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三

Y：西安事变之后，到1937年2月14日中共发电报给国民党五中全会，有大约不到50天时间。这期间有些情形是需要仔细地讲讲的，过去人们往往一笔带过。这个情形，就是“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被蒋介石给破了，红军在军事上就处于极度危险的状况中。在西安事变前，蒋的打算是用中央军解决红军，他没有打算靠东北军。他明言，你张学良不打红军可以，你让开来就是了。所以，在客观形势上，红军在陕北东南方向上多多少少地躲在东北军身后，惊恐不安地注视着中央军的行动。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迅速地拼凑了一个所谓的“三位一体”军事同盟去抵抗中央军。这个“三位一体”被很多人渲染得厉害，但其实完全是纸上谈兵，充其量起个壮胆的作用。

C：有些人从中引伸出来关于张学良同中共结盟抗蒋的又一个例证。

Y：那完全是臆想。因为，这个“三位一体”除了叶剑英等人提出过一些参谋方案外，就根本没有实际上的任何军事安排。事变中，张学良起先天天与蒋和南京在做政治交涉，随后就去了南京，然后东北军内乱，“三位一体”就烟消云散。蒋介石12月底回到南京，他不到二个月，就拿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他对付这种局面实在是轻车熟路。2月8日，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陇海线沿线要地，对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原本是蒋打算在12月初就形成的态势，让张学良给搅了局，推迟了二个月才形成。从军事角度讲，这也不算迟。因为在这两个月中，红军未能有任何补充和扩张，他们基本上在原地未动。到2月8日时，双方的势能的绝对落差同事变前并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有个西安事变，似乎在政治上中共有所依仗，但在军事上，中央军却没有了东北军的制肘，况且，即便在政治上，是不是可以依仗呢？也难讲。蒋介石并不缺乏政治上的正当性，他可以不认你中共关于西安事变的那些说法。

C：确实，一直以来，形成了一种看法，似乎西安事变之后，中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蒋介石则相应的减弱了剿匪的正当性，然后从中去解释或去掩盖在西安事变之后最初的那几个月的真实情形。这个情形其实说穿了，就是蒋介石已经将红军放在了砧板上，高高地举起了斧子……

Y：我们后来知道，这把斧子始终没有落下来，但在彼时彼地，处在砧板上的红军，肯定是惊恐万状的。所以给国民党的电报，赶快就发出了，没有多少政治上的顾忌了。随后的两个月里头，我认为，有了最吊诡的历史现象，就是这把斧子高高举起，晃悠晃悠地没有落下。这是现代史上最意味深长的情节了。这把斧子为什么就没有落下呢？到1937年2月8日为止，或者讲到2月14日为止，无论如何，这把斧子砍下去，结果是很清楚的，但却没有砍下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我心中闷了很久的一个疑问。

C：有些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大体上就是基于抗日形势变化及蒋介石要取得苏联援助等等展开的，但没有多少说服力。以前我们就已经注意到，苏联代表一再向南京表示过，红军、中共以及苏联三者同南京之间关系的位序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开处理的。对苏联来讲，这段时期里头，红军残部已是个无足轻重的因素了。如果南京政府对日本持强硬态度，则红军可以牺牲，中共首脑机关可以撤回到苏联境内。因此，苏联这个因素并不能解释蒋介石为什么轻轻放过红军。还有些其他说法，也都太牵强，如什么民众声援中共啦，国民党内部压力啦，等等，都不值一驳。

Y：对这段历史的观察，在学理上的难度很大。我想从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和毛泽东在1938年2月份的一封信谈起来。邓野的这本书，写的很有意思，我仔细地读了。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具有范式意味的命题：民国政治的逻辑。他的意思讲，由于政治力量的武装化，结果造成了政争一定会演化成武争，于是只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好像他是用这个逻辑来说明国共之争的。我想发展一下这个命题，那就是政党的武装化，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呢？认识这个问题，有个极重要的文献，毛泽东在1938年2月15日至信范长江，就范提出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作了回答。这封信可以把我们引入到当时历史的情境中，所以要全文引用一下。

长江先生：
马先生来，获读手书，张同志回延，又接一月三日大示，久稽回答，幸原谅之。
先生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现在共同说并共同做的东西已有了许多，从实际抗战到若干民主自由都是，但还是没有全部东西，还没有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东西，并使这个东西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所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如果有了这个东西，而且实心承认了它又实心求其实现，那先生所提问题的全部便都获得解决了。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我们已在开始作，并望新闻界及全国各界大家都作。诚如先生所感，这是重要问题，但一面也需要国民党同志们欢迎这种帮助，至少不拒绝。我们已提出互相帮助的口号，如果有了一个共同纲领，事情就好办了。军队问题，先生所虑为两党互信障碍者，实由于没有一个包括从抗战到建国的纲领之故，有了的话，这种顾虑，在任何一党方面就都不会有了，因为在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下，任何一党要背叛纲领而重起内战，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要打也打不起来。否则不但两党之间可为互信障碍，一党内部，何莫不然，过去是年国民党同一主义同一政党内部的无数战争，不是明显的证据吗？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我在去年五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中（此文先生谅已看过），对于遥远的中国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只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的阶段之内？故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以历史论，十年前的分裂，主动者属谁，被动者属谁，以及因何而破裂，已是人人皆知历史铁铸之事实，彼时谁撕毁那个共同纲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因而掀起内战，先生当能言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十年前并没有八路军，因为两党破裂才出来了一个八路军，以此推知即使今天把八路军解散，甚至把共产党解散，谁能担保中国境内不再出一个八路军，不再造一个共产党？要知这些东西不是凭空发生的，并非真如某些人们的见解是若干共产党领导分子从心所欲造出来的，或真是所谓“不合国情”的，而实实在在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至于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一方面当局感觉不安一方面人民要求改革，我以为也即是上面同一性质的问题，症结同在国民党承认并实行一个共同纲领。
要达此目的，无疑需要各方面努力，两党党员及领袖以至全国各界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人，应为共同促进并实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两党的事不是两党私事，而是国民公事，先生于此关心至切。钦佩无已。远承下问，略述鄙见，尚希进而教之。手此奉复。敬致
民族解放之礼！
毛 泽 东
二月十五日
（转自《毛泽东书信选集》122页，人民出版社 83年版）

C：这封信有意思，过去很少见到引用。

Y：毛从两党互信结构，讲到了当时社会上非议最盛的共产党不放弃武装这件事，点出了历史真相，就是十年前，大革命时期，中共没有自己的武装，结果差点让国民党给灭了，中共只好武装起来。

C：就是说，中共武装化问题，恰恰是十年前，你国民党灭我，才有的结果。所以，我们得回到十年前的历史中去。

Y：回到大革命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邓野所谓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之外，还有更基本的逻辑。其实，政党武装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辛亥革命时有个短暂的武装起义，但当清廷退位时，武争就熄火了，主要是因为袁与孙的勾兑。袁做大总统后，政党很多，并没有武装化，宋教仁也没有武装化。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搞二次起义，很短暂，就熄火了。但当袁称帝后，情况就变了，地方政治势力出现武装化的最初形态，但西南地方势力的武装矛头并不是针对北京政权的，是针对袁称帝这件事、或借袁称帝来谋自己地方利益。袁撤消帝制，随后死去，地方势力武争的正当性就成了问题。整个北洋时期，地方势力拥有武装，与拿这个武装卷入政权纷争是不同的。细细地分类，有三种情况，一是地方势力拥兵自保；二是地方势力拥兵问鼎中原，取得北京政权的主导权；政治势力拥有武装要打倒北京政权，另行设立新政权。这是完全不同的三件事。

C：北洋政府范围里头的军阀混战，大部分还是争取地方政权，极少部分是争夺北京政权。即便是争夺北京政权，也不是反北京政权，而是认同北京政权这个法统的，是在争夺对这个法统的主导权。几次大的军阀战争，如直奉大战，都属于这一类。这里关键的地方在于主导北京政权的那个北洋集团，由于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这两件事，大大地损耗了自己主导北京政权的合法性。特别是袁氏之后，北洋主要领袖段祺瑞在张勋复辟问题上首鼠两端，使段本人在这个集团内部的领袖地位大大降低了。

Y：这里头，不仅仅是北洋政府的合法性。有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政权法统的保障。你看，辛亥革命本身由于长期的反清、共和运动及清廷本身的改变等方面的因素，有了一种革命的正当性。这种革命的正当性，渐渐成为合法性，转化成随后的政权的稳定的法统，并不是直截了当的。比如讲，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不同的政治力量，如果都宣称支持革命，并且都讲革命之促成，有己一功，那就会出现两个以上的势力去角逐革命之后的政权的法统的。这其实是个普遍的困难，不同于中共49年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那种情形。这里有个法统的发生和延续的过程。辛亥之后，袁氏的力量与孙中山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就是如此。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大位，丝毫没有减少袁氏集团在政治上与南京抗衡的正当性。袁氏理直气壮得很，老袁甚至不必表白自己对革命的积极态度，他只需划清自己与清廷的界线，就足以挑战南京政府的法统。这说明南京政权的法统的稳定保障在当时条件下，是大有问题的。

C：这确实是个实际的困难。革命与革命之后的政权之间有个很大的过渡地带，很多力量都可以顶着革命的旗号，去寻求自己认定的政治结构，况且革命已经胜利了，已经没有革命的风险了，一夜之间都是革命者了。其实，袁氏就任大总统之后的北京政权也有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潜含着罢。

Y：我把问题做个一般化的处理，就是革命之后的政权法统的保障。形象地说，就是政权的守护神是什么呢？俄国1917年2月革命，很近似于辛亥革命，是意料之外的革命，于是离革命现场最近的政治力量可以先行取得政权。于是列宁就开始策动十月革命，他不认二月革命之后的那个临时政府，当然也不认那个拼凑起来的民意机关。他之所以不认，是因为二月革命之后的临时政权没有守护神。临时政府那些人同二月革命没有直接的关系，至少同列宁相比并没有更强的关系。他们没有维持政权的武装力量，他们同列宁一样都是众所周知的谋反者，甚至名气还不如列宁大。列宁也可以声称对二月革命有继承权，后来联共（布）党史，也是把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讲成一个连续的过程的。实际上二月革命同列宁没有关系。但列宁照样以二月革命之母的架势赶回俄国，然后组织起自己的革命。而这期间，临时政府也试图对列宁采取行动，但于法理、于革命的理念却不大相容，那帮人没有下狠手，好像也无狠手可下。列宁躲在地下，可以顺利地组织新的革命。而十月革命就不同了，革命的力量直接就是政权的保障。所以，十月革命就提供了另一种政权的守护神的类型，那就是革命的力量以恐怖的形式，提供了政权的守护神。只要这个恐怖的力量够强大，则政权的法统就很难被挑战。中共1949年的胜利后政权的保障，也是这种形式。

C：辛亥的困难，在于武昌起义的力量很弱小，革命的力量不可能成为随后的政权的守护神。当时各地方势力起来响应武昌起义，并不能被视为对随后南京临时政府的响应。这是两回事。

Y：排除十月革命这种政权法统之守护神的情况以后，我们可以一般地来看看革命之后的政权的法统的保障。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个是圣人、一个是英雄、一个是流氓。所谓圣人，就是有个革命的老人，经过了很长时间，因其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磨难，变成了世俗的圣人，被人景仰。他本身必需品德高尚，基本上白玉无瑕。这样的人，在革命之后，成为政权的守护神。民众及各方势力认同他本人的言行，例如甘地、胡志明、曼德拉、金大中之类的例子，都是如此。所谓英雄，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家都被打怕了，不敢造次，于是这个打出来的英雄就立在那里，守护政权，例如拿破仑、凯未尔。所谓流氓，则是那种智慧、果敢之徒，他巧妙地利用各种矛盾，合纵连横，整合冲突，从而确保政权的稳定。说是流氓，并无贬意，只是借用这个词来表示这个类型。辛亥之后的袁世凯，就是个典型。

C：那，孙中山算什么呢？

Y：这是不幸之处。孙中山本来只能做个圣人，也有条件成圣人，但就是没有成。在死后，才成为圣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是有意思的话题呢。希望有机会谈谈这件事。当然，三种类型，是个典型的划法，实际中并不纯粹。有介于流氓和英雄之间的，例如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如此。

C：我想再明确一下，英雄打遍天下无敌手，并不一定是武装斗争，也应包括政治斗争，例如叶利钦就是个英雄，他玩的是权术。所以英雄和流氓在性状上，是很近似的。区别在于目标、眼光和观念。流氓更多地出于一己之私、或是小集团利益，最主要的是缺乏远大眼光，崇高目标。

Y：我同意，你讲这个流氓与英雄的相似性，很有意思，有深度挖掘的可能，也有当下的意味。

C：啊，当下意味？你这家伙在想什么呢？

Y：呵，挥之不去，挥之不去。按下不表。总之，在辛亥之后，中国没有圣人，也没有英雄，只有个流氓袁氏。所以这就是当时北京政权的法统的现状。孙中山北上，原本想用他自己圣人的魂去附袁氏流氓的体，让袁从流氓升华为英雄。也不能讲当时袁氏就没有被感动，但总之，宋教仁被刺，说明他还是个流氓。有流氓做守护神，也不赖，总比没有强吧。所以，宋教仁死后，无论孙中山怎么搞，没有动摇北京政权的根基。其他力量也没有搞成什么事。那二年，北京政权有声有色，有嗞有味的。但当袁氏称帝，情况就变了。他称帝，就是讲他不打算当守护神了，他把他本来守护的东西给砸烂了。于是他本身的守护神地位就没有了，他就变成了什么也不是的一件东西。监守自盗，所以叫他窃国大盗倒也贴切。这样一来，革命后的政权法统的保障就没有了。袁氏一死，整个情况就很戏剧性地给呈现出来了。

C：如果袁不死，他是否还做得下去呢？毕竟他又取消帝制，把偷走的东西，又还回来了。

Y：那要看看他是否够流氓。有继续做下去的可能性。但他肯定是没有机会成英雄的。英雄的业绩可以继承，流氓是没有办法继承的。他总有一死吧，早晚而已，只要他一死，政权的守护神就没有了，情况还是一样。

C：这里要深入一下。政权有守护神，固然重要，但政权本身的演化呢？这些守护神毕竟都是具体的人，他们生老病死，政权怎么办呢？

Y：所谓有守护神，就是讲在政权法统有保障的情况下，政权必须有演化，必须发展出非人格化的守护神来。在此之前，必须有人格化的守护神；在此之后，就必须有个非人格化的守护神，就是宪政体制，以及这个宪政体制背后的共同的国家或民族意识形态。这个东西产生出来之前，起作用之前，必须要有人来做守护神。

C：做守护神的这个人对这种演化的影响和作用是什么呢？随着演化进程他自己要退出历史舞台他又作何想法呢？

Y：圣人不用讲，他的影响完全是正面的。英雄，总体上也是正面的，但过程可能有些波折，例如叶利钦1993年炮轰白宫，曾被视为对宪政的践踏，但结果正相反。复杂的地方是流氓作守护神的时候。圣人和英雄同宪政体制是正面的关系，或者他们正是为催生这个东西才成圣人、英雄的。流氓则同这个东西无关系，可以讲他是中性的，可能有利于宪政体制，也可能相反。总之，他没有明确的承诺，或者讲承诺了也可以不认。袁氏的表现就很典型。你可以指望的就是有没有神奇的力量来点化这个流氓，变成英雄。如果做不到，那就只好认倒霉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直到出来个新的守护神为止，或者更糟，干脆这个政权就废了，天下大乱，直到新的革命，产生新的政权。总之这个过程是个很无奈的过程。好事情、凑巧的事情，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没有什么确定性、必然性在里头。

C：如果没有守护神，那么，各政治势力的整合就很困难了。前面毛那封信也讲了国共两党互信结构。其实，只要是不同的政治力量要结合在一起不打仗，就都必须有个互信的安排。这就是政治制度的事情，但这中间有个次序的排列。在辛亥之后，这个政治制度在文字和典章上都有了，但要让人相信你这个互信的结构是有效的，却是很不容易的。因之，守护神就不仅仅是政权法统的守护者，他同时应该是这个互信结构的背书人，然后，慢慢地培养起这个互信结构的信誉来。这大概就是中国宪政发生史吧，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人。毛在信中讲，全国人民来反对破坏共同纲领，这当然是应付场面的空话。因为他紧接着又讲十年前，国民党破坏了共同纲领（指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以国共开打。前后矛盾说明，毛也心知肚明，这共同纲领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来担保是没有作用的。但这样的人，又根本没有。所以事情还是那样，只能打起来。

Y：一般来讲，由革命产生的政权，都需要一个在革命过程中成就了名声的人来做政权的守护神，然后，在这个守护神的保护之下，政权及革命本身进行演化，形成非人格化的政权的法统保障。这个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的一般问题。当然共产革命不在此例，前面已经讲过这点。这样我们可以划分民国政治的几个阶段。辛亥之后到袁氏病死，这是一段。在这一段时期里头，邓野的民国政治逻辑并不起作用。有袁在那里守着，没有什么政治集团去搞武装化。袁死之后，到1928年北伐胜利，这是一段。在这一段时期，邓野的民国政治逻辑是起作用的。我甚至比他还进一步，我把这一段历史称为民国政治史。在袁氏死之前那段历史称为民国史前史。

C：你是说1916年到1928年才是民国政治史，那1928年之后呢？

Y：我心目中的民国政治到1928年就终止了。1928年之后，中国现代史的主题是国共关系史。国共关系在任何意义上都同民国政治没有相似之处，那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尽管国民党对此并不自觉，但中共却是完全自觉的。因为党的决议已经明确了将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C：我有两个问题，首先国民党同北京政权的对立同北洋军阀混战有区别吧？其次，国共关系怎么就不同于民国政治呢？

Y：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孙中山在同苏俄接触之后，特别是同共产国际合作—主要是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在孙中山和国民党那里，引起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政党运作方式的变化，也不是建立党军的变化，而是具有了一种被开拓了的新的历史视野的变化，不论孙，还是左、右派都是如此。这个新的历史视野，就是国民党整体上开始有了一种民族意识的构建，即由于苏俄，使孙和国民党人从世界历史角度认识到一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存在，以及打破这个体系的可能性。在前者，他们认识到无论怎么做，终归是在这个体系下受压迫，没有什么好结果可以期待；在后者，他们通过俄国革命，看到了打破这个体系，重新安放本民族的世界位置的现实性。他们可以不认同共产革命，但却认同革命的结果，当然也更乐意接受来自这个革命的帮助。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也是个深不可测的变化。因为，正是这个历史意识、历史视野的变化，使国民党渐渐地不再认同北京政权的法统本身了。他们不再去搞什么“护法”，而是打算干脆自己重新构建一个新的法统、一个新的政权，于是国民党就真正不再混同于西南那些军阀了。于是，两个法统并存的局面就出现了。这是个全新的情况。以前是同一个法统内部的力量角斗，现在变成了两个法统之间的角斗。

C：这里要稍加分析。我的问题是何以一个新的法统就能出现并立起来呢？并不是你打出了新政权的旗号，你就是新的法统了。你这个法统的正当性要有个自我叙述呀。国民党这个法统的自我叙述是怎么样的呢？

Y：过去人们常讲孙中山在广州护法失败避居上海期间写的那几本书，主要是《建国大纲》，认为这为国民党政权提供了法统说明。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的观察与此略有不同。我认为这两个法统尽管是分立的，却不一定是不同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法统是相似的。特别是在其形式表述和价值表述上几乎是一致的。“军政、训政、宪政”是个日程表和政治承偌，不是对法统本身的说明。“五权说”也没有多大意思、多意味深长呀。国民党这个法统所以能立起来，依靠的不是它同北京那个法统的不同，恰恰是它同北京法统的相似性。因为，正是通过这个形式和价值表述的一致性，国民党一方面把自己的法统通过孙中山的这个桥梁与辛亥之后的南京共和法统接上了脉，另一方面也就同时证明了自袁氏开始的长达13年的北京政权的虚幻性，徒有其“表”，这个“表”就是那个相同的形式与价值；败絮其中，所以“有”是虚幻的。所以有“窃国大盗”之说。后来国民党1925年在北京安葬孙中山的时候，通过了神化孙中山的一系列决议，就是强化上述的法统的自我叙述。

C：那么这样的相似性，是不是也就包含了这两个法统之间的某种整合的空间？

Y：那到不一定。总的说来，还是势不两立的成分多一些。但这两个法统之间的一致性，就使得很多政治力量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无障碍地流动。北伐军打下武昌以后，对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的整合，就是这种情形。说明两个法统之间是有公约数的。所以他们的争斗，不是那种“死掐”，“穷寇”可以不追，“落水狗”可以不打，可以商量。北洋军阀的争战与国民党同北京政权的争战，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原因就在于双方都认同辛亥革命的法统。国民党以孙中山做媒介把自己打扮成辛亥革命的真正传人。而斥北洋各势力均为篡位者。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圆满的法统的自我叙述。在这个层次上讲，国民党同北京政权的争斗本身又同北洋内部的争斗在性质上是相同的。

C：事实上，那帮人当时的话语结构都是一个样，电报大战，各种和谈、密约等等，用的词都是一类，这也表露了他们的相似性吧。

Y：在这种情形下，邓野总结的那个民国政治的逻辑也当然适用于国民党同北京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

C：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又有多次军阀混战，是否与以前的同一法统下的争斗相类似呢？

Y：是的。因为国民政府的法统一统天下了，但主导权却也类似于北洋时代，没有英雄，大家就各自打小算盘，但这已不是当时的主题了。并没有人提出对法统的挑战。而当蒋介石终于证明了自己就是那个英雄、就是那个守护神的时候，所谓的军阀混战的局面就基本结束了。到此，所谓民国政治的历史就终结了。这之后，就是国共关系史了。就是中共革命法统与国民党政权法统之间的竞争的历史，所谓民国政治的逻辑，是不能用于国共关系的。这是我不能同意邓野那本书的地方。国共关系的逻辑另有一套玩艺儿，大大不同的。

C：你选用的“革命法统”与“政权法统”这两个词比较贴切，国共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不是两个政权的法统之争，而是革命法统对政权法统之争。我们就这样使用这两个词，来代替国共关系的讲法，好理解一些。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共革命的法统又是怎样立起来的呢？

Y：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但我可以有一个干脆利落的开头，一句话，中共革命的法统不是在中国国内产生的，它来自国外，它成立的依据不是中国政治史，而是世界历史。它不是立起来的，而是从外面加诸于中国之上的。这个共产革命的法统的叙述已经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说的。那对我来讲，就是个事实。而共产革命这个法统，是全然不顾忌一个具体国家里头的历史的，它就是不顾一切地冲进这个国家。然后设法生根、发芽。如果没有适应它生长的土地，那就改革土壤，甚至可以嫁接。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极而言之，还可以彻底地重新移土栽培，例如金日成在北朝鲜。当然，也有很多这个革命的种子，没有发芽，或是发芽以后没有长大，或是长大以后没有结果，如日本、印尼、马来亚。但不管哪种情形，共产革命的法统是全然与这个具体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无关的。当年，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反驳那种认为中国工业落后，工人阶级弱小，因此不应搞赤色革命的论调时，所依据的不就是这个世界共产革命的学说嘛。当着把中共革命（它虽然还没有发生）当作正在展开的世界共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中国当下的情形，就可以一笔抹去了。李大钊不需要这个，共产国际就更不需要这个来解释中国共产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只在如何进行这个革命的时候才会细心地，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细心的研究当下的社会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