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海军军官夺机叛逃事件

其一架C-46 在1964年时发生两名海军军官利用挖空的密码册避开安检而挟带手枪企图夺机叛逃，搏斗间射杀飞行员后坠毁于台中县丰原和神冈之间，机上乘客52人和机组人员5人全部罹难，由于死难者包括多名港台电影界重量级人物，美军人员及其眷属，加上CAT公司的特殊背景，美国CIA干员介入空难的全部调查，美国方面的报章早年就有公开真相，然台湾是解严后1990年代才有报纸批露这段历史。

抱歉，不是密码册，而是澎湖海军第二造船厂图书馆借出的雷达手册。

底下是摘自崔小萍的传记，其依据王立祯博士的文章描述事情真实经过，她曾被诬蔑说送了藏有炸弹的「蛋糕」给机上乘客，而两名尽忠殉职的飞行员也被诬指操作不当而坠机背了数十年黑锅。王立祯博士就是「海峡最后一场空战的作者」。

威廉荷顿(William Holden) 就是电影「独孤里桥之役」「桂河大桥」的主角，不讲不知道，想不到他也差点搭上这死亡飞机。

黑色影展

　　二○○○年的元月，学生万里由美国旧金山寄来几页杂志的报导，并且简单地写了几个字：「老师，看完这篇报导，你明白有关说你去送了「蛋糕」或者「花」里面有炸弹，于是陆运涛夫妇和四十几人坐的飞机爆炸坠机，全数罹难的惨剧。使在台湾台北举行的第十一届影展变成黑色影展——你背了三十几年的黑锅，总得澄清了吧？希望造谣的人，也能看到这篇报导。」

　　这篇报导名为「社会切片」，是《世界周刊》上头的，我想它是属于台湾联合报系。属名王立桢撰文。核挑般大的字，是大标题：台湾民用航空史上，第一次劫机行动。

　　一九六四年的坠机事件，台湾当局始终没向社会报告坠机原因，而且否认有「人为」因素，他们认为是机件出毛病，而把错误推给了正副机长。看完这篇报导，我才得知的确是「劫机」事件。这件惨剧是在民国五十三年发生的，我在五十七年被诬告入狱后，竟有谣言把这件事加在我身上，说是我去送了炸弹到飞机上，我因此背了几十年的冤枉，比十年牢的冤枉还严重。我把这篇报导抄下来，印在我的这本回忆录里，起码使罹难者的后代们能明白的父母也是冤枉死的。

一九六四年初，第十一届亚洲影展在台北举行，亚洲各国的影剧界佳丽及远道由好莱坞的影星威廉荷顿，都聚集在刚完工的台北市立体育馆里面，来庆祝这每年一度的影剧界盛事。

　　那次的影展，对于正在从事经济发展的国民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借着这个机会，国府邀请到了马来西亚的华侨富绅陆运涛夫妇，他们将以马来西亚代表团团长的身分率团前来台湾，在影展过后将会和政府有关部门商谈在台湾投资的事宜。　　

　　六月十八日晚上影展结束之后，各国与会人士在第二天就开始了观光活动。陆运涛夫妇一向对中国骨董相当有兴趣，因此决定了趁这个机会前往台中的故宫博物院（编按：故宫最早期置于台中）参观。

　　本来影星威廉荷顿也决定了一道前往，但是临行前，行政院新闻局通知已安排了十九日到花莲参观的行程，所以陆运涛夫妇及随行的几个人就更改了行程，随着新闻局的安排前往花莲参访。

　　威廉荷顿因为已经决定二十日返美，所以就没有跟着大家到花莲去，而于十九日当天按照原计划前往台中，他的临时脱队，虽然让他失去了观赏太鲁阁附近鬼斧神工的天然景观，但是却让他躲过一场生死大劫。

　　二十日上午，陆运涛夫妇及台湾制片厂厂长龙芳、国泰电影总经理夏维堂，在台湾省新闻处长吴绍璲及行政院新闻局联络室主任厅耀奎的陪同下，搭乘民航空运公司的第一班环岛班机前往台中。出发前他已在圆山大饭店订下麒麟厅及金龙厅，预备当天晚宴诸包括行政院长严家淦在内六百多位贵宾。

　　就在陆运涛夫妇飞抵台中的时候，远在澎湖的民航空运公司办事处里出现两个要订购机票前往台北的旅客，其中一位是三十八岁的海军中尉曾晹，另一位是四十八岁的海军退役军官王正义，他们指定要购买下午经台南、台中，前往马公直飞台北的班机机票。

　　那时因为空军每天都有一班交通机回马公直飞台北，军人及荣民都可申请免费搭飞机，因此当民航公司售票处的职员见到曾晹告诉售票处的小姐，他曾搭过空军的交通机，但是觉得坐起来不舒服，同时太吵，所以想换民航公司的飞机来坐坐。

　　售票处小姐听了之后，建议他搭由马公直飞台北的DC-4大型客机，那型飞机比环岛班机的C-46型飞机更舒适，同时也不需经过台南及台中，可以早一个小时到台北。曾晹听了之后改口说，他们要顺便到台中去办一点事，所以环岛飞机虽然慢，但是刚好合适。

　　售票小姐提醒他们，飞机在台中只停十多分钟，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们去办事。但是这回曾晹就没理会售票小姐，只要求赶快开票。　

担任那架环岛班机的正驾驶是林宏基（空军官校第二十四期），副驾驶是龚慕韩（空军官校第十期）。

　　那天，那架飞机在台中落地后继续起飞，在台南上下旅客后，又跨海飞抵澎湖。在那里飞行员及空服员们下机休息，下午两点钟再起飞循原路飞回台北。

　　下午一点半钟，曾晹及王正义两人在机场随同其余的二十六名旅客依序登机。当时机场里并没有金属侦测器的设施，对旅客登机前也没有搜身的步骤，但当时在机场协助旅客登机的一位民航职员却清楚地记得，曾晹及王正义两人都拿着一本厚厚的英文书籍。

　　飞机经台南飞抵台中后，曾晹及王正义两人并没有随着下机的旅客下机去办事，飞机也在陆运涛众人登机后随即起飞。

　　当那架C-46由台中水湳机场起飞之际，刚好有一架空军救护中队的直升机，在附近由北往南飞。那架C-46起飞之后爬到一千多呎高度的时候，突然转向往南飞去。这个突来的动作，引起了直升机飞行员的注意，因为附近并没有高山，同时也没有其它飞机在附近，没有转向回避的理由。

　　那架飞机往西飞了一会儿之后，又猛然地转向北飞，然后就在直升机飞行员的目视之下，那架飞机缓缓地右转，最后在台中神冈乡附近坠地爆炸。

　　当时那架直升机飞行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象，他一方面向战管报告目击民航机失事，同时马上转向失事现场，将直升机落在飞机残骸附近，希望能发现一些幸存的人士。结果发现，现场唯一存活人士是一名地面的小男孩，他被飞机爆炸的破片击伤，除此之外，飞机附近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台北之后，政府当局在震惊之余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那么巧会是那架飞机？」继而根据直升机飞行员的证词，更是让有关当局觉得这不是一件单纯的飞机失事，因此在民航机展开失事调查之际，情治单位也开始朝着人为破坏的方向展开调查。

　　但是在当时威严情况下，这种公然向社会秩序挑战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向大众宣布的，所以当时媒体上并没有报导这方面的调查情形。

　　当时情治单位最早的调查方向，是针对一些本来预备搭乘这架飞机，但在最后一刻更改行程的人，它包括了本来该在这架飞机上执勤但临时找人代班的一位空中小姐，一位申请到台中的免费来回机票，但只坐了单程，回程却改坐汽车的民航空运公司职员，及一位在登机之前临时决定退票的商人，但这些人经过约谈之后，证明没有任何嫌疑。

　　当时在失事现场处理飞机残骸及罹难者尸体的有民航局、民航空运公司及警务处等单位，同时因为那家飞机上有许多美军顾问团的人员，美国大使馆派出驻华空军武官参加失事调查工作。

　　也就是那位美国空军武官，在失事现场残骸中，发现了一本厚厚的美国海军雷达手册，他顺手捡起来一看，却发现那本书的中间挖空成一把手枪的形状。这个发现非同小可，附近的几个记者正想拍照存证，但是马上被现场的治安人员制止，并将书收走。然而《联合报》的记者却在书收走之前抢先照到了一张照片，并在第二天独家将那张照片刊出。

　　发现那本挖空了的雷达手册之后没多久，在驾驶舱附近的残骸中就发现了一把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找到手枪的同时，飞行员林宏基的尸体也被从残骸中挖出，他的面颊右边有一个小洞，左半边的脸已被炸掉一半。当时因为失事现场到处都是残缺不全尸体，所以一开始现场人员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后来验尸时发现。林宏基右脸的小洞有强烈的火药反应，证明那是在近距离遭枪击的结果。

　　另外，驾驶舱内也发现了一件撕烂的卡其布上衣，上面有着海军中尉的肩章，根据衣服撕裂的情形判断，那是在剧烈的扭转打斗时被撕烂的。

　　由于飞机是在向右倾斜的状况下撞毁的，所以坐在驾驶舱右座的副驾驶龚慕韩所遭受的撞击力最大，他的尸体也是支离破碎得无法辨认，仅凭袖口上的三条金线（副驾驶的阶级识别，正驾驶是四条四线）来辩证他的身分，后来他的尸体火化后，在骨灰当中曾发现一枚类似弹类的金属。

　　当飞机的左发动机被吊起来之后，在下面发现了一把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同时也发现了另一本雷达手册，同样也是在中间挖空成手枪的形状。那两本手册都有澎湖海军第二造船厂图书馆的借书卡，借书卡上显示手册都是由曾晹在一星期前借出的。而现场所发现的那两把手枪上的序号，也证明了那是由海军第二造船厂的军机库中所偷来的。

　　由这许多的证据看来，很明显地是曾晹及王正义两人企图将那架飞机劫往大陆，但在驾驶员拒绝合作的情形下，持枪将正副驾驶枪杀，然后在飞机无人控制的情况下撞地失事。

　　真相虽然已经大白，但是这个残酷的事实却让当时的政府当局颇为头痛，正为当时正在威严期间，这种触动人心的新闻是无论如何不能公诸于世的。

　　失事现场虽然有许多新闻记者在场，但是除了《联合报》在失事第三天曾刊出那张被挖空的雷达手册相片之外，没有一家报纸敢直追猛追地询问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只能捕风捉影去揣测，对于劫机这种敏感话题更是没人敢提。

　　由于《联合报》曾刊出那张被挖空的雷达手册相片，警务处长张国疆不得不在立法院质询时，承认失事现场曾发现两把手枪，但是他强调无法证明手枪与飞机失事有任何关系。

　　主持失事调查的民航局，也在保全政府威严的前提下，极力否认有劫机的情形，并一直将失事责任推在民航空运公司身上，就连飞机失事报告上也是说因飞机发动机故障，同时飞行员操作不慎，才引起飞机坠毁的惨剧。

　　当时民航空运公司里的员工都知道飞机是在劫持状况下坠毁的，但是在威严情形下，谁也不敢公开表示异议，对于台湾政府将飞机失事的责任推给公司美籍员工，尤其感到气愤，他们甚至曾上书美国国务乡鲁斯克，希望美国政府能出面说一些公道话，但是美国务院却劝民航公司最好顾全中美友好关系，以大局为重，不要在飞机失事的问题上再做文章。

　　据曾在民航公司担任副驾驶的张崇斌先生（空军官校第十八期）回忆，陈香梅女士——民航空运公司创始人陈纳德将军的夫人——当时也出面劝公司里那些美籍职员不要再在这件事上兴风作浪，因为公司日后需要台湾政府协助的机会还很多，真为这事撕破了脸，对双方都没好处。……

　　转眼之间，这种飞机失事的惨剧已是三十五年前的往事了，当时因为这是台湾民航界第一次的重大飞机失事，所以许多人对它印象非常深刻，也同时因为那张挖空了的雷达手册相片，更有许多人始终不相信那是一单纯的机械故障而引起的飞机失事。而我在最近读了当年民航空运公司美籍飞行员Felix smith回忆录，及访谈了原来在民航空运公司担任副驾驶的张崇斌先生之后，这些多年来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曾晹及王正义两人在当年威严期间会挺而走险持抢劫机，一定有他们的理由。选定陆军涛所坐的那架飞机，无非也是想到用他为人质，以便劫机不成可以利用他来作为谈判筹码。但是没想到，空军出身的两位飞行员在多年来汉贼不两立的教条熏陶下，竟宁死也不肯飞往大陆敌区，在这种情形下，曾晹及王正义只有选择同归于尽的路子，全机四十六人就都成了这场悲剧中的陪祭。

　　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如果那架飞机真的被劫持到大陆，那对国民政府的冲击绝对比摔掉那架飞机来得大。所以一直到十年左右，华航的班机上一直带着便衣安全人员，在一九七八年的一次劫机行动中，空安人员还真的用枪将劫机者击毙。后来因为政治环境的改变，才开始取消空安人员，并告诉飞行人员，在有人企图劫机的情况下，应以全机旅客的安全为重，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陆军涛等四十余名旅客虽然死得悲惨而冤枉，但这毕竟是命运使然，而为了国家的颜面，硬将这个惨剧的责任推到民航空运公司身上，却也有失厚道，尤甚是在失事报告中指责两位殉职飞行员操作不当，更是对死者不敬。在这飞机失事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在此将这件事情的始末写出，也算是替他们平反这三十余年来的冤屈。

在王立桢的这篇报导中，还登载了正驾驶林宏基夫妇的照片，以及民航机C-46的外貌。　　抄写这篇报导，使我手酸头疼，又可非写不可，因为在我民国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年）遭害后有关我的谣言很多，有的报上登了我已被枪决的消息，有的还说我是中广公司副总经理李荆荪的太太（他是同年被诬告的），我是他的领导者，但是最可怕的是说这次的坠机惨剧是我送上飞机的「炸弹」！坠机事件是在一九六四年发生的，我被诬告为叛乱犯是在一九六八年，两个事件相隔四年，假设我真有本事如此厉害，那情治单位能让我活着吗？

　　飞机上四十几位有名之士，其中也有我的朋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冤枉死了，这篇报导正可以明白真相，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向大众声明：「那不是崔小萍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