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

掌握先进技术者必致富，致富者却不必掌握先进技术。见诸《史记．货殖列传》的汉代富商尚有以下多家，其发财致富之道皆与先进技术不着边际。兹亦徵引翻译如下：

“齐地风俗贱奴仆，唯独得刁闲欢心。狡猾的奴仆，别人以为患，唯独刁闲收留，用他们从事盐渔买卖。这些奴仆有的驾着大队车马、交结守相(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守”，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而刁闲愈加信任他们。终于得他们之力，致富数千万。所以当时有‘宁爵毋刁’的说法，意思是说刁闲能使雄健的奴仆发财并为刁闲尽力。

“周人一般已经够小气的了，而师史尤其如此。赶着车子不停地奔走，在郡国各地做买卖，什么地方都走遍。洛阳街市地处齐、秦、楚、赵之中心，穷人都跟富家学跑买卖，以买卖跑得久为荣，数度路过洛阳都不回家。师史能用这些人，所以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 ( 宣曲，地名，不详所指，大约在西安一带 ) 任氏的先人是督道仓吏 ( 督道，一说为地名，一说为负责仓粮路途运输。两说皆通。总之，“督道仓吏”者，粮仓管理员的意思 )，秦朝灭亡时，豪杰皆争取金玉，唯独任氏窖藏仓粮。楚、汉相距荥阳之时，民无机会耕种，米价至十万，于是豪杰的金玉就都落到任氏手中，任氏因此而发财。富人争相奢侈，而任氏却折节为勤俭，致力于耕种和放牧。从事耕种和放牧业者，皆贪便宜买贱货，唯独任氏买拣贵的好的买。任氏致富已好几代了，但任公立下家约：但凡不是由耕种和放牧所得者，一律不得用之于衣食，家里的公事没做完之前，个人不得饮酒食肉。因此而成为乡里的表率，所以不仅富而且受到主上的尊重。

“塞外边防之地，唯独桥姚发财，已经有上千匹马，又还有两千头牛，上万头羊，粟以万钟(钟，古计量单位)计。

“吴、楚七国兵起时 ( 汉景帝三年 ( 公元前154 ) 正月，吴、楚、赵、胶西、济南、甾川、胶东七诸侯王起兵反，以吴、楚为首 )，长安中列侯、封君( 列侯、封君，统指封有土地之贵族 ) 从军参战，寻求有利贷款，以放债为业者以为这些贵族所封之土地皆在函谷关以东，关东成败尚未定，不肯借，唯独无盐氏以千金放债，无盐氏的利率为通常利率的十倍。三月，吴、楚平，一年之中，无盐氏就获利十倍，因此而为关中首富。”

一般人皆以为借贷之为一种商业行当起于近代、源于西方，由无盐氏之例可见何尝如此。既有所谓“子钱家”，又有通常的利率，可见西汉初年贷款早已成为一行。

叙完富商大贾之发家史，《史记．货殖列传》末尾有数语议论，亦颇有深意，值得一读：

“以上所述，都是特别出色的商家。也都不是倚仗爵位、封地、官职、违法、行骗等等而致富的，靠的是推敲取舍、随时进退而获得利益，从最基本之处入手而发财，用本钱守住财富，努力操持一切，运用知识管理，变化有则，所以值得叙述之。……由此观之，发财致富并没有一定的行业，借贷双方的地位不是不可转换的，有本事就兴隆，不成器就瓦解。千金之家可以比拟一城之主；巨富者，其乐可与帝王相比。这难道就是所谓‘素封’吗？难道不是吗？”

汉儒尊孔子为“素王”，意思是虽不曾受封为诸侯王而等同诸侯王。所谓“素封”，亦取此意。所“封”者虽不必限于“王”而可以包括“公”、“侯”、“伯”、“子”、“男”种种爵位，实大同而小异，没有本质的区别。司马迁既称大富之家为“素封”，可见其尊商不在汉儒尊孔之下。后世但凡尊孔者皆贬斥商人，而后世学术以及教育又不幸恰好操纵在尊孔贬商者之手，于是后世商人皆被排斥于教育之外，成为不受教育者，更遑论出现子贡一流于学商两行皆出类拔萃者。既不受教育，何能“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既不能，又何足述？故自汉以降，不仅学术思想流入一潭死水，商业亦流入下流。

不过，《史记》虽有后世史书所不能企及之处，却也并非完书。此不足为奇，世无完书，正如世无完人。窃以为《史记》之最大败笔，为《李将军列传》。所谓李将军者，姓李氏，名广，因《史记》为之作传而成为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人物之一。或问：既然使李广如此名垂不朽，《李将军列传》当是极其成功之作，何败笔之有？曰：其所以为败笔，正因为此。何以言之？曰：以爵论，李广不曾封侯，虽受封为侯却不曾有传者可以车载斗量；以位论，李广不过为将军，虽位至将军却不曾有传者亦可以车载斗量；以功论，李广无功，虽因军功受封为侯却不曾有传者亦可以车载斗量。于爵、于位、于功既皆不足取，然则以人物足贵，故为立传欤？其人物竟如何？可从以下一例窥见一斑。

“……李广在家 ( 时李广因与匈奴战败，罢将军之职，居家为平民 ) 同前颍阴侯之孙一同在蓝田南山中露宿打猎。有天晚上带着一名骑马随从外出，同人在田间饮酒。还至霸陵驿站，碰上霸陵尉，霸陵尉喝醉了，呵止李广。李广的从骑说：‘是前李将军。’霸陵尉说：‘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能夜行，何况是罢免了的将军！’，叫李广在霸陵驿站住下。没多久，匈奴入寇，杀辽西太守，击败韩将军。韩将军于是被从右北平 ( 右北平，郡名，今河北北部 ) 调走。天子召李广，拜为右北平太守。李广从而请求天子令霸陵尉与之同行，霸陵尉至李广所部，即被李广斩首。”

霸陵县尉禁止李广夜行，乃执行其职责，如果说有所不当，充其量只是态度欠佳。既然是已经喝醉，亦无可厚非。李广却怀恨在心，一伺得意，立即假公济私，杀之而后快。其为人之卑鄙恶龊、阴恨毒辣与气量狭小可想而知。其德行既如此，而又非官高、功大、行迹有关历史进程，无法割舍，司马迁却不仅为之立传，而且于传中歌之颂之不遗余力。何以厚之如此？仅因李广之孙李陵与司马迁私交至深之故。后来李陵兵败，降匈奴，司马迁因曾推荐李陵而受刑，仍念念不忘为其祖父树碑立传。司马迁于友情可谓问心无愧，然因私情而为小人树碑立传，能不无愧于史臣之职？

§138

《史记》以及之后的正史，习称“二十四史”或“廿四史”。近人亦有加入《清史稿》而合称“二十五史”者，窃以为《清史稿》质量极差，附之于“二十四史”之末，名副其实狗尾续貂，不若待重修者出，能删去其“稿”字之后始合称“二十五史”为宜。所谓“二十四史”者，除《史记》之外，分别为《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汉书》前文多次提到和徵引，无用复赘。《后汉书》一般标宋范晔撰，失之精确，因范晔仅撰本纪十卷与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为晋司马彪所作，并非出于范晔之手。范晔 ( 398-445 ) 为南朝刘宋时人，就时间而言，去后汉 ( 因都洛阳，在西汉都城长安之东，故亦称东汉 ) 之亡已近二百年，就朝代而言，去后汉之亡已隔魏、晋两代，其不能如司马迁之记秦、汉，班固之记西汉，能耳闻目睹者甚明，倘若不踵袭前人之作则无法成书。事实正是如此，在范晔之前，早已有成书于东汉之末的《东观汉纪》、三国时吴国谢承之《后汉书》、晋薛莹之《后汉记》、晋司马彪之《续汉书》、晋华峤之《后汉书》、晋燮沈之《后汉书》、晋张莹之《后汉南记》、晋袁山松之《后汉书》等。《东观汉纪》是东汉当时之史记，参予编写者包括班固、卢植、蔡邕等多人，本仅题作《汉纪》，因编撰、收藏于名为“东观”之殿阁，编修《隋史．经籍志》者遂冠之以“东观”之名。范晔之《后汉书》基本以《东观汉纪》为基础，广泛吸取前人之作，本无志，如今见附入书中的志，系经后人从司马彪之《续汉书》中割取而来，而范晔却独擅作者之名，咄咄怪哉！《三国志》名为“志”，而实仅有“本纪”与“列传”，既无“表”，亦无“志”，致令三国时之典章制度等等皆无可追寻。而《三国志》却偏得后世史学界青睬，得以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斯以怪哉！

《晋书》函盖西晋、东晋，并以列传和载记的标题记载了“五胡十六国”。继东晋之后建立在南方的“宋”、“齐”、“梁”、“陈”，史称“南朝”；继“五胡十六国”之后建立在北方的“魏”、“齐”、“周”、“隋”，史称“北朝”。“南朝”与“北朝”基本共存，故亦合称为“南北朝”。因南朝与北朝各有一“齐”，故史称“南齐”与“北齐”以相区别。“魏”亦称“北魏”，以别于三国之“曹魏”。“周”亦称“北周”，以别于三代之“周”。南北朝以隋的统一而告终，故亦有不列隋于北朝或仅算未曾统一以前的隋于北朝者。《南史》与《北史》皆唐人李延寿据《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并其父未成之稿综合删节而成，仅有纪传而无表志，其人物传记无视朝代更换，纯以门阀 ( 门阀之意，说见前，此不复赘 ) 为经。《旧唐书》本名《唐书》，修于后梁之时，因宋代欧阳修、宋祁等另修《新唐书》，故改称今名。欧阳修、宋祁皆文字高手，然并乏史才，故《新唐书》徒以文字见长；而《旧唐书》多据唐代本朝国史、实录编撰而成，故以史实取胜。因各有所长，故两书并行不废。《旧五代史》原本称《五代史》，成书于宋初，因分《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五部份，分别函盖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故最早亦称《梁唐晋汉周书》。后因欧阳修另撰《五代史记》，为便区别，《五代史》遂改称《旧五代史》，而《五代史记》亦改称为《新五代史》。新、旧两五代史之优劣也如新、旧两唐书，然《旧五代史》不如《旧唐书》幸运，《新五代史》既出而《旧五代史》渐废，至明代而亡。今本《旧五代史》系由明代所编《永乐大典》摘抄而出，已非原貌。《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皆成于元，由元丞相脱脱领衔编修，中国二十四史的八分之一居然皆出于蒙古人领衔，大奇。《元史》成于明，近代有《新元史》出，然未见有取代《元史》之势，亦未见有改称《元史》为《旧元史》之迹。王莽之新，武则天之周，则皆无史书以纪其年月，而由异族入侵或割据而建立的北魏、北齐、北周、后唐、后晋、后汉、辽、金、元，却竟然占据中国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亦大奇。明亡于满清，《明史》虽由汉人领衔编撰，而所谓汉人者，必然为汉奸无疑焉，却未见人视《明史》为汉奸之作，亦大奇。或曰：年代久远、事过境迁，昔日之为汉奸者，皆不必深究而可与摘帽平反。倘若诚如是，则何妨不曰：早知将来，何必当今？难道今日之日于将来不为时代久远者？难道今日之事于将来不为事过境迁者？

§139

是否有人仔细通读过“二十四史”？柞里子料想答案或为否定。是否有人能完全读懂“二十四史”？柞里子敢肯定答案必为否定。即使撇开素来号称难读的“书”、“志”不谈，能完全读懂“纪”、“传”者，亦必无其人。不言而喻，成书年代越早者，难度也就越高；成书年代越晚者，难度也就越低。不巧的是，成书年代越早者，可读性越高；成书年代越晚者，可读性越低。换言之，越容易读者，也就越不值得一读。所幸的是，但凡不以历史为专业者，《史记》以下皆不必读，即便是《史记》也不必通读，更不必统统读懂。囫囵吞枣般读一遍《史记》，其获益绝对在囫囵吞枣之上。

不以历史为专业而对历史兴趣浓厚者，囫囵吞枣读罢《史记》之后，不妨再囫囵吞枣般读一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亦简称《通鉴》，北宋司马光 ( 1019-1086 ) 主编的编年体通史，上自战国之始，下迄五代之终，函盖年代近一千年。古人称史书，素来“史(记)汉(书)”并称；自《资治通鉴》出，则罕有不以《通鉴》匹配《史记》者。两千年来屈二指可数的史书作者皆姓司马，亦大奇。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皆为太史令，故司马迁既是家学渊源，亦堪称科班出身。司马光则并非如此，其父司马池，科举出身的行政官吏，与史学无缘；其编撰《资治通鉴》亦出于偶然，而并非志在于斯。所谓“偶然”，因司马光本志在于“立功”、“立事”，其编撰《资治通鉴》出于奉宋英宗 ( 1064-1067年在位 ) 之敕，之所以能有十九年的闲功夫集中精力于《资治通鉴》的编撰，因与英宗的继承人神宗 ( 1067-1085年在位 ) 以及王安石的变法之见不合，不得不蛰居洛阳，处身于政局之外。待神宗皇帝死，司马光得以执政之时，《资治通鉴》业已大功告成，而司马光既执政不越年而卒，其所欲建树者，且不说将为功、将为过，只得以天不假年、时不我予感叹之。

司马光死后，变法派重新得势，司马光所作所为之一切皆遭否定，《资治通鉴》刻版亦几遭不测，赖其序言为神宗皇帝御制，书名亦由神宗皇帝御赐方得以幸免。司马光死时对于一身一世之命运如何着想？以不能得尝所愿为恨亦未可知。然司马光倘若受知于神宗，得以早居相位，焉能复有闲暇致力于《资治通鉴》之编撰？而其所谓相业者，即使当时灿然可观，身后必然化为乌有一先生，焉能若《资治通鉴》之永垂不朽！故其不遇，实正其所遇。

对历史兴趣欠浓而有心于泛文化者，浏览《史记》之余，不妨取《世说新语》一类的“笔记”、“小说”读之。“笔记”与“小说”之上所以加引号，意在提醒读者，此“笔记”非如今所谓之笔记，此“小说”亦非如今之所谓小说。历史上所谓之“笔记”与“小说”，除谈鬼怪神仙者外，其余大都如今之所谓“野史”。此“野”有多种含义，既指编修之不经朝廷，亦指体例之非正式，复指内容之未见得的确等等。是否经朝廷认可、是否合于一定程式，其不相干与不必介意，不言而喻。倘若不喻，则即使是所谓正史者，虽读之亦无益。至于内容之或有漏误，意既在获取文化印象而不在考史，亦不必以为意。

《世说新语》，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记载了自东汉之末至东晋之末朝野闻人的言谈轶事。其体裁既不以时代为经，亦不以人物为纬，而是按行为、性格，能力等等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豪爽”、“简傲”、“排调”等共计三十六门，颇具新意。仿《世说新语》之体例而所述时代限于唐代者，有北宋末王谠所撰《唐语林》。体例不同于《世说新语》，成书早于《唐语林》而可读性颇高者，有唐刘□所撰《隋唐嘉话》，其人其书，前文业已言及之，此不复赘。

野史至宋以降而极其流行，身为达官贵人、文人骚客，或身虽不为名流而有机会耳闻目赌名流之言行者，大都有笔记传世。近人丁传靖辑宋、元、明、清四代有关宋人之笔记著述等五百余种，勒为一书，名曰《宋人轶书汇编》，于了解宋代社会种种皆大有俾益。《宋史》于“二十四史”之中，最为烦琐冗长，难以过目。倘无丁氏《宋人轶书汇编》以助饭后茶余之兴，柞里子于宋代历史必然目不识丁。不以时代为限、亦不以人物言行为限，而尤留意于明、清两朝掌故者，有清人王士祯所撰之《池北偶谈》。王士祯，前文已略介绍，此不复赘。专意于都城社会生活者，南宋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首开先例。继而效仿者有《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东京梦华录》所记为北宋都城汴京，余四种皆以南宋京城临安 ( 今杭州 ) 为对象。仿此例而记录明、清首都北京者，有《长安客话》、《藤阴杂记》、《天尺偶闻》等。以上所举或不免挂一漏万之讥，然窃以为倘若能一一过目，亦足以免孤陋寡闻之讥。

§140

两晋、南朝号称尊老庄、尚玄谈，而《世说新语》三十六门却以孔子授徒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为首，可见当时并非不尊孔，只是不独尊之而已。《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中之“排调”，正《史记．滑稽列传》之遗意，可补后世正史无“滑稽列传”之缺。兹举一例如下：

“王浑与妻钟氏共坐，见武子从院子里走过。王浑高兴地对其妻说：‘生儿如此，实在令人满意。’其妻笑道：‘要是我能嫁给参军，生出来的儿子就会不止如此。’”

前文提到两晋、南朝门阀大兴，而门阀之中又以王、谢两家最盛。其实，王有两族，一为琅邪王氏，当时名声最著者如王戎、王衍、王敦、王导；至今日仍不失为名人者有王羲之。一为太原王氏，当时权贵如王昶、王浑、王济、王坦之、王国宝、王恭等；如今为闻人者则无有。以上引文中之王浑属太原王氏 ( 琅邪王氏另有一王浑，为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之父 )，西晋开国元勋之一，官至大将军、司空，堪称位极人臣。门阀形成的因素之一，即因婚姻。王浑既出身如此，其妻非寻常百姓人家自不在话下。引文中之“钟氏”，即出自魏、晋之际的显赫之家。其曾祖钟繇，仕魏官至太傅，如今以书法传。其叔祖钟会，灭蜀的主要谋臣及统帅，既灭蜀则谋反攻司马氏，死于兵变，因《三国演义》而广为人所熟知。钟氏，名琰，史称“美容止，善啸咏”，为当时大家闺秀之典范。“武子”，王浑之子、王济的小名。王济以风流倜傥著称，尚晋武帝公主。“新妇”，当时妻对夫之自称，无论新婚伊始抑或老夫老妻皆如此，不可与如今之“新娘”混为一谈。“参军”，指王浑之弟，王伦。史称王伦“醇粹简远，贵老庄之学，用心淡如也”，著有《老子例略》，时为大将军司马昭之参军，故以“参军”相呼。王浑对其妻夸子，十足可笑，然不因滑稽而因呆。王浑妻钟琰的回答则调侃十足而令人笑。倘若以滑稽或幽默论高下，则王浑去钟琰远矣。王伦既“醇粹简远，贵老庄之学”，想必谈吐不俗，无怪乎钟琰心仪之。公然对其夫作如此调侃，如今号称开通之世亦未尝见人勇于为之，而当时时论不仅不以为非，而且流传以为美谈，当时社会于男女关系至少就思想而言，其开通在如今之上可想而知。

今人谈及北宋都市生活，罕有不首举“清明上河图”为例者。“清明上河图”的艺术价值自无可贬损，然其对于汴京生活的写照实远出《东京梦华录》之下。即使志在研究“清明上河图”者，倘若仅知按图索骥而不知参阅《东京梦华录》，则实为外行。《东京梦华录》所记汴京各街市食肆、酒楼、茶馆、妓院、肉铺、药行等等等等，名目之多、生意之盛，名副其实令人目不暇接于彼，因而亦名副其实不胜枚举于此。《梦梁录》记临安之种种大抵与《东京梦华录》所记汴京相仿佛，可见南宋虽为偏安之小朝廷，其经济生活水平并未曾下降。两书皆有关于防火之记载，文字不长，兹引述于下：

《东京梦华录》：“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下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

《梦梁录》：“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尺寸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多为风烛之患。官府坊街，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如有烟焰处，以其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之以灯。…¨帅臣出于地分，带行府治内六队救扑，将佐军兵及帐前四队、亲兵对、搭材队，一并听号令救扑，并力扑灭，支给犒赏。若不竭力，定依军法治罪。”

多年前在某历史学术会上，某英人问：中国历史上的建筑大多土木结构，如何不曾发生伦敦1666年般的大火？当时柞里子不曾读《东京梦华录》、《梦梁录》，以为“消防”属于清代洋务运动之产物，无以开吾喙。所谓“开卷有益”，诚非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