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对。为了大义，那么，就有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些矛盾的地方。一句话，为了大义，张学良就该配合老蒋剿共才是。张正是从一己之私出发才与中共合作的。但他这个一己之私，倒也不像其他那些小军阀那样龌龊，他还是心存希望，将东北军改造成一支正面的部队。所以他甚至提出他本人可以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C：他如何利用中共来改造东北军呢？他怎么样才能打成这个算盘呢？

Y：很不容易作到。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也就是东北人的办法。施小惠唱高调，慢慢周旋。他先是很爽气地给红军大洋、物资。然后声言不能不执行蒋的指令，要进剿，形成对红军的挤压式包围。然后，开始与中共一起唱抗日的高调。这个基础上，他开始摸中共的底。中共自然投怀送抱。中共基本上是想利用张，所以，就不断地给张提出各种建议，同时也在军事上做出配合，尽管有风险，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让出瓦窖堡就是一例。

C：中共当时提出西北抗日联军和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张没有反对。

Y：张表面应和了中共的这个想法，也就是后来人们讲的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但他并没有当真，只是口头上讲讲，字面上写得不多，真正去做的一件也没有。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张学良没有理由在西北形成割据，他犯不上这么做。他的真实意图是让中共和红军加入东北军里头来，或者是两支部队合在一起由中共来彻底改造东北军，张不想搞独立，但他想要这么一支新型部队，为了让中共放心，他干脆压上自己做担保，他本人入共产党。他想由他自己加上中共高层人物组成领袖集团，带领这支部队，防守西北，必要时就上抗日前线。所以，这期间，他的抗日高调唱的比中共还要高，他想在抗日这个旗号下，一石二鸟由中共改造东北军，用东北军收编红军。他据此可以在西北站住脚，同时两边落好，一边在老蒋这里收不战而胜之功，一边在苏联那里收抵抗日本之名。

C：他本人提出入共产党，不怕老蒋猜疑？

Y：那不是问题。张学良自信在这种问题上，老蒋可以允许。只要他能够收编红军。蒋不是个意识形态很强的人，他自己可以大用特用中共人员，蒋是看效果作判断的人。这个同中共不一样。后来他自己不是也提出过加入第三国际吗？

C：那张学良的这个想法如何在政治形式上实现呢？

Y：这正是问题所在。张学良有天真的一面，他清楚中共和老蒋这两边的情况，他有自己的判断，他对中共当时东征作战状况是了解的。所以，他认为中共会理解并接受他的想法。确实，他没有在政治上找到合作的形式，所以他也暂时接受西北抗日联军的说法。说到底，当时中共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其他政治形式。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式，重新再搞不可能。他们也没有别的经验，所以一上来，还是个闹革命，想拉军阀们搞西北割据、反蒋、反国民政府。后来八路军的那种政治形式不是事先想出来的，是国共谈判及外部日本入侵的局势逐渐形成的。在1936年4月张与周在谈判时，他们俩都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只能用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要办这个事，他需要相对和平的环境，他不能去打红军，当然他也希望红军不要打东北军，缺钱、物资都没有问题，我张学良有的是够你们用的。这套东西也真把周给唬住了。我相信中共是真动心了。

C：动心？给一个地方力量作合作？

Y：那又怎么样。36年11日时，毛给阎锡山写信，那不是白纸黑字的写着愿听从阎长官的统一指挥吗？这个没有问题。成问题的是共产国际一听说此事，大大的愤怒了，俄国人搞不懂中国那种复杂的政治话语，他们要的是蒋介石带全国抗日，而不是几个地方势力借抗日为名，形成分裂局面，这种局面只能有利于日本人。况且中共还是同张学良这个苏联人最不喜欢的地方势力合作。所以共产国际就坚决反对与东北军的合作，坚持要中共与蒋合作。所以中共认真的同老蒋谈，把张学良放在一边。而张学良就更有意思了，他先稳住部队，同红军保持距离，免出摩擦，然后他呆在一旁看中共和老蒋的勾兑。他大概认为老蒋的办法不会有结果的，红军也很难从老蒋这里拿到想要的东西，所以他准备等到两边搞不下去了，再来收拾局面。所以从1936年4月他同周谈判后，没有再多的举措，因为他知道红军在和老蒋谈判，那就先谈吧，而他到真的去办军官训练班。当然他作的够小儿科，有点像过家家，倒是很认真。但中共清楚蒋的作法，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就撵走。而蒋拿准了苏联的利益同中共目标不一致，它可以分开处理。随着他对苏联人的想法和红军状况的了解越来越多，蒋的态度越来越坚定，条件越来越苛刻。

C：张学良的心思，老蒋是否知道呢？

Y：老蒋知道他同中共在谈判，老蒋也不反对，蒋对此类中国特色的政治太熟悉了。我判断老蒋是知道张学良的打算的，否则他不会经常到西安城内活动。因为张并没有非份之想，大概老蒋认为张学良太天真吧。其实，老蒋就一直这么认为的。张学良不天真，也不会被老蒋这样调动自如的。从时间上看，自1936年4月、5月分别有周与张，潘与曾养甫的谈判。之后，两广事变，蒋重点在南方，红军着手西征会师，各方都有大的动作，但张没什么事。到8月，两广事平，蒋又回到北方，此时绥远察哈尔浮动，蒋为此开始调动军队；到10月，蒋下决心一面压红军出绥远外蒙，一面策应傅作义，准备绥远抗战。中共并不明白此中奥妙，他们处在生存危机之中，认为蒋大概翻脸不谈了，所以中共回过头来，又同张学良谈，这张学良正等着呢？所以张劝中共不必着急，先稳住两个月，必有情况发生。

C：什么情况呢？张学良又没有说透。

Y：但中共似乎是相信了他，至少毛在几份电报中都提到张的建议。原本到十一月以后，红军压力太大，几无出路，只有向北出绥远这条路了。我判断中共高层一定已有去外蒙的打算了。这个情况下，同张学良一接触，张自然就是劝阻了，讲再过一、二个月必有情形发生。毛不想去外蒙，也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张这么一讲，毛只好当稻草抓住。本来毛想向张学良借道，向东南方向跑，但张劝他不必如此，先等等再看，毛不大相信，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拿张的讲法给大家壮胆。但毛终究对此没有底，又生一计，想再次东征入晋，所以才给阎锡山写了那份谦恭的信，但阎又不上钩，只是虚应着。而在张学良那里，他有几个判断，一个是绥远抗战会拖下去，这个是从他自己与日本人交手的经验来判断的；一个是蒋必然要全面介入绥远抗战；一个是陕甘只能让他来收拾；再一个红军千万别出绥远。因此，他让毛别动。其实，他是知道蒋希望红军去绥远外蒙的，他也知道红军没办法的时候会去绥远的，红军讲去东南或是重新入晋，都只是试探。所以，他就要打消红军去绥远的念想，于是他才讲一二月内有变化，可期待。

C：实际上，十一月的时候，共产国际已经改了口气，要让他们去新疆了。但由于三个通道都已经被堵死，想去外蒙，一不可能借到共产国际之力（诸如得到武器等等）；二不易打得过去，或者说根本就打不过去了。胡宗南在西，汤恩伯在正北，阎锡山、张学良在东南，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时，张的地位很有利。红军给打惨了，口气也变了，可以比较容易接受张的办法了。估计他的心情不错。

Y：蒋在组织绥远抗战的同时，一直想把红军撵到绥远外蒙。蒋所以也施加压力让东北军从东南战线向西北压红军。所以啊，张学良就拿出东北人那种表演天份，大叫大嚷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要去绥远抗日等等，反正就是不想挤压红军。后来老蒋也懒得管他了。张也就消停了一阵。

C：那张是胸有成竹了，他的计划是什么呢？搞政变？

Y：怎么会呢？他才不用这么办呢！他根本就没有这么想，这超出了他的想象力，他还就是那个办法，用东北军收编红军，让红军改造东北军，由此他可以在中国创造一个政治奇迹，让老蒋和南京那帮自命不凡的家伙看看，东北除了胡子以外，还可以有这样的政治才俊。他认为胡宗南10月、11月的进攻，已使中共放弃对蒋的幻想了，会来求他张学良的，只要时机一到张宣布就是了，他是11月中旬给中共讲再过一、二月就行了。但就在他心定神闲地准备收拾陕北残局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绥远抗日才刚刚开打十几天，到十一月底的时候，就大获全胜了。这首先是出乎了蒋的意料，蒋拉开架势准备大战一场，结果日本人退缩了。这当然对蒋最好不过，蒋据此判断日本人放弃北上和拿下中国的战略，而改为“南下”战略。这种情况下，拉苏联下水的紧迫性就下降了，对红军就应当彻底干掉。而不是以前让红军出绥远的计划了。所以，蒋从11月底开始，就重新部署了。他的重新部署最重要的一着，就是让东北军让道，由中央军直接干掉红军。这样一下就打乱了张学良的步骤，张很年轻，面对如此变故，一下就乱了方寸。

C: 依我看，不论怎么说，张的这个盘算也是完全的一厢情愿，这怎么可能呢？

Y: 是啊，但你不能否定他可能有这个一厢情愿，实际生活中，这种一厢情愿的事多了去了。当然，一方面蒋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由他来收编红军和共产党的；另一方面，共产党也不会让他收编的，即便让他收编了，最后的结果也是把他给收编了。阎老西儿才让薄一波搞了一个新军，结果一个小小的薄一波就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但以张学良的水准，不可能预测到的。
C：那你说蒋因为百灵庙的胜利，改了主意，弄得张措手不及的时候，他和中共是否商量处理办法呢？

Y：没有，他怎么有脸去和中共讲呢，红军连去绥远的可能性都没有了，都是你这个家伙给闹的。况且讲了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更严重的事情是，蒋还打算彻底解决东北军问题呢！蒋的办法也够狠，要么你打起精神与红军硬干，要么你的部队拆散调到各区，因为没有什么其他地区可以一次接纳那么多部队，只能打散了，到各地驻防。这简直就太严重了，等于东北军就没有了。

C：张可不可能作详细的计算呢？这样对他本人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吧，好像老蒋要张留在中央担任大员，不是也一样很风光很合他公子哥的意吗？其他任何办法都是不行的。

Y：是这样的，但事发突然，他张学良一下子就晕了菜。他身边也没有老成谋国之士，却都是害人害己居多的青年秘书。他一下子上火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来的。正是因为他盘算了一下，任何办法都没有，只有接受老蒋的安排，但他一时面子下不来，热血一冲，他就干上了。

C：而老蒋可能也恰恰认为张学良除了接受他的安排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蒋才放心地在西安活动，蒋实在没有想到张学良来了个“西安事变”。

Y：对。所以张学良才干成了。从事后参与者的回忆看，张根本就未曾想过干不成怎么办的事，所以这是件典型的心理学案例，他也没有什么大计划。后来有人讲，张学良对苏联指责他感到意外等等，那都是瞎说，张学良原本就没有任何宏大计划。他只是想借红军改造东北军，他也想创造奇迹，但那远不是什么大计划，也无须什么共产国际的支持。西安事变纯粹就是心理学事件。因为在此之前，张学良感觉上太有把握了，结果绥远战事嘎然而止，他才一下子被冲击、晕菜了。他在所有方面都下不了台。就是这么回事。

C：也有人纳闷儿事先他怎么不同中共商量？

Y：这也是乱讲，他原本没计划，有什么好商量的，正如同他后来送蒋走也不同周商量一样，他认为这纯粹是他自个面子问题，是自己的事，同别人没有什么好说的。

C：蒋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Y：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错，在事变之前也没有什么错。因为张学良搞事变不是“政治学”问题，是个“心理学”问题。蒋对红军和东北军的办法从正统的政权角度讲，是没有什么错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结局也一样，要么被整编，要么被干掉。11月的时候，陈立夫这个渠道也讲过红军以三万人为限进行整编，这个条件在西安事变之后也没有变化。周恩来在1937年几次谈判都还是在三万人这个基数上谈的。其实，西安事变倒让蒋的威信一下子建立起来了。

C：那倒是，全国各方力量一下子发觉没有蒋介石还真是不行呢。这个也真是很奇特，很壮观的政治风景啊。蒋介石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事后他该心存感恩之念吧！

Y：那他要是没有，算他对全国人民不厚道。但我看老蒋的问题，还是出在他对中共的认识上面，他完全没有弄懂中共革命的秘密。他同中共在谈判人数问题的时候，就大大的上当了。所以我有一句话，蒋介石在事变前、事变中都没有出差错，但在事变后他出了大错，上了大当，就是指这个事。中共宣布投降，这个条件其实就两条，一个是红军人数，也就是整编的基数，一个是中共人员在红军整编后的部队里头的位置。中共在人数上与老蒋斗争得很厉害，而蒋也确实在人数问题上很重视。

C：这个有些复杂，大概他还是这么个思维方式，用多少条枪来测度力量的吧。

Y：中共就抓住这一点，狠狠的和蒋争执，然后暗渡陈仓，拿到了另外更关键的条件，就是中共组织完整，并且可以在军中任职。有了这个条件，中共就可以起死回生，因为这恰恰是中共的法宝。那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对乡村力量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这个能力被保住了。蒋不懂这个事情，所以信息不对称，谈判起来，看上去占上风，其实吃了大亏。当然，中共这套乡村革命的法宝说到底当时别人都没有，人类社会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这是中共独门的功夫。蒋无法认识到这个秘密，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后话了。

C：那西安事变对中共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Y：这个也不好讲是个转折的意义。党史上都是这么讲，可是有漏洞。因为要这么讲，就必须承认一是达成了协议，二是蒋遵守了协议。这同以前蒋背信弃义的叙述就有矛盾。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又讲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决定抗日了，这又留下了新的漏洞，于是再编新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西安事变没有这样的转折的意思。西安事变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契机，把舞台的幕布拉上了，而不是拉开了，幕布遮盖之下则各个角色的本来面目就出来了。事情就比较好进行下去。在此之前，国共谈判中互不信任，互不摸底，如三岔口，摸着来，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一下子把身段放下来了，跟蒋扮出了一副低头听喝的那样的神态，在此之前，这个很困难。在蒋这里，西安事变之后，让他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政治上的自信，他开始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格力量，他相信人格力量可以在那样的危局中感召张学良，当然也就可以感召周恩来这些人，所以他变得大度和容忍了。这从他指导中共整编谈判中几次做出让步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他有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西安事变给他带来的非常正面的变化。

C：这个要多讲讲，我认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讲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意义，那就是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实验室环境，让老蒋没有了。原先反蒋的力量，也就突然之间傻了眼，才发现这个蒋介石是少不了的，非他不可。这是一个只有在实验室环境下才可能有的情形，结果让张学良这么一闹，还真是出现了。在这之前，蒋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强人统治，靠枪、靠钱、靠诡计。在这之后，蒋突然有了一个飞跃，他有了一种“领袖人格力量”，这是一种之于中国的非常现代的东西，一种从未曾出现过的东西。他彻底发生了变化。

Y：这个变化，可以用现在的一个词叫做“驯化君主”，这个“野蛮君主”，一下子就“驯化”了。

C：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在当时那种国家和民族状态中，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一个是有人格力量的而不是传统的野蛮力量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这也使中国政治结构一下子有了大进化。满清覆灭以后中国政治的不稳定结束了，新的政治权威终于确定下来了。这个进化在随后的八年抗战中，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依靠所在。

Y：就是讲，民众的所有的力量、想法，要有一个政治结构来容纳体现，抗日没有问题，但没有这个政治结构，再强烈的呼声也无济于事。而这个政治结构的进化，一般都是极缓慢的，但是非常罕见的，有时却可以由一个政治人物自身的原因，而突然地迅速地完成进化。西安事变和蒋介石就是这个现代政治史上的仅有的案例。

C：现在人们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太过局限于与红军的关系了。我看这个关系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蒋这个“领袖人格力量”的构造上。

Y：当蒋回到南京时，所有的政界、知识界人士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当然蒋介石也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他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讲话、包括对张学良的处置，都是在无例外的强调他“领袖人格力量”的“感召”。他自己“驯化”了，他还要“驯化”张学良给大家看。蒋在这之后，才获得了领袖人物的感觉的，他有了作为统帅的自信心和安全感。这是他带领中国渡过艰苦非凡的八年抗战的真正力量所在。

C：中共也感到了这个力量的作用吧。

Y：对，没错。中共也强烈的感受到这个力量。在随后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我认为中共这边，应当也是有份真诚在其中，虽然他们不会因此“丧失原则性”，但他们也终于心服口服了。至少到这个时候，中共诸人是不会再认为他们还可以造反成功了。他们有自己的“知识结构”，有自己的“革命法宝”，但到这个时候，他们的认识也就只能到这个地步，他们愿意在蒋介石领导之下了。

C：从招安的角度讲，在理论上、面子上、待遇上、最后在情感上、都是讲的通了。

Y：啊，对，这个“招安”的主题差点忘了，但这难道不是题中之义吗？都用不着再去说它罢。

C：是用不着再说了。

Y：时机上，我是把西安事变之后，2月10日，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宣布取消苏维埃、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这件事，当作长征结束的标志。就是讲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到1937年2月10日这天，共两年四个月的时间。不是党史上讲的一年时间，那个时间的计算完全不是历史学的计算。不能再采用。两年四个月呀，嘴上说一遍，都累得要死，当初他们可是走过来的。

C：我们真是谈了很长时间，还分了上中下。

Y：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非常看重长征这个事件，它是中共革命史或者讲中共生命史的“腰眼”。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饥寒、疲惫、恐惧等等时时刻刻的围绕着这支队伍，几乎每一天它都似乎要倒下去，要完蛋了，结果它都挺过去了，它终于取得了一个哪怕是暂时的安全的处境，居然没有散了架。这样的旅程，再回头去看，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观察家、评论家、甚至敌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有神奇之处。蒋介石后来在同周谈话时承认，中共同志有革命精神。

C：我们以前讲过，中共在长征以前，有两层结构，即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红军中级以下的指战员，后者大都是几不识字的农民子弟。这两层结构，在长征以前，是有疏离感的。在瑞金时代，我们几乎看不到被留下姓名的活生生的战士形象。有的都是知识分子们的意识形态争论场景中的中共领导人物。对红军战士而言，参加红军，大概是因为可以吃饱，或者是因为乡村社区的排挤，或者有案在身，或是有些眼前的好处，或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被某种力量加以胁迫、劝说、动员、依附等等，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因为懂了什么革命道理才去的，没有什么由具体到抽象的精神提升发生。这个同下层百姓参加其它类型的武装组织也差不多。就传统而论，农家之子都不想当兵，当兵终究是无奈之举。参加红军以后，部队政治工作中那些宣教对他们来讲，“可能挺有道理吧”，不过如此，大多情况下就是如此。实际上，可能性最大的是大多数战士仍然是处于非懂似懂、非信似信的状态中。他们能记得住的一定是些没有系统的、联系不大的只言片语。长征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也就跟着那帮知识分子走。

Y：我看到后来一些采访老红军战士的文章，长征前半段，在渡过大渡河以前，逃亡的人很多，真正战斗中损失的人数比逃亡的人少得多。大概，逃走的人，特别是带头逃走的人，是自认为回到家乡还能有办法过日子的人。

C：留下来继续走的人，在进入四川之后，面临了不同的情况。环境改变了，即便你有机会逃亡，也不会选择逃亡，因为离开大队你死掉的可能性更高。在进四川之前，这个情况不严重。进四川以后，情况很严重。这种环境下，情况开始有变化了。除了少数高层领袖以外，其他知识分子干部和红军战士一样，都开始面临着一种共同的命运考验，恐惧、伤病、饥寒、疲惫，等等，开始共同的去体验，相互看得更清楚了。

Y：也许一个战士对军长是否与自己同甘共苦可以不在乎，但他对团政委和自己一个样，他会有很多感觉。

C：这些感觉，同他们下面记住的那些只言片语，就挂上钩，成了启示录似的觉醒。这不是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基于理性推断的接受，而是经过苦难和“得救”的奇迹后顿悟式的接受。这就使中共与红军在内部结构上起了变化，有了内在的坚信不疑的“信仰”，这种信仰在知识分子们那种自我扩大的奇迹解释之下、在长征后半期不断的转危为安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奇迹见证而被强化，使得一种排他性的命运共同体终于得以形成。

Y：在延安，是否长征干部，不仅是一种资历，更多是一种“我们自己人”的认同。

C：这样的中共和红军同长征前的红军、中共是大大不同的，让其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一般而言，当人对某个共同体的认同强烈到一定程度时，他自动的会升华自己在这个共同体的共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的记忆，进一步，他就会升华关于这个共同体的经历为奇迹，用这些奇迹来佐证他关于自己的奇迹的想象，更况且，中共主要由那些原本就有激越思想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他们更是会由于原生就有的那种历史感和使命感，而去刻意的不仅升华并且神化这个共同体的历史，从而给这个共同体赋予神示的命定和目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神化。类似的过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形成过程中大概也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有了与众不同的、而且往往也是人们不与闻知的经历后，往往会有夸大其词、小题大做的描述，有时，可以达到传奇式的程度。

Y：当红军和中共有了这种共同体认知以后，中共就变得更有力量。而随着关于这些奇迹以及不断的制造新的奇迹的传播，这种力量就不断的增长，变得越发的坚强有力。这就是1937年2月10日即便是诏安了，也根本不会出现散架的原因。不会有哪个红军指挥官会讲，听蒋委员长、南京军委会的命令，不会的。

C：长征故事的奇迹化、神化，并非某个人，比如毛泽东的有意为之，它实际上就是由每一个参加者的下意识的行为的总和而成。当他们中间那些最会讲故事、最会编制戏剧性情节、最能由小见大的人站出来，宣示这些奇迹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最普遍的共鸣。这样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在宣示这些奇迹的时候，也就完成了他们与这些战士融合的关键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确实实地认识到，长征是神奇之旅。

Y：然而，这样神圣、纯洁而又罕见的精神现象，却从延安时代开始，经由权力的功利化，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党史的描述中，长征中那些只可能与恐惧、逃避、盲目、错中出错等等或然性因素相关联的奇迹，都脱去了神奇的光环，变成某个人的事先的百发百中的安排，变成了完美计划的执行过程，或者变成计划被坏人破坏的过程。而这些坏人无例外的也如这个人一样的先知先觉，他们事先就憋足了劲要使坏。可笑的是，这些坏人，比如其中那个最著名的张国焘，无例外的以同样的方法做着同样的事，他在回忆录中那样痴迷于自己的事先的计划，以至于就如同先知一样的预言了毛泽东的灾难，嘿嘿，他还真是全说着了。这些人全都走过了头。奇迹只有同意外相关联时才是奇迹。事先的计划，不论多么先知先觉，那都与奇迹、与神奇无关的。他们试图借用已经成为奇迹的那种共同体历史意识去证明某个人和某个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方案的唯一性、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从而在为一切新的苦难、错误、乃至罪恶订立“神奇”的光环的同时，解脱了自己的一切责任。

C：当我们把长征重新放到常人可以触摸到和理解到的生活场景和心理过程的时候，当我们把长征同恐惧、绝望、求生和意外的幸存这样的生命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清除了加诸其上的心怀叵测的解说，我们就复原了这一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奇迹。当然，在这样的奇迹面前，我们充满了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