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ZT)

作者：张盛发

一 冷战前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

战后初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除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外，[1] 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制范围内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为了保障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是：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维持与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暂时抑制甚至停止对外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要求(包括在远东的要求)的雅尔塔体制，就是与西方国家合作与妥协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制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战争时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的目标是，支持国民党中国的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确保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战后初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目标的变化为：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让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来，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2] 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夺回沙俄在1905年战争中失去的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确保苏联太平洋地区港口的联系。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态度。

雅尔塔会议后不久，1945年6月底到8月中旬，斯大林同来访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一行就中苏关系问题先后进行了九次会谈。斯大林力图切实兑现雅尔塔会议在远东和中国问题上向苏联许下的秘密诺言，而国民党政府最为关注的则是如何有效地阻止苏联在战后对中共的可能援助。虽然双方在会谈中就外蒙古、旅顺和大连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彼此满足了对方的要求。

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之改称)、关于大连、关于旅顺口和关于苏军进入东北后苏军指挥部同东北行政当局的关系的四项协定及两项附属议定书。条约和协定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并且落实了苏联关于立即让外蒙古独立的要求。[3] 作为回报，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最为忧虑的苏联援助中共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保证：至于中共，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清楚的。斯大林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4]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中苏条约及其协定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5年5月，当苏军在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曾经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5] 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
8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下属各局发出了准备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6] 10～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8月15日，朱德在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的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等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与投降后的工作。[7] 美国方面的拒绝自然是可以预料的，但是苏联以默不作声的态度同样不支持中共争取对日军的受降权，则多少是令中共感到困惑和失望的。[8] 结果，中共只得放弃夺取大城市的计划。

对于毗连苏联远东地区的东北的重要性，中共在抗战后期考虑和规划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且作出了相应的部署。8月11日，朱德在他的第二号令中，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和李运昌所属各部立即向察哈尔、热河和东北进发。[9] 虽然中共也后来也认识到，“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是，它仍然相信，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10] 然而不管怎样，事实证明，中共在东北面对的是一种受苏联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三角关系制约的更为复杂多变的现实。中共武装力量在东北的活动受到了苏联方面的诸多限制，有时甚至是敌视。

9月5日，中共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队在攻克山海关后，乘火车经锦州满怀喜悦地到达东北重镇沈阳。但在车站上，曾克林部队遭到了沈阳苏军的机关枪相迎。曾部在火车上呆了一天后，第二天经反复交涉才得以下车。[11]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前往延安转达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在苏军撤出之前，中共军队不要进入东北，已经进入大城市者请自行退出。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即东北）由中国自行解决”。[12] 11月19日，苏方强令中共军队退出各大城市。[13] 当天，中共吉林省工委和军区就撤出了长春。接着，苏军又要求中共长春市委和吉长部队等一律撤离长春市30公里之外。[14] 11月20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机关(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3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以外。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要他们来哈尔滨接收。[15] 12月，苏联又要求中共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从沈阳撤出。当双方发生争辩时，苏联驻沈阳卫戍司令竟然以武力胁迫中共部队从沈阳撤走。12月底，中共东北局及直属部队只得从沈阳撤出。[16]

1945年8月中下旬，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主要地也是斯大林施加压力的结果。蒋介石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两次毛泽东均予以拒绝。但是在斯大林同期追来的两封电文的压力下，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同意赴渝谈判。斯大林在两封电文中对毛泽东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17] 后来，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提到，“(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于是这一建议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18]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曾多次前往苏联使馆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进行谈话。对于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一些涉及苏联的尖锐和敏感的问题，苏联大使等人在回答时要么是闪烁其词或不置可否，要么是婉转拒绝或冷言相对。例如，在9月6日的谈话中毛泽东等人问：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采取哪些实际步骤？苏联大使回答(实际是避而不答)：在谈话中，我曾多次强调，苏联希望看到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中国，谈判应当继续下去，两党应该通过相互让步达成协议。[19] 在10月5日的谈话中周恩来等人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登陆，苏联将采取什么措施？答：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所有具体细节。周恩来问：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可以从苏联使馆得到哪些实际帮助？答：应当考虑到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20]

在11月25日的谈话中，苏联参赞对王若飞抱怨说：中共代表不顾中国目前的局势，近来过于频繁地试图与苏联使馆和苏联其它组织的领导人建立直接的联系。他说，这引起了严密监视共产党行动的有关机构的注意。因此他建议王若飞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21] 所谓“应有的结论”很快就由苏联方面作出了非常清楚的诠释：它要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

1945年12月，中共代表团由延安抵达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叶剑英和王若飞[22] ，通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处与苏联使馆取得联系，要求会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但大使却称病不见，他委托使馆一秘列多夫斯基代为会见。与中共代表的这次枯燥冷漠的会见是在1946年1月1日在苏联使馆进行的。当叶剑英和王若飞询问是否应当同意参加中共、国民党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之间的谈判时，苏联方面又是那种不置可否的公式化回答：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原则立场仍然没有改变。它反映在不久前召开的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作出的决定里。……我们对所提的问题无法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什么建议。这应当由中共领导人自己决定。[23]

与对中共的冷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几乎在这同时所进行的密切的高层往来。1945年12月～1946年1月，在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再次明确向他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统一中国的立场。斯大林说，“（苏美英）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的所有机关，停止内战。”“苏联政府的观点已经在(1945年9月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和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里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苏联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24]

直到美苏冷战开始，斯大林基本上恪守他支持和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的承诺，不与中共建立实质性的关系。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亲美反共本性，斯大林对苏联与蒋政府能否建立真正的同盟关系和能否确保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也是充满疑虑的。他在同蒋经国的会谈中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和美国驻军华北等问题表示了担忧。他非常清楚地告诉蒋经国：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让他们进入满洲。[25] 因此，尽管斯大林一再向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支持中共，但他绝对不会抛弃中共。因为有一点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即：要防止蒋美联合对付苏联，中共肯定是一支可以倚重的力量。所以，虽然苏联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持冷漠消极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苏联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向中共提供一些援助。只是提供援助的时机和规模，要根据苏联远东战略的需要，视苏联同美国、苏联同蒋政府以及美蒋之间的关系状况而定。质言之，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它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时的一个筹码和一张王牌，以使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温顺一点并阻止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一边倒。

事实上，主要是作为制约美蒋关系的一种手段和方法，部分原因也确实是大家都为共产党人(尽管斯大林认为中共不是真牌的共产党人，但苏军中的不少官兵却认为他们应当对中共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苏军进入东北后，主要是通过隐蔽的非正式方式向中共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援助和支持，有的是应中共的要求提供的，有的则表现为以默许和放任的形式让中共自行其是。这样，中共就在东北成功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并且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到1945年底，南满、北满、西满、东满各省都已经建立了省委或工委。同时还选举了各省主席，建立了民主政权。南满几乎所有的县，西满、东满、北满绝大多数的县，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地方武装(县大队)。此时，中共军队由关里调往东北的十万人已扩大到近三十万人。[26] 中共在建立和扩大武装的过程中，从苏军那里得到了不少从日伪军手中缴获的武器。[27]

虽然苏军对东北的中共军队给予了不少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基本上不是主动提供的。就中共方面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否得到援助和得到多少援助，完全不取决于自己的要求和意愿。事实上，这种援助往往出现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关系紧张的时候。譬如，当1945年夏秋美国军队在华北登陆并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军队时，为了抵制美国的渗入和牵制国民党政府，苏联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口的登陆并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建议中共抽调20~30万部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并答应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中旬，苏军代表鼓励中共东北局放手干，还表示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甚至还建议中共将党的中心移到东北。[28] 后来，当国民党政府在与苏联的经济合作谈判中作出让步后，苏联又转而压制中共。11月，苏联通知国民党政府，“中国政府军队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长春和沈阳，苏联军队将为此提供帮助”，苏联“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帮助满州的共产党”。[29] 11月中旬，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上级已决定将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50公以外，并不准进入苏军驻扎地区，苏军撤出之前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此后，苏军还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30]

总之，战后初期，在大国合作政策和保障苏联权益的远东战略的基础上，为了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斯大林在政治上对中共予以压制和制约。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美国侵蚀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和阻止国民党政府向美国的一边倒，斯大林又策略性地向中共提供一些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狭窄性：时有时无，忽多忽少。所以，即便有这种援助，但从总体上讲，战后初期苏联对中共和中国革命基本上持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

二 冷战开始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态度的改变和对中共的积极支持

1947年下半年，随着美苏在欧洲冷战的开始和苏联改变其大国合作政策，斯大林对华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洲进行冷战的情况下，在远东已经没有必要勉强维持雅尔塔框架内的大国合作关系。

但是，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变除了美苏在欧洲的冷战这一根本原因外，还存在着一些适足促成这一转变的具体因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恰好在那个时候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国革命露出了耀眼的胜利曙光。

中国革命的战略性转折在时间上与美苏关系恶化和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洲爆发冷战同步发生。在中国，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并由此转入了战略性反攻阶段。而在欧洲，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里，相继出现了标志着美苏冷战的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和共产党情报局(1947年9月)。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毛泽东于同年10月中旬和12下旬曾经两次通过函电向斯大林作了介绍和通报。[31] 正当斯大林在欧洲陷入与美国进行冷战的苦斗局面时，毛泽东在函电中向他通报的有关中国革命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情况，无疑是鼓舞斯大林斗志和提高斯大林信心的好消息。因为，如果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苏联在远东将获得一个极其重要的盟友。

中国革命的战略性转折使苏联和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偏见和冷漠态度。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的新闻媒介增加了对中国革命的报道和评论。1948年1月，苏联多家报纸全文转载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月19日《真理报》在一篇文章中向苏联人民介绍说，“国民党现在在一切战场上都已转入防御，而人民解放军则屡战屡胜。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进程的决定性的转折点。”[32]

1948年2月，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检讨了苏联在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错误。斯大林说，他们曾经认为在中国不具备起义成功的条件，必须同国民党寻求某种妥协。中国同志口头上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在实际上却保留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结果，是中国人而不是苏联同志是正确的。[33]

正是由于斯大林对呈现出高潮的中国革命的重新认识和美苏在欧洲进行的激烈的冷战，使斯大林决定要对中共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援助。1948年5月中旬，斯大林对即将派往中国解放区的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向新中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两国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进，那么，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保障的。我们就不怕任何突发性事件的威胁。因此，对于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自己的力量。”[34] 6月，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启程前往中国。东北解放区的铁路修复工作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很大进展，截止1948年12月15日，已修复满洲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公里，总长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桥梁。[35] 这对辽沈战役(1948年9～11月)的胜利起了较大的后勤保障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苏联仍然没有放弃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合作的打算。在冷战开始的条件下能在远东得到象中共那样的盟友从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力量，固然是求之不得的收获。但是如果一个软弱的国民党政府能与苏联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从而确保苏联在华的特殊权益和远东的安全，那也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情。此外，即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革命后的中国是否一定按照苏联所设想的轨道发展？斯大林并不太信任的毛泽东会否成为亚洲的铁托？所以，尽管因为1947年夏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转入了战略进攻，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并且逐渐增加了对中共的援助，但是苏联并没有放弃与国民党政府维持和平和建立合作的愿望，并且令人惊讶地还要调停国共内战。

还在1947年秋天，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在与国民党官员会谈时，就主动要求为结束国共内战进行调停，并表示要对中共施加一些影响。同年10月，苏联驻伊朗大使萨奇科夫向中国驻伊大使郑亦同提出了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36]

1948年2月，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新任驻华大使。从1948年到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罗申一直为调停而与国民党官员保持接触。他甚至这么说，苏联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37] 1948年8月25日，罗申在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会谈中，重申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38]

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接受苏联调停国共关系的建议，而且还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关系。[39] 如果说，1947年底到1948年初，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使得苏联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但同时又仍把国民党政府视为合作伙伴的话，那么，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在美苏冷战中不可救药地倒向美国一边，拒绝与苏联进行合作，加上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的辉煌胜利，苏联已经完全丢掉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支持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将它彻底打倒。

促使斯大林积极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说的美苏在欧洲的冷战、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政府愈益追随美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必须指出的，那就是1948年3月开始的苏南冲突。

其时愈演愈烈的苏南冲突使正在形成中苏联东欧阵营(集团)被撕破了一个令斯大林疼痛的口子，它极大地削弱了苏联同美国进行冷战的整体力量。费了很大心力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情报局，还没有来得及去对付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找错方向和目标地被用于讨伐南斯拉夫。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谴责南共的决议虽然疾言厉色地要南斯拉夫回头是岸，但是斯大林还是无可奈何地看着南斯拉夫离情报局从而也是离苏联东欧集团愈益远去。与此同时，美国却不失时机地利用苏南冲突对苏联东欧集团推行它的“楔子战略”，试图削弱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正当苏联在欧洲失去了它的第一号盟友南斯拉夫的时候，不期然在远东中国革命的形势竟然发展得如此迅速和顺利，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人民解放军则势如破竹。这一切预示着，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新盟友已呼之欲出。它将足以弥补失去南斯拉夫的损失而且有余；它将可以参加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被用于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新的对抗和较量。所以，对斯大林来说，除了伸展双手去迎接这个未来的盟友外，还有什么可以犹豫和迟疑的呢？相反，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加快中国革命的胜利，如何使中国革命在胜利在望的时候少付出代价。

从1949年起，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支持乃是从政治上加强与中共的联系和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方向上给中共提出建议和劝告，同时就涉及双方关系的其它问题进行磋商并寻找解决的方法。这清楚地表明苏联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与苏联合作和全然倒向美国一边，由于中国革命显露出胜利的曙光，苏联不再枉然地与国民党政府发展友好关系，而是努力去与即将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同盟关系，支持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中国革命，以争取在冷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在远东获得一个能保障和促进其权益的重要盟国。这在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电文往来、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中共中央总部、4月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函和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等方面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在电函中告知毛泽东，国民党政府已于1月9日照会苏联政府(同时还照会美英法三国)，建议苏联充当国共停战和谈的调停人。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建议是在美国授意下提出的。他告诉毛泽东：“我们准备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将赞成在中国停止战争和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想要知道，另一方——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有鉴于此，苏联希望能把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告诉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并询问它是否同意苏联的调停。我们就是这样考虑给予答复的，你们对此是否同意？请告知。如果你们不同意，请把更合理的答复秘密地告诉我们。”同时，斯大林也对中共如何答复国民党的和谈建议表现出极大的热心，他已经事先替中共拟就了回答的方案：“我们还认为，如果他们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的答复大致应当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一贯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的。由于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而是南京政府发动的，所以，它必须对战争的后果承担责任。中共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那些发动了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不能参加这种谈判。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直接的谈判，不需要任何外国调停者。中共尤其认为，那个派遣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舰直接参与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战的外部大国(当指美国——引注)不能充当调停者，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在结束中国的内战方面保持中立和客观立场的。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大体上就应当是这样的。如果你们不同意，就请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40]

1月11日，斯大林又发出了一封补充电函[41]：“从前一封电文中可以看出，我们为你们制定的答复国民党建议的草案就是旨在阻止和谈。显然，如果没有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充当调停者，国民党是不会进行和谈的。同样清楚的是，如果蒋介石和其他战犯被排除在外，国民党是不会愿意进行谈判的。所以，我们预料，国民党将会拒绝在中共提出的条件基础上进行和谈。结果人们就会看到，中共是赞成和谈的。这样就无法指责中共想要继续把内战打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就是破坏和谈的罪人，由此国民党和美国所玩弄的和谈花招就会被揭穿，而你们也就可以继续进行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42] 斯大林的续电表明，他想对毛泽东补充说明的是，他提出的赞成和谈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中共去同国民党和谈，而是一种欲擒故纵的策略。只要附上不让蒋介石等战犯参加和谈和不让美国参与调停的条件，那么，国民党政府是不会有胆量与中共进行和谈的。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步伐就将势不可挡。

1月13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复电[43] 中表示不能接受国民党和谈的骟局，希望苏联政府不要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他认为，“……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次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44]

1月14日，斯大林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详细地阐述了苏联对南京政府和谈建议的看法和如何对付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和谈花招的办法。兹摘要援引如下：

“毫无疑问，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政策。”
对于如何答复国民党的和谈建议，斯大林认为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公开地、毫不掩饰地拒绝南京方面的和平建议，这就等于宣布一定要将国内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然而还有另一种答案。这便是：1）表示愿意在中国实现和平；2）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为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3）谈判应当在共产党与作为一个党的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与挑起内战并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进行谈判；4）一旦双方就和平与中国的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当立即停止。国民党是否会接受这些条件呢?我们认为不会。不过，如果国民党不接受这这些条件，那么人民就会明白，继续打内战的罪人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样，和平的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手里。这一局面目前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厌恶内战的人，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建立和平的人。”

如果国民党接受上述条件（这种假定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就：
“第一，应当不停顿地采取军事行动，建立中央联合政府机构，并将五分之三的(政治)协商会议议席、三分之二的政府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而将余下的议员席位和部长职位分配给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
第二，应当把总理、总司令，并尽可能地把总统的职位都留给共产党。
第三，应当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起来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而其他任何妄想篡夺中国政府地位的政府都是欺世盗名的叛乱集团，应予取缔。

最后，应当通过联合政府不但向你们的军队，也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保证立即停止对那些已宣誓效忠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而对拒不宣誓的军队继续实施军事行动。

国民党方面未必愿意接受这些措施，但是只要他们不接受，事情就会于他们更为不利，因为那样他们将会被彻底孤立，而这些措施也将在没有国民党人的情况下执行。”

最后，斯大林提出让毛泽东暂缓他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马上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45]

也是在1月14日(在还没有收到斯大林的这份电文的时候)，毛泽东对斯大林1月11日的补充电文作出了答复，表示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46]

苏联与中共在有关和谈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为米高扬访问中共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扬一行在中共总部西柏坡同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当前的中国革命形势、革命胜利后中共面临的任务、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和未来的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米高扬代表斯大林和联共(布)，就中国革命的当前形势、革命胜利后中共所面临的任务提出了如下的建议：关于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米高扬认为：1，中共应当尽快夺取大城市，这会为共产党人提供无产阶级的基地。 2，不要拖延成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当尽快在联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政府，这样做有好处。譬如，在占领南京或上海后应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样做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有好处。成立政府后，共产党人将不再是游击队员，而是以政府名义进行活动，这就更便于进一步同蒋介石作斗争。[47] 关于革命胜利后中共所面临的任务，米高扬建议：1，对待外国资本问题。斯大林的意见是，“在外国财产问题上，我们主张将日本人和法国人的财产，可能的话，还有英国人的财产收归国有。对美国人的财产则应采取慎重的政策，目的是让美国人知道，新(共产党)政权将考虑他们的利益。”[48] 2，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斯大林在1948年4月给中共的电函中说，“暂时不能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不能废除土地私有权，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不能没收靠雇佣劳动生活的大土地所有者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的财产。这些改革只能过一段时间再搞。”[49] 3，民族政策问题。苏联并不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在民族问题上走得太远，如让少数民族独立从而缩小中国的版图。应当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50]

在西柏坡会谈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同米高扬讨论了苏联向中共提供各种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51]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中国革命形势继续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之前，斯大林为答复毛泽东的征询提出了他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和看法。斯大林认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害怕人民解放军进到与中国毗连的国家的边界，将在这些国家以及在由蒋介石分子占领的岛屿上创造出革命的形势。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从封锁到同中国武装冲突，以便保住这些岛屿和亚洲。斯大林指出，英美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进攻南方时，从解放军后方登陆的危险增大了。因此，斯大林提出了三条建议：1，不要急于进行人民解放军南进的准备工作以推进到与邻国毗连的边界。2，从南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抽调两支精良部队，将其部署到港口地区，并予以充实，使其保持戒备状态，以阻止敌军的行动。3，暂时不要缩减中国人民解放军。[52] 这份电文表明，第一，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斯大林担心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因此他要求不要急于把军队推进到边界地区以防止西方的干预。第二，电文再次证明，斯大林并没有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缓过江的建议。

4月21日，当国民党和谈代表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在中国革命全面胜利指日可待的情况下，1949年6月~7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对苏联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

在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承诺将给中共以各种支持和援助。

关于新疆问题。斯大林认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对于解放新疆，斯大林表示“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以击溃马步芳的骑兵部队。[53]

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派遣专家的问题。斯大林在刘少奇甫抵苏联的第二天(6月27日)举行的会谈中，便慷慨地表示将向中共提供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54] 双方议定，苏联将分期分批地向中国派遣各类专家200余名。刘少奇访问结束时，约有80多名苏联高级专家与他同机抵达中国。[55]

关于军事援助问题。双方初步拟定的援助项目有：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派一支分舰队去协助中国青岛的海防、为中国的海域进行扫雷、为中国创办一所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厂等。[56]

刘少奇访苏后不久，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向中国提供334架飞机和大批火炮(包括360门高射炮)，总价值为2650万美元。[57] 之后，苏联政府又决定向中国提供价值1亿6690万卢布(3150万美元)的军事和其它装备。[58]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第二天，苏联便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苏联驻华外交官员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所起的鲜为人知的作用。1948年10月，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季托夫结识了傅作义将军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曾用名傅冬菊，时任天津《大公报》记者）。之后，他曾多次劝说和鼓励傅冬前往北平做她父亲工作，推动傅将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5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战后初期到1949年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年8~9月至1947年下半年，为了维持与美国在雅尔塔体系内确立的远东合作关系和保障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苏联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的是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第二阶段从1947年下半年~1949年10月，随着美苏在欧洲冷战的开始和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政府不可救药地倒向美国，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消极冷漠的态度，开始积极地全面地支持和援助中共和中国革命。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与斯大林战后初期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的演变相吻合并且是同步发展的。这清楚地证明，无论是消极冷漠还是积极支持，都是由斯大林对外政策中维护苏联安全的战略目标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