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

拙文”乱世枭雄毛泽东：贴出后，因为文中笼统地提到了大跃进造成了千万人饿死的悲惨境况，有朋友来信提醒我要注意史实的严肃性。因此，上网古狗了一下，分成3个部分转载在下面。

第一部分是一个各种观点的汇总，第二个认为是非正常死亡3千万之上，第三个认为纯粹由人口的递增数据推理出来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结论以及方法本身都有问题，不能置信：一方面，因为有多种因素造成人口递减：婚配、到外地劳动、农转非。。。不仅仅是因为粮食短缺造成的，另一方面，那些推算的方法也有失之严谨的地方。

目前得出的结论是：1) 按照人口统计推算出来的人口缺失确实是3千万； 2) 造成3千万人口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因此，大跃进期间究竟有多少人饿死，要看食物不足的因素要占到全部因素的百分之多少？所以，说饿死3千万显然是不对的，但是结果是3百万还是1千万，目前看来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准确的提法大概应该是这样的，58年到63年之间，由于饥荒、大规模建设造成的分居、生育低峰期因素和超强度体力劳动等原因，人口的自然增长减少了3千万。

一，千龙的总结，但是没有明确的结论

大跃进期间死了多少人？

千龙

究竟在大跃进期间死了多少人，国内外学者莫衷一是，我们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能了解到的研究成果。

最谨慎的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 (October 1997) 一书中，将1959-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死于饥荒的人数估计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国历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说光是1960年一 年就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 Ashton等人在“Famine in China: 1958-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4, December 1984) 中提到2000万到3500万的估计数字。

夏威夷大学的学者R. J. Rummel 的估计为2700万。

美国人口学家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 将死亡人数估计为3000万（详见Banister, J.,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10, No.2, 1984; Banister, J.,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arl Riskin在他的文章“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l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2, 1998, pp.111-124）中，也引用了班尼斯特3000万的估计数字。

美国人的这些估算依据不一，其中有的数据参考了中国l984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83页的图表分别给出了城市和乡村的死亡率，据此推算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大概为1500万。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著的《生存与发展》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以下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 (1958-1965)》估计“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

丁舒的《人祸》一书（Hong Kong: Nineties Press, 1995）先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估计饿死2000万，但是在修订本中，此数字却膨胀到“2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000万相去不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以各级统计部门的户籍登记为根据的净人口死亡数，不包括如果未发生饥荒可能会出现的人口增长。班尼斯特的数据则是根据全国1‰抽样调查的人口学估计，包含了真实死亡人数和由于饥荒原因未出生的人口。两者都有一定的依据，也有误差，因此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其他相关资料还可参见杨大力著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和John Aird的“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China's 1982 Censu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6, December 1983) 。

此外，Roderick MacFarquhar在他的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III: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第三卷第8页，给出了各省1957至1962年的死亡率（安徽省1961年的数据除外，而安徽1960年的数据超过6%，为全国最高）。如果认为1957年死亡率不变，而1958至1962年的死亡均由大跃进造成，可以根据已知的人口数算出死亡人数。

另一个算法是认为1957年的数据是正确的，用1964年的统计数字算出缺失的部分，不过这种方法可能包括晚报的出生情况。

以上所有这些估算的依据都是当时的官方人口统计，而这些数据却由于虚报人口等原因往往是靠不住的。大跃进期间虚报的人口，以后被纠正时就成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因为当时的统计数字之不可靠，以此为基础的估算都属于数字游戏。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任何估算都可以有上千万人的出入。

由于缺乏准确的统计，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无从得知。而所谓非正常死亡，也并不意味着活活饿死。事实上，当时人们更多的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而死亡。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饥荒导致了医疗系统的崩溃，因此在1958年之前已患重病的，此时无法继续接受治疗，本来可以延长生命周期的，却因为医疗系统的崩溃而提前死亡。这虽然也是悲剧，但其程度跟活活饿死不同。

二，丁抒认为，非正常死亡数是三千五百多万到四千四百万之间

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丁 抒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正确无误时，可用下列公式中任意一个计算某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一．若有可靠的死亡率：（某年死亡率　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数。二．若有可靠的出生率：该年底人口－［１＋（出生率－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有非正常死亡时得数为负。）

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死人的情况。有一天，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九六一年随刘去湖南省作调查，她也发现“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是缩过水了的。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亲自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安徽大组会上责问道：“这里有张表，上面填‘这个数字是经政法部门上报了的’，‘这个数字经公安局上报的’，‘这个数字是在某次会上汇报了的’，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由此可见全国各地真实的死亡人数连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也不甚清楚。

显然，国家统计局根据各省的报告统计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死亡率不能用作计算非正常死亡数的可靠依据。因此第二个公式是唯一的选择。为此，需有正常死亡率、出生率和逐年人口数。

正常死亡率不难得到。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全国人口平均死亡率就逐年下降。以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基准，不会将非正常死亡率估算过高。故本书作者采用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千分之十点八作为正常死亡率。这样，出生率就成了关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漏洞很多。如一九五九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二点四，而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却只有千分之二十四点八。仅这一差错就平白“抹掉”了五百万人。

统计局公布的一九六○年的出生率也不实。证明如下：

从一九五七年○岁（不满一岁）至三岁（不满四岁）的婴幼儿死亡率可以算出，要是随后四年无情况异常，婴幼儿死亡率保持不变，那么该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满两岁，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百分之十五活不满四岁就会夭折。一九六三年的情况基本一样。这两年平均下来，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若没有因大跃进而引致的大饥荒，百分之十一的婴幼儿将活不满两周岁，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岁前。

这是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饥馑过后的一九六三年的情况。大跃进期间如何？

截止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底的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一九五九年间出生者百分之三十二已死于大饥荒。因此，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婴幼儿死亡率远高于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饥馑过后的一九六三年，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虽无法猜测婴幼儿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却知道其下限，即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的婴幼儿死亡率。采用此下限会使非正常死亡数估计不足，断不会夸大。

一九六○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是一二九三万。既然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的婴儿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岁前，这一二九三万人至多只占一九六○年出生者的百分之八十六。由此可知一九六○年至少出生了一五○三万人，出生率至少是千分之二十二点三七，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二十点八六。

至于一九六一年，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八，但一九六一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大约为一三五五万。这表明即便一九六一年出生的人一个没死，全部活到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出生率也有千分之二十点四六。可见统计局发表的出生率毫无根据。既然大跃进前后的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三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岁前，一九六一年年出生、未活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全国人口普查的婴幼儿，至少应有百分之十三。据此计算，一九六一年的出生

率是千分之二十三点五二，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十八。

一九六二年，大饥荒已近尾声。统计局公布的一九六二年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也可信了。但我们仍可用上面的办法核实一下。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者均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满两岁，因而一九六二年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已夭折的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十一。从一九六二年内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时仍存活的人数可知，统计局的数字大致准确。

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非正常死亡数了。计算结果是：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数是二一二万，其中一百九十六万是农民。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别是一七七八万、一一九○万和二九一万。连同一九五八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三千五百多万。

这是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正确无误这一假定出发得出的结果。但是，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与逐年人口数完全不吻合。试看下表：

统计局公布的　　统计局公布的

年底人口　　　　人口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万）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1958年　６５，９９４

1959年　６７，２０７　　１８．３８　　　１０．１９

1960年　６６，２０７　　－１４．８８　　－　４．５７

1961年 ６５，８５９　　－　５．２５　　３．７８

1962年　６７，２９５　　２１．８０　　　２６．９９

1963年　６９，１７２　　２７．８９　　　３３．３３

1964年　７０，４９９　　１９．１８　　　２７．６４

怎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差错呢？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不无根据地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数据中保留下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那么究竟哪个是真实的？假设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不实，而人口增长率却是真实的，结果会怎么样？

因一九六四年底时饥馑已结束，又经过了人口普查，故一九六四年底的人口数可信。以此作基数，用人口增长率倒推前几年的人口数，得出一九六○年底的人口仅六四四○二万，因一九五九年底的人口数六七二○七万亦可信，可见人口在一九六○年内减少了二八○五万，而这一年里人口本应增加七百七十七万的。这样，仅一九六○年一年里，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就高达三千五百多万了。用同样的方法推算，一九六一年有五百九十九万人非正常死亡。整个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则高达四千四百万！

笔者相信，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保留了大部分真实数据。这是计算大跃进和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基本依据。如前文所述，若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非正常死亡数是三千五百多万。若以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为依据，则非正常死亡为四千四百万。

在本计算中，笔者作的唯一假定是，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婴幼儿死亡率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相同，实际上一定高得多。这样，计算中即使有误差，也完全可以由此抵消。所以除非日后国家统计局更改数据，或者有新的资料被发掘，三千五百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

三，张宏志认为，

“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张宏志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一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一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 （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20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社会主义，而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采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把社会主义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www.xgc2000.com下称“李文”）

年份 年末总数人口

（万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6，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590万，1964年为802万，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线性）死亡总数为41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万。’书中又说：‘1957年和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为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为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按：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 1984年7月 10 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宇。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李文”）

“蒋正华（按：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引者注）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 1700万人 （1697万人）。” （“李文”）

“科尔估算的1958年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 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万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按：即李成瑞）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李文”）

“经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日940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6年实际死亡人口 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负责”。

从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对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依据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记），三个人得出三个结论。蒋正华：1700万（1697万）；科尔：2700万（2680万）；李成瑞：2200（2158万）。

再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学者们推论出的数字，存在着重大差别。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3.8‰。这个差额，在两个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约占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 5740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 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 11.1%。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李文”）

上述情况告诉人们，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科学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同样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与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减少了5个千分点，死亡率增加了3个千分点，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减少的情况下，而人口却增加了2000万。这2000万人是从那里来的，除非用机械增长，即移民来解释。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万人。这两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为18.02‰，1962年为37.01‰，1962年与 1961年相比，增长了19个千分点，即增长了50%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1961年3.78‰，1962年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长了8.5倍。虽然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这种无规则性，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统计有误”来解释。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公布后，美国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强烈。他们紧紧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们似乎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绽，很快地确认了 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变动的这种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材料编制人的责任心，人们有理由指出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记，和国外研究者、报导者们的失真、失实，失掉客观性？

下面看科尔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的。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不统一。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赖在中国，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国政府做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决不能让台湾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泽东。“反毛必反共，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敌意，丑化、诅咒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5000万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两年又有2000万农民转为工人，在这7000万工人中，单身约占95% 即 6950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少于4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70%的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1958年9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于是成立的。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10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诅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沦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灾情报告》仅举以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这些人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切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曝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阳事件”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有的。个别地区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运粮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册第 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66年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冉历，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呀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

不过这时，就全国形势而论，并不严重，所以，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粮食41.6亿公斤。

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全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开始关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灾情非常关心，对灾区人民十分关爱，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追求高指标错误的贡任。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粮率降为 17.5%。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食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亿。

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饿死人的事仅仅是个别地区、个别人、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不仅灾年、常年也在所难免，即使是今天人们偶尔仍可看到饿殍。

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史称“信阳事件”），诚然与三年自然灾害有直接关联，但主要是人祸。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导致的。笔者将以专题附录于后。

科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

现在把话题转到人口学方面来

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它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人口变动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所得的结论，其正确与否，用什么来检验？只能是社会实践。不是人口学决定社会运动，而是社会实践检验人口学；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会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它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对科尔的统计数字进行验证。

关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科尔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国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记数字。这个统计材料其客观性、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数字本身有无法解释的矛盾，本文己在前面说过了。

科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略

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2除。科尔估算（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万，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万，二者相加是1980万，再除以2，等于990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1957——1964年，中国年平年死亡人数是990万。以此推算，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数5940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学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制成一张人命表，需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花费 100年左右时间，实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已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分析现状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简便方法，是根据一年或几年统计资料，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算出平均预期寿命。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7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需要说明，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社会主义建设，曲解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