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传授六经之学，称为六艺，或作六学。《史记．儒林列传》称六艺的传授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中断，其说之不确切，前文已细言之，此不复赘。《汉书》大量抄袭《史记》，于《儒林传》亦不例外。然《汉书．儒林传》虽然在总论之中重复《史记．儒林列传》的说法，却又在记述《易经》的细则中分明说“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译为今日之白话，即“待到秦朝禁止学术之时，《易》因其为占卦的书，独免于遭禁，所以传授的人未曾中断。”自相矛盾姑且不论，大抵《易》学的传授不曾在民间遭禁的说法是可靠的。理由有二：其一，李斯奏请禁书的奏章中分明说医药、筮卜、种树的书不予禁止之列。其二，《易》学的师承记录比任何其他儒家学术都更为清楚和详细，倘若因遭禁而中断，想必不能如此。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孔子传授《易》学于鲁人商瞿，商瞿传楚人□臂，□臂传江东人矫疵，矫疵传燕人周竖，周竖传淳于人光羽，光羽传齐人田何。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洛阳人周王孙、丁宽、齐人服生，王同传□川人杨何。杨何以及齐人即墨成、广川人孟但、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皆因精通《易》学而至大官，而田何被尊为汉代《易》学之祖。田何的弟子丁宽曾为将军，参与平定吴、楚等七国反叛之役；学术成似亦最高，著《易说》三万余言，堪称文武双全之才。丁宽传同乡田王孙，田王孙传沛人施雠、东海人孟喜、琅邪人梁丘贺。施、孟、梁丘三人的《易》学皆被立为官学，设博士于朝廷，成为汉代《易》学最显赫的流派。除施、孟、梁丘三家为显学外，汉代《易》学还有以东莱人费直和沛人高相为首的两派异端。称之为异端，并无抵毁之意，只因两派皆未尝立为官学而属民间的学术。

费、高两派的《易》学之所以未尝立于官学，史无明言，然想来同两派均属古文家派不无关系。与古文家派相对的是今文家派，两派的争端和分歧不限于《易》，也不以《易》为中心。就汉代当时的情势而言，今、古文之争的中心在《左传》，就对于后代学术的影响而言，今、古文之争的意义在《尚书》。终两汉之世，今文家派在朝廷占尽势力，而降至东汉古文家派却逐渐在学术界后来居上。今、古文家两派之争是中国学术史上至关重要的事件之一，不可不知。而欲知之，还得先略知中国文字的演变。《易》的基础是八卦，八卦本身虽不是文字，却向来被视为华夏文字之始祖。故谈过《易》之后不继之以《诗》、《书》却转而谈文字，于逻辑未尝不合。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中文文字为甲骨文，因刻划于龟甲或牛骨之上而得名。然甲骨文显然不是八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不仅是因为甲骨文的结构业已相当复杂，绝不是最原始的文字形式，而且也因为由甲骨文刻划的内容业已相当复杂，绝不是最原始的文字记载。继甲骨文之后迄今所见最早的中文文字是金文，因铸造在青铜器皿之上而得名。出土的青铜器皿大都为鼎或钟，故金文亦称钟鼎文。金文或钟鼎文恐怕也不是甲骨文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不仅是因为金文或钟鼎文远较甲骨文为规范和严谨，而且也因为铸造青铜的技术远较刻划甲骨为先进。然而不可解的是，近百年来考古工作虽屡有重大发现，却至今没有出土早于甲骨文的文字或晚于甲骨文而早于钟鼎文的文字。何以如此？费解。

相传周宣王(前827-前782)之世曾命史官籀编着篆文，习称大篆或籀文，以别于秦篆或小篆，秦篆或小篆为秦统一天下之后由李斯等人所制定。如今所谓篆文或篆书，大都指小篆或秦篆而言，见诸印章上的篆刻也大都是小篆或秦篆。秦制定小篆不久，又为方便书写起见而创设隶书。自甲骨至小篆，字体皆取圆式，隶书则取方形，许多字的基本机构也因形式的变化而失去了原来象形的根据。因此，隶书的产生和流行，遂成为中国文字史上的一大变革。也正因为此，自隶书之出，隶书以前的文字如大小篆等又被通称为“古文”，而隶书则被称为“今文”。据今人的推测，但凡由秦朝廷收藏的先秦书籍大概都用隶书或今文重新改写过，而民间私藏者，既属非法违禁之品，想必仍为古文原版。秦亡汉兴之际，无论是藏于朝廷还是藏于民间的书籍大都毁于战火。汉初之际不曾留意文化事业，致令图书和学术进一步沦丧。直到汉朝建立二十多年之后的汉文帝之世，方才开始征集图书、寻访学者。秦既禁止民间私藏图书、讨论学术，待到汉文帝征集、寻访之时，应征而出的学者是曾在秦朝担任过博士的人物自不在话下，由这些秦朝的博士从朝廷携带出来的图书属于今文版本也自在情理之中。所谓今文家派遂由此而产生。

§110

今文系相对于古文而言，倘若只有今文家派而无古文家派，不仅不会有今、古文两派之争，恐怕连所谓今文家派这个名称也不会出现。秦虽禁止民间的学术活动，民间不见得就因此而无学者，只是在秦朝不出来就博士之职者，大概也不会对汉朝的博士感兴趣，前文提到拒绝跟叔孙通到汉朝廷去讨饭碗的鲁两生就是例子。书不像人，民间违禁私藏的图书一旦被发现就没法子拒不应徵，只有问世一条路可走。于是，在汉朝廷征集图书的号召下，民间的古文图书也逐渐被发现并献上朝廷。

民间古文图书的发现，与汉文帝之孙、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和鲁共王两人关系颇大。“河间”与“鲁”是两王所封的地名，“献”与“恭”分别为两王的谥号。河间献王喜好图书文物，不惜出重金收购，收购之余更令人誊写副本送还出售原件的人，于是河间献王所得民间藏书几乎与汉朝廷等。据《汉书》记载，由河间献王所收集者大都为古文本。与河间献王不同，鲁恭王不好图书文物而好修建宫殿。鲁恭王府临近孔子故居，鲁恭王在拆毁孔子故居以扩建宫殿时，于夹壁之间发现为数可观的图书，包括用古文书写的《尚书》、《左传》等。鲁恭王虽不好图书，又不爱惜老屋，但是还不够资格戴上“文物破坏者”的帽子。他不曾把夹壁中发现的古文图书给毁掉，而是交还给了孔家人。所谓无巧不成书，孔子家人中恰好有一位叫做孔安国的学者，既是《尚书》专家，又深谙古文版本的价值，在得到古文版的《尚书》之后，即着手对今、古文版的《尚书》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开创了所谓古文家派。

《尚书》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书》或《书经》。“书”，是先秦人对这部书的惯称，比如先秦著作中的“书曰”云云，指的就是《尚书》。除去徵引“书”之外，先秦著作之中也徵引“传”。比如，《孟子》中就有“于《传》有之”的文字。“书”与“传”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为正式的文献，而后者为传说或后代所谓的“野史”。可能由于《书》与《传》的关系相当密切，或由于有些《传》的内容混入《书》中，汉代学者，有混称《书》为《书传》之例。比如，《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孔子“序《书传》”，又说“故《书传》、《礼记》自孔子”。两“《书传》”均指《书》而言，与后代称《尚书》注解为“书传”者不可混为一谈。称“书”为“书经”，是汉儒尊之为经典之后的称谓，同《易》之成为《易经》一样。

“尚书”的名称汉已有之，然名称从何而来？“尚”字于意何取？却不甚了了。不是柞里子不甚了了，而是从古到今无人了了。古往今来的学者的一致看法是“尚”通“上”，但“上”是什么意思呢？则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一说“上”取“上古”之意，所谓“尚书”，就是“上古的书”。一说“上”取“尊崇”之意，所谓“尚书”，就是“受尊崇的书”。一说“上”取“君上”之意，所谓“尚书”就是“记载君上言论的书”。此外，更有多种牵强之说，恕不一一介绍。

无论释“尚书”为“上古的书”是否符合“尚书”的原意，《尚书》的确是一部上古时代的书却毫无疑问。不过，若问上古到何年何月？则又不易言之。原因有三。其一，《尚书》不是在某特定时间上编着而成的著作，而是经多年累积而成的原始史料。内容函盖大约上迄公元前2000年，下至公元前7世纪，前后相距长达一千七百年。其二，内容所及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文献编写的年代。其三，今本《尚书》的内容并非完全可靠，搀有后人伪造的成份。

在一般相信可靠的篇章中，以记述殷谥盘庚迁都的《盘庚》篇时代最早，其写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上半叶，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的年代相近。就年代而言，古埃及《死人书》中最早的文字要比《盘庚》早出一千多年。不过，《死人书》的内容为宗教咒语，其史学价值不能同《盘庚》相提并论。古巴比伦刻在石柱上的“汉穆拉比法典”相传作于公元前18世纪，比《盘庚》约早400年上下。其余广为人所熟知的外国古代文献皆较《盘庚》为晚出。比如，犹太《圣经》中的最早作品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印度的《古事记》不早于公元前6世纪。这些文献不仅时代晚于《盘庚》五百至八百年，而且内容亦颇涉神话，远非《盘庚》之为朴素史料可比。要言之，《尚书》之为“上古的书”，就时代而言虽不能称世界之“最”，若兼时间与内容而论则无出其右者。

§111

《尚书》在时代久远这一点上或不能号称世界之“最”，然其经历的离奇曲折则无疑古今中外皆无与伦比。已故历史学家马雍于六十年代初应《历史小丛书》之约为该丛书写一本《尚书史话》，脱稿伊始适逢文化大革命开张，自然是束之高阁，无从付梓。文化大革命过后，《历史小丛书》的主编虽然获得身后平反，丛书却不了了之，续编无人。1982年《尚书史话》有幸得以单独刊行，该书对《尚书》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真翻作假、假翻作真的传奇作了一番侦探小说般的叙述，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综合前人之论，语有折衷；间下一己之见，独具慧眼。但凡对《尚书》，或更广泛地说，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兴趣者，皆不可不读。本文对《尚书》的介绍基本以《尚书史话》为依据，亦间下己见，至于所下者，是“锦上添花”抑或“狗尾续貂”？恕无自知之明，读者自断之。

最早的《尚书》定本出现于何时？颇难论断。今本《尚书》中的某些篇章，比如《尧典》、《禹贡》，对于上古社会的描绘，同战国中、前期流行的说法大异其趣，非封建的集权观念相当明显，显然是战国晚期的思想反映。由此揣测，今本《尚书》所根据的定本，大约出现在战国末期。秦朝设有掌《尚书》的博士，秦之有官方定本《尚书》，当无可置疑。李斯虽建议销毁一切非秦之史记，其目的在于销毁六国的记载甚明，故《尚书》虽非秦之史记而不予销毁之列，也无可置疑。然而，由秦博士传授的《尚书》是否就是先秦的原貌，有无根据秦朝官方的意旨进行篡改增删，则无从考证。

秦朝的官方定本想必先有小篆本，在推行隶书之后继有隶书或今文本。“想必”二字仅就小篆本而言，秦之有今文本证据确凿，无须推想。据《史记．儒林列传》，秦有《尚书》博士姓伏名胜，济南人，人以伏生相称。(“生”与“子”在古代汉语中皆可用作敬称。“子”的这种用法，今废。“生”，则不仅仍见诸粤语方言，普通词汇如“医生”、“学生”中之“生”当亦为其遗留之痕迹。) 伏生在秦亡之际，眼见京师不可久留，携带一部《尚书》逃归故里。不久，项羽进入秦都咸阳，一把火把阿房宫连同藏于宫中的图书烧成灰烬。接下来是楚、汉相争的混战，伏生的家乡兵慌马乱，不得安居，伏生不得不又逃往外地，临走时把《尚书》藏在墙缝里。战乱结束之后，伏生返回家乡，居然在墙缝里寻回这部《尚书》，可惜有所残缺，只剩下二十八篇。不曾残缺之前的今文《尚书》有多少篇呢？史无记载，或因此时伏生已老，又经多年荒疏，记不清了，故不曾说起。至于遗失篇章的文字，伏生更不复记忆，只好拣起这残缺不全的二十八篇在家乡开门授徒。

汉文帝之时，社会渐趋稳定，有心于文治，下诏徵集民间图书、寻访民间学者，却既找不着《尚书》，也找不着通《尚书》的学者。正在发愁之际，听得济南有伏生其人其事，大喜过望，欲立即召伏生进京。然伏生此时已年逾九十，行动不得，朝廷只得派遣奉常掌故(奉常，官名，见前。掌故，奉常属下官名。) 朝错前往受教。伏生所传之《尚书》就是秦朝廷用今文写就的定本，故曰：“秦之有今文本证据确凿，无须推想”。伏生死后，民间又献上一篇用今文写成的《尚书》，篇名“泰誓”。这一篇虽是今文，因伏生不曾传授，没人会讲解，汉朝廷聚集了不少博士共同研究，方才讲通。这篇“泰誓”来历不明，文字同见诸先秦著作中的“泰誓”也颇有出入，却为汉朝官方认可，正式加入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之中，使原本只有二十八篇的今文《尚书》演变而成二十九篇。

不过，经由伏生传授的《尚书》虽是今文本，最早的《尚书》定本却无疑是用先秦古文书写的，从孔子故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本即其证明。这卷古文《尚书》不仅文字比今文《尚书》老，篇数也比今文《尚书》多。今文《尚书》所有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都有，只是字句略有出入。除此而外，古文《尚书》比残缺不全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总共四十五篇的古文《尚书》是否就是古文《尚书》的本来面貌，抑或如同今文《尚书》一样有所残缺呢？因发现这卷《尚书》的人，不是收藏这卷《尚书》的人，无从对证。不过，这部古文《尚书》显然同今文《尚书》一样，绝非完璧。《史记》中提到的一些《尚书》篇名，如“女鸠”、“女房”、“夏社”、“伊尹报”(一作“伊尹报政”)、“明居”、“徂后”、“沃丁”、“咸艾”、“太戊”等等，今、古文《尚书》中皆无有，即其明证。如前所述，这卷古文《尚书》交到了孔安国手中。孔安国号称懂得古文，而孔安国得到这卷古文《尚书》之后，凭借今文《尚书》的对照，方才读通古文《尚书》中与今文《尚书》对应的二十九篇。至于古文《尚书》多出的十六篇，因无今文《尚书》对照，孔安国亦不能完全辨认，只得搁置一边，称之为“逸篇”。号称通古文的孔安国都如此愁难，一般人更无可奈何自不在话下。为方便传授起见，孔安国把读通的二十九篇古文用隶书的笔法一一改写。这种用隶书笔法改写的古文，称之为“隶古定”。经“隶古定”改写过的古文《尚书》的字形虽已成为今文，而且也只有与今文《尚书》相同的二十九篇，因源于古文本，且字句上与今文《尚书》略有出入，故仍以古文《尚书》相称，以别于经由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

§112

经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由朝错带回朝廷，得以立于官学。孔安国本是今文《尚书》博士，终汉之世盛极一时、同被立于官学的今文《尚书》三大流派的鼻祖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夏侯建是夏侯胜之侄，故史亦以大、小夏侯称之。) 都是孔安国的再传弟子。不过，孔安国同今文《尚书》的关系却不大被人提及，同古文《尚书》却结下不解之缘。这不仅是因为孔安国本人开创了古文《尚书》的学派，不仅是因为由孔安国开创的古文《尚书》家终于战胜今文《尚书》家而成为《尚书》学的主流，也不仅是因为历史上前后两次出现过打着孔安国旗号的所谓“古文尚书”，而且还因为现存的唯一《尚书》版本就是第二次打着孔安国旗号而出现的所谓《孔传古文尚书》。(“传”读作“传记”的“传”，意思是“注释”。所谓“孔传古文尚书”，就是“孔安国注古文尚书”的意思。)

孔安国通过对照今文《尚书》读通古文《尚书》的二十九篇，用隶书笔法把这二十九篇古文改写成“隶古定”本，又根据古文本的文字提出一些新的、不同于伏生所传授的解释和看法，并把古文《尚书》四十五篇原件献给汉朝廷，上书汉武帝请立古文《尚书》于官学。不巧适逢汉宫廷中发生巫蛊案件，汉武帝无遑他顾，孔安国的请求被搁置一边未与理会。孔安国于是用二十九篇“隶古定”本私相传授，成为一种私学。不久，孔安国死，立古文《尚书》于官学的事情遂无人问津，终汉之世，立于官学的《尚书》始终只有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学派。然而，追随官学的人大都以“学”为敲门砖，真心于学问者并不在乎所学为官为私，故古文《尚书》虽不得立于官学，跟随孔安国学古文《尚书》者并不乏其人，司马迁就是其中之一。司马迁既懂古文，又因身为史官，得以阅读宫廷藏书，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采用过孔安国的古文派观点，而且还引用过孔安国献给朝廷的古文《尚书》原本中的“逸书”的文字和篇目。

不过，古文《尚书》的“逸书”并不在孔安国传授的古文《尚书》范围之内。今文家派和古文家派所传授的《尚书》皆以今、古文本共同所有的二十九篇为限，今、古文本在这共同的二十九篇之中的文字出入总共只有七百余处，今、古文家的主要区别并不在所传授的内容而在于讲解。伏生和孔安国如何讲解《尚书》？无从得知，因两人的都是口授，并不曾著书。西汉末期出现过一本来路不明的《尚书大传》(“传”的读法和意思皆与《孔传古文尚书》中的“传”字相同)，相传为伏生所撰，故又称为《伏生大传》。是否反映伏生的讲解不得而知，不出自伏生本人的手笔则无可置疑。伏生虽不曾为《尚书》写“传”，今文家发展至欧阳和大、小夏侯三派之时却已有各自的讲章，如《欧阳章句》、《欧阳说义》、《大夏侯章句》、《大夏侯解故》、《小夏侯章句》、《小夏侯解故》等等皆是。这些讲章并不注重于解释字句，而是极尽断章取意之能事，任意摘取《尚书》的字句，同阴阳五行、历史传说、儒家伦理、谶纬迷信等等牵强附会、胡乱发挥。其中以小夏侯一派尤为突出，动辄写下几十万字的讲章。例如，该派学者秦恭为篇名“尧典”两个字以及该篇开头“曰若稽古”四个字竟分别写下一百万字和三万多字的讲章，其繁琐和喋喋的程度可想而知。

不知是否受今文《尚书》家洋洋万言讲章的启发，汉成帝时出现一种与各经书对应的所谓“纬书”，皆冒充先秦时代的著作，或用文字或用图形同各对应的经书作种种附会之说。其中有关《尚书》的“纬书”有《尚书中候》、《尚书□玑钤》等，合称之为《尚书纬》。《尚书纬》捏造孔子删《尚书》的故事，跪称《尚书》原本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为一百二十篇，以一百零二篇作《尚书》，剩下的十八篇作《尚书中候》。如此这般说，显然是为伪书《尚书中候》作宣传。这些“纬书”曾一度盛行，以至经这些“纬书”散布的谣言居然对后世学术界产生影响。比如，孔子删《尚书》的说法就长年被一些学者深信不疑或将信将疑。

于是，有人利用这类谎话进一步作伪。汉成帝时山东东莱人张霸献上一部一百零二篇的古文《尚书》，称之为《百两篇》。经朝廷博士们与皇室收藏的古文本核对，发现这部所谓“百两篇”者，不过是把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二十九篇拆散成多篇，并加上当时业已出现的所谓《书序》以及《左传》的一些文字重新组合而成。张霸称授业于其父，其父另有弟子樊并。奇怪的是，如此这般明显作伪，张霸不仅不曾受到处罚，所献《百两篇》者居然得以立于官学，后因樊并造反方才取缔。据《汉书．儒林传》，《百两篇》之所以会如此离奇地被立于官学，因有太中大夫平当和侍御史周敞从中为之游说所致。可见《百两篇》虽出现于山东，或由朝廷中人授意伪作也未可知。所谓《书序》，是对《尚书》各篇所作的序言，其中总共提到一百篇篇名，序文则不足一百，因有仅存篇名而无序文者，也有若干篇名共一序文者。同《百两篇》一样，《书序》也是来路不明之物，然自汉代以降一直与《尚书》本文同刊，并附会为孔子所撰。《史记》对《尚书》若干篇章的背景作过详略不等的介绍，见诸《史记》夏、殷、周本纪，《书序》一概抄袭之，可见《书序》出现的年代一定晚于《史记》，孔子作《书序》之说，自然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