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 |
| 送交者: tangtang 2006年03月31日09:06:1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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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 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weisi/weisi43.htm ——续说“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 卫 斯 （旧版文章：原载《农业考古》2000年1期） 内容提要： 五年前，笔者倡导“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并在《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拙文中提出：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时过五年，中国稻作文化在史前考古学方面又有了新的发现，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逐渐趋于一致，一个有关如何确立中国稻作起源地标准问题的理论框架正在不断地完善和形成。本文针对学术界对“三条标准”的反映和对中国史前古城的研究，在“三条标准”基础上再作补充，即将“三条标准”增至为“四条标准”。笔者补充的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第四条标准为：“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古城不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足以代表史前阶段中国稻作地区的最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依据第四条标准，笔者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古城分布情况作了考察，认定古城在长江中游的率先出现和成群出现，是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明显标志，显示出这一地区在中国稻作文化起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联系八十当遗址发现的彭头山文化时期的围墙和古稻，笔者认为城头山遗址发现的城垣和古稻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稻作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传播与发展的结果。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玉蟾岩遗址有关稻属植硅石和稻壳的发现，年限均在万年以前，再次昭示人们：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 1994年10月在中国湖北召开的“中国·枝江关庙山稻作文化研讨会”上，笔者提交了《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兼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的论文，文中提出了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1.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在全新世中期必须适合稻谷的栽培，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2.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无论从年代序列上看，还是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这一地区都有较为普遍的发现；3.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在年代上不仅有属国内迄今最早的发现，而且仅次于这一年代的同类发现在这一地区仍然存在，其后表现得更加普遍。根据这三条标准，笔者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全新世中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不同阶段遗址在这一地区分布情况的考察，以及史前稻谷遗存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情况的考察，结果发现： 1、种种迹象表明：全新世中期，长江中游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不仅适合水稻的载培，而且在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 2、考古学发现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从文化年代上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3、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表明：长江中游不仅有中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而且有仅次于这一发现年代的稻作遗存的普遍发现。故而最后认定：中国稻作的起源地在长江中游，尤其是鄂西、湘西北地区当是中国栽培稻的最早发生地。这篇拙作先后刊载于台湾中华学术院中华史学会、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与史学系1995年11月出版的《史学汇刊》第17期，和国内出版的《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继此篇拙作之后，笔者又在《农业考古》1995年1期发表了《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宏观透视》一文，文中再次申明了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和长江中游是中国栽培稻的最早发生地这一观点。 时过数年，中国稻作文化在史前考古学方面又有了新的发现，比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了稻属植硅石（1）、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不仅发现了稻属硅质体，而且出土了两枚谷壳成灰色的稻谷及一枚稻谷壳残片（2）,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不仅发现了彭头山文化时期数以万计的稻谷稻米（3）、而且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又发现了世界上迄今最早的稻田遗迹（4）等等。更引人注意的是：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一批史前城址，其时代之早，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这批城址的出现，为探索中国稻作起源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人们不禁要问，它与稻作起源关系何在？奥秘何在!有关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讨论在不断的深入，认识在逐渐趋于一致。一个有关如何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标准问题的理论框架正在不断地完善、形成。中国的稻作起源地究竟在那里？笔者仍坚持“长江中游说”。本文打算就如何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标准问题，在“三条标准”的基础上再作补充，同时对补充的条件，利用考古学方面的发现加以论证，旨在对“长江中游说”提供更可靠、更有力的保证。同时，结合目前考古学在史前稻作遗存方面的新发现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一、学术界对“三条标准”的反映及对“三条标准”的再补充 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为什么要提出“三条标准”，毋庸多说，稻作的起源，不仅有生态环境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稻作技术作为本土起源的一种文化产物，反映在考古学方面，必然会留下丰富的文物资料。很显然， 笔者是想通过“三条标准”来界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区域范围，是想用一杆标尺来度量中国史前不同地区的稻作文化发展速度与水平的。“三条标准”提出之后，曾得到了许多研究中国稻作起源学者的赞同和认可，一些学者在赞同“三条标准”的同时，又提出对“三条标准”加以补充。王海明先生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与考古发掘》一文中，表示十分赞同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后，这样写道：“坚持三条但不能教条，不能机械地死搬硬套。同时我们也主张还必须注意到作为稻作起源行为主体的人群（文化），适应自然利用支配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及考古学文化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达到能够将野生稻驯育为栽培稻的历史阶段，和自然环境或人口等原因迫使在这一地域内生活的人群体必须通过栽培稻类植物的手段和途径以获取必要的食物来源这两个方面（5）。孙声如先生认为“三条标准”的提出，是中国国内学者对稻作农业起源研究进入第三阶段的一大进步（6）。” 率先提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的学者向安强先生也赞同笔者提出的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他在原文引用了笔者的“三条标准”之后，又补充三点： “Ⅰ、该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不仅年代之早列全国之最，发现地点之多也要居全国之冠，且分布密集。特别是早期的稻作文化遗址不能是孤例或二、三例，而必须带有普遍性，像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所有遗址普遍发现稻作遗存；而黄淮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以粟为主，仅贾湖遗址发现稻作遗存；可为孤例。难以使人将二者等同视之。尽管考古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也与发掘工作的开展程度有关。‘然而，对具备相同稻作生态环境的地区，运用统计学统计出土炭化稻谷的多寡，考察其年代先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做较符合史实的裁决’（林华东：《中国稻作的起源与东传日本》《农业考古》1992年1期）。‘但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加之所发现稻谷遗存最早，数量巨大，就不能完全用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来解释，而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严文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江汉考古》1990年3期）。 Ⅱ、该地区必须处于史前（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含稻作文化）南北交汇的核心地理位置，是我国史前南北文化交流与传承过程中的纽带。其史前文化自身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足以构成对周围地区史前文化发生强烈影响。因为，在史前文化进步、农业起源与传播过程中，某地区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条件的中间性质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从环境方面来考察，它的中间性质又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Ⅲ、该地区在史前（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应非‘粟稻混作区’”（7）。 对于向安强先生的三点补充，笔者认为：其第1点与“三条标准”的第三条相似。而其第三点却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既然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而稻和粟在生理特点和对气候、环境条件的要求上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作物，况且史前社会生产技术尚不发达、文化信息传播困难，作为稻作起源地在起源之处就不可能是“粟稻混作区”。至于他提出的第2点补充，笔者认为是必要的，但同时又认为他在文字表述方面过于理论化，过于抽象，而给人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下面请看向安强先生对他所提出的第2点补充条件在认定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起源地时所作的论述：“从地理位置来看，长江中游正好位于全国的核心位置，在我国史前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成为极为重要的纽带。如长江中游地区（陕南汉水上游的梁山和湘北洞庭湖湖区等地）的旧石器，在文化特征上表现出了我国南北两大系的文化因素。反映了南北旧石器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汉水上游地区的李家村文化不仅对研究两大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更表明了中原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不只与黄河流域而且与长江流域都有直接的联系。由于这里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在文化面貌上则显示出联结黄河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纽带作用。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等，与中原磁山、裴李岗文化相比，亦有诸多共同因素。这些除了表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人类思维及创造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外，似乎也反映了南北各地的交往频繁和相互影响；也证明长江中游地区在人类早期文化的相互传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整个中国史前稻作文化圈而言，长江中游不仅正好位居中间，且稻遗存的分布点多而密集，四周却逐渐少而稀，这绝非偶然现象，表明长江中游在我国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传播中，作用与意义不可低估。同时，长江中游史前文化自身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足以构成对周围史前文化发生强烈影响。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揭露出我国最早的（距今7000——8000年前）环绕原始村落的壕沟和围墙（这一时期的村落壕沟在澧阳平原还有发现），及数以万计的稻谷。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则揭露出了我国最早的一座古城，始筑城时代为大溪文化早期，距今已有6000年；而且发现了被大溪城墙叠压着的距今6500年以前的珍贵文物，如制作精美的木浆和长约3米的木橹等。表明长江中游在当时已具有高度发达的原始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如此辉煌的史前文化，必然会向四周扩散、辐射”。（8） 向安强先生的观点无疑是对的，现在笔者放弃向安强先生补充的第2点条件的部分内容，概括他在第2点条件下对“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论证结果，在“三条标准”的基础上再补一条，即提出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第四条标准：“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古城不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数量最多，足以代表史前阶段中国稻作地区社会的最高经济发展水平。”这样说，是不是更直观、更直接了当一些。 二、古城址在长江中游的率先出现和成群出现是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明显标志 为什么笔者要将第四条作为衡量中国稻作起源地的标准呢？笔者认为：增加了第四条标准，能更直观、更明确地将中国稻作起源地划分出来。大家知道，城市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的到来。史前古城址的出现，实际上是史前聚落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一时期的城，实际上是某一地区范围内的聚落中心。这一时期的“城”虽然不具备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城市”的许多功能，但它是史前阶段某一地区提前迈向文明社会的标志，一切原始文明都孕育其中。一个地区最早出现城址和出现城址群，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不仅是这一地区史前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集中体现，而且是这一地区史前政治、经济、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用向安强先生的话来讲，这一地区“史前文化自身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足以构成对周围史前文化发生强烈的影响”。尤其在生产工具还十分落后的史前社会，筑城不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需要耗费大量的物力——粮食。没有充足的粮食物资作保证，利用大量的劳动力放弃农业劳动去筑城是不可能的，而筑城者所食用的粮食必然是从事农业劳动者食用后的剩余部分。粮食出现剩余，有充足的积累，是农业劳动者提高生产技术获得单产增收或扩大种植面积、增加总产的结果。一个地区能够率先提高水稻的单产或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这与这一地区具有深远的原始农业文化积淀是分不开的。如果稻作文化不是在这里最先兴起，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史前阶段，这里就不会率先出现城址和城址群。所以，城址在某一地区的率先出现和成群出现，不仅说明这一地区有深厚的物质文化底蕴，而且在这一地区有较为密集的人口。一般学者认为：农业的起源虽然是人作用于自然的结果，但反过来说，也是大自然作用于人的结果。人依赖自然，如果没有生存方面的需求，大自然在环境条件方面如果对人没有产生压力，农作物的驯化，尤其是水稻、粟类作物的驯化栽培就很难发生。所以说，在农业起源方面，人与自然，自然与人是互为表里的，相互作用，才产生了驯化农作物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讲，稻谷的驯化与栽培，是某一地区人口压力过大，或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人们以往依赖自然所进行的狩猎、采集经济已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不得已所选择的另一手段——种植。史前阶段，城址在某一地区的出现，不仅表现出这一地区人口的高智能，而且反映出这一地区的人口也是高密度。有人对长江中游地区从9000年前到4000年前这5000年内的人口增长情况作过估计，在1200多份新石器遗址资料的基础上，取其中可进行类比估算的较为完整的遗址进行平均取样估计，得出的结果是：早期人口增长为0.12％，与全世界新石器时代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一直，大溪文化时期高达0.21％，说明稻作农业对人口产生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晚期人口增长率回落，人口增长的高峰期正是定居农业的产生并进行推广的最初2000年（9），即彭头山文化时期到大溪文化时期。所以说，笔者要把古城址在某一地区的率先出现和成群出现，作为衡量“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一个标准无疑是对的。如果把笔者原先提出的“三条标准”作为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基础条件的话，“第四条标准”就是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一个明显标志。 考古学的发现表明：长江中游地区，从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古城的出现，一直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的成群出现，充分显示出这一地区在中国稻作文化起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目前长江中游发现的史前阶段的古城址有： 〈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该城址位于澧水及其支流冲击而成的澧阳平原西北部一个叫徐家港的平头岗地的南端，东径111°40′北纬29°42′。平面圆形，内径314——324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出城外平地5——6米。护城河宽35——50米，深约4米，四个方向各开一门，基本对称。从考古工作者对城头山古城墙解剖结果来看，城墙共分12层，第12层为城头山古城最早一期城墙，它与环绕整个城墙的壕沟同时建造，并利用壕沟取土筑城。虽仅高2米，但它的基脚到壕沟开口尚有1.5米高差，其下再深2.5米的环壕，三者结合起来，可以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第11层为此期城墙外坡堆积，并将壕沟两边覆盖。压在第一期城墙内坡之上的第10层，为该城墙使用时的城内生活垃圾，所出陶片和C14数据都证明它属大溪文化二期，其下层为二期偏早，这就从地层证明了第一期城墙筑造于大溪文化一期，时间已超过6000年，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城墙。这时的城头山古城规模和范围即已定型。因此，城头山古城应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一座古城址。（10） 〈二〉、湖北荆门市马家院城址：该城址位于湖北荆门市五里镇，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西北。地势属荆山余脉的丘陵山岗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其地南距江陵楚古都纪南城约28公里，西至荆襄古道（即207国道）约4公里，东港河紧靠古城西城垣由北往南经鲍河、长湖注入汉水。城址营筑在高出周围地面约2——3米的平岗地上，其四周为宽阔的稻田。城址至今保存完好，南北略呈梯形，长约640米，宽300——400米，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城垣为土筑，夯层清楚。据南城垣东端断面解剖情况可知，夯层一般厚约20，最厚处为30，最薄处为14厘米。其中南城垣长约440，底宽35，上宽8，高5——6米；北城垣长约250，底宽约30，残高1.5；东城垣长640，底宽约30，残高3米；西城垣长约740 ，底宽约35，上宽8，高约4——6米。城垣内筑护坡，一般宽约5米，城垣外坡陡直。城垣之外有护城河，护城河除南、北局部损毁外，其余保存基本完好。河宽一般为30——50米，河床距地表约4——6米，城外护城河相连，城内一河道自西北城门曲经城内至东南城门流出。护城河似为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相结合而成。城垣东、南、西、北各辟一城门。其中西城垣及东城垣各设一水门。马家院城址是一处重要的屈家岭文化古城（11）。 〈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阴湘城遗址的地理位置为北纬30°30′58″，东经112°11′11″。四周地势低洼，平均海拔为38米，遗址区地势则相对较高，平均海拔41——42米。阴湘城遗址平面呈圆角方形，东、西、南三面城垣保存完好，南垣与东垣转角处略外凸，遗址北侧被湖水冲毁，北垣已无存。现存城址东西长约580，南北残宽约350米，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垣宽约10——25米，东城垣基脚最宽处为46米。城垣全长约900米，高出城内附近地面约1——2米，高出城外城壕约5——6米。城外相应有城壕宽约30——40米。东西两面城垣宽且高，南垣则较为窄矮。城垣最高点在东城墙上，海拔高度为44.4米，城墙最低点海拔37.9米，二者高差为6.5米。发掘者指出：阴湘城遗址在大溪文化时期已是一处规模很大的聚落遗址，屈家岭文化早期，开始修筑起颇具规模的城垣，成为方圆数十里区域内的一个中心聚落。阴湘城遗址属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址，作为长江中游地区所发现的古城址群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12）。 〈四〉、湖北石首市走马岭城址：城址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焦山河乡走马岭村与滑家当镇屯子山村的交界处。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长，南北短。城址东西最大长度为370米，南北最大宽度为300米，总面积约7.8万平方米。城垣高4——5米，宽20——27米，因筑成取土在城外形成一条宽25——30米的壕沟，似为护城河遗迹。城垣上有数处缺口，其中有可能为城门。缺口两边，有的保存着圆形土台，可能是城门附属的防御性建筑物台基。走马岭城址始建时代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使用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中期。到屈家岭文化晚期已逐渐废弃（13）。 〈五〉、湖北公安县鸡鸣城遗址：该遗址位于湖北省公安县狮子口镇双lou乡船嘴村一个狭小的平原上，东北不远处为低矮的缓丘，南距洈水河约2公里，东北距公安县城约30公里，GPS测定的地理坐标为北纬29°55′41.6″东经111°59′03.8″。城址大致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略从东北向西南走向，东南和西南角有明显的转折。南北最大距离500米，东西约40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垣周长约1100米，顶宽约15，底宽约30米，一般高出城内外2——3米，西北部城垣更高出城垣其它部位1米左右。城垣外面的护城河除东部痕迹不明显外，其它部位基本联成一体，周长约1300米，宽20——30米，深1——2米。城门不祥。发掘者认为：鸡鸣城城垣的始建年代属屈家岭文化时期（14）。 〈六〉、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该城址略呈圆角长方形。东西约400米，南北约500米，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垣残高出地面2——4米，还略可见城门、护城河等遗迹，属屈家岭文化（15）。 〈七〉、湖北天门山石家河城址：城址位于湖北省天门石河镇，城垣大体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最宽处约1100米，面积约120万平方米。西墙、南墙和部分东墙合计约有2000米的城垣，今尚存留余地表，顶面宽8——10米，底部宽50米以上，最高处6米左右。紧靠城垣的外侧环绕一周壕沟，主要经人工开挖而成，局部利用了自然冲沟加以连通。城壕周长4800米左右，一般宽80——100米，壕底与今城垣顶高差6米左右。城内外8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共约30处，以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遗存最为普遍。该城始建年代不早于屈家岭文化中期，主要使用和繁盛期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16)。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尽管发现了浙江余杭西部良渚、安溪、长命、瓶窑四乡镇地区内所形成的良渚文化遗址群，是目前所知良渚文化最大的一处核心聚落。甚至在良渚文化中居于类似“首府”性质的地位。其背靠山丘，面向平原，在东西10米，南北5公里的范围内，较密集的分布了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按遗址面积统计，近1万平方米及其以下者29处，1万至近5万平方米者17处，5万至近10万平方米者5处，15万和30万平方米者各一处。有人认为这一核心聚落“当为未建城垣护卫工程的都邑”。但的确在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至今尚未确切发现构筑有城垣的史前城址（17）。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这是与史前阶段稻作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地处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一期就出现了像城头山那样规模宏大的古城，而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大体相当的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中游已是城池林立，而长江下游还不见一座城垣呢？这虽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包含在内，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与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基础不发达有直接关系的。而此时的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优势又是以栽培水稻为主导产业的，水稻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水稻的单产和总产。而在史前，某地水稻栽培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当地水稻栽培历史的长短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历史越长，文化积淀就越深、越厚，积淀越深厚，新技术经验就越容易产生，越容易产生，栽培技术和管理水平就越高。城垣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史前阶段某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综合反映。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长江中游地区有希望发现更多的史前古城。 综上所述：长江中游地区有关史前阶段七座古城址的发现，足以说明，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古城不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足以代表史前阶段中国稻作地区社会的最高发展水平。 三、八十垱遗址发现的围墙和古稻与城头山遗址发现的城垣和古稻田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稻作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兴起后传播与发展的结果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史前古城址的出现，实际上是史前聚落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一时期的“城”实际上是某一地区一定范围内的聚落中心。这就是说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古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与这一地区深远的原始农业文化积淀分不开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早在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就出现了像湖南澧县八十垱那样的大型原始聚落形态。作为城的明显标志“墙”在此时已见端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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