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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患得患失”，出自《论语》。子曰：“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译称当今的白话，就是：“没有得到的时候，唯恐得不到；得到之后，唯恐失去。一旦唯恐失去，就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这句成语充份表现了汉语语法的灵活性或者说非规范性。“患失”，是以“失”为“患”；“患得”，却是以“不得”为“患”。一否定，一肯定，而于字面上却毫无变异的轨迹可寻。

李斯临行辞别荀子的那段话，可说是把李斯“患得”的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至于李斯之所以会在功高盖世之后身败名裂，则正中孔子“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此事关系到中国历史的进程，值得细说之。据《史记》：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十月出游会稽，同行的除左丞相李斯外，尚有上卿蒙毅、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赵高及其偏爱少子胡亥。长子扶苏因数谏，不得秦始皇欢心，在上郡为蒙恬之监军，不从。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亦不从。至琅邪而秦始皇病，遣蒙毅还都祈祷山川。其年七月至沙丘，蒙毅未返而秦始皇病危，令赵高为玺书赐长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递交使者传送而秦始皇死。

这段记载有数点须进一步解释。其一，三十七年十月出游，同年七月病于沙丘。先“十月”后“七月”，并非记载有误，因秦以“十月”为岁首。说见前，此不复赘。以今天的纪年法推算，所谓“七月”者，当为“下一年”的“七月”，但以秦的纪年法推算，则仍属“三十七”年。各有关历史纪年的书籍，往往忽略这一点而按今日的纪年法推算古代的年月。这类失误正像如今一般人往往忽略夏历与阳历岁首之差，而在十二生肖与阳历年之间建立对应的关系一样。不同的只是，从出生阳历年推算个人的生肖，即使失误，无足挂齿。像《中外历史年表》、《辞海》一类的由所谓“学术权威”编着的学术工具书也如此这般失误，则实在难逃失职之责或者孤陋寡闻之讥。

其二，秦置左右两丞相，左相在右相之上。汉初或置一丞相，或置两丞相，而置两丞相时，以右为上，与秦制不同。位高的丞相从，位低的丞相留守，正与得宠之少子从，不得宠之长子在外监军同一安排。

其三，蒙恬、蒙毅兄弟二人皆受宠于秦始皇。其祖蒙骜、父蒙武并为秦将，功在白起、王翦之下。秦一统之后，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匈奴，筑长城(今长城为明代所建，非蒙恬监修的长城。秦长城据考古资料显示远在今长城之外，今蒙古国(非内蒙自治区)境内有其遗址)，驻军上郡以备边防。其弟蒙毅尤受秦始皇信任，出则与秦始皇同车、在朝则紧跟不离。秦始皇临终而蒙毅却不在身边，此不仅是蒙氏之极大不幸，也是秦的极大不幸。何为如此说？下文自有分解。

其四，中车府令和符玺令都是官名，前者掌车马，后者掌印信图章。符，指传达重要命令如调兵遣将时的凭据。最早的符，破竹为两半为之，故“符”以“竹”为头。传令与受令双方各执一半，相吻合则证明真实不假。除竹之外，更有以金、玉、木为之者。历史上有关“符”的故事，当以如姬为信陵君盗“兵符”，夺魏军救赵之举最为人所熟知。五十年代曾将此事拍成电影，风靡一时。此事前文已言及之，此不复赘。

玺，本泛指图章。自秦以降则专指皇帝的正式玉制印章。相传秦始皇之玺，方圆四寸，纽交五龙，正面刻李斯所写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秦亡而为汉高祖所得，后代帝王以及觊觎天子之位者无不视之为至宝，故亦称“传国玺”。东汉末经董卓之乱而下落不明，或传为孙坚所得，真伪难辨。历代帝王皆贬斥秦始皇，而于视秦始皇之玺为至宝观之，贬斥或为表面文章，一心想传秦始皇之衣钵方是实情。

古制，由官阶低的职务代理官阶高的职务，称“守”；反之，称“行”。中车府令级别在符玺令之上，而赵高当时以中车府令兼管符玺令之事，故称之为“中车府令行符玺令事”。

关于赵高的身世，《史记．蒙恬列传》中有如下介绍：“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死罪，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译称今日之白话，就是：“赵高，赵家的疏远本家。赵高兄弟数人皆生而受宫刑，其母犯罪在狱中服刑，家世数代卑贱。秦始皇听说赵高健壮、明刑法，用以为中车府令。赵高于是私下里侍候公子胡亥，教胡亥断狱。赵高曾犯大罪，秦始皇令蒙毅据法查办。蒙毅不敢违法，判赵高死罪，开除官籍。秦始皇因赵高办事努力，赦免赵高之罪，复其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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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徵引者，文字虽然浅显，却有四点值得稍作解释或特别注意。第一，“诸赵疏远族也”这句话往往为人所忽略或误解。忽略者或以为“诸赵”为泛指，故轻易放过其中的深意。误解者以为“诸赵”指赵国，比如，1979年版的《辞海》就据此而说赵高本是赵国人。其实，所谓“诸赵疏远族也”，应理解为“秦皇室的疏远本家”。唯其此“赵”不同于一般之“赵”，故《史记》特别点明。如泛指赵姓，则既无着落，亦无此行文法。至于误会为“赵国”者，则显然知此“赵”之非泛指，然或忘却或不知秦始皇本不姓嬴而姓赵，故以“赵国”之国姓附会之。也唯其此“赵”为秦始皇之本家，故赵高虽为刑余之贱人，其为人之孔武有力、精通法律等等，方才会有机会传到秦始皇的耳中。其后赵高有死罪而受赦免，赦免之后仍受信任，大约都同赵高之为秦国之本家不无关系。

秦始皇既为吕不韦之子，故秦朝之开国之君并非秦国之王族，此稍有历史常识者皆知之。或因“指鹿为马”这成语广为流传之故，秦之亡于赵高，也是稍有历史常识者皆知之。然赵高实为秦的王族，故秦朝虽不兴于秦之王族，却亡于秦之王族，此则即使号称为史学家者，亦未必尽知。

第二，赵高兄弟为何生下来即遭阉割为宦官？《史记索引》引刘氏(史佚其名)之说，作如下揣测：赵高兄弟之父犯罪，受宫刑，赵高兄弟之母因而被没为官奴婢，与人私通而生赵高兄弟，故一并受宫刑。《史记》原文不曾言及赵高之父犯罪，更不曾言及受宫刑，而明白地说赵高之母本人犯罪，也不曾说赵高兄弟为私生子。且从来不闻奴婢私生子一概受宫刑之说。故刘某的揣测毫无凭据，绝不足信。窃以为赵高兄弟皆生于监狱中，故始生即遭阉割。阉割其子，乃对于狱中服刑的女犯生子的一种惩罚。此说虽亦为无根据的揣测，自以为据《史记》原文推测之，言之成理。否则，司马迁何须在“昆弟数人皆生隐宫”之下，紧接着便说“其母被刑□”？

第三，蒙毅曾论赵高以死罪，虽或出于守法奉公，赵高却怀恨在心。若无此过节，赵高或许不会萌生政变的企图，故这一点特别值得留意。

第四，赵高私下与胡亥交往，两人关系密切。若无此等关系，则即使赵高内惧蒙毅兄弟于己不利而欲阴谋政变，亦无可与言者。

且说秦始皇赐长子扶苏之玺书尚未发而身死，蒙毅为秦始皇祈祷山川未返，李斯以为秦始皇死在外地，为安全起见而秘不发丧，故秦始皇之死只有李斯、赵高以及少数几个宦官知情。如此天赐良机，赵高岂肯放过？《史记．李斯列传》对赵高如何策划一场宫廷政变有详细的记载，兹摘要如下，黑括号内为白话译文：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诸王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赵高于是扣留秦始皇赐扶苏的玺书，而对公子胡亥说：‘皇上驾崩了，没有诏书分封诸王子而仅有玺书赐长子。长子一来就会立为皇帝，而你却无尺寸之地，你看该怎么办？’”】

赵高因“指鹿为马”留名，其巧于言，不曾见人提及。《韩非子．说难》曰：“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胡亥于此刻之心，赵高一眼望穿；赵高之所问，正胡亥百思而不得解者。赵高之为游说之高手，于此可见一斑。

“胡亥曰：‘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而道哉！’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
【“胡亥说：‘你的话固然不错。但我听说：明智之君知其臣，明智之父知其子。父亲死了而不封诸子，我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说：‘不然。如今天下生死存亡之权，都操在你、我和丞相之手，我希望你好好想想，别错过了机会。以人为臣和为人之臣，制人和受制于人，这差别之大岂能同日而语！’胡亥说：‘废兄立弟，是不义；不遵守父亲的诏令而畏死，是不孝；才能浅薄，勉强靠别人帮忙而成功，是无能。有这三样，天下之人不服，身既危险，政权也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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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胡亥，古往今来无不以昏庸愚昧四字概括之。以其后事观之，其为昏庸愚昧固不待言。然以胡亥此时此刻与赵高的对答观之，则不能不说是明察秋毫，料事如神。说起历代帝王先英明而后昏庸、一先一后判若两人者，无不以梁武帝和唐玄宗当之。梁武帝之由英明而转昏庸或因老耄，或因信佛，或两者兼因；唐玄宗之由英明转昏庸则大抵因惑于女色。至于秦二世胡亥，其本非昏庸这一点早已被人忘却，因何而转为昏庸，自无问津者。窃以为胡亥篡位既然成，大喜过望，遂穷奢极欲，以至于昏。谚曰：“利令智昏”，此之谓也。

赵高进而说胡亥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着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逐之！”
【“臣听说商汤与周武都杀其君主，而天下称之为义，所以这并不是不忠。卫国国君杀其父，而卫国史记载其德，孔子也称道之，所以这也不是不孝。要成大事，小事就可以不在乎，有盛德就无须辞让，…因此，因小而失大，必有后患；狐疑犹豫，必有后悔。果断敢行，鬼神都会躲开，必然有成，希望你能抓住者个机会！”】

始以利诱之，继以甘辞开导之，终以危险威胁之。胡亥经不起赵高如此三招，同意由赵高去游说丞相李斯。李斯闻赵高替胡亥谋篡夺之计，始斥之为“亡国之言”，继而同胡亥一样，招架不住赵高的利诱和威胁。且听赵高如何使李斯入彀：

“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远谋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
【“赵高说：‘您自己想想比得上蒙恬能干吗？比得上蒙恬功高吗？能像蒙恬那样深谋远虑万无一失吗？能像蒙恬那样受天下人之欢迎吗？能像蒙恬那样为长子的朋友、受长子的信任吗？’李斯说：‘这五样我都比不上蒙恬，不过你这么深责于我是什么意思呢？’赵高说：‘我不过是个宦官小厮，有幸靠通法律文字得以进入秦宫，管事二十年来，从来还没有见过丞相大臣的任免能过两代的，最后都免不了遭诛杀。皇帝的二十多个儿子，您都是知道的。长子刚毅勇武，诚实振作，即位一定会任命蒙恬为丞相，您不可能怀着通侯的印信告老还乡，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我受诏教胡亥学法律已经好几年了，还没见过他犯过错。他仁慈忠厚，轻财重士，口舌虽迟钝，心里却明白得很，又尽礼数、尊敬士大夫，秦皇室诸子没有一个赶得上他，您可用计立他为接班人。’”】

蒙恬虽曾参与灭齐之役，其时不过为裨将。身为主将之功，在秦既灭六国之后，率军三十万北逐匈奴，监修长城，为北方边防守卫，如此而已。至于此外有什么能耐，如何会深谋远虑，以及得天下人之心等等，事皆不见于记载。以其后事观之，既不能止扶苏自杀，又不能以死相从，苟且偷生而终不免受制于赵高，落得服毒自杀的下场。何能、何德、何深谋远虑之有？然赵高既然如此说而李斯既然如此认输，料想当其时蒙恬必有如此的名声在外。而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名声在外，或与其三世为秦将，出身高贵不无关系。李斯虽位极人臣，包揽秦朝的文治，子女尽与秦皇室论婚嫁，毕竟为暴发户、为外人、为寒门。用李斯自己的话来说，是“上蔡闾巷布衣”(上蔡胡同里的平头百姓)，唯一的靠山是秦始皇，秦始皇既死而不能不心惊胆颤。故赵高之说李斯，首先集中火力于此，令李斯的自信心扫地出门。

不过，赵高虽然击中要害，李斯却不从命，表示受秦始皇大恩，不能辜负。赵高于是变而为利诱威胁兼施并下，对李斯说：“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又说：“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不从，祸及子孙，足以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意思是：你李斯不从，也阻挡不了胡亥与我赵高。跟我们走，包你富贵享受不尽；不跟我们一条心，首先拿你开刀。李斯既不能放弃富贵，更惧祸及其身，于是仰天长叹一声而与赵高合谋。

合谋的结果是：伪造秦始皇诏书，令扶苏自杀；胡亥登基为秦二世，昏庸苛暴，众叛亲离；赵高专权，先后诛杀蒙恬、蒙毅、李斯，更谋杀秦二世，谋篡夺不成，身首异处，三族遭夷；秦不旋踵而亡。一切皆如胡亥当初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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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赵高说胡亥和李斯的经过观之，胡、李皆本无心政变，其终于参与亦相当勉强。倘若当时蒙毅在场，赵高之谋或不敢发；即便发之，胡、李未必敢参与；即便参与，亦未必成功。何以见得？曰：蒙毅既受命为秦始皇祈祷山川，必知秦始皇病重；以蒙毅受秦始皇信任之深，赐扶苏之玺书或会由蒙毅起草；蒙氏既与扶苏关系亲密又与赵高嫌隙已成，玺书既封，必促发不致迁延；秦始皇之死既瞒不了蒙毅，偷换玺书之举必先杀蒙毅而后可成，胡亥、李斯未必肯冒险下此杀手；若杀蒙毅，则政变的行迹难免不暴露，一旦走漏风声，扶苏必疑而不会轻易自刎；长子扶苏既不死，则名正言顺为接班人，兼有蒙毅握三十万重兵为之羽翼，赵高、胡亥、李斯纵有斗胆造反，必败无疑。故曰：秦始皇临终而蒙毅不在，实不仅蒙氏之不幸，亦秦朝之不幸。

《史记．李斯列传》有这么一段记载：“斯长男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译成今日之白话，即：“李斯的长子为三川太守，各子皆尚秦公主，女都嫁与秦公子。三川太守李由告假回咸阳时，李斯在家设宴，各部门负责人都前往祝贺，门庭车马以千计。李斯感叹道：‘哎呀！我听荀卿说过：“凡事不可大盛”。我李斯本上蔡平民，胡同里的百姓，皇上不以我为无能，把我提拔到这地步。如今人臣之位，没有比我更高的了，可说是富贵到了极点。物极则衰，我不知道将来竟会是怎样的结局！’”

这段感叹正好同李斯辞别荀子时的那一番话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激昂慷慨，因在“患得”的阶段；后者凄凉悲伤，因在“患失”的阶段。观乎孔子之论“患得患失”，固然以为二者皆非君子所为，而尤以“患失”为大患。考之以李斯的行迹，此诚为至当不移之论。李斯不能安贫乐道，于个人修养而言，或可耻笑之。然唯其“患得”，故能成其事业。若所成之事业有益于社会，则其“患得”，未可深责之。李斯之所以于功成之后遭杀身灭族之祸，不“患得”，固然无从致之，却并非“患得”所必然导致者。李斯苟能不“患失”，于既得之后，效范睢激流勇退，何至于身败名裂而为万世笑！

以上为继商鞅、张仪之后，有大功于秦者樗里子、甘茂、魏冉、白起、范睢、王翦、吕不韦、李斯等八人事迹的简单介绍。上文称“而李斯之功尤着”，因李斯虽不免杀身灭族之祸，其为秦所建树者，却能越数千年而不衰，非人亡而政息者可同日而语。此其中或有必然的因素，然偶然侥幸的因素亦或不能排除。以废除封建、设立郡县为例，秦亡之后的楚汉相争若以楚胜告终，则封建制必然复兴；一旦复兴，则如欧洲之封建制直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暴发方才终止的可能性极大。事实上秦亡之初，封建业已一度恢复。汉兴之初，封建也一度得以残存。汉之终于彻底消灭封建残余而全面继承秦的郡县制，其根本原因在于汉高祖刘邦不是六国诸侯之后而是平民百姓出身，故于恢复封建制缺乏兴趣和利益。(汉有谋士曰郦食其，在楚汉相争之时曾劝刘邦分封六国诸侯之后为王以与楚争，刘邦将从之，为张良所阻止。张良之说，正在于指出六国诸侯之后一旦得势，绝不会替刘邦出力。) 汉代既兴，越二百年始衰亡，于时经秦首创、经汉再度确立的郡县已成传统，而封建制遂罕为人所向往。虽然，罕为人所向往不等于无人向往。唐柳宗元著《封建论》，辩论封建之非、郡县之是。可见下至于唐，尚有主恢复封建者在。此不足为怪，倘若跳出中国历史的圈子而横观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则不能不惊讶地发现：在两千年以前消灭封建制，实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奇迹。好谈中国历史奇迹者，往往以秦之长城当之。其实，真正无与伦比的奇迹，乃是秦的灭封建。然而知之者绝少，究其原因，不外乎二。其一，长城有遗迹可寻，今存之长城虽并非秦之长城而系明之长城，不难附会之。灭封建，则为抽象之举，无轨迹可寻。其二，如上文指出，近百年来的学者、文化人或出于无知或出于有意歪曲，混称先秦的封建与自秦以降的中央集权的非封建的帝制均为封建，以至如今大都误以为中国的封建迟至辛亥革命方才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