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孔颖达等人不仅在选取《尚书》版本上承袭了陆德明的错误，弄假成真；而且在叙述今、古文《尚书》源流时也承袭并扩大了陆德明的错误，颠倒是非。比如，《五经正义》把郑玄所传的古文《尚书》说成是今文《尚书》，把张霸所传、来历不明的伪书、所谓“百两篇”者，说成是孔安国所获古文《尚书》的“逸书”，把西汉的张霸说成是晚于东汉末年郑玄的人。这些极其明显的错误为何会出于像陆德明、孔颖达这一流大学者之手？《尚书史话》以为大概出于对孔安国这块招牌的迷信，和对郑玄的厌恶。迷信孔安国，或者有之；厌恶郑玄，则并无证据；且郑玄所传者本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奉尊郑玄之说并不妨碍迷信孔安国；更无必要搞错张霸其人其事。然则何以会如此？曰：或因当时学术风气治经者不问史，治史者不问经，经之于史若泾水之于渭水。陆、孔等人虽为经学大家，于史学却不仅孤漏寡闻，而且不屑于检阅《史记》、《汉书》等史书以核实其耳食。

唐承隋所创立的科举制，以科举考试方式选取官员。唐代科举制中最重要的两科为“进士”和“明经”。进士科试诗文，明经科试经典。“新定五经”和《五经正义》既是官方的五经定本，但凡欲从明经科以求出仕者，皆须遵循之、熟读之自不在话下。以读书为径，以做学问为的者寡；以读书为径，以求官爵为的者众，也是自不在话下。于是，马、郑、王三家的古文《尚书》注本因问津者寡而逐渐失传，打着“孔传古文尚书”旗号的假“后伪孔传”遂取得了今古文《尚书》各家各派之争的最后胜利。

“后伪孔传”既然打着“孔传古文尚书”的旗号，其经文自然都是用“隶古定”的笔法写成的，其传文也自然都是用汉隶写就的。汉代通用的隶书到唐代已成了古文，更不用说“隶古定”这种用隶书笔法模写的先秦篆文了。为便利阅读起见，唐玄宗于天宝三年 ( 公元744年 ) 令学者兼书法家卫包把“后伪 孔传”全部改写成楷书。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 仿汉魏之例，把九经 (九经，说见前，此不复赘。) 皆刻上石碑，因落成于开成二年 ( 公元837年 ) ，史称“开成石经”。开成石经完全用楷书刻成，其中《尚书》部份即以卫包的改写本的为范本。不久，刻版印刷术问世，九经皆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刻版发行。书籍的流传不再通过手抄，版本渐趋固定、数量亦随之大增，经卫包改写成楷书的“后伪孔传”于是得以顺利流传至今。

不过，流传至今、打着“孔传古文尚书”旗号的“后伪孔传”并不因其假之又假而一钱不值。如前所述，“传”只是注解，人尽可为。不出自孔安国之手，未见得就一定不如出自孔安国之手者，也不一定就不如贾、马、郑、王各家之说。至于经文，只有二十二篇为伪作，而这二十二篇中许多文字摘抄自先秦文献对《尚书》的徵引，也并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假字概括之。如果作伪者不打着孔安国的旗号，明白地说出传文由自己作，也不冒充真古文本，老老实事地徵集散见诸先秦文献的《尚书》文字以补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之缺和“逸 书”之失，则所谓“孔传古文尚书”乃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真书，而不是一部虽极有价值却终不免“伪”字这顶帽子的伪书。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倘若真如此，这部《尚书》就会失去孔安国这块招牌。没有了孔安国这块招牌，这部《尚书》还能流传至今而不至于像其他今、古文《尚书》那样相继失传吗？

以上便是《尚书》历史的简单介绍。更加概括地说，可以总结为如下数语：《尚书》是一部朴素的、上古时代历史档案汇编，其中最早的文献大约写成于公元前十四世纪上半叶。《尚书》固定版本的出现，大约始于战国。自秦始皇下焚书之令，民间私藏的先秦古文《尚书》大都烧毁。项羽一把火烧尽秦皇室所藏先秦古文《尚书》(假定有所收藏) 和用秦隶写成的今文《尚书》。西汉初，经伏生从秦朝廷带出私藏于家的秦隶今文《尚书》残卷出，几经传授，分成欧阳和大、小夏侯三个今文家派。汉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居发现古文《尚书》，经孔安国献给朝廷，其中与今文《尚书》共有的篇章经孔安国传授，形成古文家派，多出的篇章由孔安国献给朝廷，称之为“逸书”。魏末晋初之际出现一本来历不明、冒充孔安国所撰的《尚书传》。晋末的“永嘉之乱”使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和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逸书”同丧于战火。南北朝南齐之时，魏末晋初出现的伪孔安国《尚书传》失传。不久，南朝梁朝出现又一本也号称是孔安国作传的真本古文《尚书》，与先出并已失传的、伪孔安国《尚书注》不同，这本伪作不仅伪造孔安国之传文，并且伪造《尚书》经文。唐初整理古籍的结果，致使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失传，并令后出的伪《孔传古文尚书》成为《尚书》的唯一版本，一直流传至今。现存的《孔传古文尚书》虽是伪作，却含有大量真实的成份，其价值虽因其为伪而稍损，却仍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必不可少的文献。

§122

志在研究华夏上古历史者，《尚书》或当必读。志在了解华夏传统文化者，却大可不必读之，至少是不必化费力气去读懂原文，翻阅一两篇白话译文，对其内容产生些许印象也就足够了。如此这般说，既因文字艰涩，亦因内容平淡，勉强为之，未见其利。既然如此，《逍遥谈》也不打算像对待《易经》那样，摘要一二与读者共赏之。就此按下，转而谈《诗经》。

“诗”、“书”向来并称。其实“诗”之与“书”，相去甚远。首先，《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不早于周朝，比《尚书》中最早的文献晚出七、八百年，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其次，《尚书》属于历史档案，平铺直叙、朴实无华；《诗经》属于文学创作，风、雅、颂兼备，赋、比、兴并用，文体不可等量齐观。再其次，《诗经》没有《尚书》那么离奇曲折的历史，也不曾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伪作。不过，“诗”、“书”并称当然也并非没有理由。首先，“诗”、“书”自春秋时代起以至于近代，同为最普及的文化修养教材，在此两千年间但凡为学者、为文人者，未尝不曾并读之。其次，“诗”、“书”据说皆经过孔子删节，而这样的传说也都被近人视为无稽之谈。再其次，同《尚书》一样，《诗经》也有今文家和古文家的区别。也是今文家先占优势，得以先立于官学，而古文家派却后来居上，得以仅存。

今文《诗经》从何而来？史无记载。料想来历不外两种可能。其一，秦虽禁民间私藏《诗经》，却不仅有人藏之，并且还用隶书抄写过。秦亡禁开，隶书抄写本遂出而流传。其二，有如伏生之流的博士、儒生于秦亡之际携带秦朝廷的今文《诗经》出走，幸免于阿房宫之难，秦亡而收拾旧生涯，开门授徒。古文《诗经》从何而来？史亦失载。不过，《汉书》有“河间献王好之”之语。上文提及河间献王用高价收购图书，所得古文书籍尤多。据此揣测，古文《诗经》或由河间献王从民间购得。郑玄《诗谱》直称“河间献王得而献之”。史既失载，不知郑玄从何得知。抑或如柞里子揣测之欤？倘如是，则不无武断之嫌。不言而喻，古文《诗经》亦属于秦代违禁私藏者，只是不如古文《尚书》出自孔子故居夹壁那么具有戏剧性而已。其失载，当亦正因缺乏戏剧性所致。

据《史记》，汉立《诗经》三家于官学。这三家分别传自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申培亦作申培公或申公，辕固亦作辕固生，韩婴亦作韩太傅。“公”、“生”皆为敬称；韩婴曾为常山王太傅，以官位相称，无非也是敬意。 据《汉书》，申培与刘邦的异母弟刘交曾同受《诗经》于鲁人浮丘伯，因秦下禁令，未得卒业而散。汉兴，刘交封为楚元王，申培以布衣故交仕楚为中大夫，复从浮丘伯以卒未竟之学。汉文帝时闻申培诗学最精，徵为汉朝廷博士，其所传诗学，史称“鲁诗”。上文提到怂恿汉武帝独尊儒学的赵绾、王臧，以及古文《尚书》的鼻祖孔安国，都是申培的弟子。“鲁诗”亡于西晋末。辕固，汉景帝时先后为博士、清河王太傅，汉武帝时以贤良徵，年已九十，以老髦罢归。其所传诗学，史称“齐诗”。“齐诗”亡于三国。韩婴，汉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其学说与鲁、齐两派颇异，史称“韩诗”。申培以口授徒，无著作；辕固亦不闻为《诗经》作传；唯韩婴撰《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共数万余言。《内传》亡于宋，《外传》于今独存，习称之为《韩诗外传》。《韩诗外传》徵引历史以释诗义，每每与先秦诸子之说相左。如今虽不知《韩诗外传》为何物者，大概也都见过“树欲静而风不止”一语。此语即从《韩诗外传》出，不过，《韩诗外传》原文本句之下复有“子欲养而亲不待”一语。可见其原意与如今使用的意思完全不同，本是用来衬托下一句所表现的无限悲凉。“鲁诗”、“齐诗”和“韩诗”，后世皆以今文家派视之。

古文《诗经》家不见《史记》，想见当司马迁之时尚无此一派。据《汉书．儒林传》，赵人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著有《故训传》，其诗学，史称“毛诗”。“毛诗”于汉代未得立于官学，后世称“毛诗”为古文《诗经》家。然据《汉书．艺文志》，汉时除有《故训传》三十卷外，另有《毛诗》二十九卷。两书究竟是何关系？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同一毛公的不同著述？还是不同毛公的不同著述？无从考核。如此这般问，因据郑玄之说，汉同时有大、小两毛公，大毛公著《故训传》，献给河间献王。河间献王以小毛公为博士传授之。又据三国时吴国的陆玑之说，大毛公鲁人，名亨，小毛公赵人，名苌。郑说与陆说竟何所据？也是无从考核。不仅止此，以为《诗经》有今、古文家派之分，以“毛诗”当古文家派，以“鲁诗”、“齐诗”、“韩诗”当今文家派的说法是否十分靠得住？亦并非不可置疑，因《史记》和《汉书》并无今、古文家派之说。由此可见，《诗经》的历史也不是平淡如水，不过较之《尚书》，其悬疑性无足挂齿而已。

§123

流传至今的《诗经》总共有诗三百零五篇。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译成今日的白话，就是：“《诗》三百篇，可以用‘无邪思’一句话概括之”。《诗经》所反映的思想是否可以用“思无邪”三字笼罩，见仁见智。三百篇的说法当是举其整数而言则无疑焉。如果《诗经》的篇章在孔子的时代就只有三百挂零之数，那么，两千年来即使有所丧失，所失料亦不多，与《尚书》的一失而再失相比，可谓大幸而特幸。虽然，“不多”不等于“无有”。在先秦诸子之中，《荀子》引《诗》最多，几乎每篇必引，而《荀子》所引者今本《诗经》或无。比如，《荀子．正名》篇：“《诗》曰：‘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衍兮，何恤人之言兮”(最后两句亦见《天论》篇)，今本《诗经》无有，即《诗经》有所遗失之证。

就体裁而言，《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风”为民间歌谣，据说周代朝廷指派专人定期至民间采集。“采风”以及“风俗”、“民风”等词汇皆渊源于此。“雅”为天子、诸侯宴会时之作。“颂”为歌功颂德之词，大约用于祭祀。“风”亦名“国风”，按国(地区)名分为十五，如“邶风”、“墉风”、“卫风”、“豳风”、“郑风”(以上皆国名)以及“周南”、“召南”(合称“二南”，皆地区名)，共一百六十篇。“雅”按时代早晚分“大雅”与“小雅”。“大雅”三十一篇，属于西周前、中期；“小雅”七十四篇，属于西周末期和东周初期。“颂”有“周颂”、“鲁颂”和“商颂”之分。“周颂”三十一篇，大都作于西周初年。“鲁颂”四篇，大抵为公元前七世纪鲁国之作。“商颂”五篇，古文家派认为是商代之作，今文家派则以为是周代宋国之作(周灭商，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宋，故以“宋”当“商”亦通。) 近人多从今文家说。

据《史记．周本纪》，从周灭商的诸侯有八百之众，不闻西周有所减损。若各诸侯国皆有“风”，则“风”当远不止十五；若各诸侯国皆有“颂”，则“颂”也当远不止于三。如果《诗》的编辑者志在编辑“诗”的“全集”，则其总篇数当远在三百零五之上；如果志不在“全集”而在“选集”，则“诗”必经编选者删节然后得为三百零五篇的《诗》。由此可见，若孔子不曾删“诗”，则孔子肯定不是《诗》的编选者；反之，则“诗”必经孔子删节而后为《诗》无可置疑。无论孔子是否《诗》的编选者，“诗”既经编辑成书之后，“风”、“雅”、“颂”断无因此而无人续作之理。倘若既有续作，何以不再有人收集、编选之以为续集，而令“诗”止于三百零五之数？颇费思量。两千年来似乎无人有此一问，更是咄咄怪哉！据《汉书．艺文志》，西汉时有《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周歌诗》二篇。如以上各书名中的“周”作“周朝”解，则此五集所录者或为《诗》的编辑者所弃置、所遗漏的“逸诗”，或因出于《诗》既经编辑成书之后故不得为《诗》所收录者。倘若属于前者，则是“诗”曾遭删节之证。倘若属于后者，则是编选“续集”并非无人，只因非孔子所辑或因未尝经孔子所传授，故乏人问津致令遗失，良可惜也。(明胡应麟《诗薮》亦疑乎此，并引《汉书．艺文志注》以《汉书．艺文志》所列的“秦诗”为“秦朝的诗”而非“汉时秦地的诗”，以证“周诗”之“周”当释为“周朝”的“周”而非“周地”的“周”。惜诸“周诗”皆失传，无可对证。)

先秦诸子似皆视《诗》中的诗句为格言、为谚语，而不曾以文学作品视之，此或因当时并无所谓“文学”这种概念，固不足怪。(先秦已有“文学”一词，但不作今日所谓“文学”解，而是泛指一切文字。)可怪的是，先秦诸子无论何门何派均无一人有诗作传世。“风”既为民间歌谣，先秦诸子或不屑为。至于“雅”与“颂”，则正是诸侯、卿相之作。先秦诸子为诸侯者虽不曾有，为卿相者却大有人在，比如，传孔子诗学的子夏，贵为魏文侯之师傅，于《诗》情有独钟的荀子，三为齐国的祭酒(“祭酒”，大约相当于如今的“文化部长”)，却皆既无“雅”作亦无“颂”作。难道是“雅”、“颂”之体在先秦之时就已后继无人？汉代的“乐府”，后人大都以为是“风”的续作，就二者均采自民间这一点而言，言之不为无理。然“风”与“雅”、“颂”大都为一句四字的所谓“四言诗”而“乐府”却大都为一句五字的所谓“五言诗”，故就体裁而言，“风”与“乐府”并不可混为一谈。换言之，“风”似乎也同“雅”、“颂”一样后继无人。上文指出：“诗”绝不会因有人将之收集、编辑成《诗》而无人续作。不过，如果将“诗”编辑成《诗》之时，“诗”业已为一种“死”文学，那么，上文所谓“颇费思量”者，也就不费思量而解了。不过，解开这一问，又引发另一问：四言诗因何而绝迹？

§124

说四言诗于“诗”编辑成《诗》之时业已绝迹，不等于说往后就绝无四言诗作。比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四首，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十九首中的十八首就都是四言之作。不过，后世的零星四言诗作，只是出于对《诗》的模仿，并不等于四言诗依然流行不绝，就像是今人用甲骨文体作书法，并不等于甲骨文依然行世一样。四言诗因何而亡？论者大都以为因五言诗之兴而亡。如此说法，听起来好像是四言诗源源不断，直到五言诗兴起之后方才绝迹。实则大不然。五言“乐府”兴于西汉，去“诗”之编辑成《诗》，已不下三百年；五言古诗兴于东汉，去“诗”之编辑成《诗》，更在五百年外，而这五百年间不闻有四言诗之作，可见四言诗之绝迹同五言诗之兴，就时间而言既不相接，就因果而言也不相关。春秋战国恰在这无四言诗的年代，四言诗既为当时唯一的诗体，所谓无四言诗，也就是无诗。春秋战国无可争议地是华夏文明最光辉灿烂的时代，先秦诸子百家无论属于何流何派，其文彩学识皆不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誉。其无诗作流传，显然既非乏才亦非乏术，只能以别有所好、志不在诗揣测之。因何而志不在诗？则不易言之。无独有偶，如今无论士农工商亦皆不能诗，上无“雅”、“颂”可传，下无“风”可采。何以如此？也只能以别有所好、志不在诗揣测之。因何而志不在诗？亦不易言之。

同《尚书》一样，《诗》在今天的可读性并不高。一来文字虽不及《尚书》艰难，去浅显亦甚远，颇不易读；二来可吸取者甚少，故但凡不以古典文学或经学(倘若如今还有这么一门学问存在的话)为专业的话，大可不必读，以免费力而不讨好。“文字艰难”说，料想众口一词。“可吸取者甚少”说，或不乏异议，因历来论《诗》者，无不推崇备至。窃以为历来推崇备至的论点貌似雷同，实则可以一分为二。汉魏六朝人的推崇，大抵真挚，因当时诗人之措辞立意大都取法于《诗》。自唐宋以降，则大都属于人云亦云或盲目地以古为尚，因当时诗人近则取法唐宋，远不过取法六朝，罕有渊源于《诗》者。汉魏六朝之所以取则于《诗》，因舍《诗》之外，别无可求。诗至六朝而盛，至唐而极盛，无论词藻、结构、手法、神韵皆出《诗》之上。故自唐宋以降，近取唐宋、远取六朝，势在必然，不如此则是弃精取粗、舍易从难，未见其智，徒见其拙。

虽然如此，浏览一二亦无妨。首篇“关雎”仅二十行，共八十字，文字相对浅显，立意亦轻松，兹徵引如左，以收管中窥豹之效：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译成今日之白话，即：
“河洲中的雎鸠，‘关关’相呼；窈窕淑女，正是君子的佳偶；参差不齐的荇菜，左右逐流；窈窕淑女，令人梦寐以求；求之不得，何能忘怀；思念悠悠，辗转反侧；参差不齐的荇菜，

现存《诗经》，因出自毛公所传，亦称之曰“毛诗”。“毛诗”各篇之前均有“序”，介绍各篇之意向，习称“小序”；于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另有“序”一篇，介绍全书，习称“大序”。“大序”、“小序”系谁人所作？传说纷纷，莫衷一是。有以为孔子作的，有以为孔子弟子子夏作的，有以为毛公作的，有以为凡夫俗子妄作的。窃以为“凡夫俗子妄作”说最为中的。以“关雎”为例，明明是一首普通男欢女爱的民谣，所谓“淑女”者，不过就是如“康定情歌”中的“李家大姐”；所谓“君子”者，也不过就是如“康定情歌”中的“张家大哥”；而“关雎”的“小序”却把“关雎”的立意，一本正经地拔高为“后妃之德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不禁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的无限上纲，也不禁令人想起数年前海外某“权威”笺注陈某人诗作时的捕风捉影，原来牵强附会之风古已有之，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