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依照每个时期的特殊情况而决定他的朋友和敌人。”这些话类似近代“没有永久的敌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这可能真的是人类过去历史的基本事实，但如果这也就是人类固定不变的未来那将令人悲哀。雅典人还为自己的扩张行为辩护说，“在希腊，我们统治了一些城市，使我们自己不受别人的统治；在西西里，我们是来解放一些城市，使我们不受西西里人的侵害。”这样说就太过分了，他们派遣强大的舰队来进攻西西里人竟然是因为害怕遥远的西西里人会侵害他们。雅典人又说：“我们不得不干涉各方面的事务，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各方面防范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干涉政策和我们的国格令誉全都合于你们的利益，”这种为追求一种自身绝对安全的干涉理由也是很难让人信服的的。[21]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几乎到处都只是听见功利的声音。正义的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喑哑的。偶尔听到谈论，谈论它的只是弱者，强者甚至已不屑于掩盖自己，认为完全可以免谈，这样他自然也就完全不受正义的约束，哪怕仅仅是在名义上。弱者的这种谈论对强者来说也不起作用，雅典人甚至要弥罗斯人完全不要谈正义，而只是计算他们放弃自由独立和不放弃自由独立的利弊。而人类如果真的要趋近一种持久的和平，结束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是有必要超越这样一种纯粹功利和强权的逻辑的。

战争的后果

确实有使参与者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战争，人们的精神在这样一种战争中仿佛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浴，道德的基本标准未遭到破坏，精神反得提升。例如，希波战争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却不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它对希腊人不仅是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深深地损害到他们的精神与道德。

对精神和基本道德的冲击首先是来自战时的自然祸患。当斯巴达人战争初期进逼到雅典城外大肆抢掠、破坏雅典农民在阿提卡的家园时，伯里克利欲避其锋而不许出战，人们都躲避到雅典城里而十分拥挤，这时瘟疫突然发生了。它来势凶猛，染病者就像羊群一样死亡着，强者和弱者一样染病死亡，那些能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的人也是一样，人们完全悴不及防，也无法防范，实际上医生死得最多。任何医疗技术都毫无办法，求神问卜也无济于事。人们根本不知什么时候会得这种病，也不知道谁能捱过去，以及是怎样捱过去的。在这种完全无力和莫名恐惧的情况下，由于人们不知道原因结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许多人对宗教和法律的规则也就不关心了，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公开地放纵，决定迅速地化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他们不再害怕神，因为他们看见敬神的人和不敬神的人、好人和坏人一样死亡。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许多家庭即因无人照顾而全部死亡，常常连尸体也无人掩埋。当然其中也还是有英雄主义的事迹，但更浓重的弥漫的是绝望和放纵的情绪。[22]当生存遇到莫大也是莫名其妙的危险，几乎任何人都可能在一时间动摇自己的道德信念。

但是，应该说自然造成的祸患还是暂时的，我们其实也很快就看到雅典人在精神和斗志上恢复过来。他们在瘟疫、在历次失败后的自我恢复能力甚至使人吃惊。但是，对精神和道德更致命和持久的伤害还是来自人自身的行为，来自人所发动的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战争的性质是否正义变得毫无意义，战争本身的规则也被破坏了。而且这还不仅是一场外战，也是一场内战。在许多城邦的内部，贵族党和民主党之间也都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和流血。那些原来比邻而居的人们厮杀起来比对外敌还更凶狠、更残忍。修昔底德描述了发生在希腊许多城邦、尤其是科西拉的内乱和革命，并在第三卷第五章中发表了也许是全书最长的一段笔调冷静而又不无忧伤的作者评论。他写道：科西拉民主党人继续屠杀他们自己的公民中他们所认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是因为个人的私仇而被杀害的，或者因为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他也写到了麦加拉的贵族党人如何背信弃义地杀害民主党人及与他们有私仇的人（第四卷第六章）。

修昔底德评论科西拉的内乱说：这次革命是这样残酷；因为这是第一批革命中间的一个，所以显得更加残酷些。当然，后来事实上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

而我们还看到，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超级大邦也是积极干预各国的内政，而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对于自己国家实行的政体的道德信念，不如说更多地是出自赤裸裸的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即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所支持的城邦人们的利益和愿望而这样做，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这样做，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为了加强自身及联盟的力量。

这些内乱还不仅是戕害生命，它还是对底线伦理或者说基本道德的侵犯（修昔底德称之为“人类的普遍法则”）。正是这种侵犯会使对生命的戕害持续不断。如果规则尚未破坏，仅仅是出于自卫（哪怕是先发制人的自卫）而杀人，那么，一次杀戮可能就是一次杀戮，或者，杀戮迟早会受到评判和追究，但如果规则被破坏了、甚至正邪观念完全被倒置过来了，那么杀戮就将持续不断，甚至成为一种光荣。在修昔底德的笔下，我们看到，在科西拉等城邦的第一次革命引起了连锁反应，而在暴力手段上则是变本加厉。在那些革命发生较迟的地方，因为知道了别处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引起许多热忱的新暴行，表现于夺取政权方法上的处心积虑和前所未闻的残酷报复上。为了适合事物的改变，常用辞句的意义也改变了。过去被看作是“侵略”的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党派对于它的成员所要求的“勇敢”；明智的“远见”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中庸”则只是“软弱”的外衣；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阴谋也成了智慧的表示。总之，先发制人，无论是制恶还是制善，都同样地受到鼓励。家族关系不如党派关系强固，因为党人更愿意为着任何理由，趋于极端而不辞。这些党派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现行法律的利益，而是推翻现行制度以夺取政权；这些党派的成员彼此信任，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宗教团体的教友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是犯罪和流血的伙伴。至于抱着温和观点的公民，他们受到两个极端党派的摧残，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斗争，就是因为嫉妒他们可能逃脱灾难而生存下去。

修昔底德指出，结果，这些内乱和革命使整个希腊世界的品性普遍地堕落了。互相敌对的情绪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态度对待对方。没有那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那个誓言是人们不敢破坏的；人人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别人不能信任，只尽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别人的伤害。而通常那些最没有智慧的人，这时却表现得最有生存的力量，因为他们害怕在辩论中失败，或者在阴谋诡计中为机警的敌人所战胜，他们大胆地直接开始行动；而他们的敌人过于相信自己能够预料事务的发生，认为没有必要来以暴力夺取那些他们能够利用政策获得的东西，因而他们更易于被杀害。破坏法律和秩序最早的例子发生于科西拉。在那里，有过去被傲慢地压迫而不是被贤慧地统治的人，一旦胜利了的时候，就实行报复；有那些特别为灾难所迫，希望避免他们惯常的贫困而贪求邻人财产的人所采取的邪恶决议；有野蛮而残酷无情的行动，人们参加这种行动，不是为着图利，而是因为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驱使他们参加互相残杀的斗争。

修昔底德分析了产生这些罪恶的原因。他认为，由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虽然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着他们自己谋得利益。而一旦党派斗争爆发的时候，激烈的疯狂情绪发生作用，这也是原因之一。最深的原因是植根于人性，在修昔底德看来，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也总是易于犯法的。但是，在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较容易遵守比较道德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作那些他们不愿意去作的事。而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他们的日常需要，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战时文明生活的通常习惯都在混乱中，人性就更傲慢地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这种嫉妒使人们重视复仇而轻视宗教，重视利益而轻视正义。在对他人复仇的时候，人们开始预先取消那些人类的普遍法则——而这些法则本来是使所有受痛苦的人有得救的希望的。因此之故，修昔底德对未来也不是太乐观，他倾向于认为，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种灾殃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尽管残酷的程度或有不同；依照不同的情况，而有大同小异之分。[23]

总之，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了。虽然后来还有一些英勇的试图复兴的努力，但雅典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渐凝结为历史。而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希腊人所无比珍视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甚至还可以说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一次滑入波谷，是人性旋律的一次趋于低沉。当然，在这些衰败的景象之下，还是保留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种子，还是会有新的东西生长。人类有把握说，他还能达到新的辉煌。事实上我们后来也见到了这一点，但那已经是另一种辉煌。

[1]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91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 不难注意到，在这些璀灿的群星中，前期最突出的是如梭伦、克利斯梯尼、伯里克利等政治家、而后期最突出的是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哲学的猫头鹰确实往往在黄昏才起飞，哲人的角色往往是解释、反省、沉思、有时也包括哀悼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3] 这有些类似于美国立国后一、二百年间所经历的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如戈登·伍德所言，美国在其立国之初，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还在相当程度上是推崇贵族和身份等级制的，但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社会却转向了一种平等的大众民主。见其《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例如梭伦改革在当时穷人要求平分土地和富人想不损害自己利益两者间寻求中道：他废除所有债务、解放债务奴隶并禁止以后再有类似的出卖人身的契约，但并不平分土地；在政治、官职上他给予所有自由公民以选举权，但却只有那些财富达到一定标准的人有被选举权。他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　“我卫护两方，进退维谷，”“在他们的武装对垒群中，立起了一根分隔两方的柱子。”“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等等，而这种“中道”相对于错误的极端来说，又是一种“直道”或“正道”：“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详见《雅典政制》，《古希腊罗马名人传》等书。

[5] 当然，这并不是说，出身贵族者赞成民主都是出于公心，或都有很高的德性，而毋宁说动机常常是混合的，如克利斯梯尼制定民主宪法有可能是更好地维护家族的利益，伯里克利支持民主也有和当时站在贵族立场的政敌抗衡以使自己在政治上崛起的考虑。但贵族总还是更多地受到传统道德和荣誉感的制约，如出身贵族的阿里斯梯德与出身穷困的地米斯托克利的政争，前者就表现得更有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城邦危急时能主动捐弃前嫌，而后者虽然富有才华和极佳的直觉判断力，却不那么讲究手段。

[6] 基托：《希腊人》，第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如果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有溢美之嫌，那么，作为其敌人的科林斯人对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比较当更能说明问题。其中赞扬了雅典人的勇敢、革新和进取精神，说雅典是远为近代化的国家。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0—5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8]基托：《希腊人》，第144页。

[9]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页写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城邦之间，“在领土的扩充中，没有陆地上的战争，只有边疆上的小冲突，没有派遣陆地上的远征军，离开本国去征服别的国家。没有小国在强国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同盟，也没有小国自己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共同行动的联盟。战争只是邻国间的地方事件而已。”帝国和同盟的形成看来在点燃和扩大战火上起了很大作用。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8页。

[1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9页。

[1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56页。

[13] 参见基托《希腊人》第7-8章的叙述。当然，斯巴达虽以“解放希腊”为号召，事实上主要也还是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1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39、442页。

[15]日后柏拉图想寻求哲学王的统治也是往这个国家。

[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页。

[17] 尼西阿斯认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雅典的选民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影响的，所以，虽然现在它的士兵的大多数人在叫嚷，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地位，但他们一旦回到雅典，许多人就会改变口气，说是将军们受了贿赂，把他们出卖了而回来的。因此，他想与其死在一个丢脸的罪名之下，不如死在敌人手里。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32页。其他如处死打了胜仗但在救援和处理尸体上不力的将军们，支持胜利时的亚西比德，而他一旦失败一次则即抛弃；对伯里克利罚款以解怨气等等。

[1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18页。

[19] 据说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耶的妇女》实际上是描写弥罗斯陷落的悲惨情况．

[20]我们可以想想春秋时候的吴、越两国的强弱易位。而《论语》中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则显示出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且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亦曾实行。

[2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3页。

[22] 可以参见加缪的小说《鼠疫》，不过在这本小说里，作者更多的是展示个别人的一种英雄主义。

[23] 在交代自己的写作志趣的时候，修昔底德也谈到类似的观点，他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书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