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夜话

阿唐

(十六) 乱世枭雄毛泽东(下)

1953年，中朝美三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在三千里锦绣河山的朝鲜半岛上绵延了3年时间之久，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烈度最高的局部战争的战火，终于正式熄灭下来。

一直到韩战已经过去了五十三年的今天，中国的网民们仍然为了这场韩战是否应该打中国是否真的胜利而吵得不可开交，但是，1953年的中国人民几乎全体一致地认为打得对打得好打胜了，我们把美国人又赶回了三八线，保卫了我们的家园。

中共政治局中，毛泽东的同事们由衷地敬佩这个微微发福的湖南骡子，他黑黑浓密的头发、旺盛的精力和散漫随意的举止，丝毫看不出已经是一轮甲子之人，如果不是他力排众议坚持出兵，今天的东北地区不是变成了美军占领下的游击区就是抗击在朝美军的前沿阵地了。一场韩战的结果，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了60个步兵师和近30个空军师的苏军最新装备，经受了现代化战争的战火洗礼，从一支近代化的军队一跃而为现代化的军队，中国跨入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军事强国的行列。最关键的是，这场战争大大地改善了斯大林对于中共的观感，接踵而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让中国快速地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地位，在迈向世界工业强国的道路上迅跑。

截至到五十年代中期，很多身在高位的中共党人一致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的时期，高层团结，将士用命，人民忠心，城市里在苏联的帮助下建成了156个工业基地，农村里完成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彻底改造，共产主义的门槛似乎不过是一步之遥，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超英赶美”的狂热口号。

以今天的眼光看回去，在这一段中共党史津津乐道的尧舜一般美妙的黄金时期中，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于中国以及中共的未来影响，意义深远。

第一个就是土地改革。中共在全中国范围内，除开西藏等偏远地区之外，人为地打破了乡村的私有制经济的神圣性，重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通俗地讲，就是斗争地主富农，分田分地分家产，并且在相当一部分的乡村中对富人阶层实施了事实上的有计划杀戮。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以及同期的镇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一百万人还是二百万人？大概已经不可考了。

在中共早期的武装割据时期，对于红区和游击区的地主富农曾经实行了苏联实施过的专政手段：肉体消灭，财产分光。这也是老蒋至死都称呼中共为匪的历史由来。从权变角度而言，早期中共的做法有不得不为之的原因，不然，谁会死心塌地地跟你闹革命？但是，在建立政权之后，仍然大力推动这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运动，就大有商榷的必要了。

从巩固中共政权的角度出发，5百万的军队，全民族空前规模的对于中共的向心力，根本就没有必要对于乡村的富裕阶层实施如此极端的国家主导的专政行为，难道仅仅因为分了田地，他们就敢造反不成？

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凡是农村中的富裕阶层，富有的原因不外是祖上遗产、个人勤劳和聪颖，巧取豪夺欺男霸女的恶霸地主不是没有，但是毋庸质疑，其比例显然是少数之少数，否则，社会结构因为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将会因为其不稳定性而即刻倾覆。呵呵，看官如果不信，尽可以回家去问问家中经历过那一时代的长辈，调查调查有多少地主理当杀头。退一万步，即使此人该杀，其审理与执行的操办之人，也不应当是同村的乡民。这种作法对于我们二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传统，只有起到强化的作用。

从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角度出发，这是一种对社会进步发展的反动行为，从破坏私有制的神圣性开始，演变到对于少数阶层的肉体消灭，最后种下的恶果就是人性的泯灭和权力的滥用。其后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土地，选择加入人民公社这个超现实主义的理想怪胎，土改的前车之鉴，谁还敢说个不字。最后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膨胀到了除了多吃多占，还可以任意吊打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农民，情形严重到中共要发动“四清”运动来清理这些所谓的变质分子。

从效果来看，暴力革命就是一柄双刃利剑：立竿见影，后患无穷。当年，中共在苏区搞了非常彻底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动员了无数农民参加到了共产主义的洪流之中，如江西的吉安湖北的黄安，几乎都是将军县了，因此中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地区都是自己人的地盘。于是，1945年初，在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战役之后，老毛派遣王震率领一直在延安开荒种地的三五九旅南下前往江西福建的老苏区去点燃那里留存的革命火种，顺便打算沿路拣拣战场上的洋落，收编收编地方武装。王胡子遵令率领这几千人马跋山涉水万里转战，备极辛苦，谁料想，一路之上经过的革命老区，老百姓看见他们就象看见鬼一样，根本不予合作，甚至贫苦农民也回避他们。何也？当年红军在当地闹革命的时候，征兵征粮，简直到了杀鸡取卵的程度，分到手的那几亩地的收成根本就不够应付的。等到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人，还乡团一回来，不仅田地物归原主，还要搭上若干利息。结果，王震的部队转来转去，一片根据地都没有搞成，后来，被迫北上，在河南入了李先念的伙。最后国共内战一起，中原突围之后，王胡子带领他的部队又回到了延安！嘿嘿，算起来，这王震还经过两次长征呢，也是一个奇人。

第二个是“高饶事件”的爆发和处理。高是高岗，饶是饶漱石。饶漱石为人谨小慎微兢兢业业严于律己，人称“苦行僧”，并不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人，高岗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性格色彩极为鲜明，一直到今天还是难以定论。他手下的干将马洪，80年代曾经任职国务院经济信息中心，也算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当年阿唐求职无门，曾经拜访此老，没有见着马老，大红墙里出来个秘书与青年阿唐攀谈，问某可否搞到东北山林里的新鲜山参？山参的没有，工作的没有，不然的话，今天摆的龙门阵或许还可以透露若干内幕，嘿嘿。

话说当年老毛率领一方面军摆脱了四方面军的潜在威胁，走出草地，在甘肃哈达铺获得国民党的一张旧报纸，言及陕北有共匪刘志丹和徐海东部活动，大喜过望，原来设想前往内蒙接近苏联的设想暂且搁置，一溜烟地径直奔往陕北。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大概有6千多人，破衣烂衫，疲惫不堪，遇到的刘志丹高岗部，人数不多，三千来人，但却是地道的陕北地头蛇。老毛骨子里面的草莽气质，一下子就征服了这两个后生之辈，尤其是高岗，马上就对老毛服气的不行。写到这里玄幻一下，如果换上周恩来率队而来，以他温和的性情，彬彬有礼的风度，大概不会如此之快就能折服这两位已经独当一面很久的诸候大员。总之，陕北的红军毫无二话地接待了落魄的中央红军，并且自觉自愿把自己手下的队伍纳入到了老毛的指挥体系之中。

其后，刘志丹战死，高岗成为了陕北红军的一面旗帜，老毛非常欣赏这个粗旷的陕北汉子，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直率他的忠心，而且也因为他的能干。不然的话，当时在陕北迎接中央红军的还有红二十五军团的徐海东部，徐把自己手中的全部大洋都接济了中央红军，连个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不可谓不忠诚，但是其后并未获老毛重用。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徐大将体弱多病的缘故，嘿嘿。

老实讲，我对这个动辄在万人大会上讲什么“我们有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尾巴就象XX，动不动就翘起来”的鲁莽汉子，也是颇有好感，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淹灭的人性，在高岗的身上却屡有闪现。比如，他曾经毫不顾忌地乱讲什么“陕北救中央”之类犯讳忌的话，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猛磕瓜子，随便吐皮，甚至飞溅到旁边人的身上而不察。高大麻子不仅个性张扬，而且非常的花心，但是从来不曾听说过他倚仗权势来硬的，都是在社交场所上勾三搭四，牛人哪。另一方面，高岗在东北做了近10年的东北王，工作干得相当出色，甚至在群众集会上，有人喊出了“高主席万岁”的口号。从林彪到彭德怀对他的印象都非常好，要知道，这两位也都是眼高于顶的人物啊。

在韩战结束之后，老毛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调动了各地方大局主管军民的五大节度使进京任职，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则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建国初期，国家的主要经济职权集中在计委，因此国家计委直接受国家主席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都是其中的委员。由此，高岗在党内的地位一跃成为毛、刘、周、朱之后的第五号人物，号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后世之人总是想不明白，高岗与饶漱石这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会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个在历史上毫无渊源可寻。我猜想，大概起因是来自老毛对二人的重视，从五马进京的人事安排来看，高饶是掌握党政两方面的实权人物。

党史的结论是两个人利欲熏心，打算取刘少奇而代之。这话不错，事实上他们两个就是这么干的。高岗出面找了很多人谈话，如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实力人物，矛头表面指向刘少奇手下的大将邓子恢，其隐含的意思则是：刘少奇不行，右了，要下来。但是，打死我也不信这是高饶两个人的自发行为，很显然，有老毛的意思在里面。

建国伊始，刘少奇在天津就发表了一个“资本家剥削有功”的观点，大意是资本家固然占有了相当一部分的剩余价值，但是他们有效率的经营行为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起到了促进作用。以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刘少奇的言论是非常地大逆不道。但是，刘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依据：现阶段的中国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共产主义那套理论暂时还用不上。

在这点上，老毛认为刘少奇右了，再加上刘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态度是：先机械化，再集体化，与老毛超英赶美的战略设想相去甚远，因此，要么是真想换马，要么只是想给刘施加一些压力，老毛显然是对高岗说了些什么，至少是暗示，不然，高大麻子胆子再大，也不敢如此嚣张地公然倒刘。

但是，没有想到高饶活动的结果是，除了林彭有些附和之外，其他人都不大感冒，刘系人马更是反戈一击，邓小平这个局外人甚至跑到老毛那里去打了小报告。

老毛一见众怒难犯，就拍拍屁股去了杭州，留下刘少奇在北京牵头组织对高饶的批判，罪名是反党联盟。我靠，高岗反的是刘，不是共产党耶！会议上说了些什么，只有日后等待中共秘密档案解密了。不过，我猜内容和形式与日后由李锐披露的庐山会议记录大致一样吧，无非是陈芝麻烂谷子，历史旧账，个人恩怨，互相揭短，发泄不满，上纲上线，最后还要逼着你自己承认错误。

这是共产党内部政治和组织生活不正常的开始，是一种极端恶劣的作法，完全是以势欺人，以众击寡。高饶的作法实在无可厚非，如果不在会议前交换意见，如何给正式的会议拟定议题和主调？当年老毛在遵义会议前不就是这么做的么？高饶事件，种下了庐山会议和文化革命的恶果。

高老弟百口莫辩，一气之下，寻了短见，而且是try了两次才成功，可见寻死决心之大。

老毛获知高岗死讯，据说非常生气，认为高麻子没有出息。

读史至此，往往忍不住想起李自成看到被崇祯砍掉一条臂膀的长公主时说的那句话：上太忍！

难道老毛真的是铁石心肠的人吗？从对老毛的回忆文章知道，他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常常在看戏的时候泪流满面，路遇倒卧路旁的可怜穷人也心疼的不行，文革中受到打压的造反司令蒯大富抱着他哭诉的时候他也陪着落泪。。。为什么对于残酷的党内斗争却处之泰然无动于衷呢？

这个大概要追溯到斯大林时期对于苏共的整肃。二三十年代，为了争夺和巩固自己在苏共的领导地位，斯大林疯狂地在苏共和红军内部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手段残酷之极。中共作为苏共的儿子，也受到极大的波及，三十年代初的红区，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人，比国民党还能干，因为杀的都是自己的骨干。凡是与自己意见相左观点不一致的，当自己权力够大时，就有可能将对方杀掉。几乎所有的中共高层基本上都有过这一经历，不是被整就是整人，包括老毛本人，除了党史中常常提到的在中央苏区被王明的人所整肃，剥夺了军权，长征前险些被抛弃在苏区的被整经验，此前，老毛因为自己主导的苏区肃反，波及过大，险些造成了“富田兵变” 。

无论老毛们心中是否真的认为这是革命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一个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最终造成的后果就是，对于自己同志的生命毫不重视，凡事只要与所谓的路线斗争沾上边，那么人性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为什么从五十年代中期之后，老毛在经济建设的思路上一直快于他的同事们呢？

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斯大林的去世。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是全世界共产党组织的龙头大哥，有为老子党的称呼，斯大林当仁不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老毛对于斯大林的感情是复杂的，爱恨交加。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老毛以中央苏区的创始人的身份居然被王明一夥二十多岁的小年轻整得很惨，不是因为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多大的能耐，而是站在他们身后的斯大林的缘故。虽然，斯大林最后接纳了毛泽东，但是十几年来，对中国的事情依旧指姬气使，多有干预，老毛领导中共在与日本人周旋、与国民党争天下、与美军在朝鲜血战的过程中，凡事仰仗斯大林撑腰的地方太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斯大林一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头羊似乎很自然地应该落到了毛泽东的头上：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几乎独立推翻现政府夺得了政权的赫赫武功，代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朝鲜战成平手，世界上第二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与第一大的苏联相比，无论是工业产值、技术水平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方方面面，相去甚远。即使老毛本人真的被兄弟党推举成为大家的领袖，恐怕也是名不副实，最起码的，小兄弟要求一些施舍，贫穷的中国也是无能为力，如何能够服众呢？

就在这个当口，斯大林身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赫鲁晓夫脱颖而出，成为苏共事实上的领袖。要么是老赫打算以清算斯大林路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么是真的认为和平竞争才是今后世界发展的方向，人道与理性才是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品德，总之，他在苏共二十大公开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一时间，震惊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共产党组织。

为了压制苏共党内的不同声音，老赫尽其所能对中共示好，他加大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支援力度，把原来中苏合营的企业中的苏联股份全部送给中国，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反应堆，归还旅顺口海军基地，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提高人民币对卢布的比值，甚至在中国大跃进后的大饥荒中向中国提供粮食和食糖的援助。另外，他在与老毛的交往中，尽量降低自己的身段，千方百计满足中国党的民族自尊心。

这样，老毛内心深处做国际共运大哥的潜意识在新的形势下逐渐膨胀起来，开始把自己独创或者总结的理论，诸如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统一联合战线等等向世界上的大小共产党组织推销。但是，人穷志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吃着别人，花着别人，如何能够理直气壮地吆三喝四，于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苏联，就成为老毛日思夜想的目标。

中共建政前几十年来的奋斗史，迥异于苏共曾经走过的路，如果能够在和平建设时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多快好省，马儿不吃草却还跑得好，那该有多妙啊！到时候，中国就是名符其实的共运老大，煌煌华夏，四方来朝。

因此，五十年代中，老毛对合作化运动的急切热衷，对刘周主张的平稳持重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批评，就不奇怪了，他着急，他恨不能一步就蹦到共产主义天堂。按照这个思路一直发展到最后，一手促成了千古笑话的大跃进运动。

古人云，青出于蓝而于蓝。这话一点都不假。中国这个苏联的学生总想快马加鞭窜到苏联的前面去，结果饿死了上千万的中国人；红色高棉这个中国的学生更是一步到位消灭了商品经济，屠杀了上百万自己的子民和同志。这就是二十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运动的典型结果。

在建国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原来好到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的中苏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居然吵架吵到不可开交的程度，这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还是要回到老赫对斯大林的批判上去。老毛的显然是对斯大林不满的，但是老赫对斯大林的鞭尸却让老毛感到很疼，因为他与斯大林之间具有很多的共同性，这倒不是因为两个人的品质有多坏，而是共产党专制体制下所有党魁的必由之路。所以，中国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表示了极有限度的支持。这就成为了两党之间的一个心结。

老毛说到底是一个粗鲁的农民，在老赫面前又想要东西又想充老大，心理难免不平衡，因此，不自觉地在行为举止上怠慢老赫，比如说在游泳池边会见不会游泳的老赫，聊上一会儿，游上一会儿，让老赫尴尬不已。两人之间的谈话，老毛也经常是以上临下的姿态，对苏共的作法说三道四。如果说，老赫即位之初，为了平息内部的争端，不得不受老毛的气，等到羽翼丰满，就不会永远甘于做小弟了。再说，老赫本质上也是个粗人，否则，就不会出现与尼克松玩了一个剑拔弩张的厨房辩论了。

其后，老赫悟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认为要用和平竞争的手段打败资本主义，战争不是选项，那意味着世界的毁灭，于是主动与美国搞缓和。我对老赫这人很佩服，戈尔巴乔夫在90年代初玩的花活，老赫在50年代已经想明白了，不愧是历史的先驱者，可惜生得早了些，观点超前了些，没有为当时的苏共普遍接受。

同期，中国的大跃进也搞得如火如荼。于是，老毛认为老赫变修了，向资本主义投降了，老赫认为老毛发疯了，左倾幼稚得可笑。就这样，两党开始了理论大辩论，中共连续向世人公开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对于苏共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路线来了一个算总账。苏共同样也不客气：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要骂我，于是也是口不择言对中共的大跃进运动给予了批判。

一来二去，两党之间的激烈争论最后导致了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到1959年底，苏联撤销了对中国的全部援助项目，两国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说句实话，我可以理解老毛发动大跃进和文革的动机，唯独对中苏交恶不理解。按理说，老毛也是一个很实用的人，当年抗日的时候都知道要审时度势，整明白什么是主要矛盾，为什么到了五十年代就傻到了一定要把中国摆在世界两大强国的对立面呢？难道国际共运领袖的位置就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看来，还是没有被逼到生死存亡的死角，等到60年代末被苏联的百万大军压迫的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才不得不祭出了实用主义的法宝：与美国眉来眼去了。结果，历史惊人的重演，越南人又不干了，与当年中国对于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反应一模一样！嘿嘿，好玩吧？还没有完哪，等到70年代末中国抛弃了毛泽东的路线，阿尔巴尼亚人又不干了！如果说越南人跟中国老大姐治气还有苏联老大哥可以依靠，欧洲最贫穷的阿尔巴尼亚的反应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主义真的就能当饭吃么？

看来，不可理喻的不仅仅是毛泽东，凡是信奉了共产主义理念的国家首脑，多少都有些走火入魔。

大跃进的恶果在59年就看出来了，树砍光了，人累倒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人收，公社的存粮被敞开肚皮猛吃的社员们吃光了。居然现在还有人为大跃进辩解：积累了工业化的经验！我靠，这与老毛当初为自己的辩解如出一辙：尽管交了学费，可也锻炼了队伍。

因此，老毛召集中央大员齐聚庐山开个神仙会，让大家发发怨气，回去之后，给全党全国的大跃进运动降降温，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么，老毛的辩证法学的极好，天生的研究易经的脑袋。

但是，小组讨论中的怨气之多，远远超出了老毛的设想，尤其是彭德怀的万言书中提到的“有失有得”，简直就是跟老毛在会议开始时定下的主调“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唱反调。但是，最让老毛感到不安的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反对声音，彼此之间的观点是如此的相象，基本上是对大跃进持否定态度。国内的来源有军方第一人彭德怀，前中共首脑张闻天，自己的前任秘书周小舟和现任秘书李锐，国外有赫鲁晓夫以及东欧一帮子小兄弟党，如果将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里应外合，上下其手，有纲领，有理论，有军队，外有奥援，内有群众基础，问题相当严重。

于是，几个昼夜不能入睡的毛泽东，在风景秀丽的庐山之巅，展开了对党内反对声音的猛烈反击。会议开始时定下的反左基调，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反右。

感谢李锐，这个目前潇洒于体制内外的老人家，他大致忠实地记录了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一切，让后人有机会一览毛泽东枭雄本色的一个侧面：泼皮。

老毛的讲话一开始是推卸责任，东拉西扯地说大跃进是群众拥护干部用命，如果说是狂热性，也是大家夥一起发了疯。接着就是犯了错误之后的一贯说法：锻炼了队伍。然后就扯到南北朝时期的斛律金，说他大字一个不识，却做了《敕勒歌》，老农不懂政治经济学也可以学。这是反击张闻天说他不懂经济。又说如果人家提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不可动摇，那些泼冷水的都是右派分子。最可笑的是说，如果报纸只提工作中的错误，天天登载都会登不完的，结果必然是政权垮台。接着又说了一句狠话：“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这是对在座中共高层赤裸裸的威胁：大家看着办，如果不支持我的作法，我毛泽东就重打锣鼓另开张。

在撩下重话之后，又为自己提倡的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开脱责任，“人民公社好”是随口对记者讲的，最后政治局决议大办公社，那也是人人举手，人人有份。又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马克思也犯过，天天想着欧洲革命快要来了，人无完人么。最后因为责任的归属问题动了感情，忍不住揭了彭德怀的痛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当年老彭因为毛岸英死在朝鲜之事，一直感到对老毛愧疚万分，这是他老馆子的软肋。

在定下了彭德怀几个人是右倾错误的调子之后，老毛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话：“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皇帝退下之后，大臣们的表演就精彩了，大家的动机可能很不相同，个人恩怨，权力之争，观点差异，随波逐流等等，不约而同地对准老彭开火。这些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啊，说出来的话语恶毒至极，充分展现了人性恶的一面。唯一的例外就是朱老总，不疼不痒数落了几句，事后还被老毛奚落一通：隔靴搔痒。另外一个人表现也不错，他就是军中的二号人物林彪，他出面澄清长征中他写的那封建议老毛把军权交给彭德怀的信与彭无关。林彪在会议中的表现不比其他人更疯狂，按理说推倒老彭对他来讲好处多多。

庐山会议的结果，彭德怀黯然退出了中国的政坛；毛泽东以自己的威望和霸道取得了完胜：我错我说错，岂容他人置啄；中央大员们也松了一口气：党还是党，主席还是主席，大家依旧可以继续原来的生活，不同的是，彭德怀换成了林彪。但是，中国的百姓们却为此付出了千万人的生命代价。

三年之后，刘少奇这个一脸严肃的虔诚的马列主义的信徒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时候，是否还记得当初庐山会议上他义正词严对彭德怀讲的那句话：如果毛泽东能够反，我早就反了，轮不到你！如果他和他的同事们有彭德怀一半的勇气和道德责任感，历史的大剧就不是这样上演的了。

后来，老毛又为千万人饿死的人间惨剧为自己开脱：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的，彭德怀说，延安整风你操我40天娘，今天我????20天，不成？这一操，就把会议的方向给搞偏了。我靠，不是老毛出于维护自己的面子、威信和权力结构的稳定的目的，对彭德怀的万言书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其后，中央大员们异口同声地对老彭落井下石，老彭怎么会一怒之下爆出那个著名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