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这正是引人入胜的地方。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在35年10月，张学良就应当有这个判断，就是红军有可能经宁夏去绥远外蒙。他绝对不是在36年4月7日见周恩来时突发奇想，建议红军去绥远，外蒙的。他在35年10月就应当有这个判断。但是毛没有按常理出牌。毛在到达陕北以后，也在考虑红军的动向。他选择了东征计划，否决了张闻天热心的经宁夏靠近外蒙的计划。毛在35年12月1日给张闻天电报中讲“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完全同意”，“我不同意的是时间和经路问题”。毛用这个“时间和经路”来说服张闻天先支持东征计划。当时党内主要意见是支持张闻天的经宁夏去外蒙的想法的。而毛还想再碰碰运气。他不想立即就去外蒙，在他看来，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毛从技术层面上，强调了东征计划与“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不冲突。毛的想法还是先冲击山西再说。所以，张学良判断红军应经宁夏去外蒙，这个判断没有错。他大概让东北军也是这么准备的。可结果让他吃惊，红军一头扎进山西了，张学良自然只能先瞧瞧红军的能耐。到四月份，他估计红军在山西没有多大的戏了，于是就给周恩来提议，你们还是干脆点，经宁夏去绥远外蒙吧，这差不多算是在讲风凉话了。东征失利，毛也只好执行西征计划，这个西征计划也是毛的那种机会主义式的行动。看上去，这个计划是打通宁夏，接通外蒙，给红军留条生路，但也包含了一个在陕甘宁交界处占住一大块空间，用“空间换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的意思。西征战役执行中，“两广事变”发生，红军压力减轻。自然毛就又有一些理由说服党内同事，先不忙去外蒙，先看看再讲，比如先同二、四方面军会师，再定行止。这期间张学良没有再给红军军事压力。

C：毛在思想深处是不想去苏联的。到陕北以后，他与林彪关于去陕南游击的争论，表明他不想散伙；与张闻天在东征问题的分歧表明他不想去苏联外蒙；与彭德怀关于东征与陕北联系的争论表明他不想留在陕北。他本能地抵制这样的计划，他抵制不了的时候，他就给你找理由拖，他总是很顽强，张闻天这些人就不那么顽强，所以就总是被毛说服。那么共产国际又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呢？

Y：问题难在共产国际的态度如何布达中共呢？直到1936年6月中旬，红军才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所以，6月28日毛给张国焘的电报是个时间关节点。在此之前，西征战役就是经宁夏去外蒙，毛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但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系恢复以后，我认为，共产国际不赞成红军去绥远外蒙。

C：这就不是共产国际的问题了，不如说是苏联的问题吧。当时要去外蒙，也就三条路，第一条最便捷的路是经榆林去外蒙，但汤恩伯在那里，即便蒋让红军从那里过，敢不敢过也还是问题；第二条路是从山西迂回过，就是毛讲的“经路”；第三条是从宁夏过，就36年六月左右来看，在陕北的那点子部队，强行通过也过不去，到了八九月份张国焘参加宁夏战役时，提出一定要飞机大炮，否则无法过得去。于是共产国际书记处在九月份批准了计划，但仅仅含糊的讲可以提供援助。但到了11月3日，又把地点改到了新疆。九月份共产国际反对去新疆，11月要求去新疆，这个变化也太快了一点，部队哪经得住这种变化呢。可以由此推断：九月的承诺，也未必真正可以兑现。所以我认定，在此之前，不论共产国际还是苏联，对红军去外蒙苏联，至少是不那么情愿的。那个心态，大致是这样的：最好不要来，实在没办法，那就过来吧。

Y：就是前面讲过的，苏联不想在察绥这些敏感地带引起日本人的反弹。苏联已占住外蒙了，他担心给日本找借口，丢掉外蒙。为救红军，这样做划不来。所以共产国际宁可红军去新疆。其实，在这两个月里头，有四个主体：斯大林、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四个主体都有自己的意见，但只有斯大林的意见是比较固定的。共产国际的意见，一方面要听斯大林的，另一方面也要救中共，但肯定偏向于斯大林。斯大林的盘算中，有没有中共不重要，关键是中国要拖住日本，所以中共不重要了。中共代表团则是希望给危难中的战友打气，让他们不要垮了，各种承诺，能给的就给，兑现不了，也给。中共中央则没有头绪，怎样都行，只要生存下去就行。这期间的电报、计划很多，当不得真。

C：红军整建制去外蒙，可能是会有问题。如果只是残部逃亡到外蒙呢？

Y：那就没有问题，苏联人肯定会照样接受，然后剥夺中共这班人对红军残部的支配权。苏联人这个准备工作是有的。总归一句话，红军最好不要去绥远。这一点，苏联人的想法倒是同毛一致。

C：我认为，去外蒙苏联，是那帮书生们的一厢情愿。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把共产国际和苏联当作真正依靠的。对毛来说，则不是那么回事。他在长征途中也有去外蒙苏联的想法，但是，他仅仅把这当成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他可能会把共产国际当成现实的依靠，但不会当成心理的依靠和依赖。一路长征下来，加上与共产国际第一次以党的领袖身份打交道，再加上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益的敏感判断，他认为去外蒙苏联这条路子，对他来讲，怎么都像熱脸贴上冷屁股，他没有其他领袖对共产国际的毫不做作的亲切感和归属感，毋宁说，还有一种屈辱感，寄人篱下的感觉。张国焘大致也有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他没有主动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原因之一吧。毛张二人的这种自主性和对共产国际的疏离感，无法与别人沟通。而且，这种东西也讲不清楚，在那种情势下，一讲出来，无疑就是一种叛徒的话语。所以，对毛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倒是高度一致的：能不去就不去，实在没办法，那就去吧。“两广事变”也给毛带来了机会，便于他坚持自己的想法。红军也趁机实现了三军会师。

Y：蒋处理完“两广事变”，重新部署部队，大致到10月左右就完成了。随后绥远动荡，11月就发生事变，到12月3日，百灵庙大捷，伪蒙军失败，绥远事变结束。绥远抗战，中央军做出的战略是全面参战的，但没有想到十几天傅作义就拿下来了。日本人在很小的程度上参与此事。其作战部队没有参加，中央军就没有参战。其实在8月，日本已经做出战略选择，即采取“南下”战略。关东军热心 “北上”战略的主流政治家被挂起来了。于是绥远的重要意义就下降了。伪蒙军和一部分关东军背景的日本人，想在绥远造成即成事实，被蒋的坚定态度给击退了。虽然不能肯定蒋在8月份是否就知道了日本人的这个战略选择，但他从百灵庙战役轻松获胜，应能猜测出日本的方向了。蒋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概括起来，从35年10月开始，蒋政权这里，主线是防止日本图谋晋绥，想联俄抗日；付线是招安红军，整合西北力量。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所以后来史书上就有点讲乱了，把围绕着主线进行的军事调动，都讲成针对红军的，结果蒋介石就坐实了只打内战不抗日的恶名。有意思的是，日本人也想加进来搅局。从8月份开始，他们试图同南京谈判，搞共同防共的协议，其实就是想在这个地区防止苏联插足。这当然不合蒋的意，就干脆拒绝了。

C：两广事变结束，蒋的部署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毛又有压力了吧。

Y：对。蒋让胡宗南重新从西边陕甘大道向东北方向施加压力，迫使会师之后的红军主力进宁夏。我看蒋的意图，能干掉红军主力就干掉，干不掉，就把红军主力撵到绥远外蒙边界地带。胡军从10月上旬开始给红军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红军此时的方向怎么选择呢？经宁夏去绥远？可以去，但共产国际的丑话可能已说在前头了。你们就只能保持个党的架子。红军要全部缴械解散。这不是毛、彭想要的。连洛甫、博古这些人也不想要这样的结果，除非别无活路。过黄河西去新疆，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但却不是蒋介石喜欢的。中共到新疆去和盛世才搞到一起，更危险。

C：去新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直接在苏联的羽翼之下，但比直接去苏联强一点。实际上，盛世才那时对南京离心离德，正打算加入苏联呢。中共到新疆，有可能迅速做大，再杀回内地。所以，胡宗南对四方面军渡河西去的行动给予猛烈打击。

Y：毛及红军就是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去绥远心有不甘，去新疆老蒋不让。来回犹豫，宁夏战役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制订的并执行的。这个计划没有方向，只有占领宁夏境内黄河几个渡口是确定的。这样的计划自然没有什么价值，很快就停止执行了。到11月3日，陈云和王明从莫斯科给中共电报：“现已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办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办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能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这个电报试图打消红军的犹豫，坚定红军去新疆的决心。可惜，即便此时毛回心转意，想去新疆，也不可能了。因为胡宗南连续突击，已使四方面军主力被切成两个部分。在黄河东岸的张国焘已经过不去黄河了，只好向宁夏方向转移。

C：毛在10月26日还不乐意红军去新疆，他给彭的电报讲“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从中看出他至少在这个时间还在犹豫，究竟是去新疆，还是去绥远？毛确实表现出拿不定主意的状况。

Y：所以11月3日王明、陈云的电报，就是打消毛的犹豫的，但来不及了。毛又一次地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免除了自身失误造成危害的责任。他有了解脱自己责任的借口，那就是胡宗南的进军已使共产国际的建议无法执行，而不是我老毛不想执行。

C：毛总是有这样的机会。

Y：胡宗南达到了他的任务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切断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去新疆的路线。他接着继续施加压力，使红军主力集中到陕甘宁最荒凉的地区，然后就停下来，看红军怎么动作。

C：这之前有个山城堡之战吧。好像讲山城堡战役吃掉胡宗南一个旅，所以胡宗南不敢前进，就停下来了。

Y：山城堡战斗，胡宗南吃了亏，这不假。但一个旅几千人的损失，不算动了胡宗南的筋骨。他绝不会因此产生惧怕红军的意思。因为在这之前，胡打得很顺利。几次恶仗，都是红军败退。胡不会因为山城堡失利就停止的，况且这个旅失利仅仅是因为突击太过头。他保持战线稳定，希望红军出宁夏去绥远。因为在这个当口上，毛很着急，发报给潘汉年，要求与陈立夫会谈求和。刘鼎11月14月给毛汇报讲“蒋企图把红军全部赶到外蒙，给苏联来解决这个矛盾”。胡宗南的任务就是保持压力，争取让红军出宁夏，同时也为陈立夫同中共的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

C：既然去新疆已是不可能，那毛又怎么办呢？在11月初，毛是打算让红军从东南方向突破。这个方向是冲张学良去了。但这个计划没有实施。毛也有再东渡过黄河去山西的计划，也没有执行。这确实奇怪，在党史资料上，只能看到东渡黄河以及向东南突破这样两个几乎毫无胜算的计划，而没有经宁夏去绥远的计划，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段历史被伪造过吗？又为什么要伪造呢？中共反正早在四川时就讨论过如何靠近苏联的计划了。没有必要回避这个问题呀。

Y：有难言之隐，因为去绥远远到外蒙，就要丢掉红军大队，只能是中共上层人物苟且偷生了，这个没法讲。况且，反正红军哪也没有去，也去不了。整个就给搁在这里了，东张西望。实际上，在宁夏战役之前，红军不去绥远，是因为毛不想去，再加上共产国际反对；宁夏战役之后，红军不去绥远，除了毛及共产国际的原因之外，恐怕同张学良这个因素开始起作用了有关。其实宁夏战役计划本身的模糊性和犹豫，就是因为中共对张学良开始寄予了某种期待，使中共特别是毛觉得可以尽量再拖一拖，尽可能晚地踏上不归之路。总之，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选择。一旦出宁夏去绥远，那么就什么选择都没有了。

C：但不论如何，腾挪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直白了说，无非两条出路，一条就是彻底投靠苏联，几乎完全丧失自主性，这对那帮书生们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自主性，或者，自主性还没有萌发出来。共产国际或苏联，对他们来讲，就像老爹一样，所以，那种命令式的语言，毫不考虑他们情感的做法，不致引起他们的反感，保不定还会越发引起他们的亲切感也说不一定。“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我们好，为了中国革命好。”这是他们很正常的心态。但对毛来说，则很是难受。第二条路，就是投降或被国民政府招安，这条路，怎么走，前途如何，很不确定，党心军心的维持也有困难。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子呢？张学良也是一条路吗？现在我们终于回到张学良了。张学良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呢？

Y：张学良的作用有变化。起先他同中共打的火热。但到中共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以后，中共开始冷落张学良，而以南京为谈判对手。但在胡宗南形成对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之后，张学良的作用就又变得重要起来。我们从张学良的几个可能的选择入手。张学良大体上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去绥远前线抗日；一个是同中共联合；一个是配合蒋介石，剿灭红军，也包括把红军撵到外蒙；一个是离开陕西被拆散，分散到其他地区。先看看去绥远，这是被很多人提及的，证据就是11月下旬他给蒋介石要求去绥远的电报。电文确实具备了东北人所有的那种爽气和感人的语气。据蒋身边的人事后回忆，蒋看电文时沉吟良久，最后回绝了张学良。这个故事被渲染成蒋不让张抗日。平心而论，绥远前有傅作义，后有阎锡山，再后有汤恩伯，前二人都是在保家乡，作战效果好过东北军自不待言。东北军上前线，涉及到一系列的防区调动，物资运输，显然并不现实。

C：绥远抗敌，困难不是部队数量是否充足，而是在于战略战术是否得当。人多并不解决问题。况且11月下旬，已可判断只是伪蒙军在行动，日本人没有动，你去抗什么日呀！

Y：所以，张学良这个电报有多少真情厚意，我有怀疑。蒋也不至于反对张去抗日，否则他为什么坚决指示傅作义抗战呢？去绥远抗日，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张学良虚张声势。第二个选择同红军公开联合，这有真实的基础。但是否有现实的安排呢？现在比较多的说法是讲张与周第二次洛川会谈，就是1936年4月的时候，他们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联合的计划，就是设立西北抗日联军和西北国防政府，这实际上就是张学良反了。这个计划，肯定被人提议过，但热心的一定是周恩来。张学良在4月份的时候为什么要对此热心呢？他有理由经此摸摸中共的底，但他不会就这样上钩。这基本上相当于一个穷光蛋与一个富翁商量合股开公司，这个富翁倒不一定当即拒绝，但他一定会仔细地慢慢瞧瞧这个穷光蛋有什么宝贝。你说，到西安事变前，这个穷光蛋能拿出什么宝贝来呢？

C：毛后来讲，36年他在陕北干些买空卖空的事。

Y：什么叫买空卖空？无非就是扯着苏俄的旗号哄人嘛。什么可以帮助介绍苏联的援助呀，等等，对阎老西儿这样，对张学良也这样。但张学良并不缺乏对俄国人的了解。我相信至少在4月份的时候，他比中共更知道苏联情况吧。

C：当然，如果他对西北大联合当真，那么西安事变他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方向上有所行动呢？他只是强调在何应钦的军事压力下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

Y：大体上可以讲，在张学良这里，是没有必要和红军联合造反的。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会造反，而且认为他是在中共影响下想造反的，这是完全说不通的，因为他没有这个动机。为了打回东北老家？不象吧？难道他认为他造反，另起一摊，能比老蒋干得好？跟中共联手，借苏联之力？那现在中共那付惨样，怎么不见苏联人出手帮忙？中共都不帮，会帮你这个前有过节的张学良？张学良不会这么无知吧！再说了，这样做的结果，或者讲风险有多大呀，他张学良会不掂量一下？真正难以讲清的，是为什么张学良不选择全力进剿红军，尽速歼灭红军呢？即便从10月底算起，他如果和胡宗南配合，在东南面紧紧围住红军，让胡宗南进去二个月内让红军屈服，对张有什么坏处呢？

C：一般现在的讲法是，张怕这个过程东北军老底给打光了。

Y：但我们前面已经质疑了这一点。红军固然勇猛，但并不是不可能失败，要不何来长征呢？张学良吃了直罗镇的亏，他后来采取不接战，远远地围着，就很有效。红军在西边被胡宗南打的够呛，张学良只要围住就行。

C：假定他知道在战役安排上，可以用二个月时间拿下红军，那么，这之后再统一抗战不行吗？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安内如果要用几年，那是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如果这个先安内只是一、二个月时间呢？那先安内讲不通吗？所以，从当时正统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在我们所处的角度看，国家利益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呢？肯定是消灭红军。我认为，恰恰就是在这个大问题，张学良及东北军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私心吧。

Y：对。如果把张学良说成抗日英雄，把蒋介石说成不抵抗，那么这个历史资料被组织起来的时候就漏洞百出，就如同把红军东征讲成是要去华北前线抗日，阎锡山拦着不让去。这怎么讲得通呢？但反过来，看看张学良当时的现实处境，恐怕他的问题不是抗日，而是如何自保的问题。就是你刚讲的那个很大很大的私心。实际上，张学良有个很大的心病，就是东北军这支部队已经完全烂掉了。自从中原大战，东北军进关接收平津之后，这个部队就成了一个花天酒地的流氓团伙了。热河失守，张学良出洋，蒋介石直接指挥东北军的四个军，他不是指挥不动，而是发现这个部队整个在扎根弄钱，所以不到十个月，蒋赶快让张学良回来，带部队离开华北这个是非之地，去河南湖北。反而把华北交给一直同蒋矛盾重重的西北军和阎锡山。张学良到武汉以后，东北军故态重演。蒋又为难了，要知道，在当时，南京政府实际真正控制的除了苏浙沪以外，就是河南、湖北了。蒋同张学良情同父子，他信任张，但也了解他的弱点。蒋完全厌烦东北军。但他还是给东北军好地方。他也派了钱大钧一大批干部去设法帮张学良改造东北军，结果完全摸不着头脑。这帮浙江人完全不适应东北军那种作派。他们都喜欢张学良。张学良这种公子哥，说到底谁都喜欢，反正他永远不占你的便宜。所以河南，湖北地方苦不堪言。老蒋不能任由东北军毁了两个省。他统共也没有管住几个省啊。武汉实在太重要。所以，他只能调东北军去西安。东北军去西安，没有闹什么情绪，他们自知不见容于湖北地方。他们差不多是灰溜溜地离开鄂豫皖。

C：东北军的伙夫都带着老婆孩子，怎么打仗呢？我也挺纳闷儿。当时，好像还就陕西地方势力小，蒋还可以做点主，要是调东北军去山西或是去四川，那非闹出乱子不可。湖南、安徽也各有其主，所以只能调东北军去陕西，并不是让东北军去打红军这么单纯的。一来，蒋不认为红军还有多少力量，二来，如果红军有力量，他才不会指望这支部队去打呢。胡宗南已经在那里了。他就是给这支混球部队先找个安身的地方。

Y：胡适日记里头讲热河被占领后，华北危局之下，蒋请胡适等人商讨外交策略，感慨东北军完全不中用，对张学良恨铁不成钢。张学良对东北军也很矛盾。他知道部队的状况，但他也对部队的状况有责任，说到底，张学良同东北军之间有道义、情义上的关系，。他没有办法丢掉部队。张学良不像其他军阀，他有足够的私财，他不靠部队过日子。但是张在情感上依赖这支部队，面子上、人情上都是如此。他摆脱不了。所以，他只能想法改造这支部队。但自从入关，到现在这几年，他非但没有能改造部队，相反部队跑来跑去，就给烂透了。

C：而且名声极臭。“九.一八”，“热河”丢人丢到家了。我看张学良对这个名声很重视。

Y：到了陕西之后，他开始有了两个新情况，一个是华北事变加剧，抗日已被赋予了更多的正面因素，许多地方势力和权力集团都开始公开打出抗日的旗号；再一个就是与中共中央正面直接交手。特别是后一种情况对张的影响很大。张始终不是一个有良好知识训练的青年人，他一开始就是作为他老子接班人来培养的。所以，他的思想结构很复杂，他周边亲近的人都是些二、三流人物。所以，他同中共高级人物打交道，就被吸引了。他自然地产生了利用中共整治东北军的想法。要知道，在那个时期，关于中共，国人是有些一定之见的，一个是有苏联在后头，是有靠山的；一个是政治能力强，有高深见解；再一个是不怕死，不怕苦，有献身精神。这几条都是中国地方政治集团比较缺乏的东西。张学良产生这种与中共合作的想法就很自然。

C：就是说，张学良同中共合作，倒不一定是为了抗日等等这些大义，而是出自小私，一己之私，就是想与中共合作来改造东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