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王肃，曹魏时代大学者，然同蔡邕一样，如今也不予名人之列。王肃家也有个因通俗文化而比较出名的人物，不过不是其女而是其父。《三国演义》对诸葛孔明的能言善辩作过两次极大的夸张，广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次是所谓“舌战群儒”，不如“舌战群儒”出名的一次是“骂死王朗”。诸葛亮确曾游说孙权联合刘备抵抗曹操，故虽不曾有“舌战群儒”之事，尚能以“捕风捉影”名之。至于“骂死王朗”，则虽有王朗其人，其事则纯属虚构。王肃即王朗之子，王朗师承杨赐，以精通《易经》著称。杨赐即号称“关西孔子”的杨震之孙、因“鸡肋”闻名并也因此而见杀的杨修之祖，故王肃之学，同贾逵一样，也是家学渊源。王肃还有个也因通俗文化而更为知名的亲戚，俗语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说法，所谓司马昭者，正是王肃的女婿。王肃于《尚书》、《诗经》、《左传》、《论语》、“三礼”等皆有注释，并皆得以立于官学(王朗所传《易经》也得以立于官学)，因而门生遍布朝廷，形成与郑玄一派分庭抗礼之势。

王肃之学固有其独到之处，然其学之所以能在短期间内异军突起，正因有司马氏为其政治靠山之故。王肃尚未出世之时，郑玄业已公认为学术权威，故即使有政治靠山如王肃，想要动摇郑玄的学术地位也谈何容易！王肃于是施展出如下两招：其一，抬举郑玄的前辈。但凡郑玄之说与贾逵、马融不同者，王肃皆据贾、马之说以抨击郑说。其二，伪造古书以证郑说之误与己说之正。前一招无可指责，后一招则无可原谅。前文提到王肃曾伪造《孔子家语》，被近人疑为王肃或王肃同夥所伪造者还有《孔丛子》和冒充孔安国着的《孔传古文尚书》。就内容分析，《孔传古文尚书》似为王肃的《尚书注》作声援，而《孔丛子》则似为《孔传古文尚书》作宣传，有些地方甚至似为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作舆论。极可能由于这样的政治原因，来历不明的《孔传古文尚书》一经出现，居然就同贾、马、郑、王四家的《尚书》一起立于官学，成为朝廷法定的一派。

除去政治因素之外，这部伪造的《孔传古文尚书》之所以能轻易地被接受，还因为这部所谓的《孔传古文尚书》并没有伪造经文，只是在贾、马、郑、王四家之外增加了一家注释。注释本来人人可作，假托孔安国的名义，不过旨在加强其权威性而已。后世学者大都忽略了这一点，误以为魏末出现的《孔传古文尚书》就是如今流传于世的《孔传古文尚书》，不加区别地简称之为“伪孔传”，从而进一步混淆了《尚书》的历史。其实，流传至今的《孔传古文尚书》不仅伪造了孔安国的注释，而且伪造了《尚书》经文，出现的时代也更晚，绝不可与魏晋之时立于官学的这部《孔传古文尚书》混为一谈。为示区别起见，姑称前出者为“前伪孔传”，后出者为“后伪孔传”。

“前伪孔传”的出现，因完全缺乏线索，故只能以“来历不明”四字概括之。至于“后伪孔传”的出现，却离奇曲折得简直可以演义为一篇侦探小说。欲知“后伪孔传”的来历，得先从“五胡乱华”谈起。所谓“五胡”，指匈奴、鲜卑、羌、氐、羯五种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强调“历史上”，因五种之中除羌之外，余皆不复存。所谓“不复存”，并非斩尽杀绝或全部驱逐于境外，而是混融于华夏，遂不复辨认。所谓“乱华”，指叛乱、灭亡华夏的西晋王朝、并在中国北方形成“五胡十六国”的割据和混战。“五胡乱华”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尚书》的历史而言，则只须集中注意力于“五胡乱华”之初、史称“永嘉之乱”的事件。

“永嘉”，晋怀帝的年号。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刘聪 (匈奴单于降汉内迁之后，受赐姓刘氏，刘聪为单于之后，故以刘为氏。) 攻占洛阳，俘晋怀帝，纵火焚烧洛阳皇宫，使皇宫藏书荡然无存，其对于图书文献的破坏，与当年项羽焚烧秦之阿房宫相当。当时今文《尚书》在民间已不流行，藏于皇宫的欧阳，以及大、小夏侯的本子复毁之于火，于是自西汉伏生流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学经过四百年的兴衰终于彻底失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原件如果有幸逃脱董卓之乱，如今也是化作灰烬了。古文《尚书》学虽于民间流传，不曾因此而绝灭，但民间流传的古文《尚书》版本从来不包括“逸书”在内，故从此古文《尚书》的“逸书”也如今文《尚书》一般，彻底失传。故于《尚书》而言，“永嘉之乱”造成的损失，名副其实“惨重不堪”。经过这次惨重不堪的损失，今、古文《尚书》经文的本来面貌竟如何？各流派的注释的本来面貌竟如何？遂失去了可以依据的真凭实据。于是，“后伪孔传”的作伪者遂乘虚而入。

§118

“永嘉之乱”后，中原一带“五胡”割据，史称“十六国”；西晋王室逃至金陵(今之南京)，偏安江左，史称“东晋”。东晋之初，朝廷拮拘，用于学术、文化的经费大减，博士之职由原来的十九名减至九名。其中职掌《尚书》者仅得两名，一名传郑玄之学，另一名所传授者竟然既非贾逵、马融之学，亦非王肃之学，而是“前伪孔传”。郑玄之学得以经动乱而不衰，因势力雄厚。“前伪孔传”之得以越贾、马、王三家而后来居上，当是因打着孔安国这块招牌。不过，“前伪孔传”虽然得以立于官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仍不能与郑玄一派相提并论。比如，东晋末年对于推广《尚书》学起过重大作用的大学者范宁，他所讲授的《尚书》就是完全依据郑玄之学。继东晋之后，出现南北对恃的相对稳定局面，史称“南北朝”。北朝始终只传郑玄之学，时至南齐，“前伪孔传”也在南朝失传，于是郑玄一派成为《尚书》学的唯一学派。不过，郑玄学派在《尚书》学一枝独秀，并不等于郑玄学派在学术文化领域独领风骚。两晋、南北朝学术风气尚玄谈，得宠的是《易经》、《老子》和《庄子》。《尚书》属于朴学，乏人问津。北朝崇佛学、轻经学，更置《尚书》于经学中的次要位置。因此，无论是两晋还是南北朝，《尚书》学皆远不及汉、魏时流行。研究《尚书》者渐少，熟悉《尚书》版本来龙去脉者渐稀，这无疑也给“后伪孔传”的作者提供了可趁之机。

如果经学继续无人问津，“后伪孔传”恐怕也不会出笼。然南朝中期梁朝的开国之君梁武帝萧衍本是通经学的学者，做了皇帝之后重兴太学，恢复五经博士之职，经学于是在南朝起死回生。就在此时，一部号称孔安国所传的真本古文《尚书》突然广为流传。这部《尚书》不仅不同于流行已久的郑玄注本，而且也不同于“前伪孔传”，因为这部《尚书》不仅号称“传”为孔安国所作，而且其“经文”有五十八篇，与西汉末包括“逸书”在内的古文《尚书》的篇数相合，较之古文《尚书》家流传已久的三十四篇本，则多出二十四篇。其中三十三篇经文的篇目和内容与郑玄注本完全相同，《泰誓》三篇则篇目虽同而内容不同。在多出的二十四篇之中，《舜典》篇其实就是三十四篇本《尧典》篇的后半部，《益稷》篇其实就是三十四篇本《皋陶谟》篇的后半部。换言之，这部《尚书》的经文与传统古文本经文的不同，实为二十二篇。

至于号称孔安国写的“传”，《尚书史话》以为：但凡见诸“前伪孔传”者，除《舜典》和《泰誓》外，“后伪孔传”大概一概照抄。《泰誓》三篇因经文不同，不能因袭旧“传”，故不得不像对待新出的经文各篇一样，另起炉灶，自行编造。窃以为未必。因《舜典》篇的经文不过是“前伪孔传”《尧典》篇经文的后半部，“后伪孔传”的作者倘若以抄为务，也完全可以抄袭“前伪孔传”《尧典》篇后半部的“传”文，而“后伪孔传”的作者却不仅不照抄，甚至也不捏造，而是令其缺如。故作残缺，以企令人更信之为古、为真欤？“前伪孔传”既失传，缺乏真凭实据与“后伪孔传”的传文相对照，故“后伪孔传”传文与“前伪孔传”传文究竟有无关联，实无从考核。《泰誓》三篇的经文，今、古文《尚书》原本皆有诸，“后伪孔传”的作者却断然弃之不用，而通过搜罗先秦文献对《泰誓》篇的徵引以及其他有关文字拼凑成新的三篇。若不是有马融指出并见诸今、古文《尚书》的《泰誓》三篇文字可疑在先，这手法不可不谓高明之极。既有马融指点迷津在先，如此这般则颇有泄露天机之嫌。令人不解的是，多年来并无人看破这一点。除去伪造经文和传文，“后伪孔传”的作者还伪造孔安国的“序言”，叙述孔安国获得这部古文《尚书》以及为之作“传”的经过。此外，过去各种版本皆把“书序”集中编排在全书正文之后，“后伪孔传”的作者却把“书序”根据篇名拆开，分别编排在各篇之前。如此这般加工令这部《尚书》看起来更加系统化，因而也更加“现代化”，本应是作伪的蛛丝马迹，却也多年不曾有人看破，也是令人费解。

这部伪造的古文《尚书》虽然到梁朝才开始流行，却据说早在东晋之初就已出现。根据学术界陈陈相因的传说：东晋元帝(东晋第一代皇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梅，一作枚；赜，一作颐)向晋元帝献上这部《孔传古文尚书》。据梅赜说，这部《尚书》由魏末晋初学者郑冲传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天水人梁柳，梁柳传城阳人臧曹，臧曹传给梅赜。梁柳是晋初大学者皇甫谧的表弟，皇甫谧不仅在梁柳处见过这部《尚书》，而且在所着《帝王世纪》中予以引用。又据说范宁替这部古文《尚书》作过注解，不过当时《舜典》篇的“传”仍然缺如，直到南齐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才由姚方兴发现有“传”文的《舜典》篇。姚方兴把这篇经文连同传文一起献给朝廷，朝廷对姚方兴所献进行审查，发现姚方兴所献的《舜典》篇经文比梅赜所献者多出十二个字。当时正充任博士的萧衍，不信姚方兴所献者为真，姚本人不久又犯罪被杀，故姚所献之经传遂无人问津。至于郑冲从何获得这部《尚书》，则传说完全没有交代。

§119

最早怀疑这部“后伪孔传”为伪作的人，是南宋学者吴□。吴□在所着《书裨传》中指出：“后伪孔传”新增添的经文远不如原有的经文艰涩难懂，不像是真的古文。不过，这种从文体上提出的怀疑，不容易令人信服。令“后伪孔传”之为伪作成为定论的功臣，当首推清代学者阎若璩。阎若璩尽二十年之功，写成《古文尚书疏正》一书，罗列“后伪孔传”作伪的证据一百二十八条，论证大都坚实有力。比如，阎若璩指出：见过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逸书”原件的西汉学者刘歆，曾引用过属于“逸书”的《伊训》篇中的一句：“诞资有牧方明”，而“后伪孔传”的《伊训》篇中却没有这一句。由此可见“后伪孔传”新增的二十二篇绝非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逸书”的原貌。又如，阎若璩指出：“后伪孔传”号称孔安国所撰的传文中提到“金城”这一地名。“金城郡”设置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而孔安国死于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以前，倘若“传文”确为孔安国所撰，则绝无可能出现“金城”这一地名。

除阎若璩外，令“后伪孔传”之“伪”相大白的，当数年辈稍晚于阎的学者惠栋。惠栋继承阎氏之见，写成一部《古文尚书考》。《古文尚书考》不仅提出许多与阎氏相互发挥以及阎氏不曾发现的证据，而且将“后伪孔传”的伪经文的出处逐一列出，标明伪经文的某句出自某书、某句抄自某文。经惠栋如此这般剖析，“后伪孔传”作者的作伪手段遂彻底暴露无遗。

惠栋的友人程廷祚在学术界的名气远不及阎惠，然程氏所撰《晚书订疑》，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出发，对“后伪孔传”出现的年代作了极为精辟的论断，功不可没。程氏指出：东晋时人都没有见过这部伪书，因而梅赜献书之说本身值得怀疑。若确有梅氏献书之事，则梅氏所献者绝非这部伪书。南朝刘宋初年的学者、同于元嘉年间(424-452年) 故去的裴松之、徐广、和范晔也都不曾见过这部伪书，而裴松之之子裴□却在其所撰《史记集解》中大量引用“后伪孔传”的文字。由此可见，“后伪孔传”出现的年代当在刘宋元嘉之末，而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在东晋之初。

马雍所着《尚书史话》也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出发，对梅赜献书说的破绽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推论。《尚书史话》指出梅赜献书说有如下五点谬误：其一，作伪者的目的显然在于使所作的伪书广为流传，如果这部伪书确是郑冲伪造的，郑冲绝无不予公开而私下传授给苏愉之理。其二，东晋之时只有“豫章太守”而没有“豫章内史”这一官职；曾任豫章太守的不是梅赜而是梅赜之弟梅陶；梅陶任豫章太守在晋成帝之时而不在晋元帝之时。其三，如果梅赜在东晋之初就献上此书，为何东晋至南朝前期只有人提到“前伪孔传”却从无一人提到过这部“后伪孔传”？其四，范宁之孙、《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曾特别强调其祖范宁的经学一切尊奉郑玄之学，既然如此，则范宁不似会替在版本和注解上皆与郑玄的《尚书注》分道扬镳的“后伪孔传”作注解。其五，梁武帝萧衍在称帝以前虽曾以学者姿态出现过，却从来不曾出任博士之职。不过，窃以为马雍于尚书辨伪的最大功绩尚不在此，而在于指出“伪孔传”有“前”、“后”两部之别，而不是多年来一直为一般学者误以为的那样只有“一部”；指出如今流行于世的“伪孔传”是“后伪孔传”，而不是晋代曾一度立于官学的“前伪孔传”。这一论点“前不见古人”，为马雍所首创。故《尚书史话》虽然不过区区五万余言，其于《尚书》辨伪之功却不在千钧之下。

“前伪孔传”出于何人之手？马雍疑为郑冲，因证据不足，仅在《尚书史话》中一笔带过，本拟深入研究后再作专论。不幸，日后马氏的研究兴趣转移至中西交通，“深入研究”云云遂无后话。更不幸，不久马氏便撒手尘寰，其对于郑冲的怀疑也随之化去，无可追寻。至于“后伪孔传”的作者为谁？或以为王肃、或以为郑冲、或以为皇甫谧、或以为梅赜，众说纷纷，莫衷一是。然据马雍前后两“伪孔传”之说，王、郑、皇甫皆只可能是“前伪孔传”的作者而不可能是“后伪孔传”的作者，其遭怀疑只因误把前、后两“伪孔传”当作一书所致。至于梅赜之遭疑，当然由梅赜献书的传说而来。梅赜献书之说既不可靠，梅赜为伪造者的推想也就当然落空。要言之，前、后两“伪孔传”的作者究竟为谁？仍是千古悬疑。

§120

不过，究竟谁是“后伪孔传”的作者虽然仍是悬疑，谁应替“后伪孔传”的弄假成真负主要责任却不难追究。前文提到“后伪孔传”是在梁朝突然流行其来的。继梁而兴的是陈。陈朝有位音韵训诂学家姓陆氏，名德明。(因陆氏至唐朝仍健在，也有以唐人视之者。比如，《中国人名大辞典》和《辞海》皆作如是观。) 陆德明所着《经典释文》一书，对儒家十二经以及《老子》和《庄子》中难读的字、词一一注音，间或附注字义。(两晋、南北朝时人崇尚老子、庄子之学，故当时人心目中的经典，不限于儒家经典而是包括道家经典在内。) 对于《尚书》，《经典释文》选取的版本正是“后伪孔传”而不是贾、马、郑、王的注释本。因《经典释文》成为后人阅读所注经典的标准参考书，被《经典释文》选中的版本遂无形中成为“正版”。“后伪孔传”之所以会成为后世唯一的《尚书》版本，与《经典释文》的如此选取绝脱不了干系。不仅止此，陆德明还在《经典释文．序录》中错把汉熹平一体石经当成魏正始三体石经，错把马融、郑玄所注的古文《尚书》当成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如此颠倒是非无疑增加了后人辨认今、古文《尚书》版本和真伪的难度，从而替“后伪孔传”的弄假成真铺平了道路。或以为陆德明在保留古文《尚书》真面貌上也功不可没，因为《经典释文》虽以“后伪孔传”为主，于“后伪孔传”和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本共有的三十三篇，均附录了马、郑、王三家注本与“后伪孔传”本不同的文字以为对照。倘若《经典释文》于马、郑、王三家的注本忽略之不予附录，则今人对于古文《尚书》真本便会一无所知。此说似是而非。如果《经典释文》不曾选取“后伪孔传”而选取马、郑、王三家中的任一家注本为注音的对象，那么，流传至今的唯一古文《尚书》岂不是真书而非伪书？倘如此，则何劳从伪书的附录中去搜残补缺、摸索真书的原貌？

不过，《经典释文》所选取的“后伪孔传”同流传至今的“后伪孔传”还有些须区别。上文提到，姚方兴所献的《舜典》一篇的经传均未被南朝接受。《经典释文》也未曾理会，而流传至今的“后伪孔传”的《舜典》篇的经文和传文却均采用了姚方兴所献者。“后伪孔传”本已是假而非真，姚所献的《舜典》篇又是假上做假。假而又假，却反而得以久存，真是咄咄怪哉！应替这假而又假却翻成真负主要责任的，是一个叫做刘炫的学阀。(堪称学阀者，首先必须真有学问，刘炫学问渊博，当之无愧；其次必须有势力，刘炫名气极盛、弟子众多，也是当之无愧；再其次必须人品卑下，刘炫曾伪造古书，骗取赏金，亦当之无愧。为今人称之为学阀者，大都缺乏第一个“必须”，名曰贬之，实属抬举。) 刘炫仕隋，官至太学博士。隋初广徵图书文献时从陈购得姚方兴所献《舜典》。刘炫参予隋朝廷整理五经工作时采用之，用以取代“后伪孔传”原有的《舜典》，并根据如此拼凑而成的“后伪孔传”写成一部《尚书述义》。因其为学阀，由刘炫“订正”的“后伪孔传”遂成为“后伪孔传”的“正本”，随着隋的统一南北朝而通行全国。

隋不旋肿而亡，唐取而代之，唐兴不久也着手整理经典。贞观四年 (公元630年) 唐太宗命颜师古等负责校订五经文字，既经校订的五经，称之为“新定五经”，于贞观七年刊行，定为五经的标准读本。“新定五经”所选取的《尚书》正是经刘炫拼凑而成的“后伪孔传”，于是，假的“后伪孔传”遂进一步确立其“真”的地位。如今流行的《汉书注》也是颜师古之作，其中对于《汉书》抄袭《史记》时所出现的笔误或因删节不善而出现的难解之处，只知一味根据《汉书》的文字曲为之解，而不知据《史记》原文予以订正，其孤漏寡闻可想而知。由这么一位孤漏寡闻者主持五经的整理工作，想不以假作真，难矣哉！“新定五经”既经刊行，唐太宗又命孔颖达等主持编撰五经标准注释的工作。方法是先选取某一家的注释，然后再对这一注释作“疏”。“疏”，意取“疏通”。所谓“作疏”，也就是对“注释”再作“注释”。之所以须注上加注，因原注撰写的年代久远，其措辞行和文已不便当时一般人理解。如此这般完成的著作称之为《五经义疏》。“新定五经”的《尚书》既然以假的“后伪孔传”的经文为定本，《五经义疏》中的《尚书义疏》也以假“后伪孔传”的传文为标准注释，顺理成章，自然如此。《五经义疏》成书于贞观十六年，因遭当时一些学者非议，几经修改，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 方才正式刊行，并改名《五经正义》。从此之后，通行的五经只有“新定五经”本，通行的解说只有《五经正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