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传位方式

　　我们知道，古代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之间，有两种关系。一种关系如东汉刘秀，和唐朝李世民，曾和开国元勋约定，以后世代通婚，互相扶持。另外一种关系如刘邦和朱元璋，其特点是大杀功臣，以防他们谋篡帝位。等把大臣杀光了，以后可以善待他们的后代，作为补偿。刘邦杀了大臣，让太太吕后帮助儿子继位。毛泽东的传位方式类似于刘邦。我们知道刘邦是怎么杀功臣的。刘邦也是毛从来最欣赏的一位帝王，刘邦也和毛泽东一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背诵刘邦的大风歌）。毛的文革基本是一场对元勋的大规模整肃。因为这些人对传位是一大威胁。朱元璋杀大臣的时候，他的太子表示反对。朱元璋就找来一个带刺的树枝，让太子用手拿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就说，我现在杀大臣，就是把这树枝上的刺给你砍掉。结果太子说：上有尧舜君，下有尧舜民。意思是你作事作的好，部下不会反对你。朱元璋气得不管树枝上的刺，拿起来就追着打太子。毛太子远新，没有朱太子的那么书呆子。毛夫人也没有朱夫人马皇后那么吃斋念佛有善心。所以这杀大臣“砍树刺”行动，也就搞的史无前例地轰轰烈烈。

　　家族权力斗争是文革的重点，“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文化斗争”，全是烟幕弹。家族权力斗争必以亲疏划分阵营。在文革中亲疏关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关键。亲疏程度决定你是那个阵营的。也决定你是升官还是被整肃。这关系想改也很难改。亲疏是可以放大的。比如林彪和自己的老部下为亲，他的老部下自己又有老部下。如此一层层下去，就形成关系网。文革之中突然凸现关系网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在津津乐道地说着人的老关系。所有关系中最密切的，是家庭关系。所以所有大官的太太都或明或暗地参政，几乎所有军区和省一级的领导，都由太太们直接参政了。领导们的儿子都顺利上升，成为接班人。所以毛刘林的家庭权力之争，演变成派系的权力斗争。当然这派系只是家庭的伸延。在林彪当权之时，四野干部，特别是林立果所在的空军，地位迅速上升。其他山头的干部地位则下降。等到林彪被解决之后，一二三野的干部的情况才有所好转。毛泽东躲过林立果（派鲁珉实行）的半路袭击（从上海回北京的路上）之后，乘火车安全到达北京，先去了一趟陈毅的家里。说明对陈毅的重新启用。也是用陈毅的三野的山头，对抗林彪四野的山头。但是陈毅等人对江青毛远新继位这种事，坚决不认同，其态度属于“你有大功劳，给你保驾。我是共产党，不让你传后”。所以陈毅不能作顾命大臣，后来也没有被毛重用。在林彪死后，毛泽东只好让江青和毛远新自己培养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江青比毛远新干得好得多。江青培植了上海帮，在林彪死之后，都被提拔到最高职务。其中王洪文成为中共副主席，有成为新一代接班人的可能。他们还在上海建立规模很大的工人民兵。在毛死后，四人帮被解决之时，江青系人马计划在上海武装起义，作困兽之斗。但是毛远新系列的人，就没有一点表示。据说在毛泽东死后，汪东兴为了吓唬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了两个师进京，已经到了山海关。这迫使华国锋同意立即解决四人帮。但实际上毛远新没有作这事。毛远新在沈阳军区根本就没有可靠的下级。没有人能说出毛远新的嫡系人马是谁。我们知道林立果的手下“死士”，还有这么几个。所以说毛远新真是没用到了极点。又说回来，如果不是这么没用，也早就和林立果一样，曝尸荒野了。正所谓阿斗自有阿斗福。

七，整肃彭德怀以后的刘林保驾

　　文化革命有几年的酝酿期。事情的发端是大跃进。毛个人应对大跃进负责。因为中国本有计委制定的五年计划和当年的计划。毛泽东抛开经济部门，自己直接插手经济工作，发动一场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运动。他自己直接指挥各省的“跃进”和全国的大炼钢铁。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等人都靠边站，没有发言权。大跃进的结果是经济崩溃，几千万人饿死（数字无从查考）。大跃进实际分成两次。一次是５９年庐山会议以前，叫做一次跃进，庐山会议之后，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或毛泽东自己正确，全国进行反右倾运动，然后在全国掀起“二次跃进”。从５９年下半年，到６０年底。那时农民已经一无所有，但是仍然推行极端严厉的措施，不允许农民用个体经济自救。连庭院养鸡也禁止。使经济每况愈下，毛泽东才在６１年被迫把日常政务和经济工作，交还给刘周陈邓等人。但是他还掌握最主要的决定权。所以毛根本就没有“退居二线”。退居二线之说，只是误解。因为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不是二线职务。当时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才是二线职务。这两个职务是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实际上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更扩大了他的权力，因为他抬出刘林二人，树立此二人的特殊地位，由刘主政而林主军。从而把其余人物都被挤到到后面，权力因此集中在毛的手中。抬高刘林在当时就是抬高毛泽东自己。因为刘林是毛的亲信。刘少奇是延安时代树立毛泽东党内绝对权威的发起人。当时的刘的作用，就像九大时的林彪。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实以刘少奇为第一先锋。早在１９４３年刘少奇第一个创立“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从此被沿用至今。刘少奇资历在党内并不十分深厚。在２０年代国共合作的时候，中共的大部分领导都已经重权在握。当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刘少奇还在安源搞工运，建立学校。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最大的功劳，是批判王明。王明在中共党内有很大影响。因为共产国际曾经支持过他。他曾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主持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后来主持中央，有自己的一派人马。但是在延安之时，斯大林已经放弃王明而选中毛泽东，毛正要肃清王的势力，而防止其死灰复燃——当年王明没有把毛整死，毛就翻过身来了。王明的势力基础，是中共内部的留苏派和地方派。而刘少奇自己既是地方领导，又曾经在苏联受训，他手下还有一伙留苏分子。所以整肃王明，非依靠刘少奇（陈云也有大作用）不可。简单地说就是以刘系人马代替王系人马。光靠毛泽东掌握的军队干部，替代不了王系。刘少奇在３０年代后期主动发起拥毛反王，把他主持的北方局变成支持毛泽东，批判王明的基地。这对赶走王明，树立毛的领导地位，起重大的作用。从此之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不再受共产国际的威胁。而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也剩下不多。（１９５４年，在斯大林死后，毛发动整肃高饶潘杨，知情人认为，毛怀疑他们是斯大林的内线）。刘是留苏但是不和苏联联系的人。对毛来说，这点难能可贵。在中共七大会场，主席台的上额有大标语，上书“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奋勇前进”。从此正式确定毛泽东在中共的永恒和不可取代的领导地位。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人有这么一种地位。刘少奇在七大作的报告中，有１０５次提到“毛泽东”。其他人竞相效法。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上，最主要的报告是政治报告。七大的政治报告由毛泽东作，八大的政治报告由刘少奇作，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作。七大由刘少奇发起造神运动，经过八大造神成功。到了九大，林彪把神变成“天才”，只是刘少奇在七大时的“造神行动”延续。所以刘少奇在七大前后，地位飙升，按说他比周朱二人的资格威望功劳，都小的多。这时刘毛之间已经建立特殊依存关系。到了八大（１９５６年）的时候，刘正式成为毛的接班人。在１９５９年毛泽东把国家主席之位让与刘少奇。在国庆节游行的时候，宣传部门规定群众依次喊“毛主席万岁”和“刘主席万岁”。如此，已经是第二号人物的最高待遇了。所以说毛刘关系非同一般。

　　至于林彪，从来就是毛的亲信。毛在井冈山的时候，为抗衡朱德，力抬林彪，使朱德有职无权。朱德为人宽厚，尽量忍让。（朱德对朋友说过一番话，大意是：我就是不生气。毛在井冈山拿林彪来气我，我就是不生气。谁有本事就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把我惹生气了）。后来林彪的地位一路飙升，最后掌握着力量最强大的四野。但是在解放之后，林彪身体不好，因为战伤不愈，迎风感冒，听水拉稀，见光过敏。需要吃鸦片镇痛，一直不能工作。在麦克阿瑟的韩战回忆录《老兵消失》中，说起美军在朝鲜缴获一份文件，说中国准备让林彪领导志愿军赴朝参战，该文件应为美军自己假造。因为林彪当时的身体根本不能赴朝作战。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发现必须把军队控制在亲信手中，所以勉强把林彪抬出来，因为他身体太差，只好由贺龙罗瑞卿等辅助。但是林彪和其太太不行政却主政，不做事却管事。有了他办不成事，没了他是不尊重。当然引起人们不满。特别是贺龙罗瑞卿发动的大练兵大比武运动，成绩很大。抬高了这二位在军内的地位，连他以前的老部下罗瑞卿（林为抗大校长，罗为教务长），也觉得林彪碍事。使林彪感到了威胁。为此林彪学刘少奇，也让太太叶群搞了一次“军内蹲点”，到某红军师蹲点之后也写了个报告，说是罗瑞卿的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特别是罗瑞卿后面有贺龙，而贺龙一直是毛泽东嫉恨的人物。因为贺龙人望极高，又很能干。为一突出的帅才。而且从延安开始，贺龙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从来表现消极。贺龙的人望就是“潜势力”。关键时刻能发挥出来。就是不自己夺权，也能决定大势。毛泽东深知中国的特点，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或者说读书人根本不能建立朝代。中国建立朝代的君主，不是出身草莽，就是世代王侯。所以毛对书生出身的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并不担心。担心的就是贺龙朱德。特别是贺龙。贺龙在军队内部威信极高，南昌起义的时候，就以贺龙的军队最多。林彪说他为什么要整肃贺龙，是他考虑到“主席百年以后，那时候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也就是在毛泽东死前必须解决贺龙。整肃罗瑞卿就是整贺龙。只是贺龙比罗的势力大，不能一起整。文革一开始，搬倒了刘少奇等人，就开始向贺龙下毒手了。文革以后周恩来数次保护贺龙，最后毛泽东和林彪点名要贺龙，周恩来也藏不住他了，只好把他交出来。贺龙不久被整死。在文革后期，贺龙死了，朱德还活着，在１９７６年毛泽东生病的时候，朱德身体还好。朱德在会议上对江青说：就是主席死了，也轮不到你。还有我呢。结果过了不久，朱德因为拉肚子（吃黄瓜），送到３０１医院治病，就死在那里了。

　　文革时期的３０１医院黑幕深不可测。因为当事人部分自杀，部分内部处理，这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可从张爱萍的经历，看出其中险恶。他在３０１住院养伤期间，有个白大褂送给他吃一副汤药，若不是当时负责警卫的赵某抢救及时，一定也死于非命。我们知道有个叫做傅连璋的卫生部长，在瑞金的时代就参加红军。一直负责中央高官的保健。一次毛泽东问他林彪的身体状况，他告诉毛说林彪有吸食鸦片的问题。结果文革中傅失踪，毛泽东说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开追悼会的时候，骨灰盒也是个空的。据传是让林立果学意大利电影，把他封在水泥块里，作了地基。（下面一事可说明这些人的手段：文革前卫生部有一位保健局局长季某，因为知道的事情太多，在文革一开始被揪到北京医院作脑颅造影，往脑子里打了一针，就变成植物人，只能跪在床上，文革以后才死。他太太是协和医院某科主任）。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文革中的高层暗杀。这类谜案有很多，就是亲身经历的，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外面搞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但是其中很多是声东击西，烟幕掩护。群众互相整来整去，你死我活，各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是马列真谛，这时候上面的掌权的，就好干自己的事情了。大家都知中国兵法，有兵不厌诈，暗渡陈仓等计。游击出身的中共高官，早把这些策略融入血液，变成第二天性。如果作事不使上这些办法，全身都不自在。之所以说文革在国外陷入学术误区，是因为现在学术注重事实凭据，此为“实证科学”的特点。但是面对中国的现代史，难分实证和假造。因为能收集到的证据，或是口头谎言，或是有意假造。关键实证或被销毁，或被秘藏，或者本来就不存在——因为作重要的事情，从来不留文字。结果谁造一些东西出来，说是“机密档案”，大家也就会相信。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毛泽东把贺龙罗瑞卿主持军务，在军中威望上升，威胁林彪地位的情况，当作贺龙在军内夺权，威胁自己的信号。所以坚决支持林彪整肃罗瑞卿，把贺龙从军队中赶出去管体育。从此林彪在军队的地位至高无上，其他老帅都不敢过问军务。解放军把练兵演习放在一边，专门学毛选。林彪提出“四个第一”，而毛泽东又作出指示：全国要学解放军。林彪在抬高毛泽东的同时，自己的地位也扶摇直上。由此我们知道，刘林二人是毛泽东的两员大将。毛泽东靠抬高这两员大将，打压排挤了其余人物。也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刘林二人得到毛泽东的特许，把自己的太太搬到前台。我们知道，中国对朝臣的最高待遇，就是“封妻荫子”。封妻就是给太太干部级别待遇（但不参政），荫子就是让儿子当官掌权。当时惟有刘林二人有此殊荣。虽然很多人的太太资历远远高过刘林的太太，但只能靠自己的资历担任妇联等部门的职务。

八．毛林的无能和刘少奇的领先

　　也就是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建立了“两驾马车”结构。两马就是刘林二人，车就是毛泽东。选择刘作驾辕马，早在七大期间就决定。对林的启用，实在是因为毛泽东无其他可信任的元帅级人物。其他人都为这架马车帮忙，比如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人，但是两驾马车结构是基础。以此基础，毛泽东就可牢牢掌握中国的大权，并驰骋于国际政治舞台。但是该结构从一开始就出了大问题。那就是刘少奇一马独奔，遥遥领先。那些帮忙的，也觉得毛林无能，心中不服。这一是因为刘少奇能力远比毛林为高。二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局势，必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而经济工作是刘少奇的专长。现在人多以为毛泽东天才，林彪善战。但是他们二人和刘少奇一比，只能算是“偏科”，而非全才。毛不懂经济。最简单的经济常识也没有，他不知道炉子越大，其表面积和体积之比S／V越小，可能的炉温越高，钢铁的质量也越好，也越节约燃料。这是中学应该学的数学常识。毛泽东数学极差。缺乏常识。后来毛泽东自己说”：“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如此水平，怎能赶超英美？毛还自认真命天子，手不能碰钱。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手不碰钱，是古代帝王的规矩。因为古代帝王君临天下，只抢不买。拿你的是收贡，给你的赏赐，都和买卖无关。钱不是帝王所用之物。帝王用钱则属大不吉利。古代凡喜欢作买卖的帝王，多数亡国。不用钱当然不懂经济。外加上马克思理论的中心，就是否定市场、资本和商品。因为剥削从此而来。所以资本和商品是万恶之源。毛泽东喜欢的是供给制，大家不买不卖，只需分配领取。所以毛泽东的经济知识为零。但是他偏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还写过“十大关系”，论述经济问题。使用的是他的矛盾论。这种经济理论，并无任何实用性。另外有一古怪事实，可说明毛对农业的了解，那就是毛相信亩产十六万斤，后来很多人说不可能，毛虽就问火箭专家钱学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钱说只要光合作用够了就有可能。所以各地造假干部，拍马书记，在田里支起了探照灯。毛泽东还亲自跑到河南徐水十六万斤田看了一次。毛泽东自己是农民出身，却连这个都能相信。只能说他没有起码常识。要说中国有很多农业专家，光是农业学院全国也不知有多少。毛泽东为什么不去问他们，却问火箭专家钱学森？难道不知道钱学森自己从来没有种过地。应该说所有农学家和所有庄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只要毛泽东一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经过反右和三面红旗宣传的人，一定知道他老先生要听的是“能”。谁要说不能，你就是是右派右倾反革命。

　　从此也可以看到，除了不懂经济，毛还有一大缺陷，就是不善识人。我们知道领导人士最重要的本领就是知人善用。毛却从来就不知人，如果知人，何以用了刘少奇林彪，文革用了邓小平华国锋。导致他人一死，事就败。毛泽东身边手下不乏忠实能干之士，可是连秘书李锐、田家英、周小舟都容不下。现在想来，以毛泽东那么崇高的地位，给他作秘书，那是何等难得的位置，怎么会找死去反对他呢。毛泽东曾对柯庆施说：你的秘书（张春桥）比我的好，李锐周小舟都反对我。这真是说明毛连在自己身边长期工作的人，都认识不清。这些人都是难得人才，出于对毛的赤忱，才不顾得失，诚心苦谏。再说，秘书们反对他图个什么？其中田家英周小舟因悲愤自杀（一说田被秘裁）。所以毛泽东虽然作诗和理论，甚至打仗，都有一套，但是却不能识人。这是他的最大缺陷。以毛泽东的才能，能在万人之中，崭露头角。这就是他当了共产党领袖的原因。但是当领导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别人的才能。而非单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能必定非常有限。而毛认为自己在那一行都比别人高明。所以踢开了陈云和已经制定好的五年计划，自己搞大跃进。把专家打成右派，自己搞小高炉炼铁，八字宪法，深耕密植。这些事情，交给专家作不好吗？我们相信陈云刘少奇都不是农业和冶金专家，但是中国有很好的专家。他们会用专家，特别是刘少奇，能把被打成右派的专家解放出来，安排工作。而毛特别喜欢地就是整肃知识分子，并热衷于证明他们不但没知识，而且最愚蠢。世界一流的冶金专家叶楚佩，解放后从美国回到北京，立志投身中国建设，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跃进后拿个面口袋，在中关村的福利楼排队给他的洋太太买面包。对于炼钢这种事是绝对插不上嘴了。另外还有党内冶金专家，也都被整肃。

毛泽东有此古怪的行为，和他在北大当图书馆员的经历有关。当年他从长沙师范毕业之后，受其老师兼以后的岳父的推荐，来到当时的北大，目的是求学。但是他没有资格当学生，只靠关系当上了图书馆员，工资每月两元（他自己说是８元，但有人回忆说是２元），比看大门的还少。当时教授月薪３００元。年轻的毛泽东和师生天天接触，却无来往，关系正如现在大学生和校里的民工。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从此养成对知识分子的不可缓解的嫉恨。这种心理伴随毛泽东一生，在建国之后，这种嫉恨变本加厉。在文革时期毛泽东让自己的内宠谢某管理北大，并批示北大“池深王八多”，中国人知道“王八”的含义是什么。让初中生“小谢”去整北大的“王八”，让毛泽东过瘾了。另外毛泽东还有一特性，就是“绝对要赢”，绝对不能在人之下，只能在人之上。这也是他不能用人的原因之一。因为用人必须承认别人比你能干。比如刘备三顾茅庐，因为刘备认为比他年轻的诸葛亮，比自己能干。刘备对诸葛亮说，如果你不出来，那我们汉室就完了。诸葛亮受感动了，就出来为刘备服务，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就因为刘备有这两下子，曹操才说，“天下英雄，唯尔与操”。在这方面，毛泽东比刘备可差的太远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很多方面都高于他人，因为他有自己的哲学，而用此哲学可一通百通，而其他人哲学不行，就什么也不行。如此一种心态，也是他没完没了整肃秘书和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他的秘书都是突出人才。如果再能指出他的错误，那不是比他高明了？而且秘书整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老作出“无限崇拜”的表情。最终要表示出“你也是人”。可是被人崇拜，是毛的癖好。如此，毛泽东的治国能力，当然也只能算是不及格。在大跃进以后，很多干部的都对毛的能力有了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但是谁都知道这事能想不能说。只有个别人或是因为一时疏忽，或是因为实在憋不住，把这想法表现出来了，这些人中包括刘少奇。

　　至于林彪，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和经济工作，身体又差的干不了什么，只能算是个“老骥伏枥”。结果造成刘少奇一马独奔，遥遥领先的状态。这也是因为刘少奇确实比他们俩能干。

　　当时大跃进把中国经济搞得千疮百孔，其萧条惨淡的程度，４０岁以下的人不能理解。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饿”，饿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里，饿到部级干部得浮肿病，将军全家吃糠。饿到爷爷奶奶，为了小孙子能活，自己绝食自杀。饿到人吃树皮、石粉，草，最后吃上了死人。饿到小偷晚上钻进商店，早上撑死在柜台上。据说饿死了三千万人，中国人口因此突然减少。这是几百年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文革前后学生让老农“忆苦思甜”的时候，农民说着说着，就说到大跃进后的生活之惨状。而原来是让他们说解放前的苦生活。毫无疑问的是，大跃进后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

　　刘少奇一辈子都作地方工作，手下有一批精明能干，熟悉民情，深知粮草重要的经济干部。这些干部被安排到省里主持工作，因为农业生产从来都由省级干部主持。省级干部是关键。他们一阵风地架空了公社，取消了食堂，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鼓励个体开荒，庭院养殖（在公社化的时候，农民家里不准养鸡。谁养鸡要被批斗。因为这是个体经济，和公有经济对抗）。几个月后，地里就有了庄稼，院里有了鸡鸭。城里的居民也生产自救。居民楼的楼前楼后，都开出一片片菜地玉米地。北京大学高级教授住的燕东园，本来铺着草坪，都被铲了种玉米。现在楼房林立的科学院宿舍中关村，科学家们自力更生，在楼前楼后养鸡种菜，养兔养羊。更有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下养猪。如此这般，粮食就有了。到了１９６３年，经济情况大大好转。从绝对地经济困难，到还有饭吃，大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大约也就是从６１年到６３年秋收之后，实在不能算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干部优秀，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对头。政策对头当然更重要。比如安徽的曾希圣，以前搞跃进是浮夸大王，安徽５８年本来是丰收，因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和食堂化，使安徽发生了大饥荒。同样是这个曾希圣，在周恩来的压力之下，在６１年看见刘少奇领导经济，带头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在全省的包产田达到４０％，在当时算是比例最高的。结果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分子。曾的这种转变，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这也说明上面的政策决定了下面的行为。

　　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在６０年发动二次跃进，在６０年一月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仍高喊赶超英国。“三年完成农村发展纲要４０条”。虽然全国都在饿死人，毛硬说“形势大好”。“成绩极大”。并在全国继续推行公社化和食堂化，毛泽东眼巴巴地等着６０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没等来，等来的消息比以前更坏。实际是把５９年的已经崩溃的经济，再破坏一遍。６０—６１年发生大饥荒，是毛先生二次跃进的伟大成果。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声称一定是阶级敌人捣乱，不整肃这些捣乱的人，他的经济路线不能成功。在１９６１年一月十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坏把持。各地出现“乱子”（指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复辟。现在我们不能听毛泽东说什么就以为他想什么。表面上来看，毛泽东这时认为跃进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实际上我们应该想到，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他的领导地位将受到越来越强的挑战。一次跃进失败，出来个彭德怀一伙人反对他，这二次跃进又失败了，不少人吵吵着要给彭德怀翻案，也会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对他。我们说过，中共的领导权的归属，在历史上从来都属于有军功政绩的人。谁搞得不好，必然垮台。虽然毛泽东把彭德怀打下去了，但是中共的传统没有变。他毛泽东把经济搞砸了，一定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时毛泽东提出跃进的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应该认为他是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机，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卫自己的地位。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整肃，整肃，再整肃。必须说，这办法并非毛泽东首创。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夏曦毛泽东张国焘等人，都靠肃反整风，屠杀自己阵营中的同志，保卫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毛泽东这时提出阶级斗争，好像是针对地富反坏右，但是实际上是针对以后的挑战者。这挑战者到底是谁，毛泽东那时还不确定，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有。所以这时他放弃经济工作，去专心搞更重要的阶级斗争。刘少奇一旦掌握经济领导大权，地方干部，包括老左曾希圣，态度都转变了。我们并不是说，经济调整靠刘少奇一个人，而是说，当时只有刘少奇有这样的地位，把极左蛮干倾向扭转过来。其他人，如周恩来，虽然痛恨极左蛮干，可不能也不敢扭转大势。陈云到了七千人大会，还不发一言。让他发言，他说要“等等看”。直到大会开过后一个月，才敢发言。

　　刘少奇确实是６１年扭转极左倾向的领头人。到了６２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刘已经主持经济一年，包产到户已经推广并有了成绩。干部中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毛泽东主政不是运动就是挨饿，刘少奇才能让有饭吃（干部的生活也有大有改善）。刘少奇又是法定接班人，于是他的威望飙升，宣传部门也加强了对他的“造神运动”。他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必读书和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