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风（三）

礼平、王斌

《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续）

关于红卫兵的武斗

王斌：你们四中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但我还是产生了一个疑问。我经历过文革初期的混乱时期，在我们南昌，红卫兵的造反和批斗是很激烈的，我也见过一些很暴力的场面。我对此至今难忘，我也将此写进了我的小说中。那时你们北京四中真的是这样一片净土么？在那样的时代，中国真的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么？

礼平：你说的问题真的很尖锐。文革结束以后，校庆时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了同学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四中的同学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有批斗过老师，更没有打过老师。

这时杨滨校长已经去世了，文革结束不久她就去世了，当时的副校长刘铁岭作了校长，他就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的老师也和约定好了似的，首先说的也是这句话。当时的教导主任是燕纯义老师，和我根本就不太熟，但见了我也是紧紧一握手，开口就是：你表现的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谁呀？我保护了老师？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我们的班主任田佣老师我也没有保护过，我仅仅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但燕老师和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统一口径，意思就是那些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也别记着，就当它什么也没发生过。这又是在保护学生呢。

老师当中也分派，后来我见过顾德希老师，是对立派的，还有丛俭滋老师，是我们派的，他们都是只见了一面，也是迎头那句话：你表现不错„„为什么要这样当面编假话给大家听呢？就是文化革命的事情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不说了。

其实四中和当时所有的学校一样，也发生过大规模的批斗，也出现过武斗场面，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燕纯义那时是年轻教师，后来做了四中的校长，算是他们的“黑干将”，就跟在后面。怎么没挨过斗呢？还有人做了一个大木枷，要不是周坚气得什么似的，黑着脸叫人拿开，就给他们套在头上了。那次批斗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

但四中的老师就这样把学生们保护起来了。可不是所有的老师对我们都怀有这样的好意，我和你说说有一位老师是怎么干的，这件事真的使我对人性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参军后，有一次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革中曾经带着十四个还是四十个红卫兵抄了李莲英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现在落实政策了，人家要找，要我作出交代。

王斌：大太监李莲英？

礼平：对，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那个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当然也就有孙子。

但要命的是他们向我要的那些宝贝东西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在文革中并没有抄过家，更没有带人抄过家，但那个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我们学校的旁边，我却隐隐约约记得我的确去过，这就把我难住了。

在文革的中后期，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是很坏的，尤其是在部队里，谁在文革中干过不明不白的事，领导和同志们的那个眼色是很难看的。

对此我当然不能矢口否认，因为我知道我肯定去过那个地方。但我干什么去了我却真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也是雄心勃勃的，很想干出一些什么名堂的。并且我在部队真的干的很不错，部队里不是讲究个入党吗？我入伍不到一年就入党了。但这封外调函差不多就将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队航空兵的报道组帮助工作，组长是一个老新闻干事，叫刘桂枫，是一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好像看出了我的困惑。还有就是人们常说文人相轻，但我们那个报道组的同志却是空前的团结。

那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又一个非常出色的地方。但今天不能多说它了。可能是报道组里也有一些同志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商量的，反正是不久后就给了我一次出差的机会，刘桂枫就让我“顺便”将那件事情核实一下。

“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我就这样上路了。回到北京，我找到刘兰塑胡同，照门牌号码进了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我的确来过这里，但我绝没见过什么珠宝字画也是肯定的。我就很小心地找到主人说明来意。那个人是一个中学教师。听说我来了，眼中射出的全是仇恨，说他手里有证据证明我抄了他的家。

王斌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心虚过。当时我真的想拔脚一走了之，太难受了。但我的好奇心也在这里：这究竟是怎么一件事呢？竟让我忘得一干二净？我就硬着头皮请他拿出那个证据来给我看看。他就很舍不得的拿出一张纸，还没打开我就认出那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

但看过以后，我却气得鼻子都快歪了。那张纸上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人虽然出身不好。（太监这么个出身能好吗？）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得到过政府的奖励，请不要来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印，徐东熙盖的，他那时管印。然后签着我的名字。

我这时才想起了这件事。这个人是在北京最热的时候拿着他的奖状来我们学校请求保护的。当时徐东熙正在接待一些来访的群众，就让我去看一下，我就陪着他转了一圈，路上他一直在很迫切的申诉，我就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开出的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凭着这么个东西他也找不到他的东西啊。但他就当所有的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了。说起来我是帮助过他的人，但他那个满脸怨恨的样子，这不是心智出了问题么？但红卫兵于他有恩么？没有。他是个红卫兵的受害者，所以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个逻辑倒也通。当时我真的是大为愤然了一阵，但事过境迁，现在回忆起来，这位中学教师也有他的道理，红卫兵曾经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待过他，所以他也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待红卫兵，历史的报应总得有人承受。

国民党也曾经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待过共产党，所以红卫兵也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待国民党，于是便有了小说中楚轩吾的那一幕，其间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怪不着别人。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还是与四中的老师做一个对照，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了冲击，相互之间也有过派性的积怨。但文革一结束，所有的事情就一勺烩了。这里的确有一个水准问题。

王斌：你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么？

礼平：一些同学对老师的保护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能这么做。这是需要一些条件的，主要是那些当时家庭境况比较好一些的同学，特别是军界的一些高干子弟，象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明，张国华上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等，都做过这样的事，方式也很多，具体说起来就太细了。

但有两个人应该特别提一下，就是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和薄熙成兄弟。他们是在自己的困境中帮助老师的。他们还有一个哥哥薄熙永，这时因为对抵触文革被抓了起来。因为薄一波被打倒，他们被扫地出门，搬出了中南海，住到了一个小地方，也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小空间，他们就在这里保护过一些老师。

这事四中很多人都知道，但我和他们不太熟，老师也不是我的任课老师，所以具体情况不是太清楚。但他们还保护过小学时的老师我是知道的。参与这事的还有张小军。他们小学时都在实验二小，实验二小的校长霍懋征曾是他们的班主任。

霍懋征是很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她从教五十周年时，是朱镕基给她写的贺信。我在杂志工作时曾经拜访过霍懋征，当我说我是张小军的朋友，并且也认识薄家兄弟时，霍先生眼中的神情是很动人的。她说这三个学生都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保护过她，在教育界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好像是薄熙来和薄熙成兄弟曾经将她藏到了家里。这都是人性中非常灿烂的东西。特别是当时薄一波已经被打倒了，薄家兄弟的作法就更是难能可贵，不是么？

王斌：这是很重要的史料啊。薄熙来现在也是一台面上的人物，他的事情应该是那段历史的一个侧面。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礼平：因为我和薄熙来不是一个班的，和他并不太熟，后来来往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没有谈过这些事。有一次我问过张小军。

王斌：他父亲是张国华上将（张国华是中将）吧？我知道这个人。

礼平：就是他。有一次我问过他，他很不以为然地说薄熙来他们的事我不知道，我可没干过这事儿。但我却的确是听霍懋征老师讲的。所以也没法和他们核对了。薄熙来现在官做的这么大，找他也不那么容易。其实我们那些老红卫兵有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总觉得自己在文革期间的主要经历就是打打杀杀，到处破四旧，抄家，批斗，等等这些事，有很多顺手做的好事就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的。

张小军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家伙知道很多事，看过很多书，但就是不爱和人深谈。我的小说发表的时候，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说了一句话：你这个混蛋，（有一阵我们之间以混蛋相称，他叫我混蛋，我也叫他混蛋）你那个破小说我看过了，写得不错！说完就挂了。后来我写的那个反驳王若水的文章他也看了，又来了一个电话，说：没你这么玩的，王若水的文章有道理，你那都是胡说八道！又挂了。所以这个人你没法问。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曹平生，文革后，校友聚会时，他见了我的第一次话也是：“谢谢你在文革中保护了我。”我也先是一愣，以为他也在说那种不着边际的话。但很快想了起来。他的出身在我们班是最糟的，甚至在文革前，所有的政治活动他都不能参加。文革一起来，他很紧张，就找到我，请求我带同学们去抄他的家。

当时关于文化革命的搞法，中央有一个“十六条”的规定，我就说：十六条对你们有一个规定，叫做后期处理，所以你先别说话，冲击到你，你就老老实实的承受，没冲击到你，就躲着，别自己主动冒了。结果他真的躲过了冲击。

我们班没有一个同学受到冲击，这和我这个班长兼红卫兵头头没有组织这种事有很大关系。但我毕竟什么也没做，也就并不认为这算什么“保护”。所以有一阵，我总觉得自己在文革中是干了坏事的。我的小说就是这么写出来。但对自己在文革中还干了些什么好事，就没有细想过了。四中的同学，不管是哪一派的，都对文革中的事情讳莫如深，就是这种心态。

王斌：但你说在四中也发生了批斗和殴打老师的情况。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礼平：不错，红卫兵有过一些非常张扬的打人行径，这是错的。但是红卫兵的打人，这里有很多因素。文化革命，包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那些人对此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语录，关于“造反有理”，关于“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还有关于“要武”、关于“红色恐怖”有很多的“最高指示”。

武斗已经成风的时候，好像是到了1966年的八九月间，军种院校群众代表就该不该打人的问题问林彪，林彪还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那就打吧。“十六条”里也有不许打人，不许武斗的条文，但这怎么统一起来呢？这在最高层本身就是糊涂着的事情。

我这么说不是在推卸我们红卫兵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人们对此说的已经够多的了。但是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象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等，就知道这件事的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

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一件暴行那么简单的事。离开世界革命这个背景，特别是离开世界暴力革命这个背景，红卫兵如此张扬的泛滥暴力是很难解释的。

另外对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革命电影长大的，和前一代人的自发性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在那些我们最熟悉的镜头中，当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这些人物被押出来的时候，群众在干什么？不都是在涌上前去挥动着拳头么？

这是为群众特别规定的情境，红卫兵既然是群众，这差不多也就是必须要敬礼如仪的了。问题在于，在这些电影中，当群众纷纷挥动拳头的时候，是有红军、八路军或者民兵在一旁维持秩序的，但在文革中，这一角色却缺位了。武斗的失控既由此而来，直至打一个死一个了，中央还不控制，这就不那么简单了。

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最初就是想扮演红军、八路军的角色，但这里又有逻辑上的问题。在革命中，红军和八路军归根结底是更加暴力的东西，他们的战绩使他们拥有了维持秩序的权力，那么纠察队的战绩在哪里呢？普通红卫兵又凭什么要服从他们呢？所以孔丹他们成立纠察队说到底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红卫兵，连同四六八三个中学和整个西城的红卫兵就那么跟着他们走了。当然是只走了一段。但就是这么一小段，也让上面给无情的扑灭了，孔丹的母亲甚至为此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四中的红卫兵，包括更多的，更广大的红卫兵，可以说他们的武斗是在完成他们的任务，扮演他们的角色。这件事就是对电影中的群众斗争场面的模仿，虽然它终究是错的。其实就我的观察而言，在文革中的群众性暴力事件中，真正可怕的根本就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挥舞的拳头，而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王斌：我可以感觉到你的思路。但请你讲得细一些。

礼平：这就又要讲故事了。文革中，包括一切群众性的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都会出现一些以暴力为终极目的的人。他们施暴只是为了施暴，因为血腥使他们感到快乐„„算了，我不太想往下讲了。

王斌：是痛心么？

礼平：是恶心。几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个回忆性的东西，讲到过我参与的一些武斗。我有个朋友叫夏廷献，是我在部队报道组时的同事，我很尊敬的一个人。

他是农村出来的，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这个人读过不少书，在我的眼中算得上是一个饱学之士，所以我们常有文章相互切磋。对了，我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使用过一个概念，叫做“乡间学者”。这个夏廷献如果回到农村，我想可以算是一个。

就是这样好的一个朋友。我写好后就先给他看，他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写的内容。他从来没有这么坚决地反对过我写的东西，哪怕我写得再糟糕。但这次他表示完全拒绝接受。那些事看上去的确很让人难受。但他就是接受不了我也卷在其中，完全拒绝。

王斌：你也打过人？

礼平：当然打过。在四中，我打人是挺凶的一个。所以夏廷献就无论如何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事情。当然，也可能是我讲得太糟糕。你还想听么？

王斌：我可以尝试一下。

礼平：但我可以先告诉你，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什么程度上去。

那是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这些人中有的真是罪恶累累，其中有一个老叛徒，好像是因为彭真作保才没有被枪毙，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

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了，那个叛徒也够老的了，屁股撅得老高的跪在卡车上，裆就那么叉着。叛徒谁不恨啊？但我就是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那就要了老家伙的命了。那是很难看的一幕。我就将一只脚站在他的两腿中间，好挡住他的那个命根子啊。但这样我就离他最近了。站在那里我还能做什么？就是打呗！我们七手八脚，的确把那些人打的够呛，他们进会场时一个个就都东倒西歪的了。

会场里就有人喊起来：不许武斗！这事我们的确是很不像话的。就算我们是在押解犯人，扮演的也是民兵的角色，应该维持秩序才对，怎么自己先打起来了？反而要惹得群众喊“不许打人”？这就很丢脸了。这就是角色不清。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令人发指了。我们离开会场后，因为受到了群众的指责，有几个红卫兵就觉得面上挂不住了，那股恶气就上来了。那几个红卫兵是哪个学校的我就不说了，反正不是我们四中的。结果很快就被他们捉住了倒霉的人。当时已经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停一个红灯时，一个路人好奇的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的，便被他们叫上车来一阵暴打。那个人被红卫兵无缘无故的给打蒙了，索性扬起脸来让他们打，直到被打得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一幅听天由命的样子。但那几个家伙就是没有半点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将那个人踢下了车，那个人讨还自行车，他们就将车砸在了那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在他们的叫骂声中一瘸一拐的推着车走了。这是很丑陋的一幕。那就是一个普通的路人，很天真，甚至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那种困惑的和听天由命的绝望眼神。但他们就这样将人家暴打了一顿，什么理由也没有。这几个红卫兵都是高干子弟，下手之凶狠，态度之果决，完全是一副操人于股掌间的劲头。男孩子会有一些好斗的性格，这不奇怪，但如此的欺良霸善则是很坏的行为。

就我的见闻来讲，干部子弟，尤其是军队干部子弟中的确有一些男孩子打架时出手是很重的，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头，有时真的令人咋舌。这可能与我们的父辈是军人有关。但这样理解和继承前辈的传统，也实在将他们辱没了。这就是禽兽行径。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很可耻，因为我和其他的人就那样看着，什么话也没有说，什么事也没有做。

当时我们的思想的确很混乱，整天造反，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完全没有标准了。但后来真正让我感到憋气的，还是我们就那样傻瓜似的站在一旁，由任那几个人肆无忌惮的发疯，那个劲头好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污辱。说真的，我甚至生出了一丝恐惧，觉得他们说不定会转过头来将我们也暴打一顿。那真的是打疯了。这使我一直恼火。

所以后来我和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们打了一个天昏地暗。文革中被我打得最厉害的，是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若是有机会，我写写文革中高干子弟之间的打架，有些故事才好玩呢。

王斌：还有一种人呢？

礼平：还有一种人就是鬼魅，这才是群众中最可怕的角色。我还是讲故事。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栗钧，平时不太爱说话，很老实本份的一个人。可有一天他不知是说了一句什么话，当时满学校都是来串联的学生，结果一下子就被人群给围住了。这时好像是我们班的李惠敏跑过来说：“栗钧出事了！”

因为我是我们班的红卫兵头头啊，我就赶了过去了，栗钧已经满脸是血的躺在了地上不省人事了。他究竟说了什么，又出了什么事，竟会被这么多的人围殴，我后来也没搞清，但这时最要紧的是他人究竟怎么样了。栗钧当时如果是清醒的，他应该听得到我在大声的骂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得宣示我处置他的权力。

那时我们也不懂得什么抢救知识，就是和大家一起将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伤在了哪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但我们不懂。这时人群就又围上来了。我们只好再将他往宿舍里拖。这时就有一个小孩子凑过来，看样子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但也可能是一个小个子，手里拿着一块很尖利的石头挤进来，朝着栗钧的眼睛就戳了下去。 纯粹是栗钧的命大，因为我们根本腾不出手来制止，根本来不及，我只是瞪了那个孩子一眼，只这一眼，他便转眼消失在了人群中。像这样的小孩子，或者说是一个很像小孩子的人，就是鬼魅。这种人力量很小，能量很小，动作也很小，但结果往往是致命的。

这种人来无影去无踪，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一片混乱中你甚至很难发现他们出现过，但历史中那些最令人痛苦的创伤却往往就是他们留下来的。广大的红卫兵和一般群众应该说都不是这种人。这种人很少，但只要有一点也就足够历史承受的了。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折断，新凤霞的脸差点被打坏，都是群众造成的吗？也可以这样说，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混在群众中的鬼魅造成的，这些伤害都是很小的力量造成的。

杨丽坤的精神疾病主要来自幻听，她是受了恶言恶语的刺激。但能讲出如此有水准的恶毒语言的人又能有多少呢？这就只能是鬼魅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让那样多的红卫兵和造反群众为这些鬼魅承担恶名实在是太便宜它们了。鬼魅也不见得都是下三滥。邓普方在文革中被北大的同学关在了有放射性的教室里，这就是很高智商的鬼魅了。

王斌：文学作品里有很多这样的鬼魅，我们很熟悉的。

礼平：的确，但我们在现实中却几乎将他们完全忘记了。

关于小说题旨

王斌：你的小说叫《晚霞消失的时候》，这里面透出一种凄惋和悲凉，“晚霞”是否作为你的一个象征表达方式，它的“消失”是否喻示着一个曾经的“东方红”时代的殒落？

礼平：谢谢你也喜欢这个名字。这两者绝对是有关的。 晚霞是日落的景象，这与“东方红”正是相反的时刻。这是一个相当强烈的喻意。但在争论我这个小说的时候，不管是批评我的人，还是维护我的人，都避开了这个话题。这里既有人们对文革积弊的小心回避，也有对于我的善意回护。

文革以后，不管是什么人，持什么观点，人们对于深文周纳真的是已经深恶痛绝了。但就我的小说来说，却也失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是1976年，这一年周总理和朱德相继去世，还有一个顶级人物也在这时去世，这就是康生。而这时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毛主席也已经风烛残年，他的去世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事实上，这时很多人已经在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等待甚至期待着这一天。

我应该说也就在这等待或者期待着的人群中。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将是那一年，同时也是本世纪中最壮丽的一个历史时刻。我希望毛主席死么？不能这么说，但也不能不这么说。这是一件早晚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已经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天中的日落一样。那我们就等着吧。于是在这里就可以对我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测来了。

礼平在盼着毛主席早死么？或者是在诅咒着共产党的死亡么？这都是我成心放在那里的话题，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的朋友们就上了这样的当。当我第一次向他们讲完这个故事的以后，这些朋友做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小说非常的反动。但他们却是以非常喜爱的心情来做出这个结论的。

那时，在经过文革中甚至文革前长期的思想箝制以后，人们对“反动”的东西真的是太喜爱了。那天听我第一次讲这个故事的朋友有韩军、罗小明、王冒明、国少庄、潘进战和查光。我的小说让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痛快地“反动”过。

这真的是一种年轻人的大胆和叛逆。但过了好久以后，当他们终于知道这是我瞎编的一个故事以后，罗小明第一个说出了他当时更深的心情。他说，听完这个故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文化革命总算过去了。但文化革命过去以后又会怎么样呢？我的小说做了鲜明的描述，正是这些描述，燃起了他心中的希望，而这就是改革开放。

那时，在1976年，是文化革命的最后一年，人们的心中还并没有改革开放的概念，但是我在小说最后一章中描写的那些东西和那些景象：阶级斗争的消失、宗教的回归、旅游的重启、世界的打开、经济建设的复苏，还有中国海军的壮丽远航，等等，这些都给人带来了强大的希望。而这些与后来的改革开放有什么区别呢？罗小明说这个故事最让人憧憬的其实正是小说结束时中国未来的这一景象。真的，就是罗小明的这句话，使我从来也没有这么深的感觉到，我的表达是可以被别人这样透彻的理解的。这就要说回到晚霞和太阳的主题上来了。晚霞和东方红是完全对立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辩法证。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做一个试验。拿一个正方体放在桌上，上面是A面，底下是B面，四周是C、D、E、F四个面。现在我们来问，A的反面是哪一面？有的人一定会说：是B面。其实错了，C、D、E、F四个面也都是A的反面，甚至包括A面在内的任何2个面、3个面、4个面，直至5个、6个面之和也都可以是A的反面，这就是“非A”。在哲学上，“非A”就是“反A”。

但这是哲学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所以对太阳崇拜的鄙弃，与反毛泽东本人根本就是两码事。当我写泰山上的日落时，我无时无刻不在联想着的正是晚境中的毛泽东，那个太阳是多么的灿烂和辉煌！当一个伟人故去的时候，他带走了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愈是久远，就越令后人回味。

我们今天看待毛泽东的时候，不正是这样吗？文革后，我认为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反毛泽东的情绪是非常肤浅的。我不说它们错误，更不说它们不正当。作这些判断是别人的事。但在我的心中，包括伤痕文学在内的反毛泽东的情绪，我认为它们除了情绪之外真的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他们甚至不知道将毛泽东和更多的历史人物做一个比较，更不知道将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历史与别的历史作一个比较。所以我对这些情绪一点感觉也没有。

倒是那些立刻就离开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时也在谨慎的进行着各种尝试和思考的人引起了我的敬意，比如冯牧，比如陈昊苏，比如王若水，比如胡乔木。当然还有孔丹、罗小明这些对我的故事发出了各种各样感慨的人，也包括你。

王斌：你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这个访谈整理发表的时候，要不要做些处理？

礼平：我希望就这样注销来。我提到的都是一些很优秀的人。何况他们还是我的见证人，可以证明我今天和你讲的东西都是真实的。