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高级将领被谋杀案始末(ZT)

（转帖）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清晨５时许，薄雾弥漫，晨曦未露，人们都还在静谧中酣睡。突然，在昆明军区大院的第３２号院中，接连响起了令人震惊的枪声，不一会儿，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她抓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发颤的声音：“３２号院响了几枪，你们快来人！”邹贤玉一愣，睡意顿消，随口反问一句：“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枪？”“反正出事了，你要陈秘书、汪秘书快来吧！”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她急忙穿上衣服，正要给负责谭甫仁日常生活的事务秘书陈永柱打电话，床头的电话又晌起来，她一接，是谭政委的警卫员李洪亮打过来的。李洪亮惊恐得几乎说不成话，但意思是说清了——谭政委被人枪杀了！

　　邹贤玉一听，脑袋“嗡”地一声蒙了，但很快就镇静下来，立即给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军区分管保卫工作的副政委蔡顺礼，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副司令员刘春山、副政委周兴、雷起云等有关领导一一通电话；报告了：“谭政委家出事了”的噩耗。

　　不多时，平时十分安静的３２号院人声嘈杂，乱作一团。陆续赶来的军区干部手忙脚乱地把倒在血泊中的谭甫仁及爱人王里岩送到军区总医院抢救。

谭甫仁身中三枪：一枪击中腹部；一枪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耳根进，从左耳根出；另一枪击中右臂，弹头嵌在骨中。当时，谭甫仁昏迷不醒，刚送进医院时尚有一点儿血压，但随即就没有了。其腹腔内积满了血，肚子胀得鼓鼓的，医生们打开腹腔，抽出积血。又剖开胸腔，由几个医生轮流在心脏上进行按摩，但毫无结果。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奇迹并没有发生，谭甫仁的心脏再也没有跳动起来。谭夫人王里岩身中两枪，一处在胸部，一处在脑门，都是要害处，实际上当场已经休命，医生只抢救了１０分钟就放弃了努力。

当日下午３时许。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奉中央军委领导之命乘专机由北京赶到昆明，一出机场就直奔医院，他察看了谭甫仁夫妇的伤势情况，询问了抢救经过，同意医生们作出的“王里岩已当场休命，谭甫仁伤势太重，接近休命，无法抢救”的结论，１２月２０日，谭甫仁夫妇的遗体被送到跑马山火葬场火化，２３日下午，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国防剧院召开了由１２００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大会。

血案惊动中央　总理关注侦破

执掌云南党、政、军帅印的谭甫仁中将被刺身亡，无疑是举国震惊、历史罕见的大案，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于１２月１７日６时就接到了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的报告，他当即作出三点指示；一、全力组织抢救；二、作案时间可能来自内部，要抓紧时间破案；三、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与此同时，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接到了昆明军区的报告，随即作出相应的批示，并指令在京的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立即返回昆明，主持昆明军区的领导工作。

周兴副政委跟周总理通过电话之后，于当日早７时便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司、政、后各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通报了谭甫仁夫妇遭暗杀事件，传达了周总理的三点重要指示，然后研究确定了应急方案。会议决定立即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简称“０１７专案组”），由周兴任组长，王必成、蔡顺礼为副组长，成员有副参谋长赵润博、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等。专案组的日常工作由蔡顺礼副政委负责。

专案组将案发当晚住在３２号院内的六个人全部进行了隔离审查，他们是：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住在楼下）、谭甫仁夫妇的未婚儿媳吴小红（住在楼上谭的隔壁）。警卫员李洪亮（住在平房警卫室），及住在伙房的一名女炊事员和住在门岗的两名战士。

　　经反复盘问上述六人，吴小红和女炊事员及两个门岗都说当时睡得正香，没听见任何动静，更没见到凶手的身影。两个门岗是被前来抢救谭甫仁夫妇的干部敲门喊醒的，其中一人称当时正在梦中摸鱼呢。李洪亮是被谭甫仁”小李、小李”的喊声惊醒的，他正在穿衣服时就听见了院里响起一阵枪声，吓得赶紧趴到床底下没敢出来！待院内静下来估计枪手逃离后，他才急忙给秘书邹贤玉打了电话报警，然后又躲进卫生间藏起来。直到听见王克学的喊声才敢露头。

　　经审查，李洪亮是谭甫仁从北京带来的勤务兵，主要负责谭甫仁家的生活起居。打扫卫生等勤务，不久前刚兼做警卫员，没受过正规的警卫训练，关键时刻贪生怕死，成为胆小鬼。

　　案发时惟一同凶手照过一面的是住在楼下客厅西侧的王文莹（军区女篮队员）。王文莹向专案组反映说，她当运动员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当时清晨５时许醒来听见楼上有人大声说话，她只听清姐姐王里岩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接着就是厮打的声音和几声枪响。

　　她觉得事情不妙，正要上楼看个究竟，就看见谭甫仁披着衣服急匆匆下了楼，她问道：“姐夫，楼上出了什么事？”谭甫仁说：“我也不知道。”谭没停步，直接拐进通往楼后小平房的长廊。这时候，又见一个身穿军装，个头有１．８米左右，身材有些发胖，手中好像提着一把手枪，年龄大约有４０岁的人追下楼来，直向长廊上追去。不一会儿，她只听谭甫仁在院中连喊两声：“小李！小李！”，紧接着就听见几声令人心惊肉跳的枪响。

　　她顿感出了人命大案，慌忙向秘书邹贤玉家拨了电话。

专案组在对有关人员进行隔离审查的同时，派人严密封闭了３２号院，随即请当地公安人员协同军区保卫干部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且对参加抢救的人员进行了调查访问。

谭甫仁夫妇居住的３２号院位于军区大院的中心，是一座独立的别墅式宅院，大门口在南侧偏东一点儿，平时有一个班的哨兵昼夜轮流站岗，案发当晚有两名战士在门口西侧的宿舍睡觉。

现场勘查发现，院西北角的墙外有一把凳子，这把凳子是从３２号院南邻的军区干部食堂偷来的，凳子上留有两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令人困惑的是，这个食堂内养着一只大狼狗，晚上一有动静就“汪汪”直叫，所以平时也不用锁门。可是，案发这晚却偏偏没人听见狗的叫声。翌日早晨，狗的主人发现，原来这只狼狗几天前竟神秘地失踪了！后来查明是被馋狗肉的食客偷偷地宰杀了。

院墙内有一个白色的皮鞋包装盒，上面也有一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院墙内外部有新鲜的蹬蹭痕迹。厨房的前后窗户都开着的，窗台上和临窗的案板上都留有相同的胶鞋印。据此判断，刺客的进出路线是这样的：他从军区大院的北门大摇大摆地进入大院（军人随便出入，不受检查），绕过司令部大楼走到干部大食堂，从食堂中偷出一把凳子放在３２号院西北角的外面，踩着凳子越墙进了３２号院，绕过养鱼池，从后窗跳进厨房，又从厨房的前窗跳入前院。通过小长廊溜进小洋楼，作案后又顺原路逃离现场。

由此可以断定，凶手非常熟悉３２号院和整个军区大院的环境，极有可能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

现场勘查人员从楼外和楼上两个中心现场共搜获８个手枪弹壳和５颗手枪弹头（其中从楼上发现３个弹壳。两颗弹头，从楼外院内发现５个弹壳、３颗弹头），加上医生从谭甫仁臂骨中取出的一颗弹头，共获得８个弹壳。６颗弹头。经鉴定均系同一支五九式手枪发射。

当从云南省公安厅借调的公安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大约两个钟头时，受命封闭现场的一名军官不耐烦地催问道：“勘查完了没有？你们这可是搞技术的呀！”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民警没顾上过细地进行现场勘查和提取痕迹物证，只得匆忙收场。

　　综合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所获得的情况，大体可以推断凶手的作案过程是这样的：他上楼后直奔王里岩的房间，因房门未拴住，故推门而入，王里岩被惊醒后，拉开了床头灯，只见凶手正向她逼近。她显然是认识凶手，一边起床一边问，“你怎么这时候来啦？”凶手大概说了一句：“我找谭政委！”说着举枪便向王里岩射击，也许是他由于紧张手腕发抖，这一枪打空了，子弹射入墙内——在危急关头，王里岩为了保护谭甫仁的安全，便堵住了通向丈夫卧室的门，与凶手展开搏斗，凶手这时贴身向王里岩的胸部开了一枪！王里岩应声倒地。凶手惟恐王不死，将枪口顶着王的眉心又补了一枪，子弹从脑后飞出后，钻入了木质地板。

住在另一间卧室的谭南仁被惊醒后意识到了危险，便急忙穿上裤子，披上“三位一体”的上衣（为了穿、脱方便，将衬衣、毛衣，罩衣三件套在了一起），从自己的屋门出去急匆匆下了楼梯，想叫警卫员李洪亮前来支援。

谭甫仁赶到李洪亮门外时连声喊道：“小李！小李？”屋里却没有动静。这时尾追而来的凶手冲着谭的背后接连打了两枪，但这两枪都没有击中谭的身体，而是穿越过敞开的上衣击在李洪亮的屋门的门框上。谭甫仁这时转过身来，迎着凶手冒烟的枪口冲过去，凶手又一枪打在谭的腹部，谭踉跄了一下继续往前冲。凶手紧接着向谭打出了第四枪，这一枪打在了谭的右上臂，谭侧身倒在地上。凶手来到谭跟前，将枪口抵在谭右侧太阳穴处第五次扣动了扳机，子弹从右侧太阳穴穿入，从左侧太阳穴飞出。就这样，一个从１９２８年就参加革命，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披肝沥胆奋斗了四十多年的中将，永远地倒下了。

验枪无果而终　调查柳暗花明

侦破工作尽管是在保密、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但动用的人力之多、声势之大，历时之长却是空前的。破案主要围绕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查验枪支，即清查检验全军区所有的五九式手枪，逐人逐枪核查，军区保卫部的大部分干部分派到各单位进行督促检查；二是核实人员，即在全市范围内普遍调查青；查枪毫无结果，所有佩发的五九式手枪一枪一弹不少。这使专案组大惑不解：五九式手枪目前只在军队干部中装备，而地方上一支没发，即使公安机关也尚未佩发，难道刺客是从外地部队中偷盗的枪支？

其实不然，查枪工作尽管看起来力度很大，但却留有一个死角——那就是军区保卫部自身，结果出现了严重的“灯下黑”。原来，保卫部的保密室中就保存着一批备用的五九式手枪，而且枪弹混存。３２号院血案发生后多日，保卫部人员整天忙忙碌碌地去检查别人，却偏偏忘记了检查自己的枪。也许他?然而，意料不到的事还真的发生了：在全军区检验枪支后的第九天，当保卫部要用枪时，发现锁在保险柜中的五九式手枪竟少了两支，并且还丢了２０发子弹！奇怪的是，保密室的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保险柜的暗锁也完好无损，而里面的枪弹却不翼而飞，显然具有内盗的嫌疑。

于是，保卫部负责保管枪支的秘书袁孔祥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当即被隔离审查，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偷去了枪支子弹，但又说不清两支手枪的下落。被追逼得急了，他就谎称这两支手枪和２０发子弹借给老乡带回湖南了，第二天又翻供，一口咬定没有从保险柜中往外拿枪，专案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立即派人到湖南找到袁所说的那位老乡，经查问，根本就没有借枪之事，人家甚至就没到过昆明。

审查袁孔祥毫无结果，只好将他隔离反省。

这里，专案组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明知道问题出在保卫部内部，为什么不认真地查查在枪支保管方面的漏洞呢，为什么只死盯住袁孔祥一个人？况且，袁孔祥的身材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明显不符。试想，如果确系袁孔祥监守自盗，在全军区普遍查验枪支情况下，他为什么不悄悄地把所盗枪支放回保险柜？由此可见，偷枪肯定不是袁所为。

那么，内部人员中又有谁有机会有条件接触保密室和保险柜的钥匙呢？这个范围不会太大，而是很小，只要认真地深追细查，就不难找到嫌疑人。遗憾的是，专案组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也许是前途命运所系，致使破案工作没有顷其自然地紧紧围绕着手枪与血案、胖高个儿与保卫部这两条线索的交叉点去认真追查，从而使侦破工作走了不该走的弯路，出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恶果。

查枪验枪工作搁了浅，但外围调查摸底工作则获得了新的重要线索：专案组成员在军区政治部家属院走访时，住在该院的８岁男孩马苏红反映，１２月１７日清晨５点多钟，他用木盆顶着的小屋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了一个穿军装的胖胖的大个子，脸庞圆圆的，好像还满头大汗，他冲着睡眼惺松的马苏红问道：“陈汉中科长住在哪儿？”马苏红指了指上边，回答说：“就住在楼上，”那人转身就往楼上去了。

经走访住在楼上的陈汉中的妻子，她证实，那天早晨５点多种，她还没有起床，未拴住的房门突然被推开，来人开口就问：“陈科长在家吗？”她说：“不在，到上海出差了。”那人一听未进屋，就转身走了。她提供的该人身材特征与马苏红所反映的完全一致，估计这个人与在３２号院王文莹所见到的凶手极可能是同一人。３２号院和政治部家属院相距不远，也就是七八分钟的路程，而与目击者所提供的时间又大体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在３２号院作案后马上赶到了政治部家属院。

专案组认为，马苏红与陈汉中的妻子所提供的这条线索极其重要，对破案很有帮助。便在这两个人身上下了不少工夫，尽量让他们提供出更多的情况，希望挖出那个高高的胖军人。过了约七八天，马苏红放了学往家走，正好与住在同院的王冬昆同学走在一起，这使他突然想起，那天早晨他所见到的那个胖军人很像是王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拿来一张包括王冬昆的爸爸在内的集体照片让马苏红辨认，马仔细逐人看了看，然后果断地指着其中一人说：“就是他，他是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人员愕然了。原来，王冬昆的爸爸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刚提拔不久的副科长（副团级），因被原籍老乡检举有历史反革命问题，正在被隔离审查。按说，王自正的身材与王文莹、马苏红等所见的可疑人完全相符，但他正被隔离在西坝原战俘管理所内受审查，他的住室中有保警队员谭崇访日夜陪伴监视，门外有一个班的战士２４小时轮流看守，他怎么可能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溜出来盗枪、杀人，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去躲藏呢？除非他有“分身术”，要么有“燕子李三”的那一套本领。

所以，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态度最坚决、最不相信系王自正作案的就是军区保卫部长，王自正的主管领导景儒林。景曾不止一次地说：“关押王自正的房间夜晚电灯长明。门口哨兵时刻不离，他若能出来作案，那可真是今古奇谈了！”

也正因为如此，当初进行大范围摸底的人员来到西坝一问情况，就轻易地把王自正排除在外。转

领导决策失误　凶手饮弹自杀

虽然有些人不相信王自正会在戒备森严的隔离室中溜出来作案？但他毕竟符合作案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又被目击者从照片中辨认出来，所以，专案组决定让马苏红到西坝俘管所对王自正本人直接辨认一下。

遗憾的是，由于办案人员缺乏组织辨认的经验，又没有进行周密的准备，致使秘密辨认变成了当面辨认。１２月３１日中午，当专案组人员领着马苏红走进西坝俘管所大院时，王自正正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插在裤兜中扫院子，马苏红一眼便认出了王自正，脱口说道：“是他，就是他！”

　　这话被王自正听到了，他抬眼一看这个小家伙似曾相识，转而不禁大惊失色，急忙转过身去，强装镇静地继续打扫着院子。王自正的反常表现自然逃不过专案组人员的眼睛，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