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以上的例子最为人所熟知，然用于证明男女社交之公开，或不如以下两例更加直截了当。其一并见诸《国策．赵策》与《史记．赵世家》。以下的白话译文，以《史记》为据：

“赵王刚继承王位，太后执政，秦国立即入侵。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长安君来齐国为质，我们才会出兵。’太后不肯，大臣们态度强硬地规劝。太后对左右的人说：‘有谁再劝我叫长安君为质，老妇我一定往谁脸上吐唾沫。’左师触龙请见太后，太后盛气凌人地叫他进去。触龙进去后慢腾腾弯腰坐下，道歉说：‘老臣脚不方便，走不快，好久不见了。虽然自己原谅自己，还是担心太后身体，所以想来看望太后。’太后说：‘老妇我也是靠轮椅才能走动。’触龙问：‘还吃得下饭吗？’太后说：‘只能喝粥。’触龙说：‘老臣我前一阵子食欲极差，我就勉强自己每天步行三、四里，食欲稍见好，这么着对身体有好处。’太后说：‘我可没这能耐。’太后不和的颜色稍稍有所解缓。左师触龙说：‘老臣我最小的儿子舒祺，没出息，我又老了，心里疼他，想把他补黑衣卫的缺，让他有机会护卫王宫。老臣我真是该死向太后这么请求。’太后说：‘没问题。他几岁了？’触龙说：‘十五了。虽然还小，我要趁我还没死先把他托付给太后。’太后说：‘男人也爱小儿子吗？’触龙说：‘比女人还厉害。’太后大笑道：‘跟女人没得比。’触龙说：‘老臣我以为老太太您疼燕后过于疼长安君。’太后说：‘这您可说得不对，比疼长安君差远了。’左师触龙说：‘父母之爱子女，从长远着想。老太太您送燕后的时候，握着她的脚哭，想见因其远行而悲。走了之后，肯定也很想她，可是每逢祭祀总会祝愿‘千万别回来’。难道不是从长久计，希望有子有孙相继为王吗？’太后说：‘是呀。’左师说：‘三世以前赵国先君的子孙为侯的，现在还有能保住侯爵的吗？’太后说：‘没有。’触龙说：‘岂止赵国！其他诸侯国的情形如何？’太后说：‘老妇我没听说过有保得住的。’触龙说：‘祸来得快的，自己就赶上；来得慢的，子孙逃不了。难道是因为人主之子受封为侯就都成了混蛋吗？只不过是因为无功而居高位，无劳而受厚俸，值钱的宝贝有得太多了的缘故。如今老太太您赐长安君以高位，封给他富庶的土地，给他好多宝器，可不让他现在为国立功。一旦老太太您归西了，长安君去靠谁？老臣我看老太太您只替长安君从近处着想，所以我看不如爱燕后之深。’太后说：‘说得不错，就按您的主意办。’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下一百辆车，送长安君为质于齐。齐国从而出兵。”

长安君，赵太后的小儿子，受封为长安君。燕后，太后之女，嫁为燕王之后。触龙，人名。左师，触龙所居之官称。赵太后既能“必唾其面”，可见太后与大臣的对话必然都是面对面，非后世太后垂帘听政，闻其声而不见其面者可比；与触龙的面谈不属特例亦可想而知。触龙谈到太后送燕后时握着燕后的脚失声流涕的细节，可见臣子不仅能同太后直接交谈，而且能直接目睹公主，以至于公主的脚。东汉末年魏王世子曹丕为炫耀夫人甄氏之美，叫甄氏面见左右近臣，除刘桢一人外，其他人皆低头不敢仰视。曹操听说刘某竟敢睁眼看他的儿媳妇，勃然大怒，处刘某以徒刑。时间之相去不过四百年有奇，习俗之相去竟悬隔乃尔！

上文所引《史记》，文字基本因袭《国策》。《国策》原文，也常见录于历史文选一类的读物，文化大革命前曾一度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可见这段对话广为人所欣赏。不过，选家与读者似乎都集中主意力于触龙的说话技巧，罕有人留意由这段对话所反映出的男女之间(其实还包括君臣之间)可作亲密无间之交谈的事实。

下一例，出自《国策》。背景是楚国入侵韩国。韩遣使臣尚靳求救于秦，见秦宣太后。宣太后对尚靳说：“我侍候先王的时候，先王把大腿放在我身上，我觉得沉得受不了。可当先王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时，我反而不觉得沉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点儿甜头。”

所谓“先王”，指宣太后已故之夫，也就是车裂商鞅的秦惠王。宣太后之子秦昭王，也就是吕不韦视为“奇货”的子楚之祖父。说来说去，可见这宣太后于读者也并非陌生人。与上例不同，这段对话很少被后人徵引转录。不过，其原因恐怕并非内容不够精彩。或许恰恰相反，正因其过于精彩，至令开通去先秦远甚的后人读来脸红，更遑论徵引转录。清代有一位一身而兼为达官、显贵、学者、文人、骚客、名士多种身份者曰王士祯，自号渔阳山人，故世多以王渔阳称之。王渔阳勤于著述，作品多至三十六种，其流传之最广者曰《池北偶谈》。《池北偶谈》节录了这段对话，置于“谈异”篇中，并下案语曰：“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既置之于“谈异”之篇，有下如许之评，其徵引的目的，想是“奇文共欣赏”之意。不过，结论止于“大奇”，而不曾指为“无耻”、“下流”云云，足见渔阳山人毕竟不同凡响，让“名下无虚”这句客套获一次名副其实的遭遇。

以太后之至尊，尚且可以延大臣入室谈及儿女家常，可以对外国使者口没遮拦以至于谈到性，则普通男女之可以公开社交自不待言而可知。左一个太后，右一个太后，而且都是普通寻常，并非野心勃勃者，可见太后临朝在先秦之世也等闲如家常便饭。此虽与男女社交无涉，却显示先秦女性的地位即使不说与男性平等，其相去亦远较后世为近。因相近，故得以公开社交无碍，所以，虽说是“无涉”，而其实是“有涉”。

柞里子在上文曾说过：想当然者未必当真如此，须考之以史实然后方能定案。柞里子无意于此自坏其标准，且看一寻常人家的例子。话说乐毅破齐，齐愍王出奔见杀，其子法章变姓名逃亡至莒，在一家姓太史的人家当佣人。太史家的女儿看上法章仪表堂堂，常常偷偷地送吃的给法章，两情相悦，终于私通。后来法章得立为齐襄王，太史家的小姐也就成了王后。当法章为佣于太史家之时，不得温饱，名副其实为下人；太史家的女儿充其量不过一富人家的小姐。二人虽在后来显贵为王为后，在其交往之时，均为普通男女则无可争议。故此例虽亦因有涉王室而载诸史册，并不足以损其为普通男女之性质。倘若普通男女在当时如后世那么授受不亲，试问此等好事何由得成？

§78

显示先秦社会远较后世为开通并尤与后世习俗相枘凿之三，是先秦社会阶级观念淡薄。上文谈君子人格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时下广为流行的理论是：先秦属于贵族社会，贵族社会的特点之一，是能否居上位，视血统而定，余无与焉。血统非王、非侯、非公卿、非大夫、非士，则居上位无望。考之以史实，则并不尽然。比如，苏秦游说不成、大困而归之时，被人讥笑为不守经商者的本分，可见苏秦并无贵族血统，却在日后凭借口才贵为六国之相。吕不韦本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贾，非贵族出身甚明，因以钱财交接秦公子而后得以执秦国之政。虽不能位极人臣，却也贵为王侯之坐上客者，如魏公子信陵君的门客侯赢、朱亥，前者为门房，后者为屠户，更是出身下贱的所谓市井小民。可见血统固然为出身的途径，尚有其他的途径在。”

转抄于此正切话题，只是还漏掉了管仲与鲍叔，二人均曾逐利商场，尔后皆贵极人臣，事见前文，此不复赘。类似并且广为人所熟知的例子还有鲁国的曹刿、齐国的冯驩，以及晏子的马车夫。曹刿以“肉食者鄙”一语名垂后世，曹某吃不上肉，自是穷光蛋不在话下，却能有机会晋见鲁君，并凭一席话而成为鲁军的统帅。史称冯驩“贫乏不能自存”，既是穷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其出身之寒贱亦可想而知，而冯某亦得为齐国贵公子孟尝君的上宾。曹刿的事迹见《左传》，冯驩的事迹并见《国策》与《史记》。同上文所引赵太后的故事一样，曹刿和冯驩的故事也经常见录于古文选读一类的书册，文化大革命前也曾入选为中学语文教材，因而广为人所熟知。只是也像赵太后的那段文字一样，往往仅从文学的角度受知于世，罕有人从门第和阶级的角度分析之。晏子的马车夫，史逸其名，因无名，自不可能像曹刿和冯驩那么出名。不过，其例的戏剧性和说服力均不在曹、冯两例之下。兹引《史记》的记载如下，黑括号内为白话译文：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夫后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为齐国丞相，有一次出门的时候，晏子马车夫之妻从门缝里偷看其夫。其夫为丞相的马车夫，撑着大篷，驾着四匹马的车，意气扬扬，得意得很。赶完车子回家，其妻要求离婚。为夫的问原因。为妻的说：‘晏子身高不足六尺，得为齐国的丞相，名显诸侯。今天我看他出门，志向深远，态度始终谦虚。你白白身长八尺，却为人当赶车的仆人，而你还自鸣得意。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婚的原因。’马车夫从此态度收敛。晏子觉得奇怪，问马车夫所以然。马车夫以实相告。晏子于是推荐马车夫做了大夫。”】

《史记》之所以记载这个故事，目的在于表现晏子能够识拔闻过即改的人才。徵引于斯的目的，自不在此而在于指出贱为赶车的仆人可以一跃而贵为朝廷的大夫。倘若先秦的社会重门第，讲出身，如此等事万万不可能发生。其实，这种事何止在重门第、讲出身的社会万万不可能发生，即使在如今最侈谈人权和平等的社会又何尝有所闻。可见说先秦社会阶级观念淡薄，其实是远过于保守，说先秦社会在选取人才的时候完全无视出身，方才更接近事实。

今人也多误会中国自古男权至上，以为只有男人休妻之说，女人哪有休夫之份！以上例观之，何尝如此？阶级森严往往同性别歧视并驾齐驱，先秦社会既轻视阶级出身，其视男女地位远较后世平等自在意料之中。说起女人休夫，不禁想起传统戏剧节目“朱买臣休妻”。朱买臣，汉武帝时人，年过四十仍靠卖柴度日，其妻耐不住贫困而求去。买臣自料五十以后可以腾达，劝其妻稍待，免得白辛苦一场。其妻不肯，终离异而买臣后果然飞黄。可见下至汉代，女人休夫，耐不住贫困即可为理由，等闲如家常便饭，远较今日自以为男女平等的社会为易。而后世却把明明是休夫的故事冠之以休妻的题目，如此颠倒黑白，只缘不理解或不敢置信女人曾有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历史，可笑亦可叹。

§79

或曰：以上所举数例，其实皆属本人身份下贱，其出身究竟如何，并不清楚。此说似是而实非，因先秦毕竟是世袭的贵族社会，断无父为诸侯、公卿、大夫而身为仆御、门房、屠户，以至“贫乏不能自存”之理。虽然，不妨再举一出身下贱明确无疑的例子。孔子有高足曰冉雍，字仲弓，亦作子弓。《论语》与《史记》皆明确地说雍父为贱人。而孔子却曾说：“雍也，可使南面。”古代帝王坐北朝南，“可使南面”，也就是堪为诸侯王的意思。《庄子》所谓“南面称孤”，用法正同。后世视如此言论为大逆不道，曲解之为堪“任诸侯之治”云云，恰恰为后世之不若先秦思想开通提供一极好反证。一九七九年版的《辞源》，自称革命，却也袭此谬说，释“南面”为“官吏之长”，莫明其妙之至。《荀子．非十二子》把子弓与孔子相提并论，视之为圣人。仲弓曾为鲁季氏家臣，除此之外，事迹不见史册，想必无功勋业绩可言。《韩非子．显学》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派，分别为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子张，孔子弟子，复姓颛孙，单名师，字子张；子思，孔子之孙；颜氏，当指孔子弟子颜渊；孟氏指孟子；漆雕氏指孔子弟子，复姓漆雕，单名开。孙氏即荀子，上文曾提到荀子之所以被称为孙卿，因避汉宣帝之讳。可见《韩非子》原文“孙”本当作“荀”。乐正氏，当指孟子弟子乐正子，史逸其名。至此，所谓八派者，七人皆有着落，唯所谓“仲良氏”者，不知何所出。窃以为“良”、“弓”二字形近易混，“良”或当为“弓”之误。倘如此，则所谓“仲良氏”者，即由仲弓所开的派别。如仲弓既不曾立功，又不曾开派立言，荀子凭什么比之于孔子、视之为圣人？进一步推想，荀子之学术当或渊源于仲弓这一派，故并称仲尼、子弓，实为标榜自己为儒学之正宗。然无论意图如何，冉雍出身下贱，却不妨其在才能和道德两方面受贤哲人等如孔子、如荀子者推崇备至，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倘若先秦社会如后世那么斤斤计较于门第、阶级，如仲弓者，只配为奴、为仆、为反革命，岂有堪为诸侯王、为圣人的可能！

以上的例子均为由下贱而入显贵，反其道而行之者，亦不乏其人。比如，上文提到的范蠡，本是越王勾践的谋臣，替勾贱出谋划策灭吴之后，为免落得“狡兔死，良狗烹”的下场，辞官爵去而经商，号称陶朱公，成为后世居心发财者崇拜的偶像。称弃官经商为由贵入贱，或去商为官为由贱入贵，自然均依后世之说，在先秦之时并无此见。倘若有，则身为秦公子的子楚，又岂会屑于结交身为商贾的吕不韦？子贡又岂会同时混迹于官场和商场？范蠡辞官爵而去之后必然隐居为高士又岂会以经商为务？或曰：孔子不是曾不满于子贡的经商么？不错，然孔子的不满，显然并非从门第或阶级的观点出发，否则，必然将子贡逐出门外，焉能依重之为左右手以至于以后事相托？

今人大都以为轻商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而往往忽略或根本不知在轻商成为传统之前，中国文化有过并不轻商的传统，而且为时甚久，不仅先秦如此，下至两汉依然。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替商人和商业作《货殖列传》，可见其对商人及商业之重视。东汉班固撰《汉书》，虽在文字上大量抄袭《史记》，却在编辑体例上有不少更改，有些更改属于技术性，也些则否，比如，改《项羽本纪》、《陈胜世家》为《陈胜项羽列传》，取缔《龟策》、《日者》列传等等，皆属思想性的更改。而《货殖列传》却不仅得以保留，而且有所加工，可见重商的思想至东汉依然无恙。晋人陈寿撰《三国志》，体例不完整，不足论。南朝范晔撰《后汉书》，于体例上多有思想性的改动，然受到后人注意的往往限于《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的增加，而无人留意《货殖列传》的删除。其实，范晔所增加者，未必皆为范晔之后修史者所取法，而遭范晔所删除的《货殖列传》却从此不再见于以后任何一部断代史，以至后世商贾与商业淹没无闻。众所周知，东汉末年门阀开始形成，至南北朝而门第思想大盛。范晔在门第思想大盛之时删除《货殖列传》，说明商贾之被排挤出上流社会，乃门阀兴起的直接结果之一。由此可见，中国的轻商传统当下至魏晋南北朝方才形成，并非自古已然甚明；但凡视男女授受不亲、女人裹足、男权至上、以及轻商为中国文化传统者，皆难免数典忘祖之讥。

§80

说先秦社会远较后世开通，易言也，因有事实为证。倘若进一步追问先秦社会何以会远较后世开通？不借用孟子“难言也”作为挡箭牌，就不好说了。或归因于先秦社会的多元，窃以为此不过皮相之见。先秦社会多元，诚然。然多元并非先秦所独有，后世所谓三国、五胡十六国(与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宋、辽、金、西夏，皆为多元的社会。类似先秦的争战频繁则有之，类似先秦的风气开通却不曾一见。由此可见多元与开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或曰：思想开通乃社会开通之因，社会开通乃思想开通之果，把百家争鸣局面之不再现归因于社会开通之不再现，无乃本末倒置乎？窃以为言之虽或成理，却也未必如此。二者或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或者如鸡之与蛋，未知孰先。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如就此承认“不知”，讨一个“是知也”的下场开遛为妙。

说先秦如何如何，其实只是图个说法的方便，不是一个精确的说法。所谓“秦”，指秦朝，所谓“先”，指秦朝建立之先。华夏文化究竟始于何年何月固然尚无定论，先于秦之建立两千年以前则无疑焉。称“先秦”，或泛指自远古迄秦之漫长岁月，更普遍的用法则仅指先于秦之建立前的数百年间。然数百年究竟是几百年？还是一个约略之词。大致言之，百家争鸣的局面或可以从孔子开门授徒算起。孔子以前已经有老子、有管子。今本《老子》、《管子》虽不见得为老子、管子的手笔，却不能排除其中确有老子、管子的思想和言论。不过，大规模地招收学生、形成一个学派，孔子以前不见其人。故曰：从孔子开门授徒算起，大致不差。就政治意义而言，先秦了断于秦朝之建立。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远较先秦始于何时清楚明白。然思想和社会的转变不能如改朝换代那么一刀两断、乾净利落，往往拖泥带水、藕断丝连。秦朝短暂，不足十五年，名副其实不旋肿而亡，朝廷虽有移风易俗之意，莫奈何时间来不及。秦亡而有项羽与刘邦的所谓楚汉之争，项羽代表被秦所消灭的六国封建残余势力，若楚汉之争以楚胜告终，则中国极可能会重复一次春秋战国式的封建制度，甚至如欧洲一般使封建制度延续至近代。倘如此，则先秦以后的思想和社会变革或如胎死腹中，根本不会成为事实。与项羽不同，刘邦出身平民，非六国贵族之后，没有恢复六国的想法。也不同于秦始皇，没有革命创始的雄心壮志(大约因文化程度低下，意不及此)，故成功之后一切因秦之旧。唯其一切因秦之旧，秦所开创的一切，如以郡县代替封建的行政结构、官僚的设立和执掌、法令的制订和执行、统一思想和权威的意图等等等等，皆得以不随秦之亡而亡。汉高祖死后，吕后以及文、景两帝于文化、思想、社会皆沉寂无声、无所作为，至汉武帝始图有所建树。而所谓建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重复秦始皇所为、把秦始皇所开创、汉高祖非正式予以继承者，加以系统化、正式化而已。汉代为时长久，历二百一十年始亡，于汉亡之时，由秦所创立、汉高祖所承继、汉武帝所系统化、正式化者，于是皆成为“传统”。故就思想和社会沿革而言，先秦之下限不了断于秦之兴，而了断于汉之兴，或更确切地说，了断于汉武帝的时代。古往今来论中国历史者，无论观点如何，皆见不及此，未有视汉高祖、汉武帝为秦始皇政治之继承人者，咄咄怪哉！

汉高、汉武继承秦始皇之细节，暂且按下不表，留待下文，且说“传统”。窃以为“传统”二字，正是百家争鸣局面一去而不复现的关键之所在。先秦以前无一统思想和一统权威的传统，故思想无所拘束、生活方式亦无拘束，如百花生长于大自然之中，时至而齐放乃自然之大道。一统思想和一统权威既经秦启汉继而成为传统，社会环境遂演变而成专门栽培某特定品种的花房，只能一枝独秀，断再无争妍斗艳之可能。故后世虽能出现政治上的多元，却不再能出现思想上的多元。不仅不能多元，即使被独尊之儒学，亦不能不僵化、形式化和庸俗化。自先秦以降，中国不再有思想家，有的不过是抱残守阙、拾前人牙慧之流；喜新厌旧、拾外人余唾之辈。间或有一、二能稍出己见者，则无不横遭抨击，以为妄、以为愚。之所以如此，亦因有此传统使然。

§80

汉对秦之继承，虽然于“传统”之成为“传统”影响至深，汉毕竟不是始作俑者，故探讨“传统”之产生，仍须从秦入手。秦在春秋诸侯之中立国最晚，地位最低，方位最僻，文化最落后；当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华夏诸侯公然视之为夷狄，耻与之为伍；而秦竟灭六国及周，天时耶？人谋耶？窃以为两者兼而有之。自古迄近代，先进的社会总是亡于落后的社会。比如，西方有巴比伦之亡于赫梯、罗马之亡于蛮(英文所谓“barbarian”，也就是现代西方人的祖先)，日尔曼诸国之统一于普鲁士；就中国而言，先于秦，有商之亡于周；后于秦，有辽之亡于金，金、宋之亡于蒙古，明之亡于清；皆不出此轨迹，故不得不谓之天时。秦自孝公奋发图强，历六世至于秦始皇，除孝文王立三日而死无可称述外，其余各君无不汲汲于以扩张为务，终于得志于天下，故不得不谓之人谋。

秦孝公任用商鞅，取华夏之精华、去夷狄之糟粕，为秦之兴奠定内政基础。秦惠王任用张仪，施连横之计、破合纵之谋，为秦之兴铺平外交途径。商、张二人于秦之兴，可说功劳至伟；然其事迹前文均已言及之，勿庸复赘。继商、张之后，对秦之兴贡献良多者有樗里子、甘茂、魏冉、白起、范睢、王翦、吕不韦、李斯等，而李斯之功尤著。

樗里子，秦惠王之异母弟，名疾，因所居在樗里，故号樗里子。又因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后世称聪明智慧过人者为智囊，即本诸此。樗里子出将入相三十年，先后为秦攻取魏之曲沃、赵之蔺、楚之汉中。死后葬于渭水之南、章台之东(西汉长安城西)。临死预言百年之后当有天子之宫夹其墓所。百年后而汉兴，筑长乐宫于其东，未央宫于其西，果然不出樗里子之料。可见“智囊”之号，名不虚传。如此料事如神，不免令人疑其临死预言云云为无稽之谈。然进一步想，却也想不出捏造如许故事的动机。樗里子不曾为王为帝，也不曾同任何宗教有任何瓜葛，因而不存在被后人拔高形象的可能和必要。汉朝兴建宫殿时，更不会为应证樗里子的预言不误而选择地点。由此观之，虽欲勿信，奈何无辞。

甘茂，下蔡人，下蔡门监史举之弟子，从史举学百家之术。史举贱而无行，而甘茂师事之甚恭。前文曾提到魏公子信陵君接引大梁夷门门监侯嬴为上宾，史多延誉之为礼贤下士之典型。甘茂出身非公子王孙，其师事史举或谈不上是礼贤下士，不过其后得力于从史举所学而显达，却同信陵君后得力于侯嬴而成却秦存赵之大功差相似。史举贱为门监却能学兼百家之术而开门授徒，也同侯嬴贱为门监而贵为王公之上宾一样，可证先秦社会之开通远非后世所能企及。

甘茂因张仪、樗里子而得见秦惠王，参与取楚汉中之役。秦武王时以平定蜀乱之功，与樗里子分任左、右丞相。秦武王急于问周鼎，一心想打通往周之道路。甘茂献与魏国联手、攻韩之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之计，使秦武王得遂心愿。此事极有趣味性，对于但凡因人成事者也极有启发性，值得细说之。

且说甘茂出征之前请秦武王派向寿为副。向寿何许人？史称其为秦惠王夫人、号宣太后者(正上文提到对外国使臣公然谈性者)之外族，自幼养于宫中，同昭王(武王之异母弟、继武王立为昭王)一起长大。所谓宣太后之外族，也就是宣太后的娘家人。史不言属何关系，然既自幼养于宫中，与昭王同生同长，想是宣太后的子侄辈，于武王为表兄弟行。向寿既为外戚，其深得武王信任不言而喻。甘茂特别请求这么一位特殊人物作副手，难道不嫌其挚肘？非也。甘茂之请向寿为副，正为防人挚肘。不过所防者非向寿而是另有其人，向寿不过是甘茂防人挚肘的工具。

且说甘茂与向寿同行，东过息壤(秦地名，不详所在，当于自咸阳往宜阳途中)而止 ，对向寿说：“你回去对秦王说魏国已经和我结盟了，但请王放弃伐韩之计。事成之后，一切功劳都算你的。”向寿果然回报秦王如此如此。向寿愚而贪功以至于此，无怪乎不在甘茂防范之列。秦武王不是向寿这般饭桶，知其中必有蹊跷，召甘茂往会息壤，问其故。甘茂说：宜阳土地广袤，道路险远，兼有上党、南阳的雄厚物资为其后盾，不易攻克。从前有与曾参(即孔子弟子、后世儒家尊为曾子者)同名者杀人，有人误以为曾参，告曾参之母，曾母正在织布，不信，织布自若。不久，又有一人告曾母如此，曾母仍不信，织布自若如前。不久，有第三人告曾母如此。曾母惊恐、投抒下机，越墙而逃。以曾参之贤、曾母之信，尚且挡不住三人的谣言。如今我之贤不如曾参，王之信我，又不及曾母之信曾参，疑我的更不止三人，我实在是担心王会同曾母一样投抒。当先王之时张仪西并巴蜀、北侵河西、南取上庸，天下不称道张仪而以先王为贤。魏文侯时令乐羊攻中山，历时三年始克。乐羊回国论功，魏文侯给乐羊看一箱毁谤乐羊的文书。乐羊于是知功在文侯而不在己。如今我不过区区一客卿，倘若樗里子和公孙衍在我攻宜阳未下之时，主张与韩议和，王必然会听从。武王说：我一定不听他们的话。我同你杀牲歃血、向神发誓不变初衷。于是甘茂将兵而东，攻宜阳，越五月而不克。樗里子和公孙衍果然请武王罢兵。武王将听之，召甘茂。甘茂说：“息壤在彼！”(所谓“息壤在彼！”者，译称今日的白话，也就是说“你忘了息壤之誓吗！”的意思。) 武王说：不错。于是派兵增援，终于大破魏军，斩首六万，攻克宜阳。

甘茂为秦取韩之宜阳这段故事，不仅趣味性和启发性浓厚，也为中文增添两个成语。其一为“曾参杀人”，喻流言之可畏。其二为“息壤在谥”，喻信誓之不可忘，或以“息壤”为信誓的借代。窃以为于此之外，息壤之盟还有两点发人深省之处。其一，今人常鄙夷古人之迷信，以为愚昧无知，一无可取。孰不知迷信亦有积极的一面。如果秦武王不迷信盟誓之不可违，甘茂焉能成功。真正可恶的，其实并非是迷信，而是自己不信却令他人迷信之。其二，甘茂与秦武王盟，俨然对手。足见先秦君臣关系远较后世民主。前文论先秦君臣关系时，仅言及为臣者不以忠于一姓为尚，合则留，不合则去；未曾言及即使在留而为臣之时，也可与为君者讨价还价、赌咒发誓。近人有以争为奴才总结中国历史者，倘若不是居心歪曲，就是不知中国历史之有先秦。

甘茂后竟因向寿之谗而去秦，不过不是向寿自己有这能耐，而是受苏代之唆使。苏代为苏秦之弟，其翻云覆雨的本事不在乃兄之下。甘茂有孙曰甘罗，十二岁而为秦上卿，民间因此而有“甘罗十二为丞相”之传说，号之为“神童”。甘罗取上卿之位，凭借的不过是两席话。以其言观之，其左右逢源、煽情析事之能力不在苏秦、张仪之下。以十二岁的稚龄而有才若此，不愧“神童”之号。然世之号“神童”者，皆如神龙见首而不见尾。甘罗亦不例外，十二之后遂默默无闻，想是天不予年，夭而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