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陈汉中一起被隔离审查的还有谭崇访。他一直与王自正住在里外间，专门负责监管王自正，王自正潜出潜入隔离室怎能瞒得了他？是他麻痹大意没发现呢，还是发现了以后知情不报，或者是被王自正拉下水成为同伙？

　　尤其令人不能原谅的是，陈汉中，李伯志去隔离室传唤王自正时，谭崇访正在里屋睡觉，在王自正开枪行凶的关键时刻，他不仅不挺身而出，从背后擒住王自正，反而被吓得跳窗而逃。假如他当时表现得勇敢一些，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王自正自杀的。

　　专案组考虑到，王自正在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出去作案，站岗的战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不定有人充当了他的帮凶。因此，全班１２名战士均被隔离审查。

　　本来，侦破“０１７案”的主力是保卫部，但破来破去却破到了保卫部自己头上：凶手是保卫部的人，负责监管审查的也是保卫部的人，盗的又是保卫部的枪，暗杀的则是保卫部的头号保卫对象。因此，最难逃关系、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就是保卫部部长景儒林。加之当时地方和部队均有较严重的派性，就连专案组成员也有所谓“八派”、“炮派”之分。当时对“０１７案”有一个基本定调，那就是“集团作案”；在破案中也有一个警示性的口号，那就是“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所以，两派谁也不敢否认“集团作案“的定论，谁都想从对立的一派中挖出王自正的幕后策划、支持者，而景儒林则无疑处于斗争交会的风口浪尖上。他陷入深深的自愧、自责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１９７１年初，解放军总政保卫部召开驻京单位保卫部部长会议，要求昆明军区保卫部派人出席，在会上介绍一下“０１７案”情况，以使人们引以为戒，防止类似案件发生。军区领导决定让景儒林参加，但他找到副政委蔡顺礼推辞，说他没脸见人，坚决不愿意去。蔡给他做工作，并提出让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一同去，并让专案组准备好了案情介绍材料。到会之后，景儒林执意不发言，硬让王克学代替他介绍了案情。

　　１９７１年春节过后，昆明军区党委决定在昆明步校开办专案人员封闭式“学习班”，实际上就是隔离审查班。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为军区保卫部的全体干部，还有其他被审查对象，集中在一起学习。反省，接受审查，行动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气氛十分紧张。

　　作为保卫部部长的景儒林，既是受审查的对象，名义上又是学习班的领导，架子颇为难拿，致使他的精神跌到崩溃的边缘。“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清早，大家都到食堂去吃早餐，他没有去，竟用尼龙网兜套住脖子，吊在蚊帐杆上自缢。他留在桌子上的字条上写道：“保卫部原来就是个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说得清呀！”

蔡顺礼受审查　专案组大换班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０１７案”的侦破工作已经历了一年之久，其间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０１７案”自然又与林彪反党集团联系在一起，使该案的侦破工作更加复杂化，并且备受中央关注。中央组织部为此专门派出一个小组到云南了解有关情况，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亲自将昆明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和政治部副主任赵泽莽召集到京汇报案件进展情况。汪东兴听了汇报后对案件的侦破工作非常不满意，认为一年多来案件不仅无实质性进展，几个主要疑点未查清，而且还出现了几次严重失误，造成王自正与景儒林先后自杀。汪感到，案子的情况很复杂，现专案班子又受到派性的干扰，对查清此案非常不利。

　　因此，汪东兴将此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当即决定：将蔡顺礼留京接受审查；责令赵泽莽留京停职反省，说清问题。同时，由中央办公厅选派有经验的侦破专家组成中央办案组赴滇指导破案，重组专案班子。

　　于是，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担任四川省革委会政工组群工组负责人的赵苍璧被召到中央办公厅，接受了在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领导下指导“０１７案”侦查工作的重任，并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三点重要指示：一要查清此案是否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二要查清是否有同伙配合、集团作案；三要查清王自正和景儒林自杀的原因及教训，找出破案中的纰漏和原因。要求将案件的主要疑点特别是关键问题查得清清楚楚，不能含含糊糊。

　　赵苍璧是位老资格的公安干部，进城之初就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首任治安处处长，后曾担任原西南局公安部部长、四川省政法委书记，具有丰富的侦破工作经验（“文革”之后曾任公安部部长）。公安部为他选配的两名得力助手是，河北省公安厅一处处长刘刚，辽宁省公安厅二处处长徐生。后来，为了侦破工作的需要，中央专案组又从各地公安机关抽调了枪弹痕迹专家王广沂、指纹专家赵向欣（女）、法医赵海波等。为了工作方便，公安民警一律着军装，驻在军区招待所９号楼。

　　昆明军区党委也调整改组了原专案班子，挂帅的仍为周兴，此时周已升任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副司令员徐其孝负责专案组的日常管理，副参谋长黄学义任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同时，从各部队和当地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精干力量作为专案组成员。

隔离室有漏洞　笼中虎可出笼

　　新专案班子的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结合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查清谭甫仁被暗杀案同林彪反党集团有无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查案情，解疑点。

　　他们在摸清已知案情和前段侦查工作情况的基础上，找出了需要查清的四个疑点，即王自正是怎样在被隔离、监管的情况下潜出作案的？王自正是怎样搞到军区保卫部的手枪和子弹的？王自正作案后为什么去找陈汉中？陈汉中衣服上的枪洞怎样形成的？为了解开上述四点之谜，他们确定侦查工作要紧紧围绕着四个犯罪现场（３２号院，保密室，俘管所，政治部家属院）和王自正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书写的３本日记，从头做起，重新勘查现场，重新调查访问！熟读细研每篇日记，理顺弄清王自正的思想脉搏，从中找出其犯罪的思想动机和蛛丝马迹。

　　离军区大院仅两、三公里远的西坝原军区俘虏管理所是一个约６６６平方米的空闲院，大门朝东，临一条南北街，大门通常不上锁，晚间则从里面闩住。门口北侧临街有两间平房，为王自正的隔离室。隔离室分里外间，负责监管王的保警队员谭崇访住在里间，王自正住在外间，中间有屋门。两间房前后各有一对窗户，其中临街的窗户小，有钢筋护栏，人出不去。距隔离室门外３米多远有一棵大槐树，哨兵就在大槐树底下站岗。

　　小院北侧坐北朝南有一座二层小楼，是专案审查人员办公的地方。南侧有一排平房，是站岗士兵的宿舍。西南角是一片用矮墙圈起来的菜地和厕所，厕所是全院惟一的公用厕所。

　　办案人员详细了解了战士站岗值勤的情况，发现这里边有很大的漏洞：１２名战士分１２班，每班只有一人，一人值两个小时，换岗时需交班的到宿舍去叫接班的，接班的即使能立即起床，中间至少也有三五分钟的空岗时间。据了解，有些战士往往贪睡而不能按时起床，常常要磨蹭一会儿。尤其是一个外号叫“小迷糊”的战士，每次接班都要耽误一二十分钟。

　　那么，王自正是不是发现并利用了这一漏洞呢？答案是肯定的。专案组从调查获取的四点证据中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

　　其一，据多名战士反映，王自正经常同挂在大槐树上的马蹄表对表，这个马蹄表是战士们值班时掌握时间用的，王自正将自己的手表与马蹄表相对，显然是为准确无误地利用战士交接班时的空当而做准备的。否则，时间概念对于他这个被隔离审查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其二，从王自正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战士轮流值班情况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其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小迷糊几点至几点”，“大个子几点至几点”、“小山东几点至几点”……

　　其三，王自正的妻子李素云，儿子王冬昆、女儿王冬石都证实，王自正被隔离审查期间，晚上不止一次回过家：李素云交代，有一次王自正拿回去两支手枪，要放在家里，她死活没让放。

　　其四，院西南角厕所的围墙内外有蹬蹭痕迹，地上有杂乱的胶鞋印痕，尺码与王自正的相符。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推断，王自正巧妙地利用了战士交接班时一二十分钟的空岗时间，从大门口潜出（大门只在里边插着栓，不加锁），虚掩上门，待下一个交接班时间再返回来。返回时如果点卡得准，那他就从大门进入；如果卡得不准，被接班的战士发觉，那他就从西南角厕所外越墙而入；万一被发觉，他就借口上厕所拉肚子，并且向上一班请了假，从而很容易掩饰过去，这期间，住在里屋的谭崇访正在闭门酣睡！毫无警觉！怎会知道王自正已金蝉脱壳，

　　在王自正潜出隔离室的两个小时当中，值班的战士只在院子里站岗，从不进屋察看？虽然从窗口可以看到灯光明亮的屋内，但王自正的床上吊着蚊帐，蚊帐内的被褥再稍加伪装，不仔细瞅的话从外边难以发现破绽。专案组为此做过实验，证明了上述推断是站得住脚的。

　　那么，王自正是从何时开始潜出隔离室的？共潜出了几次？由于王自正已死，惟一的知情者李素云拒不交代，她除了供认王自正往家拿过两支枪外，其他的一概不供，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俺是个家庭妇女，俺啥也不知道。”所以，王自正准确的潜出日期和次数巳很难查清。不过，可以肯定，王自正开始潜出隔离室是在被隔离审查两二个月之后，根据是，在他被隔离审查以后的前两三个月之内，先后给其妻写过三封信，都是封好贴上邮票，从临街的小窗户扔到大街上，希望过路的小学生做好事替他投到邮筒。其实，这三封信先后都由捡到的人交给了专案组，在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往窗外扔过信，这说明他已有机会回家与老婆孩子团聚，不需要再用这种笨办法联系了。

保险柜不保险　森严处不森严

　　王自正行凶杀人经过了长时间的预谋策划，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被隔离审查期间，王自正几乎每天都写日记，当天的天气情况，日常活动，思想动态等基本上都有记载。这些日记绝大部分都比较清楚，字迹虽说不上工整，但也不甚潦草。但是，有那么一二十篇却格外乱，似乎是在日记上乱涂乱写，很难辨别写的是什么内容。富有侦破经验的中央专案组认为，王自正这些乱七八糟的日记绝非随意涂着玩的，而是蓄意掩盖见不得人的内容。果然，为研究王自正的日记而下了很大功夫的“老政保专家”刘刚从中发现了“天机”，有篇日记写道：“这件事（指历史问题）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生，老婆孩子也要受到牵连，我这一辈子完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完蛋，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要多杀几个人”。杀谁呢？他列出了军区领导人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的名字，但后来又考虑，“不如杀谭，影响更大！用什么手段去杀呢？”王自正可能想到二十多年前杀共产党的武委会主任用的是枪，如今杀共产党的大军区政委还得用枪，因此他写道：“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

　　那么，他是怎么搞到枪的呢？

　　办案人员了解到，王自正当了多年的保卫部的秘书，他的办公室就是存放枪支的保密室，枪柜内存放着一批备用的五九式手枪和子弹他是知道的，枪柜的钥匙就放在办公桌的中间抽屉里，换了几任秘书历来如此，秘书从来是兼做枪支保管员，王自正管了几年枪柜，保险柜的密码自然是熟记于心！并且还记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也许是惟恐日久天长忘了。

　　王自正虽然被隔离审查了，但因尚未定性结案，他依然穿着军装，帽徽领章齐全！况且一般哨兵也不知道他正被隔离审查！因而军区大院和办公大楼他照样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保密室的门锁多年来一直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这是很普通的碰锁，门的缝隙很大，用铁片、竹片等硬质物件一捅就开，办案人员做了一下现场试验，结果没有钥匙就轻而易举地捅开了门锁。保卫部的人员曾回想起这么一件事，有一次王自正忘了带钥匙，结果用苍蝇拍把屋门打开了。由此可以断定，王自正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偷出保险柜的枪支子弹，而无需他人协助配合。

　　王自正由于工作的关系，以往经常到３２号院去，对该院的环境、布局非常熟悉，同院里的主人和工作人员也都熟得很，对院内警卫班松松垮垮，形同虚设的情况也十分了解，因而潜入作案无所顾忌。

　　据了解，３２号院的警卫班由站岗到坐岗，又由坐岗变为睡岗，是多年来逐渐形成的，是同“文革”的特殊背景分不开的，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情况是由于某人故意为主。

　　认定作案人数的重要依据是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因此，技术专家王广沂，赵向欣等人在３２号院中心现场重新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勘查检验工作，王广沂将钻入王里岩卧室地板中的那颗弹头挖了出来，经鉴定与在３２号院提取的其他弹壳、弹头均系同一支五九式手枪发射。

　　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还派人将在３２号院和西坝俘管所提取的弹壳，弹头先后送到南京、上海复检，鉴定结果与原结论完全一致。

　　前专案组因在现场勘查中过于仓促，只在楼口门上提取了一个凶犯留下的指纹，而在楼上却未提取一个足迹和指纹。这次赵向欣在楼上楼卜、院内院外等处，光指纹就提取了１５０多个。要从这１５０多个指纹中认定哪些是谭甫仁夫妇及其家人、工作人员留下的，哪些是战友们在抢救受害人时留下的，哪些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需要进行大量耐心细致的分析比对工作，同时，为了验证指纹遗留的时间，还需要多次进行现场试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作出了科学的鉴定结论：在排除了谭南仁全家、工作人员、战友等有正当理由留在现场的指纹之外，有三个是王自正留下的，其中一个留在了楼梯口，另一个留在了王里岩卧室的门上，另一个留在了谭甫仁屋门的外侧，除此之外，现场没有其他可疑人留下的痕迹。

　　这是认定“０１７案”系王自正一人作案的可靠依据。

　　那么，陈汉中同王自正究竟是什么关系？王自正为什么在杀害了谭南仁夫妇后又去了陈家？王自正为什么在日记中流露出对陈恨之入骨，陈为什么在王的枪口下侥幸逃生，陈衣服上的１８个弹洞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这一连串的疑问需要解开，也必须解开！

　　要弄清陈汉中与王自正的关系，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们周围的战士，干部，包括王自正专案组的成员。大家一致反映，陈、王之间没什么私交，既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陈汉中作为专案组的负责人，对于自己的审查对象一贯表现得比较“左”，管教方式比较严厉、粗暴，每隔十天半月就对王自正训斥一顿，因而，王自正最恨的是陈汉中，最怕的也是陈汉中。他的那些被故意涂乱的日记是其真实思想情绪的流露“陈汉中你好凶啊！陈科长好狠毒，太可恶。总有一天我要找你算账、报仇！”据此可以推断，王自正作案后到政治部家属院去找陈汉中，惟一的解释就是企图找陈报仇雪恨，而陈汉中到外地出差是他始科不及的，从而使陈躲过了一劫。

　　政治部家属院在军区大院北面！王自正也住在该院。王住的是原属于沈醉的小洋楼，而陈住的则是单元楼，两家虽然相隔不远，但平时没什么往来，因而王只知陈家的大概位置，弄不清具体是哪个门，这才出现前面提到的王自正向马苏红打听陈家一节。

　　既然王自正对陈汉中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他向陈汉中开的那一枪为什么只伤其皮毛，而未击中要害或再多打几枪呢，陈汉中衣服上的１８个弹洞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办案人员重新勘查了王自正枪击陈汉中和李伯志的现场，结果在门口附近的胶合板墙裙上发现了一个弹孔，当挖开墙裙寻找弹头时，发现在胶合板与墙壁之间的鼠洞中有一只腐烂的大老鼠，在紧挨着死老鼠的半块砖头中找到了一颗手枪弹头，根据案发时陈汉中所处的位置，断定这颗子弹就是打在陈汉中身上的那一颗，但歪打正着，要打的却打偏了，子弹从陈汉中的肚皮上擦过去，却偏偏击中了躲在墙中的大老鼠，这只硕鼠竟当了陈汉中的替死鬼。经鉴定，这颗弹头同击伤李伯志的一样，就是王自正用以自杀的那支五九式手枪所发射。由此而排除了陈汉中自伤的可能。

　　王自正射向陈汉中的这一枪怎么会在他衣服上形成１８个弹洞呢？办案人员详细询问了陈汉中和李伯志当时的情况，并反复做了现场试验，终于弄清了事情真相。原来，当王自正从被子底下抽出手枪向陈射击的一刹那，正面向王自正的陈急忙侧转过身去，两胳膊往头上一抱，顺势蹲到地下。王自正的这一枪先后穿过其右臂和左臂的衣袖，又穿过腰部的几层衣服，最后钻入了墙裙中，陈汉中身上穿着大衣，罩衣，毛衣，衬衣共四层，加之扎在裤子中的上衣有褶子？所以形成的弹洞自然就多了，从而揭开了一枪出１８个弹洞之谜。这样，既揭穿了陈汉中所谓“英勇搏斗”的自吹自擂；也解除了他身上背的黑锅。

　　专案组认为，在当时十分紧急的情况下，王自正不可能准确地判断击中陈汉中的部位。因为谭崇访就在他身后，屋外又有荷枪实弹的战士站岗，为了迅速脱身，不至于落入法网，他只有仓皇地逃出室外，而来不及再多打儿枪。

　　经过前后两套专案班子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长达七年之久的侦查，复查，终于使惊动中央的谭甫仁夫妇被杀案水落石出，真相大自。１９７８年６月，专案组写出了结案报告，认定谭甫仁夫妇被害系王自正一人所为，既没有林彪反党集团插手，也没有同伙配合。之所以造成王犯伤人后自杀，是由于专案组缺乏经验，决策失误，措施失当。景儒林的自杀则是由于自愧自疚心理过重，思想压力过大所致。

　　结案报告经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委批准，上报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至此，这起在“文革”这一特殊背景下所发生的反革命报复杀人案终于画上了句号，其他凡因“０１７案”而被隔离审查的人员都相继解除了审查，恢复了名誉。

　　一段尘封的历史，一桩绝密的大案，它留给后人多少教训、多少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