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难道推翻帝制本身不是一大功劳吗？

袁：对现代社会说来，有没有皇帝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政治制度的性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两者差别不大。而就实行真正的宪政的可能性来说，前者的几率似乎更大一些。这样说的根据有几条：

1． 国家是统一的，没有1916年以后没完没了的各地军阀之间的纷争，精力可以集中于政治体制改革。

2． 外部环境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比较好。民族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由19世纪末的八千万两左右，稳步增长至1910年的将近三亿，赤字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民国建立后，军费剧增，收入锐减，1912年的赤字估计高达两亿八千万两！[iii]财政处于破产状态，不借外债就活不下去。1928年以前，除少数几年外，情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样的状况大大增加了外国操纵、威胁的可能性。英、俄两国正是以此要挟要袁世凯政府在西藏、外蒙主权问题上让步的。

3． 中央政府处于弱势。满族只有500万人，皇族和亲贵更少，他们已经腐化，精锐的新军不在他们手中；从而使清政府与民国时期直接掌握着枪杆的军阀比较，更容易受到牵制。

4． 以各省咨议局和商会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相当强大，他们的独立性很强，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他们领导的。

政治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没有各种力量牵制，靠统治者恩赐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来，当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

友：这不是在宣扬“告别革命”吗？

袁：李泽厚、刘再复教授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提出“告别革命”，冲击了近代中国研究中把革命神圣化的死水一潭的局面。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至少有启发人们深入思考之功，不应也无法轻率抹煞。海外和港台的情况我不知道，就大陆而言，1995－97年初，国务院教育委员会下属部门如临大敌，出钱“组编”一些人开会、作文、出书，批判围剿，热闹了一阵子。我的感觉是可怜兮兮，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业绩。有个前提必须明确：肯定还是否定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问题都不可能统一口径。再过一百年乃至一千年，如何评价辛亥革命仍然会众说纷纭。就我个人而言，却不愿使用“告别”或拥抱革命之类感情色彩很浓的字眼。历史无法告别；我们的责任是竭力接近历史真实（尽管史家们已经一再说明完全揭示历史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让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从中吸取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