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什么是发展的概念，是欧洲人用枪捅着别人的后腰进行定义的。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别人的大门，本来是为了占有土地，掠夺财富，但他们却说：你们落后了，你们是劣等民族，你们应该听我们的。一些被侵略的民族醒悟了：看来我们确实落后了，我们应该发展工商业，我们应该武装自己。日本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它先是学习中国的唐朝。当欧洲人开着船拿着枪四处烧杀抢掠时，他们羡慕不已。但他们是不服气的，他们认为，东方人并不比西方人笨，甚至比西方人更聪明，西方人能做到的，东方人也能做到。后来，他们果然也做到了，成为一个足以和西方国家抗衡的东方强国，加入了殖民掠夺的行列。然而在二十世纪，接受了工业文明的日本，却困扰于三大公害：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痛病，而且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在枪口的威胁下，价值观就这样强行推广，进而得到认同。今天看来，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的人，他们本来过着悠闲的生活，却是被逼着发展起来的，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他们不得不发展。因为独立，他们必须笨拙地使用西方人的民主制度，常常搞得不伦不类。为了这种发展，他们力不从心地涉足工业，还不等自己适应某种经济现状，西方人却已经换了一番天地。他们总是跟不上西方人，以前很多人累死在西方人的苦役和鞭子下，现在很多人则饿死在家门口。 　　

假如落后也不挨打呢？假如持有各种不同“发展”理念的民族和种族之间能相安无事呢？假如拥有枪炮的一方只是送去智慧、技术和友爱呢？假如拥有科技的一方不因为自己的拥有而认为别人是劣等民族呢？究竟是谁会活得更快乐一些？但上述假设是不成立的，而且永远都不会成立。事实上，任何拥有武力优势的国家和民族，总是要进行征伐和掠夺。所有这一切，当人类以国家、民族、种族为自私理由进行罪恶活动时，一直大倡“爱”和“宽恕”的宗教又在做些什么呢？ 　　

从1096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皇的发动和西欧国王的指挥下，罪恶的十字军东征一共进行了八次。当时，他们表面上打着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旗号，实际上是因为西欧人的享受欲望在膨胀。当时，东方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天堂《圣经》上说，那里遍地流着牛奶和蜂蜜。东方的财富让西欧封建主们垂涎三尺。罗马教会则想趁机吞并东正教会，并改造穆斯林，建立世界教会。意大利商人为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因为他们想排挤阿拉伯和拜占廷商人，垄断东方贸易。十字军于1099年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时，完全忘记了《圣经》的教义和圣地的尊严，将圣城洗劫一空，杀死城中七万多人。十字军还剖开死人的肚子，将尸体堆积起来烧成灰烬，再在尸灰中扒寻黄金。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却根本没有见到圣城。在威尼斯商人的操纵下，转而攻占信奉同一宗教的拜占廷帝国。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屠城七日，抢走了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烧毁了带不走的东西。兵灾过后，一个威尼斯人当上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

这种虚伪和无耻，连上帝见了都会转过脸去。 　　

在基督教世界，文化专制主义横行近千年之久。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仅仅是由于某个邻人多嘴的流言，就会被抛入大牢。他不知道修士为什么抓他，为什么被起诉，谁是举证者。他如果申辩就会受酷刑，甚至被处死时还不知道原因。直到1600年，可恶的“异端裁判所”还烧死了真理的拥护者布鲁诺。这一切，居然都是为了维护宗教的正统性。 　　

当宗教成为一种可以运用的权力时，它便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这并非宗教本身的过错。 　　

在“中级自私阶段”，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人类分裂成许多阵营，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优秀无比，自己的宗教信仰才符合世界的本真。但奇怪的是，人们之间不进行文化和宗教的交流，却让战士和武器交流。在尸横遍野、城镇变成焦土之后，历史学家说：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商业的发展，技术的传播。也就是说，在主观上，人类只是为了自己的扩张野心、掠夺财富和对别人进行思想控制。 　　

这一时期，由于科技人才和科技的出现，人类之间出现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到文艺复兴时，西欧人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科技往往促进文艺的发展，西欧人在哲学、文学、建筑、雕塑、美术等方面都独树一帜，有些人就以为自己是优等民族，开始有了自我优越感。更糟糕的是，科技也促进了武器的革新，从十五世纪起，欧洲人在武器制造方面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于是，欧洲人开始用武器来强制推行自己的优越感和价值观。 　　

除了毛瑟枪和大炮外，哲学和艺术也是这种优越感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哲学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假如将一部西欧哲学史翻烂的话，沾在手上的，都是哲人们心灵伤口上的鲜血。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思考人为什么生存，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人性的善恶及扭曲，以及在后来的“高级自私阶段”，哲人们痛苦地思索人的异化，人的孤独和无助感，人的渺小感。艺术在那样的价值观里，可悲地沦为金钱的奴仆。到后来，当人们掂量着口袋里的钱决定能否享受所谓的艺术时，那些享受到艺术的人与其说是享受艺术，还不如说是享受对于金钱的满足感。那些想享受但没有享受到艺术的人，则会抱怨自己的穷困。至于更多根本对艺术不感兴趣的人，艺术在他们眼里是奇怪的东西，是精神的奢侈品。在稍后的“高级自私阶段”，绘画艺术水平的高低，要以每幅画的价钱来判定。凡高生前穷困潦倒，死后一幅画能卖到三千多万美元，这真是对艺术的莫大侮辱。而一场上档次的音乐会，则会产生高价的门票。更可恶的是，在雕塑艺术发现象牙的“艺术价值”时，非洲的大象就开始遭殃。当皮衣成为服饰艺术的极品时，几十种动物就惨遭剥皮。 　　

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在“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影响下，东方以中国“家天下”为代表，认为国界范围内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个人的。西方的王权也不断得到加强。统治者们都极端自私。西欧的一个国王曾经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中国的皇帝，则在活着的时候，也不管什么洪水滔天。不可否认，有些统治者懂得善待自己的人民，那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私：他们害怕暴政会引起人民的反抗，自己的统治将会失去。 　　

在“小我”和“中我”两种自私的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历史事件发生时，往往既夹杂着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和私欲，也包含有各种各样的“崇高”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部分人学会了巧妙地欺骗另外一部分人，为他们的个人欲望贴上了具有“崇高”意义的标签。 　　

在“中级自私阶段”，人类大体上还只是折腾自己，对大自然的破坏仍然不太强烈。但在这时候，人类已经发现了残杀动物的乐趣，懂得动物的经济价值，更多的动物成为餐桌上的食物。 四、高级自私阶段

在“高级自私阶段”，“小我”和“中我”自私进一步发展，更增加了“大我”的自私。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就像当初欧洲人认为其他种族的人是劣等种族一样，人类认为自己是优秀和高等的，自然界的一切都要为人类服务。作为欧洲人进行殖民侵略的翻版，人类将枪口、实验室屠刀对准了更多动物，将挖掘机、钻头、化肥、农药、大量污染物对准了自然界。 　　

“小我”自私泛滥成灾。从工业革命开始，人们更疯狂地追逐个人财富。工场主、厂长，再到经理、总裁，随着称谓的变化，世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人们津津乐道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到处传颂着关于巨富的故事，到处都是指导年轻人“如何走向成功”的书，但打开那些书一看，实际上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有钱人。 　　

在工业革命初期，人们还在为自私找着各种借口，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认为“民富自然国富，国富则国强”。到现在，又突然在全世界宣扬所谓的“人间真情”，美国甚至为了维持婚姻，到了给结婚者发奖金的地步。可见，连“小我”自私都更加可恶，个人的自私已威胁到亲情友情。 　　

在这一阶段，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企业而忙碌着，更多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忙碌着，人们为了追逐财富而精疲力尽，犯罪行为十有八九是因为贪财。在上层社会，贪污贿赂横行，金融欺诈时有耳闻，政治和经济联姻的丑闻让许多人对政治失去兴趣。在下层劳动者中，人们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而被拴在机器、农具和计算机上，许多人患上了心理疾病，出现了很多富贵病和过劳死等现代死因。 　　

“中我”自私得到加强。国家的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由于科技在现代兵器方面的应用，战争规模和代价也越来越大。为了国家和集团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三千万人丧生。为了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超过五千万人死亡，伤残者更是不计其数。 　　

二战后的世界并不太平，美苏争霸的结果，让核武器可以灭亡人类几十次。中东战争隔几年就来一次，越南战争进行了两次，阿富汗战争也进行了两次，伊拉克也打了两次仗……冲突没有减少，分歧反而越来越大。到二十一世纪初，连世贸大楼也被炸塌了，反恐联盟说，这是针对全人类的罪恶，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者说，我们不需要你们贩卖你们的财富，推行你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已经被你们折腾得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们要炸毁象征你们价值观的建筑物。 　　

如果说，战争是一枚人类投向对方的巨大的炸弹，恐怖主义就是不小心砸痛自己脚面的弹壳。战争是恐怖主义的源头之一，要消灭恐怖主义，首先应该消灭战争，二者均是人类由于“中我”自私而犯下的罪恶，而且这种罪恶没有轻重之别。许多人在谈到战争和恐怖主义行为时认为，如果行为目标是无辜的平民，则罪加一等。难道军人们是罪人吗？军人只是由于战争而被拉上战场的平民，是生活在军营和战场上的平民。如果哥哥是军人，弟弟是农民，无论失去了谁，无论他是军人还是平民，另一个人的失亲之痛是一样的。有一天哥哥复员，弟弟参军，罪人和好人绝不会在一夜之间换了过来。还有人认为，军用设施可以袭击，袭击民用设施则是一种罪恶。难道军用设施不是平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吗？相比之下，军用设施比民用设施用了更多的钢筋、水泥，更增加了民用设施所没有的特殊材料，而这些建筑材料，有哪一样不是平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所以，在炸毁军用设施时，比起民用设施，实际上是在更多地炸毁平民们的劳动产品。 　　

庞大的军事工业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而且造成环境污染。在战争状态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原子弹爆炸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无尽的痛苦，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喷洒的落叶剂，使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的红树林遭到极大的破坏，西贡北部和西部的硬木林死掉一半，还毁坏了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农作物。而发生这一切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忍受痛苦和遭到破坏的不是美国。就这样，在“小我”和“中我”自私的驱使下，“大我”自私迅速升温。 　　

“大我”自私开始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环境保护被人类提上了日程。但由于“中我”自私作怪，环境污染的罪首——发达国家，却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愿意放弃污染严重但获利丰厚的工业，把这些工厂建立在欠发达国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人称他们的农药“赛娜德林”可以制造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在几个欠发达国家建立了规模巨大的“赛娜德林”化工厂。而日后的事实证明，赛娜德林不仅没能减少虫灾，而且使虫类升级换代，它制造的不是“绿色革命”，而是一场场氯化氢生态灾难，致使当地鸟类锐减，有很多人因中毒而死。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公司设在印度博帕尔市的一家农药厂，剧毒物质外泄，受害面积达四十万平方公里，死亡人数约六千到两万人，受害人口达二十万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污染事故。 　　

富国是非常慷慨的，常常分出丰厚的利润馈赠给欠发达国家，再让欠发达国家用这些钱来买毒药喝。但是富国利用了欠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落后和对环境污染的认识滞后，到头来，欠发达国家不仅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还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对付糟糕的环境。当伦敦上空不再出现烟雾，泰晤士河再度出现鱼类时，许多欠发达国家如中国、墨西哥的工业重镇却迷雾笼罩。当欧洲和北美洲的绿地有所增加、阿尔卑斯山麓绿色诱人时，非洲的森林面积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其中尼日利亚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亚洲的减少速度比非洲更快，其中印度的森林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垃圾成为社会公害，由于富国人民的抗议，有毒垃圾被运往拉美和非洲。仅美国每年向这些国家出口的有毒垃圾就达两亿多吨。 　　

人们把环境危机很大程度地归罪于人口的增长，认为正是人口的无限制增长，使人类不断地向自然界要求更多的资源，造成人类生存空间的困厄。当资源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往往就会引发侵略战争。比如在一战时交战双方争夺殖民地，二战时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上述理论至少有一多半是错误的。因为战争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统治阶层的私欲，至于争夺富庶的地方，掠夺远方的财富，以及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都是统治阶层为了发动战争而编造的理由。至于人口增长，地球的确有一个承载力问题，也就是地球最多能养活多少人。可这一问题在当代几乎是个笑话。因为造成人口问题的两大因素，都将会一直存在下去。一是科技力量。是科技让人类没有天敌，是科技让人类的婴儿死亡率降低、人均寿命提高，是科技让人类住进摩天高楼，是科技提高了粮食单产，并毁掉大量原有植被，强改成农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自私。“小我”自私认为，多子就是多福，生多少小孩子是我自己的事，这牵扯到我的利益，是我的权利。“大我”自私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类数量增加正是人类伟大的体现。“中我”自私认为，人口少的国家自然是弱国，自然缺少发展的动力，人多就是优势，人多就是力量。此外，“中我”自私还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由于发达国家更多地占有世界资源而不仅仅是本国资源，使得人口数量在欠发达国家超常增长，甚或造成人口危机。据报道,每出生一个美国婴儿给世界带来的负担，就相当于出生三十个穷国婴儿，甚至美国人养的宠物狗每星期所消耗的蛋白质，要超过印度人每个月消耗的蛋白质。在这样的状态下试图消除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会有一个合理的结果吗？富国的人会主动承担起人口危机和能源危机的责任，过如同穷国人节衣缩食的生活吗？如果这样，他们几代人的追求，不是成为一个绝妙的讽刺了吗？但是，任何一个自私的人或国家都不会相信，当臭氧层遭到破坏时，紫外线会只照耀在欠发达国家；他们也不会相信，当巨大的冰层融化时，潮水只会淹没非洲的低地；他们更不会相信，当海洋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桶时，肮脏的海流会绕过欧美的国门流向别国。他们相信的也许只是，当人口多到他国放不下也养不起的时候，难民们会不会涌到我这里？ 　　

这个时候，人类真正变成了一个暴君，在利用、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予时，又用这些赐予破坏着大自然。这就好像一个忘恩负义之徒，恩人赐予他力量，他却用这种力量残害着恩人。 　　

残害着自然界的人类，已经变得有点弱智。他们自以为无所不能，以万物之灵而自居。这种幻觉的产生，缘于人类手中握有科技力量。然而科技是一个智障加身残的双重残疾儿童。说科技智障，是因为科学家们一味沉迷于科学实验，从中获取乐趣。由于现代分工的细化，他们至多也只能看到科技带给人类的表面的利益，他们很少有人同时又是心理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科分工是残酷的——那些影响着人们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头脑，却不是敏锐地感受这种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头脑，而实业家们对科技的关心只体现为工业利润，政治家们则想着依靠科技增强国家的实力，正是这种四元分化使科技成为智障儿童。说科技是身残儿童，是因为科技只有右手而没有左手。它只用右手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和财富，却无法用左手向自然界进行回馈。千百年来，带着索取而非回馈的愿望，科技的足迹踏遍了自然界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小小例证是，在无人居住的南极，居然也留下了人类的垃圾。 　　

这一阶段，无论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民主”为口号。在殖民时代，正是自称“民主”的国家最先出师远征，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残暴的殖民统治，让民主蒙羞。可想而知，假定那个时代的民主是一种真诚的愿望，那么，他们所宣扬的民主也只是本国人民的民主，而不是殖民地人民的民主，更不是黑奴们的民主。这种狭隘的、一国之民的民主，绝不会是什么真正的民主，更不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民主。因为正是这种“人民做主”的殖民国家，它在强大到可以侵略别的国家时，却蓄意想让另一个地方的“人民做奴”。 　　

二战以后，人类的“大我”自私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疯狂折腾大自然之外，在政治制度上也有充分体现。由于美苏争霸、独立国家的增多、地区冲突的频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人类结成了越来越多的军事同盟、政治组织和经济联合体，比如北约、华约、阿拉伯国家联盟、世界贸易组织、欧盟、欧佩克、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这些组织无不是为了人类的安全和发展而设立的。同时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科技大爆炸，人类之间的距离更加缩短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然而可笑的是，人类自觉地成为“地球村”的村民，却没有意识到，地球上还有比人类数量更多得多的生灵，他们同样应该是地球村的村民。在人类追求安全和发展的同时，却剥夺了其他生灵的“村民”资格。人类这样做，既不安全，也谈不上发展。民主的政府，不应该是全人类的政府，而应该是全地球的政府。

五、人类向何处去

很显然，既然人类能够审视自已的退化，那么解救的惟一方法就是制止这种退化，走真正的进化和发展的道路。而走真正进化和发展的道路，并非对人类历史的反其道而行之。让人类向后退，无论这种办法正确与否，它都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中国古代的智者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居然预见到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他提出的解救办法就是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他大概认为，小国寡民，便不会产生一些人蒙骗另一些人的文化和宗教，便不会有人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民风也会永远保持淳朴。可是在那个时候，人类的自私本性和退化惯性根本不会理会他的担忧和建议。两千年一晃而过，西方国家的一部分绿党成员步老子的后尘。他们主张取消一切的物理能和化学能，不要依靠现代技科而是用人力来发展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更进一步提出，抛弃一切工业成就，回到大自然去，回到几千年以前，回到几万年以前的社会状态中去。同时，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澳雷西澳·佩西在谈到原始状态的人时说：“在区分有益和有害方面，他们比我们更为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禁忌，他们决不去尝试做那些超出他们能力的事。他们比我们显示了更高的见识，在文化和生态方面更加平衡——而我们这些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时代的野蛮人却强烈地沉醉于自己的杆杠和电钮、推土机、巨大的油船和超音速飞机。”有趣的是，这位忧心忡忡的未来学家和工业家，却更关注人类心灵和心智的发展与承受能力，正因如此，他才把原始人称为“高尚”的人，而把现代人称为“野蛮”人。 　　

正如本文前述，人类历史上最可悲的事发生了，正是由于人类“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作用，这些现代化了的“野蛮人”在拥有了征服他人的武力之后，就自封为文明人，到处用欺诈和武力掠夺他人的财富，并逼迫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工业文明，大力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工业文明以及他们的价值观的最后结果，却是人类不得不审视古老的东方圣哲们说过的话，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怀里孕育了绿党。然而老子、澳雷西澳·佩西及绿党们却没有想到，如果真的回到原始状态，那么，由于人类的自私，无非是出现又一部人类退化史。况且，古代人并没有接受老子的回归思想，现在人也不会接受绿党的回归思想。所以，此路不通。 　　

爱因斯坦，是极少数社会科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研究同样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假如他的生命可以重来，也许他并不会从事科学研究。他在晚年发现了科学的可怕，他为此后悔不迭。有人曾经问爱因斯坦：你是否能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不会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会预测第四次世界大战。这个人就问：这是为什么？爱因斯坦严肃地说：我知道绝不会发生第四次世界大战，因为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已经灭亡。 　　

人类的自私使人类犹如一条钻进竹筒里的蛇，无法回头，只能寻找出口。而现在人类的出口，毫无疑问，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是灭亡。但人类惟一能做的事，是改变出口。而改变出口的方法，不是改变现在竹筒出口的环境——灭亡，而是通过调整自身的用力角度和方向，把竹筒调转一个方向，把出口设在环境较好的地方——让身心融入自然。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它包含了心理、宗教、哲学等抽象问题和诸如国家、宗教、民族、种族等具体问题。 　　

卢梭在这方面给其他人做了一个好榜样。他努力做一个没有隐私的人，向公众坦露了自己的心迹。人类，尤其是国家和思想的统治者，要承认自己的自私心理，勇敢地挑战自己的自私心理，不再为自己的侵略和掠夺行为制造种种崇高的道义和文化借口，不再宣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是优秀的宗教和文化。要勇敢地让本国和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明白，制造武器并不是爱国行为，它只是一种赤裸裸地屠杀人类的前奏。但是，面对这样的提议，每一个统治者和他的人民都会说：假如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没有了先进的武器，我们的人民不好战了，别的国家却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岂不是要被侵略被欺侮吗？每一个统治者也会说：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但我们不能容忍侵略。似乎是，人们都希望达成一项销毁核武器的协议。如果真是这样，就需要发明这样一些仪器。这是一种功率强大的可探测核武器的仪器，把它带到直升飞机上时，能探测到核武器的存在。然后由有关各方共同主持销毁所有的核武器。发明这些仪器，现在已不是技术上的难题，难题出现在每个国家爱好和平是否有诚意。对其他的武器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来销毁。 　　

但在事实上，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大国会说，如果小国再对我们施行恐怖袭击怎么办？失去了核威慑是可怕的。如果其他大国偷偷地再做出先进武器可怎么办？我们不是成了上当受骗者了吗？小国会说，这是不公平的，大国的资源丰富，人才储备也多，等我们什么武器也没有了，也没能力再造了，大国却能一夜之间造出足以毁灭我们的武器。人口少的国家会说，武器虽然没有了，但人也是武器，人口多的国家不就称霸世界了？这是一个说不清的事。 　　

对于污染环境的企业，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消除。如果对一个国家说：落后就落后一点吧，撤掉污染环境的项目吧；再对一个实业家说，穷就穷一点、亏就亏一点吧，别再干污染环境的事了，那么，除非该项目已引起公愤，违反法律，否则他们会认为提建议的人疯了，然后找出一大堆理由来拒绝这个建议。这也是一个说不清的事。 　　

人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心理和思想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只能让核武器和其他武器先放在那儿吧，没有谁会否认自己国家的伟大性，也没有人会告诉自己的科学家别再开发武器，更没有人因为污染环境而放慢追逐财富的脚步。没有人会改变这一切。要进行持久而缓慢的“自然心理”建设，要通过有良知的文化人、政治家、企业家的共同努力，让人们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像天地间的一切生灵，人只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一种与其他动物平等相处的动物。人类依靠泥土、阳光、空气和水就可以生活，过多的工业生产是不需要的，生命的美丽就在于生前能充分享受大自然，死后都复归于泥土，完成这一自然的循环；像深海鱼类和鸟类相安无事一样，人类也应如此。人类至多只需要进行文化交流，人类的文化也应该尊重多样性，回到古朴的状态，回到没有谁优谁劣之分的状态。不要问什么哲学问题，让宗教淡出人类的思维，人类的精神世界不需要因文化差别形成不同群体；像动物之间用人类听不到的次声交谈、用优美的肢体语言说话一样，人类在进行自身建设时，也不要惊扰其他动物，更不要强行掠夺自然界。所谓自身建设，就是按照人类本是“精神动物”这一独有和无法改变的事实，最大限度地创造精神财富，而不是在物质财富中迷失了本性。正因为人类是天地间惟一的精神动物，人的“进化”的主要指标就不应该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应是精神世界的快乐、悠然和高尚、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