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桃园经验，毛刘开战

　　但是毛泽东丝毫也没有放松对领导权的控制。比如在１９６２年下半年，因为包产到户的良好效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准备推广。６２年七月陈云到毛泽东处谈这件事。被毛泽东否定。这时毛泽东的精神高度紧张，和陈云谈过话之后，马上发动了反对“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运动。其中翻案风指的是彭德怀的问题。他知道一旦包产被肯定和推广，就等于正式否定他的跃进和公社。再说这时私下确实有很多人为彭德怀喊冤。毛泽东奋起反击，在八届十中全会（６２年９月）上撤销了农村工作部，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该部部长，单干风代表）。

　　毛泽东的这些做法，更让有良知的干部，认识到跟着毛泽东那一套走，中国的前途必然是黑暗血腥落后。所以大家更倾向于刘少奇。这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一路飙升。毛泽东肯定会感觉到刘的威胁。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毛刘交恶，是发生在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还是在６４年的刘太的桃园经验。以笔者之见，桃园经验是关键。七千人大会还不足以使毛刘火拼。虽然江青在文革中说“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恶气，到了文革才出”。应该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仍然培养刘作顾命大臣。让刘的太太出头，看看刘是不是对毛感恩戴德，要学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也犯过大错。他起全蜀之兵，进攻东吴。起兵前诸葛亮带领群臣拦路苦谏，说汉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而且诸葛亮的战略就是东和孙权，北抗曹操，所以不宜攻打孙权。但是刘备不听，把诸葛亮放在蜀中，自己带兵东进，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带残兵逃往白帝城，没脸回家，在白帝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刘备犯了这种大错误，诸葛亮仍然鞠躬尽力，辅佐阿斗。如果刘少奇是个好人（毛泽东这么想），也应该如此。可是看看刘备，可知毛泽东比他差远了。刘备承担责任，自己不回成都。放权于诸葛亮。毛泽东到了这地步，却不干正事，赶紧抓权。所以在６３年以后，毛泽东不但不整肃刘少奇，反而更让刘林二人的太太出面参政。应该说是皇恩浩荡，毛泽东等着看二人的报答态度。这时刘少奇犯了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错误。那就是把他对毛的看不起，表露出来。刘太太作了桃园经验报告，刘少奇附加了一些话，其中说到“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情况如下：

　　１９６４年８月１日，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见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第３１２页）

　　关键问题就是笔者划了横线的那句话。有了这句话刘少奇就算完了。几十年吹捧支持毛泽东的功劳，全都变成零。毛泽东本来也要在６４年下半年下乡调查，突然得知刘的这一讲话，马上取消了下乡计划，全力组织力量，准备在刘少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将其歼灭。刘少奇的讲话据说是陈伯达先生火速传达给毛泽东的。为此陈立了一大功。刘少奇说完马上后悔，曾经扣押讲话记录，亲自删改。但这又有什么用？刘少奇的四清，应该说是是贯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毛泽东既然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中，那么就应该整肃这些人。农村的坏干部，什么时候都有。至于王光美提出的四清办法，比如扎根串联，或许不是好办法，可共产党也不知道其他的办法。以前上级下乡调查，光是找社队干部，大家开会介绍介绍，不会把干部的问题暴露出来。也就是说，刘太太的桃园经验算是找到了对付坏干部的办法。当然这办法是“运动”式的，不是法治。凡是运动必然一哄而上，冤案错案一大堆。而且共产党的运动特点是要“数字化”。也就是要坏干部的比例。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上，那么坏干部必须在三分之一以上。这办法不是什么好办法。运动是共产党的传统行为方式，法制则是文革以后才被重视。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中国只有两部法律，一为宪法一为婚姻法。没有刑法民法诉讼法，所以法制也无从谈起。

　　毛泽东以前参加的农民运动，运动对象是地主富农。毛泽东对农村的理论，主要在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文章是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算是毛泽东的发家著作，好比处女作、成名作。毛泽东在写此文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如《湘江评论》首期社论“论民众的大联合”），但是都没有入选毛泽东选集。所以刘少奇说毛的这一套不能用了。这还得了？好像蒋介石骂广西军（李宗仁部），说他们比共产党还坏，共产党只要他的命，广西军还要他的钱。这回是刘少奇不但要夺毛的权，还要否毛的书。毛非常看重自己的著作。中国自古有对人物的评价标准。第一是立言，第二是立行，第三是立功。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如老子孔子孟子，人死千年而书传万世。所以著作比行为功劳都重要。朝代可以一个一个地换，书本却一字也不能改。刘少奇说他的那套东西不顶用了，好比是挖祖坟断香火，绝对不可饶恕。毛泽东把自己比作龙，说对龙不可“逆鳞”，也就是必须顺着鳞摸龙，使劲摸也没关系。如果逆着鳞摸，那就不得了。刘少奇这次是逆着鳞使劲地捋，好像是要把这龙抽筋扒皮。这事无论如何也要闹大了。所以刘少奇一说出这话，中共领导就发生了大地震。马上分裂成两大阵营。刘少奇从那一刻起，就只能准备背水一战。他明白自己已从毛的亲信变成死敌。

十．陈云的先见之明

　　毛泽东让刘少奇领导经济，自己去搞阶级斗争，这事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够聪明的只有陈云。陈云知道毛泽东下一步要作什么，所以在６２年因为包产到户收到毛的批评之后，马上称病休息。从而躲过文革的致命整肃。陈云先生自视极高，认为自己的治国能力远超过毛泽东。但是又极端谨慎，承认毛泽东有军队支持，自己不能和他硬碰。只要有毛在，没有他陈云出头之日。所以决不硬顶，一味躲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一言不发。只说他对问题还看不透。七千人大会后一个多月，他才发言，但是完全不谈大跃进的成绩和错误，更不提彭德怀和反右倾。只谈一些最具体的问题，比如钞票太多，市场供应可以分凭证供应的平价商品，和高价供应的高价商品。城市人口应该减少。这些东西，都解决现实问题，又不让毛泽东难看。所以毛泽东当时很能接受陈云，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经济工作。等到６２年７月陈云认为应该推广包产到户，就到毛泽东处谈。谈不成，就不坚持了。因为他知道毛正在找敌人。再坚持就会进入毛的射击范围。当时邓子恢还在外面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而且是冒死坚持这一有成效的政策。结果邓子恢被点名整肃，而陈云没有被点名，只是回家养病。

　　毛泽东认为挑战者即将出现，所以事先摆开阵势，准备迎敌。在６２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意思就是说谁向我挑战，我就把谁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把他消灭。为了练兵，先拿地富反坏右开刀。实际上黑五类早就被镇压，而且是被屡次镇压。６２年底开始的阶级斗争，把对他们的压制和歧视变得更严酷，目的就是练兵，准备打击挑战者。于是地富反坏右倒霉了。一些成分不那么好的，也被歧视，这造成很多人极度地不幸。有人说刘少奇的当政时（１９６４－１９６６）的阶级路线，对黑五类很残酷（很多学生对学校中执行的阶级路线深有体会——出身不好不能入团，上不了大学。受歧视）。笔者认为这主要不是刘少奇的过错。一是因为刘少奇当时必须执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二是因为，这路线在６６刘少奇垮台之后，变本加厉。实际上对黑五类的镇压最残酷的时候，是７０年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也就是在毛林夺得地方控制权之后。当时全国实行了极端残酷的大屠杀，同时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了区或者公社。当时没有公检法机构，公社革委会就有权杀人。一时全国各地，到处贴满了画满红钩的白纸布告。直到周恩来的直接出面制止，此次屠杀方才停止。负责此次屠杀的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一说他杀，笔者认为不确）。据当时知情人说，李的自杀是在周恩来严厉斥责他之后（周在会议上说：谁给你的上方宝剑。有内部知情者认为，只因这一句话，李震因悔恨而自杀。因李震并非江青、林彪嫡系，奉调进京领导公安部军官会后，曾有心追随周恩来，并曾经为周恩来保护被关押干部。但是又不得不服从江青）。所以应该说镇压黑五类并非刘少奇所愿，刘少奇四清的矛头本来对准坏干部，刘少奇还提出“重在表现”政策，力图淡化阶级出身。但是显然毛泽东之阶级路线，更对成分出身良好的人的口味。所以”重在表现”并不能实行。

十一．灵魂深处的大敌

　　６４年刘少奇的“毛主席那一套不行了”讲话出台之后，毛泽东认为对他威胁并非只来自刘少奇。威胁来自他自己的作为。他知道因为他的两次跃进害人太多，干部百姓都对他不满。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基础，刘少奇绝对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大放厥词。刘少奇的抢班夺权只是第二威胁。刘少奇在的群众和干部中的基础，或干部群众对他毛泽东的不满，才是最大威胁。如果他只把刘少奇当作主要敌人，就不需要搞那么大阵仗的文化革命。他的文化革命的目标绝对不是刘少奇一个人或他一家人。而是所有对他的两次跃进不满，对他整肃彭德怀不满的干部群众。以笔者的经验，心存这类不满的干部占相当大的比例。大家都知道，刘少奇在６６年７月就被整肃夺权。如果只以刘为敌人，根本没有必要在全国把文革搞到十年以后的１９７６年。所以整肃刘少奇只是毛泽东大计划的第一步。镇压控制全体干部民众是第二步。为实现这一计划，必要的措施就是扶植自己的家人，作为自己的禁卫军。这样，传位也是为了保位。因为传位给自己的家人，才能确保自己在老年无能的时候，不被别人打到。死后也不会像斯大林一样，被“焚尸扬灰”。为此必须造成全国上下，特别是干部，对他毛泽东狂热式的非理性的，但是充满恐惧的崇拜。像这金日成父子在朝鲜作的那样。至于什么叫做“恐惧性的崇拜”。是个心理学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迫害的残酷达到一定程度，其时间达到一定的长度，被迫害人心理发生变化，把憎恨转化恐惧，无奈，甚至崇拜。同时人也就变得愚昧和迷信。不同的人，不同的心理素质，转化的方向和程度不同。越是心理素质差的人，越容易向恐惧、崇拜和迷信转化。一旦恐惧和崇拜弥漫，迷信和神话也就成功了。因为这些人将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另外一些心理素质好的，虽然不产生崇拜，也会产生恐惧和无奈，从而麻木和顺从。按鲁迅的话说，前者是奴才（有崇拜心理的）后者是奴隶（有无奈心理的）。如果把全国干部群众的心理，都变成这两种模样，毛泽东就的传位和家天下就可以建立了。

　　金日成父子王朝就是这么建立的。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迫害力度。毛泽东认为：保位和传位必须“三条腿走路”，一方面培养顾命大臣，另外一方面用全面迫害制造恐惧、崇拜和无奈。第三方面是培养禁卫军，就是培植江青毛远新的势力。文化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三项。文革的口号是“心灵深处爆发革命”，其含义就是那第二项任务——制造干部和民众的恐惧、崇拜、迷信和麻木。几十年的革命，把中国人的心理变野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和新文化运动，都传扬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必须把种心理状态转化，保位和传位方才可成功。也就是把这一百多年来，充满革命心态的中国人，变成奴才和奴隶。这就是他的心灵革命的真实含义。谁要是说还有其他什么“好”内容，只能说是上了毛泽东的当。

十二．金日成和毛泽东的成败

　　毛泽东失败而金日成成功，原因有很多，毛泽东最终没有在干部和民众的心中，制造出他希望出现的那种“灵魂”。这种灵魂在文革后期一位军队干部心中得到实现。这人就叫做门合。姓门名合。这位干部有四句名言，被广泛宣传。这四句话是：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维护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XX毛主席。这个XX是什么已经忘了，四句话的顺序也可能有错。但是不管XX是什么，意思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盲目地忠于毛泽东个人。后来周恩来说，门合的四句话不科学，不要宣传了。怀有门先生这种心态的，只是极个别人。至于金日成在朝鲜是否成功地制造了心态，我们不清楚。可以确信的是，朝鲜弥漫着对金日成家族的恐惧。应该说金日成对民众和干部的迫害，其残酷程度，和深入程度，远超过毛泽东。金日成用斯大林那套办法，看谁可疑就把谁立即结果。朝鲜人随时有“失踪”的可能。而且失了踪家人也不敢问。结果朝鲜人的“灵魂”被恐惧充塞。并转化为崇拜或麻木。“灵魂革命”就算是成功了。中国文革的迫害的残酷程度，可比不上朝鲜。如果比得上朝鲜，说不定中国现在也和朝鲜一样了。为什么中国的迫害残酷程度稍逊一筹？因为到底中国干部民众的文化传统深厚，共产教育也起作用，所以有了一定经验，了解了一些事情的人，就能看出毛江林等人的丑恶。就会抵制他们。朝鲜作的那些事情，在中国很难长期大规模实行。因为广大干部群众反感。

　　毛泽东传位失败的原因，还出在后代身上。金正日接班时已有一伙自己的干部，形成一个集团，该集团成员有共同利益，那就是掌握国家权力。虽然这能把国家搞成破烂摊子，但是他们能够得意洋洋。金正日的这伙干部，很多是他上大学时代的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是金日成从小就培养的战争孤儿。毛泽东没有培养出来这么一伙人。毛远新一点也不把自己的军工同学当作资源。他对这些同学还有一些反感。军工学生中有很多努力勤奋，心胸远大的学生，他们比毛远新更努力，成绩也更好。而且，军工学生中有２０％来自干部家庭。他们对中共和中国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毛泽东的崇拜，非理性的成分比较少。所以毛远新非但不能用这些同学，反而害怕和疏远他们。这是毛远新失败而金正日成功接班的原因之一。我们再看蒋经国和毛远新之差别。首先蒋介石家庭的资源比毛泽东的雄厚。因为宋美龄的身份特殊，江青和她不能相比。另外蒋经国在苏联作基层工作９年，刻苦肯干。算是斯大林替蒋介石培养了他。回国后在赣南工作，培养了自己的一套人马。以后在情治部门担任领导，后来担任过行政院长。蒋介石死的时候，蒋经国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而且羽翼丰满。而毛泽东死的时候，毛远新的政治经验还不及格。另外，毛远新从小在高层的呵护下生长，根本就没有到基层锻炼的机会。对政治险恶，人生艰辛全都不懂。就是让他作个班长也不能胜任。如何能让他接班？

　　江青的出身不能和宋美龄相比，性格和智力也不算上乘。特别是后来玩弄男宠，并让他们担任国家领导，还当众说古代女王应有“面首”。“面为貌美，首为发美”。这种东西公开出来，怎么能让中国人接受？美国总统克林顿搞了点男女关系，都差一点下台。江青有了这样的事情，还怎么能继承共产党的领导权？江青毛远新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都极度张狂。毛泽东临死之前，迫不及待地抬高毛远新的地位，让他担任“主席联络员”。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传达毛泽东指示。自己说“我随便说几句，就够他们学几个月的”。对待政治局成员好像对待下级，王洪文都十分不服气，说“我到底是个党的副主席”。在毛泽东的最后时刻，毛远新和江青互相猜嫉。大家都知道，古代帝王死后，如果皇后掌权，必然不利于太子。如果太子不是皇后亲生的，下场一定很惨。如果江青和毛远新真的掌权，那他们之间一定会有一番争斗。当时陈锡联已经调到中央，算是毛远新的军事基础。毛泽东在死前曾经批评过四人帮，算是为以后毛远新在适当时候，抛弃四人帮作准备。毛泽东可能认为，如果毛江争斗，华国锋和汪东兴陈锡联都会站在毛远新一边，毛远新可能胜利，建立毛家天下，让他毛泽东不输于蒋介石金日成。

十三．太子在辽宁作了什么

　　在文革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继续实验毛的公社化。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之中，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和自留畜。在文革之中，其他地方没有敢废除这三条。可能是基层干部都知道这三条对农民生活太重要。但是在辽宁毛远新搞了个”赶社会主义大集”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几乎就把这三条废除了。其中赶社会主义大集是在７５年才开始的。以前农民在集市上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在７５年毛远新命令农民到集市上把东西卖给国家的收购站。当然那价钱比市场上低一些。农民当然不愿意。不愿意就抓。从城市里面派出工作队，在集市的外面等着，看那个老乡提着鸡蛋白菜葵花籽，花生玉米大蒜头，就让他放下，鸡蛋是７分一个收购。在集市上可以卖到一毛或一毛一。其他的也按这种比例低价收走。有的老乡说鸡蛋是给自己的作月子的女儿的，那也不行，你不卖可以，但是要惩治你。就是把你的鸡蛋打破，让你卖不成。当时从城市里面抽调来的工作队员，多是在工厂里面不干活的年轻工人，其手段也类似流氓。收购上来的东西，本来不多，因为人们知道了这回事，都不敢来赶集。收上来的东西，大部被这些人私分。

　　对自留地和自留畜下手的办法，是勒令每户农民以国家收购价上缴一定数量的鸡蛋。有的农民并不养鸡。那也不管。你就是花钱买鸡蛋，也得缴上。有的地方要把自留地合在一起种。实际上就是没收自留地。

　　毛远新还继承当年公社化的办法，大搞水利和”大寨田”。搞水利的结果和公社化的时候一样，变成一场劳民伤财的经济灾难。当时为了表现积极性。各村都派青年人“夜战”。就是在晚上点篝火，晚上挖水渠。要使平原”水网化”。这事情没有一点科学性。一来是在挖水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地势的高低，和水的来源。另外辽宁省的农业区正好是以前的辽河冲积平原，地下全是沙土，根本不能保水。水进了渠道，马上都渗入地下。结果只是破坏了大量的农田。而且人在晚上干了活，白天必然睡觉。还不如白天干活。当时东北农村的劳动力并不富裕。这样大量地浪费劳动力，对生产有很大坏处。

　　也就是说，毛远新在辽宁，几乎把当年大跃进的事又作了一遍。目的似乎是要证明，当年那么干还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与他期望的相反。当时辽宁是全国供应最差的地区。当时全国各省的食油供应，为每人每月５两。而辽宁为每月３两。人们戏称陈锡联为陈三两。军区干部在作报告的时候，对群众说，以辽宁的情况，每人三两油已经好得很了。做到每人五两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支援世界革命，每人吃三两油就够了。但是军官每人可有一斤油。而且，军队自己有农场，每年的收获可给军官一些油。当时为了提高产量，种的吃的多是杂交高粱。这种东西很不好吃。只有军官每月有三十斤大米。所以当时军官在辽宁的地位最为崇高。姑娘们以嫁军官为荣。军官的生活水平确实比平民强了不少，但实际水平（绝对水平）还是相当低。当时军官每月可有一斤肉和一斤鸡蛋。如果全家分吃，也就没有什么了。

　　毛远新也把毛泽东知识份子的态度，发挥到了极致。大家都知道有个张铁生。这件事不能怪张本人。他只是一个下乡青年。毛远新把他抬起来，目的是要把已经很倒霉的知识份子，再狠狠地整一遍。从此发明了用高中或大学式卷考教授。北京大学的军管会迟群等人就对北大教授作了一次突击考试。并公布成绩。全国大学考教授成为风气。并让“工农兵学员”上学，在学校里监视管制教师。

十四．小妾和禁军

　　文革的中心就是四个女人：王光美江青叶群，都出来了，最后一个是张玉凤。没有张玉凤四人帮不会倒台得这么快。没有她中国甚至会发生内战。我们知道。刘邦后来宠爱戚夫人，吕后十分嫉恨。刘邦死后吕后把戚夫人手脚剁掉，扔到厕所里。张玉凤的地位和戚夫人一样。她在毛泽东死时，要求毛泽东给个名份。毛只作个手势，意思是家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张玉凤是所有毛的内宠中要求最少，也是最老实的。一直也没有什么官职，也很尊重服从其直接领导汪东兴。如果传说可信，张玉凤是汪东兴找来的。张原是毛的专列服务员，毛一见难忘，练字时写出张的名字。汪东兴因此把她找来。后来张玉凤得宠，总管毛泽东的内务，江青要觐见毛泽东，也需要张玉凤同意。这必然引起江青的嫉恨。因为张玉凤听汪东兴的，江汪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毛生前，汪东兴和张玉凤就有互相依靠，共同进退的关系。汪东兴一直地位稳固，应该说和张玉凤的支持有关系。如果张玉凤老说汪的坏话，汪的位置也不可能牢靠。毛一死，江青和张玉凤必然摊牌。据传，毛死后江青去索要毛泽东遗物。张玉凤给了她一些，张把此事汇报给汪东兴，汪东兴令张以后不得给江青任何东西。江青再去要东西的时候，张玉凤告之汪东兴不准，江青大骂“汪东兴只是毛主席的一只狗”。汪之不给江青毛的遗物，因为这些遗物如果被江青拿去，江青可以假借“毛泽东遗诏”，整肃她的敌人。汪东兴准备把这些遗物，作为礼物，送给华国锋。经江青这么一骂，汪东兴也明白，除了拼死一搏，别无出路。如果江青真的得势，张玉凤最好的下场，大约也就是终老于劳改农场。汪东兴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所以这两个人必须作拼死一搏。如果当年戚夫人的哥哥或弟弟当了禁军首领，可能她会收拾吕后。可惜是戚夫人没这个力量。而张玉凤有。毛泽东在临死的时候，还是觉得江青毛远新资源不足（主要因为四五事件），没有直接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二人。而是找了个华国锋接班，让他当时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江青则是准备让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党主席。毛泽东本来是想让王洪文接任党的主席，并一度让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但是王洪文实在没有能力，一味吃喝玩闹，上海小开气息十足。我们说过，毛泽东极不善于识人，不管是找太太和找部下，都找不好。中共内部充斥非常能干的人，但都是自愿革命，靠军功政绩崭露头角，而非靠毛泽东发现提拔。所以他找王洪文当接班人，又是一个大错误。毛泽东为江青培养干部的时间只有文革这么几年，等到他在７５年发现王洪文不中用，也来不及换人了。

　　这时发生了７６年的四五运动。这是周恩来死后对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精心策划的和毛泽东的对比，在民众心中起了作用。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找小老婆，让老婆参政，给孩子接班，写书让人学习，那周毛的对比就不会这么强烈，民众也就不会把对毛的失望，变成对周的希望；把对毛的不满，变成对周的崇敬。四五运动发起于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变成了发泄不满的集会。这一运动被镇压了。但是也给了毛泽东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如果王洪文张春桥接任党政领导，国内局势难以稳定。可能马上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民众的不满等于给军人们发了一张“造反许可证”。在这场冲突中，由于江青毛远新集团缺少军队支持，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与其让江青毛远新就这么被人镇压，还不如找个顾命大臣，稳定局面，让江青毛远新有一段时间，图谋自保。毛泽东也想到华国锋作为公安部长，主持对四五运动的镇压，失去了其他的资源，必然依靠江青毛远新。华国锋的智力和资历，还不如江青一伙，所以江青很可能驾驭华国锋。这样传位大业，或许还有可能成功。这是毛泽东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没有张玉凤和汪东兴的因素，华国锋可能真是被迫投靠江青。因为当时势力最大的集团，就是江青毛远新集团。但是汪东兴这时已经下定决心拼命。他马上吓唬华国锋，告诉他江青将向他下手。因为江青并不掩饰对华国锋担任党政领导的不满，四人帮毫不掩饰对华的反感。所以华国锋一听汪东兴的话，就信了。他们二人地位资源都太少，必然去找叶剑英。这时陈锡联也看清形势，知道江青当政，绝对引发动乱。那时候军队火并，胜败难以预料。如果想国家稳定，只有解决江毛二人。这时汪东兴是关键人物。他对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来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准备解决他。经这一吓，华国锋下了决心。应该说这时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个拼命的胜过十个犹豫的。汪东兴就是这个拼命的。他动作快，下手狠。其他人，包括江青，都在举棋不定。有了华国锋叶剑英首肯，汪东兴马上行动。四人帮就这么解决了。应该说当时党内以江青毛远新实力最强。但是靠汪东兴的努力，把叶剑英华国锋拉上了，以前被毛泽东镇压下去的势力——老干部们，突然成为了资源。捉拿四人帮的时候，没有人手软，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五十几年的历史，和全国人民，支持着他们。

十五．接班和进步

　　解决四人帮，是场宫廷政变，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宣布逮捕四人帮的时候，某军总部礼堂的掌声长达四十分钟。一时北京商店里的酒被买断。对于共产党以后的领导人，算是一个警告：在中国再搞家人传位，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连毛泽东这么大的资源，苦心经营十年，都未能成功，别人有什么机会？吴法宪晚年回忆时说了一句话：“两个娘们坏了事，所以，女人不能搞政治。”这就是觉悟。觉悟到政治家庭化，在现代中国是死路一条。以后几代领导，都选择非嫡系干部作接班人，顺利移交权力，这也算是进步。如果每次接班都和毛泽东一样这么闹，谁也受不了。文革确定了“接班办法”，也算是有点成绩。这点成绩来之不易，因为要和中国几千年皇帝传位的传统作斗争。应该说周恩来先生是这场斗争的旗手和领导。周先生保住了毛的生前，却断掉了毛的死后。这两件事是有辩证关系的。如果周不保毛的生前，毛早把他整肃了。周也就没有机会破坏毛的传位。如果周能比毛晚死，那江青等人绝对没有可能接班。他们根本不可能向周的地位挑战。这也是江青在７５年急于发动“批周公”运动的原因。以该运动的势头来看，周恩来如果不得癌症，毛泽东和江青就会把他整死。笔者当时在某工厂作一普通工人，当时全厂停工，整天学习“批周公”的文件，如此强大的运动攻势，显示毛江势在必得，绝不会因为群众不满，而对周恩来手软。后来毛江得知周恩来的病情，才放松了整肃他的运动。说实在的，全国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活得比毛泽东长。周一死，则民众绝望，最后只能自己在清明期间挺身而出。这件事好像芭蕾舞剧《天鹅湖》。天鹅湖的结尾有两个版本：西方版本是王子和魔王拼命，不敌被杀。而共产国家的版本是在王子垂死之际，已经绝望飞走的弱小天鹅，飞回来保护王子，他们排成一排，昂首展翅，自己和魔王拼命。老周就是那个王子。百姓就是那些天鹅。四五事件是老周的灵魂领导的最后一次阻击战。和以前的阻击战一样，它不能胜利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

十六．帝制和共和

　　文革一开始，就被说成是一场民主运动。而且说在造反之后，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对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士，有很大的诱惑力。现在看来这些说法都是“毛氏烟幕弹”中的几股烟尘，不值得认真对待。文革中以前相对稳定的局面被打乱，人们提出各种理论，青年人的思想空前活跃。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局势和未来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现在很多人知道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惨死于文革，６７夏天年笔者曾和郭先生在颐和园见过面，他和他的朋友孙经武（与郭在文革前一起建立Ｘ社，并一起坐牢）皆认为，文革一来他们感觉比以前更安全了。孙先生还能在当地造反派中参与一些技术性工作。郭先生也觉得比以前自由。但是不久之后，二人都受到残酷迫害。另外还有一事，或可以作类比：工宣队进驻学校的时候，一工人队长宣布，中央马上就要作工资改革，工人将得到干部和教授的工资，而干部和教授或者拿低工资，或者什么也拿不到。我举出这两个例子，只想说明文革十年形势变化莫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中产生不同想法和期望。好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但是如果从历史鸟瞰的角度，可把文革看成中国历史长河的一幕。那就是二十世纪的共和与皇权之战中的一役，可能是最关键性的一役。

　　“共和”本是中国古词，指西周一段特定时期，始于公元前８４２年的周厉王时代，因为厉王昏聩无道，周王族的其他诸侯把他赶走了，由当时的周、召二王（同是周王族）主政。近代中国启用这个词，一方面利用其“把皇帝赶走，官员或大臣主政”的意思，但是主要的含义还是西方的。西方的共和REPUBLIC　来源于拉丁文的　RES　PUBLIC。RES　的意思是“物”，PUBLIC的意思是共有。共和的意思就是大家共有之物。我们先谈谈这个“RES”，在这里专指“国家”。但是对“国家”包含一些什么资产，各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向往共和，其国名都有REPUBLIC。但是共产党的理论是“国家”包括几乎所有资源和财产，也就是所有生产资料、国家机构和自然资源。而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包括国家机构的全部，和资源、财产的一部分。至于这“一部分”是多大的一部分，各国在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不管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特点都是“共产”。只是共产的程度和多少的问题。共产理论把共同财产的范围划得很大，以至于没有留下多少作为私有财产。而资本主义理论把这个范围划得比较小，留下相当大一部分给私有财产。但是应该说这个比较小，也还是相当大。我们知道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财产非常庞大，政府及其设施，军队，税收，国有资源，等等，都是国民的共有财产。相比而言，欧洲以前的封建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其特点是国家是“王产”或者“皇产”——国家财产是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他死了由他的后代继承。中国有大约三千多年的“皇权国家”传统，要结束这一传统，建立“共和”，当然很不容易。二十世纪中国出了几个领袖人物——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企图把“国家”的很大的一部分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都失败了。这三个“枭雄”，若是在十九世纪或以前，或许都能建立王朝，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他们都不能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有其基础性和必然性。其基础性的原因就是“皇权国家”在中国的民众之中失去了市场。这种国家根本不是西方共和列强的对手。皇权国家没有力量，没有人愿意为老皇上和他那一家子卖力卖命。而西方共和列强诸国，却都有很大一笔公有财产，他们有很多公民愿意为这笔资产的获得和增值而卖力气。因为这些资产增值了，对他们个人和家庭都有好处。所以皇权国家和共和列强打起仗来，根本不是对手。可以这么说，在国家形式方面，共和是强者适者，而皇权国是弱者废者，一定要被淘汰。淘汰可能取两种过程，一种是被外来力量消灭，另外一种是自己内部造反。推翻皇权，建立共和。或是前者，或是后者，反正皇权国家是绝对不能生存下去了。这是所谓“历史的必然”。

　　皇权失败的还有一些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有了周恩来和一批共产党干部，和广大民众中的志士仁人。他们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为铲除皇权，建立共和而奋斗牺牲。他们兼有共产和共和两种理想。他们的党叫做共产党，国却叫做共和国。这两个理想有相同之处。我们说过，共和和共产的区别，只在与“共同财产”范围的大小。他们有共产和共和理想也是很自然的，谁也不想把一国之资源全给一个人，而别人都作他的家奴。历史也告诉他们，皇权制度的中国，必然被共和列强蚕食和消灭，中国人只能作亡国奴。说实在的，在文革初期，很少人能看出毛泽东是想建立皇权。人们以为他企图建立更广泛的共和。我们在上面说过，共和为国家共有的意思，但是有一问题，就是：在谁之间共有。这个国家，是谁们的共有国家？这个“PUBLIC”一定有一个范围。中共的国旗上有五星，声称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本家共有中国，但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划在了公民之外。这部分就是所谓地富反坏。这一范围可以任意扩大。后来又加上了右派，走资派，知识分子，等等。

　　中共建国之后马上开始了斗争和运动。所有运动都是“夺权运动”。就是分期分批，按计划地把各类人物的公民权夺走，把你的“共有”权利取消。一方面把权力渐渐向共产党干部手里集中，另一方面，把干部手里的权力逐渐向毛泽东手里集中。继“地富反坏”被整肃之后，工商业主（民族资本家，在三反五反中）的权利被剥夺，后来是知识分子被夺权（在反右中）。同时又有很多干部被整肃。到了１９６６年，毛的夺权目标是其他共产党干部。其他人的权利已经被他剥夺了。知识分子不能说话，冶金专家不能对大炼钢铁发言，农业专家不能对深耕密植发言。现在只剩下共产党的部分干部还有点权利。他们认为自己对国事仍有一定的发言权。比如彭德怀一伙对毛提出指责。刘少奇一伙则另外搞了一套。并企图动摇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文化革命是这一系列夺权运动的最后一步。也就是把所有人——包括干部，的权利都剥夺了，所有权利都归于毛泽东本人，这样皇权就告建立，而共和彻底被消灭。但是毛泽东为了剥夺干部的权利，提出的口号，是把干部的权利交给群众。这算是他的“策略杰作”。因为在以前各次运动之中，人民被剥夺权利，但是共产党干部的权利，相对地集中和扩大。在反右整肃知识分子的时候，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干部之间发生冲突。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应该领导建设。因为他们懂而干部不懂。干部乱指挥，事情搞不好。反右把知识分子整肃了，权力都集中到干部手里。以后干部乱指挥也没人敢说话。所以才有大跃进那样的胡搞乱搞。这样干部就不得人心。民众对共产党干部反感。毛泽东号召民众造反，剥夺干部的权利，整肃干部，很多人很高兴。但是，他们没想到，干部的权利没有交给民众，而是被毛泽东收走了。以后的干部也没有发言权了。只能对毛泽东俯首听命。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说，那时候多好啊，可以把干部揪出来斗一顿，甚至打一顿。可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民众的生活更为困苦，局势混乱，经济崩溃。所以在文革整肃干部，实际上是想收回干部的权利，使干部变成毛氏家奴，把民众变成奴下之奴。而部分民众认为是把干部打到，权利归于民众。上面说过，这类不符现实的想法，人们产生过很多，笔者自己就经常被各种宣传朦得晕头转向。事实证明，一党之国，还是比一人之国好很多。干部共有之国，比毛氏独占一国为好。当然干部共有不如全民共有之国。一党之国不如多党之国。但是到底一党拥有的国家，还算是共和。而一人拥有的国家，就是彻底的帝制。我们应该看到，文革和文革前的历史，就是从一党之国，向一人之国倒退。从干部共有，向一人独占倒退。很多人为了阻止这一倒退，在斗争中牺牲。有人会说，“干部共有”和“一党之国”有什么好，也值得为它们奋斗牺牲？可是事情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不阻止倒退，根本也就不能进步。打阻击战只能步步为营。所以他们斗争牺牲还是很有价值。但是所有斗争都失败了，权力不停地向毛氏家庭集中。毛氏权力一步步地扩张。文革是毛建立皇权的最后一战，也是周保卫共和的最后一战。他们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

　　毛在死时，并不知道他会失败，周在死时，并不知道他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