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汉高祖刘邦不仅非六国贵族出身，也不是读书人出身。未造反前曾当过亭长，当时的亭长，大约相当于如今街道办事处主任一类的职务。辅佐刘邦的主要功臣，如首任丞相萧何、次任丞相曹参，也都是县小吏出身，同刘邦一样对于经国济世之道所知甚少。故汉兴之后，在法制、官制各方面一仍秦之旧，乃出于无知之无奈。这也不妨视作李斯为秦所建树者得以为汉所继承的偶然因素，因为倘若换一帮知书达礼、学问可以车载斗量的人物上台，极可能就会弃秦所建树之种种如敝履，改弦更张、别有所建。

上文提到刘邦平生讨厌儒生，张口“腐儒”、闭口“竖儒”，把儒生骂得狗血喷头。大约是因为大字不识一斗，尝被儒生取笑所致。然一旦贵为天子，却也如同秦始皇一样，有求于儒。同秦始皇不同，汉高祖没有封禅刻石、推阴阳、建历法这类雅兴，用不着儒生替他搞这套把戏。不过，既为皇帝，总要树立点与众不同的权威方才觉得过瘾。而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既然大都同刘邦一样，不是知书达礼之流，当了官、封了侯之后照旧没大没小，不把刘邦这皇帝另眼相看。据《史记》，刘邦既为皇帝之后，“群臣饮酒争功，醉后妄呼，拔剑击柱”，叫刘邦看了心烦意乱。刘邦的不满，被一个叫做叔孙通的儒家看在眼里，知道是儒家亨通的机会到了。

上文在指出儒生、博士等并没有因“坑儒”而在秦朝廷绝迹时，曾举秦二世于陈胜造反之际还曾召儒生、博士备顾问之事例以证明之，叔孙通正是被召见者之一。当时叔孙通花言巧语把秦二世乱哄了一通，被秦二世拜为博士，眼见秦朝大势不好，扭头就投奔造反派。先跟项梁，项梁死而跟怀王，怀王失势而跟项羽，最后投降刘邦。知刘邦讨厌儒生，去儒服、改短装以博刘邦欢心。又推荐一帮流氓无赖给刘邦，刘邦大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叔孙通降汉之时，有那么一百来儒生弟子跟著，都想依靠叔孙通讨个一官半职，见叔孙通推荐流氓无赖而不推荐自己，皆大骂。叔孙通说：现在刘邦缺的是能上阵搏斗的人，你们干得了吗？等着别急，会有用得上你们的时候。以叔孙通如此这般行迹考之，当是个投机取巧之辈，绝不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然知晓儒家的礼节却不假，不妨以“小人儒”视之。

话说叔孙通眼见亨通的时机到了，遂向刘邦进言，说他可以根据古礼和秦仪制订一套卑尊有序的朝廷礼节，到鲁国去找一帮知礼的儒生来，同他手下的弟子一起演习示范。刘邦肯首，并嘱咐叔孙通尽可能简化，唯恐复杂了他和手下的人都学不来。叔孙通于是徵鲁国三十余儒生，有两人不肯行，并嘲笑叔孙通说：你都跟过十个主子了，都是靠拍马屁往上爬。如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你又出主意搞什么礼乐。你懂什么礼乐？礼乐是要经百年开化才会产生的。再说，你搞的那一套也不合古代的规矩。你算了吧，别在这犯贱！叔孙通笑道：真是鄙儒，不识时务！这两个把叔孙通如此这般奚落了一番的儒生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所谓“鲁两生”(亦作“鲁二儒”)，因史佚其名，只好这么称呼。究竟谁是“鄙儒”？是叔孙通还是“鲁两生”？则见仁见智。司马迁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意思是说：“叔孙通根据世俗的需要，制订进退的礼节，善于应变，终于为汉代儒家鼻祖。这大概就是所谓‘极直则类弯曲，道原本曲折’吧？”显然，司马迁不以叔孙通为鄙。陶渊明却于咏史诗中称道“鲁两生”曰：“介介若人，特为贞夫”。意思是说“这两位耿直的人，特别贞洁”。显然，陶渊明不以“鲁两生”为鄙。一着眼于成就，一着眼于修养，故曰：见仁见智。

话说叔孙通带领鲁三十余儒生以及他手下百余名弟子，经过月余排练，把他制订的礼节演习给刘邦看。刘邦看了，觉得不错，遂于长乐宫落成，诸侯大臣朝见之时实行之。自诸侯王以下大臣皆按典礼规定的方式进退，莫不振恐肃敬。于是刘邦大悦，说我今日方知为皇帝的尊贵。乃拜叔孙通为奉常(奉常，秦所创设的官职，掌宗庙礼仪。《史记．叔孙通传》作“太常”，误。因“奉常”之改称“太常”，在汉景帝之时，其时叔孙通早已物故。)，赐金五百斤。叔孙通说：我的弟子跟随我多年， 共同参与典礼的制订，望皇上也赏他们官职。刘邦遂任命其弟子皆为郎。叔孙通又将所得赏金转送予其弟子。由此观之，叔孙通既不食言，亦不贪得，故即使就个人修养而言，亦有可取之处。上文称之为“小人儒”，或者过于苛刻，不如遵司马迁之说，称之为“汉家儒宗”为是。上文提到尊儒并非自汉始而实自秦始，汉之尊儒不过是秦之尊儒的延续和继承。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本是秦朝的博士，正可引为旁证。

§94

虽说司马迁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后世之论史者却不仅忽略或抹杀秦开尊儒之先例的事实，也忽略或抹杀汉初即承继秦之尊儒的事实。前者或因秦始皇有“焚书坑儒”之举而致，后者或因汉高祖有“腐儒竖儒”之骂而致。其实，“坑”归“坑”，“骂”归“骂”，用得着时，还是有赏。当然，有俸禄可领、有官爵可取，也许有人并不视之为“尊”，因为在领俸禄、取官爵的同时，还有被坑之虞、挨骂之耻。即使无之，也许还是会有人不以为“尊”，因为在某一些人心目中，只有“至尊”或甚至“独尊”，才谈得上是真的“尊”。古往今来论“尊儒”之历史者，无不以汉武帝的时代为起点，以董仲舒的对策为首倡。董仲舒在对策中请罢绌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而推行之。故董仲舒所提倡、汉武帝所实行者，实非“尊”而为“独尊”。论“尊儒”而大都从“独尊”谈起，可见说“某一些人”，其实是过于保守，不如说“大多数人”更符合实际情形。

李斯建议非秦之史记，一律销毁，敢私藏《诗》、《书》者刑，秦始皇从之，后世皆知其非。董仲舒倡议非《春秋》所记皆为邪说，非孔子之术，“皆绝其道”，汉武帝从之，而后世皆以为是。二者在实行方式上虽有缓急轻重之别，其毁禁的内容虽然不同，旨在遏制学术思想之自由，则并无二致。秦幸而短命，故秦之销毁书籍不曾彻底；汉不幸而长寿，故汉之独尊儒术遂成为传统，越两千年始衰；而所衰者，仅为所独尊的内容而并非有所独尊的思维方式；而为害至深者，恰在有所独尊的思维方式而不在所独尊的内容。就这种意义而言，董仲舒请罢绌百家、独尊儒术之贻害流毒，斩不断，恰似一江春水；挥不去，浑如满城飞絮。

说独尊儒术自汉武帝始，有案可稽，无可置疑。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源于董仲舒的建议，虽亦有案可稽，而且自汉以降两千年来并无疑者，却并非不可置疑。董仲舒上书汉武帝请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见《汉书．董仲舒传》。然《史记》置董仲舒于《儒林列传》，无独传。而《儒林列传》中不仅没有董仲舒请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记载，却有如下记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译成今日的白话，就是：“等到现今的皇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赵绾官至御史大夫、王臧官至郎中令。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丞相；郎中令地位稍下御史大夫，皆为亲近天子的高官。)等通儒学，皇上自己也向往儒学，于是招集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才(古代所谓“文学”，多泛指“学术”，与今日之用法不同)。从此以后，谈论《诗》，则尊鲁国的申培公、齐国的辕公生、燕国的韩太傅(名婴，曾为常山王太傅。今传《韩诗外传》，即其传《诗》之作的一部分)。谈论《尚书》，则尊济南的伏生。谈论《礼》，则尊鲁国的高堂生。谈论《易》，则尊□川(今山东寿光)的田生。谈论《春秋》，则尊齐、鲁的胡毋生，赵国的董仲舒。等到窦太后死后，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招揽饱学的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因擅长《春秋》，从平民百姓擢升为天子的三公、封为平津侯。天下的读书人于是无不望风响应了。”

由此可见，司马迁认为儒学之兴于汉武帝之世，首先是因为汉武帝自己喜欢，其次是有赵绾、王臧等皇上亲信的高官的提倡。而霸绌百家、独尊儒术，则由三项因素合而促成。其一，窦太后死。窦太后，汉景帝之母、汉武帝之祖母。不仅是老庄学术的坚定信徒，也是主张独尊老庄学术的积极鼓吹者。赵绾、王臧皆因提倡儒学而受窦太后迫害自杀。故窦太后一日不死，儒学一日难有独尊之望。其二，丞相武安侯田□推行罢绌百家、独尊儒学的政策。田□，汉武帝之母王太后之同母弟，汉武帝之嫡亲舅。以丞相之贵兼母舅之亲，其所欲推行者，必如荀子所谓“登高而呼”、“顺风而呼”者，其效可想而知。其三，公孙弘既无功劳亦无苦劳，更非皇亲国戚，仅凭擅长《春秋》这一点而位极人臣。无怪乎天下读书人皆望风而归儒。董仲舒不过是汉武帝之世兴儒和尊儒浪潮中的逐潮而上者之一，与儒之兴和儒之受独尊都拉扯不上多少关系，充其量不过推波助澜而已。

司马迁与董仲舒同时而稍后，亲自眼见儒学之兴与受独尊这段历史，对董仲舒亦推崇备至，如果董仲舒确有罢绌百家、独尊儒术之首倡，司马迁绝无隐瞒不载之理。《汉书》为东汉人班固撰，其时去汉武帝的年代已一百年有奇。司马迁有机会耳闻目睹而不曾闻不曾睹者，试问班固从何得知？故曰汉武帝罢绌百家、独尊儒学之举因从董仲舒之请的说法，并非不可置疑。

§95

说《汉书》有关董仲舒请汉武帝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实，或问：其说谎的动机何在？窃以为《汉书》作者并不曾说谎，只不过以讹传讹而已。后世学者视《汉书》为权威，遂使所传之讹成为定论。然则，讹从何来？曰：从既经独尊之后的汉儒而来。这些汉儒为什么要制造和传播讹言？曰：极可能因以下三种因素凑合而成。其一，田□显然是使罢绌百家、独尊儒术能成为事实的最重要人物。然田□出身外戚，外戚、宦官、刀笔吏(执法官员出身者)同为儒家所不齿、所憎恨者，故既经独尊之后的汉儒绝不愿意让人知道其发迹主要依仗的是外戚田□的势力。其二，公孙弘虽为儒家学者出身，然在当时已有溜虚拍马的名声，也不是尊为儒宗的理想人选。其三，董仲舒虽未必首倡独尊儒术之说，极可能随声附和过；其官爵虽不及公孙弘，名誉则远较公孙弘为好；本身虽不显赫，其弟子和子孙皆为大官，身后不乏捧场之辈；兼之又有著作流传，使捧场者不乏凭借之物。合此三者为一，董仲舒之被抬举似乎顺理成章。从司马迁修《史记》入董仲舒于《儒林列传》，至班固修《汉书》而为董仲舒单独立传，可以推测在这一百年间董仲舒的地位业已从儒家学者演化而为历史人物。之所以会有如此这般转变，想是同董仲舒被抬举为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倡者不无关系。

其实，抬举董仲舒，于董于儒都不一定就是好事，而于儒尤其不利。如果事实求事，把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功劳”记在田□或田□的后台汉武帝身上，当这份“功劳”变成垄断思想的“罪过”时，这份“罪过”也就不会加到董仲舒头上。不过，董仲舒如果不曾遭受这般抬举，也就会如《儒林列传》中的其他儒家学者一样，默默无闻，虽不遗臭万年也不流芳千古。况且董仲舒是在名副其实流芳千古之后始入逆境的，更况且在该遗臭之时，矛头所指又大都误向孔子而将其放过，故于董而言，遭此抬举可说利多于弊。至于儒，则仅见其害，未见其利。据史册记载，董仲舒之为《春秋》之学，不止于传授讲解，而且是据《春秋》所记载的“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以至于以求雨祈阳为能。

如前所述，《春秋》乃是一部政治提纲式的历史著作，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大有篡改历史事实之嫌，虽然据说孔子自视之甚高，实则为孔子学术之糟粕。董仲舒既为《春秋》专家，其不为发扬孔子“为君子”理论的大儒、通儒，可想而知。至于《春秋》之记载灾异，记之而已，并无天人感应之说。但凡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者，皆为注释者所为，并非孔子原文，未见得是孔子记录之本意。孟子隐约谈到天人感应之意，即遭荀子讥之为“陋儒”。至于以为雨水、阳光可凭祈祷而得，其见识之浅薄庸俗与巫相等，而董仲舒以擅长于斯而见称于世，其为陋儒、为俗儒，实不容分辨。更有甚者，所谓“三纲五常”等等由董仲舒所倡之庸俗、迂腐之论，并非孔子之道，亦非孟子、荀子之言，不仅并非孔、孟、荀等先秦儒学大家所言，而且颇与先秦儒学大家之言论相孛，然因董仲舒被抬举为独尊儒术之宗而被后世儒家奉若神明，附会为圣人之说，流毒贻害无穷，而真正的儒学反遭淹没。由此可见，“儒”被捧为正统，不假；然所谓“儒”者，乃经董仲舒之流庸俗化之儒学而非真的儒学。田□、汉武帝皆非学者，自己不会搞一套儒学理论。故如果田□或汉武帝得为独尊儒术之祖，则儒学或有可能保留孔子学术的本来面目。抬举董仲舒，则为儒学之庸俗化大开方便之门。故曰：于儒学仅见其害，未见其利。

董仲舒之学及其为人之浅陋庸俗，除在江都王相任上以求雨、祈阳为务外，还可于下例窥见一斑：董仲舒一度以中大夫废居家，适逢辽东和汉高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于是作《灾异之记》，附会天灾于人事，将上诸朝廷而被丞相长史主父偃窃取。主父偃隐其名而献诸汉武帝，汉武帝令朝廷诸儒生讨论。董仲舒有大弟子曰吕步舒，不知此书为其师董仲舒所作，论断为“下愚”所为。董仲舒因此被判死刑，汉武帝赦免之，董仲舒从此不再敢言灾异。

董仲舒之“仲”，如“伯夷”、“叔齐”、“仲尼”之“伯”、“仲”、“叔”，为排行而无所取意，故董仲舒的名字实取意于“舒”。有师曰“舒”，而有弟子曰“步舒”，以示紧跟，一步一趋于“舒”之后，可笑之至。虽然，为弟子者如何取名，未见得反映为师者之意。然为师者既接受如此善拍马屁的弟子为高足，为师者何如人？亦可想而知。有如此善拍马屁的弟子，却不慎拍到马腿上，几乎致其师于死地。说明所谓灾异理论者，并无逻辑可循、事实可稽，出自名儒之口便为圣贤之言，出自无名氏之口即为下愚之说。汉武帝之所以赦，亦仅因知其为董仲舒所作故赦之。倘若作者确为无名小卒，其结果之为“杀无赦”可想而知。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董仲舒既然以论灾异、推阴阳为专长，必然以灾异之说、阴阳之论为“道”之所在。因惧死而不再敢言“道”，孔子闻之，必曰：“小人哉，董仲舒也！”

§96

说董仲舒为独尊儒术之祖的地位乃汉儒抬举所致，并不等于说董仲舒为“大儒”的地位也是汉儒抬举的结果。董仲舒在当时之为“大儒”，无可置疑。否则，司马迁既不会列之于《儒林列传》，汉儒也不会抬举之为独尊儒术之祖。或问：其为人也，既然如此庸俗、浅陋，如何会被视为“大儒”？答曰：战国之末人才大都流入以权谋策略为务的纵横家一流，儒、墨、名、法等一度显赫的学派皆式微(详说见前，此不复赘)。其结果或为乏人问津，或为庸才充斥。名家、墨家属于前者，遂从而失传；儒家属于后者，遂使庸俗如董仲舒者居然可以担当得起“大儒”的称号。

阴阳家虽或与儒家同源，当先秦之世与儒并不合流而自成一派。当战国末期除纵横家之外的各流派均趋衰弱之际，阴阳家的处境比儒家差胜，儒家或从此而成为阴阳家之附庸。两流派合而为一之后，却打着孔子和儒的旗号，实行的则是阴阳家和孔子目之为“小人儒”的勾当。故当秦一统之后有需求于儒的时候，应募而出的儒，不是以封禅纪功为能，就是以求药访仙为务。本以阴阳为业者，成为望星气的专家；本以儒为业者，把诗、书、礼、乐当成儒家的专利技术而成为“章句小儒”或技术小儒；能结合这两者，既能谈灾异，又能谈诗书者，于是乎名正言顺为“大儒”。这样的“大儒”又可分成两类：一类善于钻营或者说识时务，如叔孙通、公孙弘，遂为俊杰、致大官。另一类迂腐木讷，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运气不够好的如辕固生、如韩太傅，老死《儒林列传》，运气好如董仲舒者，遂为儒学泰斗。“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这一点至关紧要，如上文提到的“鲁两生”，就不属此类而属于不钻营者。不钻营者不见得就必然道德高尚、学问渊博，然其不可能成为“大儒”，则无可置疑。所谓“鲁两生”者，就是最好的证明。连姓甚名谁都无从考核，何从而誉之为“大儒”？

列董仲舒于“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一类，或有不赞同者，因董仲舒有所谓“三年不窥园”之誉，素来被视为道貌岸然的君子。实则不然，何以知之？曰：董仲舒于汉景帝朝即为博士，于汉武帝朝又应举为贤良、上书对策，被任为江都王相，告老还乡之后仍备朝廷之顾问。果真无意于钻营如鲁之两生，则如此等等皆不会发生。其一度被废居家之时，作《灾异之说》以冀进用而几遭杀身之祸，则更是“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之证。史册载其为博士之时，“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译为今日之白话，就是：“垂幕讲课，弟子依地位高低相递传授，有的弟子甚至从无机会见董仲舒之面”。为区区一博士，其排场就若此之大。一朝得志为丞相、为御史大夫，那还了得？或以为师道尊严，礼当如此。但凡作如是想者，或皆不曾读过《论语》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曾闻知孔子与其弟子有如何和谐亲密的学问关系和生活关系。孔子不仅“有教无类”，而且与弟子之间的“教”与“问”，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何曾有“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这等官样排场。所谓“师道尊严”，也正是腐儒、陋儒如董仲舒者编造出来的把戏。因胸中无“道”可让人尊严，故树所谓“师道”以尊严之。倘若胸中有道可尊，人尊其道而必然尊有道之人，何须别树一师道而尊严之有？

自汉以降，但凡“善于钻营”之儒，似乎均不如“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的儒在儒学史上吃香。究其原因，大约有三。其一，善钻营，遂官运亨通；官运亨通，遂无暇著述；无著述，遂不得以“大儒”之名传。其二，善钻营，遂难免不被不善钻营者责之以逢迎拍马。名声既不正，遂难得以“纯儒”之名传。其三，“虽不善钻营却不放弃钻营”者往往能捞个博士一类的官职，虽无功业可谈，却既有大把的时间用于著述，又可“下帷讲诵”，网罗一帮弟子。有著述流传兼有弟子捧场，遂不难被捧为“大儒”。其四，既不善钻营，其钻营之迹或不显，遂不难收正直不阿之誉、获“纯儒”之名。其实，观孔子之意，立功为上、立德为次，不得已方才立言(详说亦见前，此亦不复赘)。而立言之目的，并不在立言本身，而在传诸其人，令他人有立功、立德之凭借。以此观之，“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者，并无可以傲视“善于钻营”者，又何可以“大儒”、“纯儒”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