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中文本来有“幽默”一词，意思是“寂静无声”，见《楚辞》。近代“洋肉”精英是否知其存在？无从考核。不过，即使知之，以为可以视之为“无有”却无须考核而后知，因为“洋肉”精英“创造”“幽默”以对应英文的“humour”(美式英文作“humor”)。如今一说起“幽默”，没有人会想起“寂静无声”，可见“洋肉”精英是胜利者。然而，倘若今人仍能像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则“创造”“幽默”以对应英文的“humour”者，却只配称之为“狗雄”。据“洋肉”精英说，英文“humour”一词奥妙非凡，中文无词以对，故除找两个声音相近的汉字塞责之外，无法翻译。怎么个奥妙非凡法呢？《辞海》的解释是：“美学名词。英文humour的音译。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区区六个英文字母，竟须四十多个汉字解释之，真是奥妙非凡！然而，这四十多个汉字所云，确实是英文“humour”的原意？还是“洋肉”精英故弄玄虚，欺负不认识洋文的“闾巷布衣”呢？不巧，正是后者，因英文原文字典对“humour”的解释大都只是“the quality of being laughable, entertaining”或“ funniness”，两者译成中文，不过就是“可笑者”或“有趣者”之意。“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云云，纯属“洋肉”精英自作多情、加油添酱之作。或曰：“‘humour’一词正因其寓意深刻，故英文原文字典也解释不清。新文化运动精英大都留学海外，其对‘humour’的体会或根据其海外生活之经验而来，未可据字典之说而否决之。”不巧，在以英文为母语的世界里，柞里子也混过了三十个春秋；像在中国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那种洋人，柞里子也结识过不下数打，却从来不曾经历过“the quality of being laughable, entertaining”或“ funniness”以外的“humour”。

其实，所谓“humour”者，就是“滑稽”。即使所谓“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云云，也还是“滑稽”。但凡不信者，皆因不曾读《史记．滑稽列传》。有现成的“滑稽”一辞舍而不用，“创造”“幽默”以生吞原有的“幽默”，与视敦煌石窟的废纸和涂鸦为国宝，同为“洋肉”精英食洋人余唾而不化之明证，亦华夏文化近百年来陵夷不振的明证。可叹之至！

《史记．滑稽列传》有如下一段开场白：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译成今日之白话，即“孔子说：‘六艺对于治理国家有同功之效，《礼》的功能在于节制人的行为，《乐》的功能在于协调融合，《书》的功能在于传播史实，《诗》的功能在于表达情绪，《易》的功能在于出神入化，《春秋》的功能在于申述正义。’太史公说：‘天道渺渺无边无际，宏大得很！一谈一言旨趣微妙而有所指，亦可以排难解纷。’

对举“六艺”与“谈言微中”的社会功能，意在说明“谈言微中”虽不予所谓“大道”之列，相去亦不远。而所谓“谈言微中”者，正是“滑稽”之定义。用不着如《辞海》编撰者的那种想像力，就可以从“谈言微中”四字引出诸如“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云云一类的罗嗦废话。故曰：即使所谓“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云云，也还是“滑稽”。

如前所述，《滑稽列传》仅见《史记》，后世修史者不曾模仿。后世修史者之所以不曾模仿，显然绝非后世无滑稽之人物，如游侠之绝迹，遂使修史者难为无米之炊。后世史策之所以无《滑稽列传》，当是因后世思想潮流的主流并不同意“滑稽”可以与“六艺”相提并论，心轻视之，或甚至蔑视之，故自无为之作传之可能。司马迁恨儒、墨之不载游侠，致令先秦之游侠淹没无闻；柞里子亦恨后世伪儒之不载滑稽，致令汉以下之滑稽幽默无闻。不言而喻，“幽默无闻”之“幽默”，“寂静无声”之谓也，与英文“humour”了不相涉。称不屑于为“滑稽列传”者为“伪儒”，亦非信口开河，而是言而有徵。孔子弟子子游学成之后，在小镇武城为长，居然大兴礼乐。孔子路过听见了不禁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可见孔子亦滑稽人也。前文提到晏子曾反对任用孔子，其反对之辞劈头就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可见视孔子为滑稽之人，并非柞里子一人痴人说梦。后世伪儒既尊奉孔子为神灵而居然蔑视滑稽，其为“伪”也，不亦明乎！

§134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一共写了三位人物，强调“司马迁”，因如今流传的《史记》附带“褚先生”追加的文字，而为“褚先生”所追加者正好包括《滑稽列传》在内，故今本《史记．滑稽列传》不止于“三人行”。“褚先生”者，名少孙，汉元帝、成帝时人，晚于司马迁五十年以上，其所增补，未见尽合司马迁之本意，故舍之，不予转录。

司马迁“三人行”中的第一位，为在齐国当官的淳于髡。淳于髡见诸见《孟子》，也同孟子说过笑话，而孟子似乎不懂滑稽，一本正经地对待之，因而自己颇显得滑稽。司马迁笔下的淳于髡，有故事三则，今取其一：

“齐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大发兵侵齐。齐王派淳于髡往赵请救兵，以黄金百斤，套四匹马的马车十辆为礼物。淳于髡仰天大笑，把帽带都笑断了。齐威王说：‘先生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说：‘岂敢嫌少！’齐王说：‘这么笑总有个说法吧？’淳于髡说：‘臣今天从东方来，看见路旁有人在祈祷丰收，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祝道：“梯田收满筐，洼地收满车，五谷丰登，粮食满家。”臣看见他所拿的东西少而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多，所以笑。’于是齐威王增添黄金千溢(二十两为一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为礼物。淳于髡辞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国闻到之后，连夜引兵而去。”

司马迁笔下第二位滑稽人物为优孟。“优”，就是“演员”。故所谓“优孟”者，就是“演员孟”的意思，“孟”或为其姓、或为其名，不得其详。于优孟，司马迁叙述了故事二则，以下为第一则：

“一百多年以后，楚国有优孟。优孟，前楚国的演员。身长八尺，善辩，经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 楚庄王在齐威王之前近三百年，从齐威王往下数一百来年，当为楚考烈王或楚幽王 ) 之时，爱一匹马，给马穿刺绣的衣服，养在雕梁画栋之下，地上敷设露席，喂以枣脯。马因过胖而死，楚王叫群臣去送丧，准备用棺椁葬以大夫的礼节。楚王左右近臣反对，以为不能这么办。楚王下令道：‘但凡敢为马而谏者，罪至死。’优孟听说之后，进入殿门，仰天大哭。楚王惊，问其原因。优孟说：‘这马，是大王之爱物，以楚国堂堂之大，有什么东西求不得呢，而以大夫的礼节来葬这匹马，简直是太薄了。应当以国君之礼下葬。’楚王说：‘怎么个葬法？’优孟回答说：‘臣请用雕玉为棺，用高级梓木为椁，用□枫樟木为题凑(题凑，椁室内积木，上方之积木称“题楱”)，发士兵挖墓穴，老弱抬土，齐、赵之使臣在前边奉陪，韩、魏的使臣在后边保护，在太庙里供着享受三牲，用人口万户的城邑供养其陵寝。诸侯听到了，就会都知道大王贱人而贵马啦。’楚王说：‘寡人的过失，一至于此吗！我该怎么办呢？’优孟说：‘请大王葬之以六畜(六畜，指马、牛、羊、鸡、犬、豕)的礼节。用灶为椁，用铜锅为棺，用姜、枣相送，用木兰相垫，祭之以稻米，用火光为衣，葬之于人的肚肠。’于是楚王把马交给太官(太官，官称，职掌王室宴会)，不让天下再听见这件事。”

司马迁《滑稽列传》中的最后一位人物为优旃。所记共三事，皆引述如下：

“二百多年以后，秦有优旃。优旃，秦朝的侏儒演员。会说笑话，但合于大道。秦始皇时，开酒会而逢天下雨，台阶下的仪仗队员都因淋湿而受冻。优旃见了觉得可怜，对他们说：‘你们想不想歇歇？’台阶下的仪仗队员都说：‘巴不得。’优旃说：‘我等下叫你们，你们立即回答说“在”。’隔了不久，殿上在向皇帝祝酒高呼万岁。优旃凭拦大喊：‘陛□郎！’台阶下的仪仗队员说：‘在。’优旃说：‘你们虽然长得高，有什么用？还站在雨里。我虽然矮，却休闲。’于是，秦始皇令陛□郎改为两班轮流休息。

“秦始皇曾讨论扩大猎场，东扩至函谷关，西扩至雍和陈仓。优旃说：‘好极了。多在里面纵养禽兽，敌人从东方来，叫麋鹿去触就成了。’秦始皇因此而止。

“秦二世立，又想欲漆城墙。优旃说：‘好极了。主上即使不说，臣正想请这么办。漆城虽然令百姓发愁破费，但是件大好事呀！把城漆得蹭亮，敌人就爬不上来了。想要立刻办成的话，做漆容易，只是难修地窖(漆与地窖有何关系？不得其详。难道是要在地窖中生产漆不成？)’秦二世于是笑之而止。”

谈毕《滑稽列传》，顺便一谈“滑稽”之本字。《史记索隐》于“滑稽”引述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其二，“滑稽犹俳谐也。滑，读如字；稽，音计也。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据第一说，“滑稽”本为流酒的器具，用作“谈言微中”之意，出于比喻和假借。“滑稽”之为流酒的器具，能“转注吐酒，终日不已”，实奥妙非凡，惜今不传，未知究竟。然“谈言微中”，并无“出口成章，词不穷竭”之意。窃以为第二说于意差近，且所谓“俳”，就是“笑剧”，而司马迁《滑稽列传》中三分之二的人物恰好是“演员”，而且优旃既为“侏儒”，显为“笑剧”演员，正与之合。照前一说，“滑”应读若“骨”，而照后一说，“稽”应读若“计”。故无论遵何一说，今日的读法皆有一误。如今词书、字典大都注明“滑稽”之“滑”在古文中应读若“骨”，而不曾指明“滑稽”之“稽”应读若“计”，似乎仅知有第一说而不知第二说，更遑论知第二说之较第一说于意更顺。

但凡自以为好古、通古者，往往喜欢笑话不遵古音者为读错音。其实，详考之，读错音者往往是笑人者而非被取笑者。笑人不知读“滑稽”为“骨稽”者，正其一例。不过，这一例属于特例，更多的情形并非因有不同的说法而来。但凡以为某字应读若某音者，皆根据古人对更古的文字所作的注释，比如唐人对汉人著作所作之注音。唐人之所以要对汉人著作中某些字特别注音，因这些字的读音在唐代已发生变异，为求与汉音相吻合，故须注明某字不读若本字而须读若另一字。比如，《汉书．西域传》有国名“龟兹”，唐颜师古注曰：“龟，音丘”。今人不明颜师古所谓“音丘”者，指读若唐代之“丘”，而竟按今人之“丘”读之。比如，《辞海》在“龟兹”条目之下，用“qui”为“龟”注音。唐代“丘”读若“gou”，与今日之”丘“相距甚远，而与今日之“龟”相去反而较近。故但凡读“龟兹”为“丘兹”而笑话读“龟兹”为“龟兹”者，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以为好古、通古、以会读古音而沾沾自喜者，其可笑，尚不止于此，而有更可笑者二。其一，所谓古音者，以时代而论，有上古之音，先秦之音、汉音、唐音、宋音之别，无法一概以“古音”名之；以地域而论，有中原之音以及楚音、吴音、越音等被孟子讥笑为“南蛮□舌”之音之别，也不能一概以“古音”名之。故所谓读“古音”者，充其量，不过合于某特定时期与某特定地区之“音”而已，何足夸口？其二，今人所读之音，尤其是按北京音所读之音，与所谓古音者几乎字字皆不合，远远不止“滑稽”之“滑”、“龟兹”之“龟”、“车马”之“车”、“皋陶”之“陶”等等，倘若但凡读古文皆须读古音，则几乎字字皆须改读，何必斤斤计较于“滑”、“龟”、“车”、“陶”等区区数字？

§135

《史记．货殖列传》所叙，大抵可分为三。其一，商业理论；其二，著名商人；其三，各地商业概况。兹先引述商业理论部份如下：

“《老子》上说：‘最高的治理状态是这样：邻国近在可以看得见的距离，近在鸡狗之声可以相闻的距离，而各国之民各满足于其所食、各满足于其所衣、安于各自的习俗，乐于从事各自的生涯，直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果一定要做到这种地步，那么，近代的百姓就是近乎太无品德了。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至于见之于《诗》、《书》者，自从虞夏以来，人们的耳目都想极尽声色之好，人们的口舌都想极尽牛羊猪狗之味，人们的身体都贪图安逸，人们的心中都炫耀其势力和荣华。人们受这种习俗支配已经很久了，即使挨家挨户用高明的理论游说之，也不可能使之改变。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顺随之，其次是以利引道之；再其次是教诲之，再其次是整顿之，最下策是与之争夺。’”

“《周书》上说：‘没有农业，就会乏食；没有手工业，就会办不成事；没有商业，各种宝货都会缺乏；没有人管理山川，财富就会不足。’财富缺乏，山川就不能开辟。这四样，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宽广就会富饶，来源狭小就会贫穷。就大处而论，这是富国之道，就小处而言，这是富家之道。为贫、为富，皆由自取，巧的会有余，笨的会不足。太公望受封于营丘，地多盐碱，人口少，于是太公望奖励女工，极其技巧，贩卖鱼盐，移民络绎不绝而来。齐国之富于是可以供给天下人之衣服鞋帽，从海岸至泰山，人们纷纷奔往齐国之都。后来齐国一度衰落，管仲治理之，设立九个管理钱财的部门，齐桓公因此而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所指，说见前，此不复赘)；而管仲也有三个家，虽然地位只是诸侯之臣，其富却与列国的国君相当。正因为这样，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和齐宣王的时代。

“所以说：‘粮仓满方才会懂礼节，衣食足方才会知荣辱。’有财富才会有礼，无财富礼就会无礼。所以君子富有，就会想到做好事；小人富有，就会自食其力。水深才会有鱼，山深才会有野兽，人富才会讲仁义。富而得势，事业就越发达，失势就会失去依据而没地方去，因此而不快乐，中国人如此，夷狄更加如此。谚语说：‘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会死在市场上(古代在市场行刑，所谓“不死于市”，意思是说不会被判处死刑。何以不会被判处死刑？因可使钱打通关节。)’这绝不是空话。所以人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一千辆车的王，有一万户的侯，有一百人家的君，都还以贫为忧患，更何况平民百姓呢！”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的第一位商人，是越王句践的主要谋臣范蠡。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越王句践在会稽大败于吴王夫差，俯首称臣，后用范蠡、计然之计，灭吴雪恨。详见前，此不复赘)，长叹一声道：‘计然献七策，越用其五而得志。既已施之于国事，我来试用于治家。’于是，乃范蠡乘小船漂流江湖，变易姓名，在齐国国都称鸱夷子皮，至陶(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称朱公。朱公认为陶是天下之中央，诸侯四通八达之地，货物交易之所。于是在陶治产定居，看准时机牟利而不是靠强求人力以致富。但凡善于治产业的人，都是能够用合适的人、看准时机。十九年之中三次发大财，一再分钱财与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兄弟。这正是所谓“富好行其德”。后来年老体衰，遂把生意交给子孙，子孙继续从事商业和财务，从而成为亿万富翁。故但凡谈到发财致富，总是会首先提到陶朱公。”

关于范蠡的生平事迹，《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其中一段故事颇有新意，兹全文转录如下：

“朱公在陶定居之后，生了小儿子。小儿长成人的时候，朱公的第二个儿子杀人，被关在楚国监狱。朱公说：‘杀人而死，本该如此。不过我听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于是叫小儿子去探望老二。叫小儿子装备黄金千溢，藏于粗麻布衣服之中，用牛车载着。就在要打发小儿子上路的时候，朱公的老大坚决请求让他去，朱公不听，老大说：‘家里有长子，号称“家督”(“家督”，管家的意思)，如今弟弟犯罪，大人不派我去而派小弟去，是我不成器。’想要自杀。老大的母亲替老大对朱公说说：‘如今派遣小儿子，未必能救得了老二的命，而先白白死了老大，何必呢？’朱公不得已而派遣长子，写了一封书叫长子交给老朋友庄生。说：‘到了就把千金送到庄生家，一切任凭庄生处理，千万不可与庄生争论应当如何办。’长男上路时，也私自带上数百金。

“朱公老大来到楚国都城，看到庄生的家在城外，从野菜地中开道才行到庄生家门，居处破得很。不过，朱公老大仍照其父的吩咐，逞上书信和黄金。庄生说：‘赶快回去，千万别留下！如果你弟弟放出来了，别问为什么。’老大走后，不再去见庄生却私自留下来，用私自带来到黄金赠送给楚国当权的贵人。

“庄生虽然住在破胡同里，但以廉直闻名于楚国，自楚王以下皆尊之为老师。当朱公老大替朱公送来黄金之时，庄生并无意接受，只是想等办成事情之后，当作信物归还。所以当黄金送来之后，庄生对他老婆说：‘这是朱公的金子，来得突然，就像是生病不会头天晚上先给信息一样，事后要归还，别动用。’而朱公老大不明白庄生的意思，以为没什么奥妙。

“庄生得机会入见楚王，说：‘某星在某地，这对楚国有害。’楚王素来相信庄生，说：‘如今该怎么办呢？’庄生说：‘只有施行德政可以免除此害。’楚王说：‘您休息去吧，寡人将行德政。’楚王于是派使者在存放三种货币的钱库门上贴封条。那个楚国贵人惊告朱公老大说：‘楚王将行大赦。’老大说：‘为什么？’贵人说：‘王每逢将行大赦，总先封存放三种货币的钱库(之所以封，唯恐走漏大赦风声，有人偷盗钱库而遇赦不得受罚)大赦。昨天晚上王派使者封之。’朱公的老大以为既然有大赦，他弟弟自然会放出来，觉得白白仍给庄生千金，太犯不上了，于是再去见庄生。庄生惊道：‘你怎么还没走？’老大说：‘还没有，当初是为弟弟的事情来的，如今弟弟自会得赦，所以我来辞行。’庄生知道他的意思是想把金子拿回去，就说：‘你自己进房去搬金子吧。’老大就自己进房把金子搬走，独自庆幸。

“庄生觉得被老大这小子给出卖了，心怀忿恨，于是入见楚王说：‘臣上次说某星的事，王说准备施德政来对付。今日臣外出，路上的人都说陶之富人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在楚，他家里人用重金钱贿赂大王左右，所以王的大赦，并非为抚恤楚国人，乃是为朱公的儿子。’楚王大怒道：‘寡人虽然不德，怎么会以朱公之子才施恩惠？’下令论杀朱公之子，第二天方下大赦令。朱公的老大结果是带着弟弟的棺材回了家。

“老大回来，老大的母亲和老乡们都很悲哀，唯独朱公笑道：‘我就知道他必然会致其弟于死！他不是不爱他的弟弟，只是有所不忍。他小时候与我一起见过苦日子，知道为生的难处，所以把弃财看得太重。至于小儿子，生下来就看见我富有，就知道乘高档车、驾好马，猎取狡兔，哪里知道怎么生财，所以他对弃财看得很轻，豪不吝惜。我先前之所以要派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能弃财。而老大不能，所以结果是把弟弟给搞死了，事理就是这样，没什么可悲的。我早就日夜等着他的棺材回来了。’”

在一般有涉钱财的故事里，勤俭的人、知道疾苦的人、明白生财不易的人总是正面人物，而生养于富贵之家、游手好闲、不懂得爱惜财力的纨裤子弟总是反面人物。上面这故事却正相反，故曰：颇有新意。虽然，有新意未见得必有聊赖。倘无聊赖，亦无足观。而上面这段故事却不仅意新，而且意深。深意之一，世无绝对的优点与缺点。深意之二，为优点抑或为缺点，不取决于性质本身，而取决于性质所处之环境或者说条件。深意之三，善用人者，世无无用之人；不善用人者，世无可用之人。

§136

《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第二位商人，是孔子弟子子贡。关于子贡其人其事，前文已多次言及之，然《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子贡的笔墨不多，仍不妨全文引述如下：

“子贡从孔子学习之后，退学而在卫国当官，在曹国、鲁国之间买贱卖贵，孔子七十高足之中，端木赐最有钱。原宪不厌糟糠，隐于穷巷。而子贡率领大队车马，载丝绸货币出使于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不无与子贡分庭抗礼(以对等的礼节相待，言下之意是：视子贡为诸侯王)。孔子之所以能名扬于天下，正是因有子贡前后为之宣传的结果。这就是所谓得势更流行吧？”

上文提到后世儒家极力抵丑外戚，而儒学之所以能在汉武帝之时奠定独尊的地位，正是因有外戚田□之故。后世儒家也极力贬抑商人，而由司马迁此文可见，孔子之道之所以能在先秦发扬光大，正是因有商人子贡之故。既依商人在先，又依外戚在后，始能成为华夏文化之主流，而此主流却既仇视外戚又蔑视商人，何其怪哉！

子贡与范蠡同时，其经商似稍早于范蠡，不居《货殖列传》之首而居其次，大约是因世之言商者“皆称陶朱公”而不称子贡。之所以不称子贡，或正因为后世儒家蔑视商业和商人，子贡既为孔门大弟子，其为商人之经历遂为儒家之忌讳，所知者愈少愈妙。

以下是《货殖列传》中有关其他商人的记载，这些商人不如子贡与范蠡出名，因既无学问亦无政治背景，然作为商人，却无疑更纯粹。

“白圭，周人。生逢魏文侯(公元前445-396年在位)之时，李克(魏文侯之臣)以充份利用土地的生产力为务，而白圭却喜欢观察时机的变化，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别人不要的，我收购，别人要的，我提供)的方针。收获季节买谷，卖丝漆；蚕茧熟时买丝绵，卖粮食。…… 能够饮食从简，节制嗜欲，节省衣服，与办事的仆人同甘苦，看准时机而发，迅若猛兽猛禽。所以白圭说：‘我管理生产，像伊尹、吕尚之设计，孙武、吴起之用兵，商鞅之行法。所以但凡智不足以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力不足以守成的人，即使想学我的方法，我绝不会教。’天下但凡言管理生产，皆以白圭为祖。……”

“猗顿依靠盐铁起家。而邯郸的郭纵，以冶炼铁成业，其富与国王相当。

“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有个叫裸的人，从事畜牧，多了之后，卖掉，收购珍奇丝织品，找机会献给戎王(戎，西部非华夏部落)。戎王以十倍其成本的价格购买，用牲口与之交换，牲口多至用谷来记马牛之数。秦始皇予裸以封君的地位(封君，有封地的贵族)，令裸按时与大臣朝见。巴地(巴，四川东部)有个叫清的寡妇，其祖先找到朱砂矿，好几代靠这矿发财，家产亦不计其数。清，不过是个寡妇，却能守其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认为清是个好女子而待之以宾客之礼，为之修筑‘女怀清台’。裸，不过是下贱的放牧牲口的首领；清，不过是穷乡的寡妇，却能于天子抗礼，名显天下，靠的难道不是财富吗？”

以上所引，皆汉代以前的商人。汉之巨富有以下数家：
“川西卓氏的先人，是赵国人，因冶铁致富。秦消灭赵国时，卓氏被强迫迁移。卓氏的财产被掠夺，只剩下夫妻二人推着一辆车，前往迁移地。但凡被迫迁移的人倘若还稍微剩下点钱财，都争着贿赂执行迁徙的官吏，求迁往近处的葭萌(葭萌，今此从广元)。唯独卓氏说：‘葭萌这地方小而穷。我听说汶山(汶山，即岷山)之下是一片沃野，地下产大芋头，到死都不会挨饿。人又懂生意，容易做买卖。’于是要求迁往远处。结果被迁往临邛(临邛，今四川邛崃)，大喜。就在有铁矿的山边开鼓风炉铸铁，并运筹策划生意，倾倒滇、蜀的百姓，富至有僮仆千人。享受园囿打猎之乐，像一国之君。

“程郑，从山东迁来的俘虏(指秦灭齐国时被俘获的齐人)，也做冶铁的生意，同把头发梳成椎形的人(椎髻之民，指越人)做交易，财富同卓氏相当，也住在临邛。

“宛(宛，今河南南阳)孔氏的先人，是魏国人，以冶铁为业。秦灭魏，迁孔氏于南阳。孔氏大规模鼓风铸铁，筑坡修池，驾乘车队同诸侯王(汉初一度恢复封建，故有诸侯王)交游。因经商之利，获游闲公子之名与实(意思是生活享受、出手阔绰，故既有“游闲公子之名，也享“游闲公子”之实)。然而孔氏的收入高过其开销，比靠俭省发财的人更阔，家产有数千金，所以南阳一带的行商都效仿孔氏的雍容。

“鲁国民俗俭啬，而曹(曹，春秋国名，为鲁所灭，今山东定陶)邴氏尤其如此。邴氏以冶铁起家，富至巨万。然而邴家父兄子孙自己约定：低头可以有所拾，抬头可以有所取，依靠借贷在郡国行商(郡国，直属朝廷的地方行政区域称郡，封给诸侯王的地区称国)。邹、鲁两地的人也不少放弃学述而经商，都是因为有曹邴氏为其板样。

卓、程、孔、邴四家皆以冶铁致富，绝非偶然，显然是因为冶铁在当时正是先进技术。但凡掌握先进技术者，无不为生财有道者，古今中外皆然。卓、程、孔、邴的发家是“古中”之证。美国最豪华的私邸本属铁路大王，如今铁路生意每下愈况，该宅早已改做博物馆，名副其实成了历史陈迹，电脑技术如今一枝独秀，于是电脑大王的私邸遂取而代之，此则正是“今外”之证。

卓、程、孔、邴四家之中，卓氏最出名，不过不是生意上的原因。稍有古典文学常识者，皆不会不知道司马相如其人；但凡知道司马相如其人者，皆不会不知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此卓文君者，正是临邛卓氏之女。且看《史记》如何描写这段风流典故：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客游梁国，……碰上梁孝王死，司马相如归成都，而家贫，无可凭借治产业。相如素来同临邛令王吉是好友，王吉说：‘长卿宦游久而不顺，不如到我这儿来。’于是相如前往临邛，住在临邛宾馆。临邛令假装对司马相如恭敬，每日前往拜会相如。相如一开始还同他见面，后来就称病，叫从人谢绝王吉，而王吉对司马相如愈加显得恭敬。临邛中多富人，卓王孙家有僮仆八百人，程郑家也有好几百人，两人商量道：‘县令有贵客，咱们当设宴招待。’于是一起宴请县令。

县令到时，卓氏所请的客人已经来了数百。至日中，派人请司马长卿，长卿托病谢绝，临邛令不敢尝食，亲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勉强前往，一坐客人皆为之倾倒。酒喝得差不多时，临邛令上前奏琴，说：‘我听说闻长卿好鼓琴，请奏琴自我消遣。’相如辞谢，大家一再鼓掌请奏。当时卓王孙有女名文君，新近在家寡居，文君喜好音乐，所以司马相如同临邛令假装敬重而计划以琴心挑动卓文君(如何以琴心相挑？柞里子自愧非个中高手，说不明白。晋人郭璞的解释是：“以琴中音挑动之。”晋人向来号称风流，然以此解释观之，也是书呆子，说不到点上，等于没说。后世说者多以如下诗歌附会之。歌曰：“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此歌诗来历不明，且意浅格下，司马相如想不会作此等语。更何况如以此歌诗挑之，则当云‘以歌诗挑之’，不得云‘以琴心挑之’。由此可见后世学者又呆过郭璞远甚。)

司马相如到临邛来时，带着车马队伍，雍容闲雅神气得很。在卓氏家里饮酒、弄琴之时，卓文君偷偷从门里窥望到，看上了相如，唯恐相如看不上自己。宴会毕，相如派人送重金给卓文君的侍者通殷勤。卓文君当夜私奔相如，相如于是同文君一起驰归成都。相如成都家居，只有空空的四方墙立在那儿(成语“家徒四壁”即从此文出，成语大都四字，故落去“立”字。其实，此文之精彩正在这“立”字，有此一“立”，方有动感，不若“家徒四壁”之呆)。卓王孙大怒道：‘女儿如此不成材，我虽不忍杀，但绝不分给她一钱。’旁人劝王孙，王孙始终不听。文君在成都呆久了，心中不快，说：‘长卿只要同我一起回临邛，就是靠从兄弟借贷也足够过日子，何至自苦如此！’于是相如与文君一同回临邛，把车骑变卖精光，买下一酒店做卖酒的生意，叫卓文君照看酒吧，相如自己身着犊鼻□(犊鼻□，勤杂人员所着之工作服，因形似牛鼻，故名)与酒保佣人一起干杂活，在市面上涤刷锅盆碗盏。卓王孙听了深以为耻，因此而杜门不出。卓文君的兄弟叔伯纷纷对卓王孙说：‘有一儿两女，所不足的，不是钱财。如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只是游宦疲倦了，虽然穷，其人才足以依靠，况且又是县令的客，为甚么非要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仆百人，钱百万，以及文君嫁时的嫁妆。文君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成为富人。”

为勾引卓文君并由此而摆脱穷困、成为富人，司马相如与王吉可谓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司马相如之行径既然如此这般，其为人也，非孔子之徒不言而喻。司马相如后来却大得独尊儒术的汉武帝的宠任，此于后世不可想象，可见汉之独尊儒术，大抵限于儒家的宏观政治理论，于微观个人修养措意甚少。

古往今来，靠骗而发财致富者不多，靠骗女人而发财致富者更属罕见。美国商业杂志《富布斯》一年一度按财产多寡替富家排坐次，坐次排毕，更根据统计数字归纳生财之道的难易，而女人发财致富之捷径总是靠嫁对人，可见在外国也是男人被骗者居多，女人被骗者少。“吃亏上当”往往连文。不过，卓文君虽然上当，却不能说吃亏。司马相如的“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虽是假象，“其人才足依”却不假。卓文君倘若不上当、嫁“错”人，其风流的名声岂能随司马迁之笔而永垂不朽！

卓文君新寡即回娘家，不仅回娘家，而且把嫁妆也一起带回娘家。这不仅说明女人守节在当时不成社会风气，而且也说明女人的社会地位远较西方为高。前者不言自明，后者于不熟悉西方社会者则或略须解释。西方社会女人的嫁妆既嫁则成为夫家财产，不再属于女方所有。据Edith Wharton所著《The Age of Innocence》可知，西方的这种剥夺女权的状况至少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仍然如此，遑论卓文君所处之公元前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